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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甘肅社會科學
《文學本土化_現實訴求與理論創新》論文發表期刊：《甘肅社會科學》；發表周期：2021年01期
《文學本土化_現實訴求與理論創新》論文作者信息：韓偉（1975一），男，陜西子洲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趙婉形（1983-），女，甘肅蘭州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2017級博士研究生。
提要：“本土化”研究是當下文學研究的核心關鍵詞之一。對本土化以及本土化價值的重視既是當今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學研究所面臨著自我突破境況的集中體現，又是新時期背景下中國文學生存與發展的必然要求。文學的本土化問題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學克服“影響的焦慮”，由“自卑”到“自信”的外在表征。廓清本土化的學理內涵，在本土體驗的基礎上對文學本土化生成范式的研究和探討，對于當代文學健康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文學本土化;現實訴求;理論創新;影響的焦慮
作為文學傳播中所固有的異質文論“歸化"(domestication)的過程，文學的本土化古已有之。而把“文學本土化”當作問題本身加以深入研究，并最終形成論題域，則是近些年的學術熱點。研究文學本土化在中國的發展對于當下文學走向的重要意義已經成為共識，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關注。對文學本土化以及本土化價值的重視，既是當今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學研究所面臨的自我突破境況的集中體現，同時也是新時期背景下中國文學生存與發展的必然要求。無論是在文學理性的范疇中，還是在學術價值的維度上，“本土化"顯然已成為當下文學研究的核心關鍵詞之一，體現著學界對文學本位性價值觀的再發現，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再覺悟，以及對本土文學獨特性優勢積累前景的再思考。
一、問題的提出：作為學術研究話題的“文學本土化”
當我們對文學本土化的實質進行再解構，并對其在當下中國得以產生深遠影響的內外驅動性進行再剖析時，我們便會更加清晰地認識到這樣一個現象，即文化研究中看似對立的因素常常是雙向建構和相互助益的。因而恰恰是以“對世界的壓縮和對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意識"1為特征的“文化全球化”催化了“文化本土化”的進程。過去的幾十年，隨著科技的發展，各國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彼此間的聯系也更加緊密，經濟與貿易的全球化成為歷史前進的潮流和趨勢。與此同時，“不同民族文化之間，以信息全球化為依托，通過日益頻繁而又緊密的交往，相互碰撞、滲透，不斷更新，重塑了文化共識，并通過"時空壓縮"(Time-space-compression)成了世界文化的交融"2]，在某種程度上說，“文化全球化”的過程就是“異質文化”之間彼此融通、博弈、吞噬和嫁接的過程。
在全球化浪潮的時代大背景下，一方面，中國經濟得以加速發展，“奇跡般地”從改革開放之前“全球最貧窮的國家之列”一躍成為“一個迅猛發展的經濟實體-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3)。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成果使得中國也因此被公認為最獲益于全球化潮流趨勢的國家之一。另一方面，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文化全球化”在中國的“滲透”與“交融”則是以西方文化為主導而展開的。在這種并不對等的文化轉向中，“本土文化”始終處于弱勢的地位。反映到文學方面，自20世紀"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所倡導的便是一種“輸入學理”的學術精神。大量文學理論和作品被譯介到國內，為學者所接受，從而形成了中國文學研究普遍契合西方現代性的傳統。中國文學與“文化全球化”接軌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國文學“西方化”的過程。誠然，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這種“西方化”是符合近現代中國國請下人文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的。“當中國處于一窮二白的狀況時，我們必須通過大面積地從西方譯介先進的科學和文化思想使其自身實現現代化。”[1通過“譯介”和“輸入”，中國文學僅用幾十年的時間便走過了西方文學長達幾百年的理論“進化”道路。到了20世紀90年代，當“文化全球化”作為理論概念開始系統性地進入中國人文學者視野的時候，西方文論“進口”到中國已逾大半個世紀，構成了現當代文學帶有明顯“西化”和"異質化"色彩的“現代性"。
可以說在中國文學加速“理論進化"的初期，文學"新我"的重塑是在人們“對于舊有學術思想的一種不滿意”和“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種新感覺”這兩種復雜情感的相互交織下進行的。這種“復雜”很大程度上在于“本土”還存在重要地位，并影響著人們的認知。那么，當“全球化”浪潮推動下西方文學理論譜系主導了中國文學的時候，人們逐漸認識到，中國文學原有的“本我"已經被邊緣化了。20世紀90年代，當全球化理論在全球興起，世界各民族都在定位“本我文學”在世界文學生態中的獨特性與獨立性的時候，“西方化”色彩嚴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卻已然陷入了與本土文學現場“疏離”的尷尬境遇之中。正因為如此，對于“本土”的呼喚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這種在“全球化”的“強烈沖擊”下所形成的“本土邊緣化”呼喚了本土的重塑和發展。
如果說“文化全球化”構成了中國文學本土化崛起的外在原因，那么當下中國對“日益提高的文化自信"的需求則是文學本土化發展的內在動力。作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3)道路的基石，其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6)"厚植”文化自信在當下中國有著廣泛而深遠的戰略性意義，同時它也是長期被“邊緣化”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一味跟隨西方的學理道路只能催生
“文化自卑”的情結，只有本土文學自身的重塑和發展才能從根本上喚醒中國文學失落已久的自信。如今，堅實的政治經濟基礎為文化自信的重塑帶來了厚重的底氣，中國特色、中國理念和中國思想越來越多地自覺體現在國家話語體系之中，以確立中國在世界的“文化話語權”。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上層建筑”和“軟實力”的本土文化也必然經歷從“自卑”到“自覺”再到“自信"的發展過程。由此可見，文化自信是文化實力的外在表現，文化實力是文化自信的內在彰顯。“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學的“自信”來源于在學習、改進和對照世界先進成果的同時，不斷繼承與創新“本我”文化中長期被忽略的部分。其間，本土化作為“文化自信的根基、沃土、滋養的表述都是突出了它在歷史前進中具有的原點地位，這也是不忘本原、面向未來的歷史性思維在文化發展問題上的體現，是尊重客觀歷史發展，實事求是評判、定位中華傳統文化的體現"1]
因而，當我們站在文化理性的高度審視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時，我們會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一點，即無論是在文學理論創新的開拓上，還是在文學作品創作的實踐中，中國現當代文學必然要經歷一個“轉向本土”的自我實現過程。這一過程對于本土文學的意義，與其說是一種價值轉向，不如說是文學“本我意識”在文化心態上由“自卑”到"自信”的動態回歸。可以說，當代文學“本土化轉向”的需求既是本土文學克服與外來文學之間“結構性沖突”的融通，也是新時代新范式推陳出新的自覺呈現。
除以上因素之外，當今中國文學所處的“文化認知環境”對于本土化的發展也起著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本土化的揭羹，實質上是在中國經濟回歸世界中心之后，向那種將中國置于邊緣的主流學術格局進行挑戰，企圖在世界綜合國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之際重新調整觀念世界的力量版圖。"[5)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之下，無論從主流意識形態高度，還是在大眾文化心理層面，各領域對于本土化的呼聲都是迫切希望擺脫“唯西方”的學術迷信，走上文化自覺道路的體現。一方面，中華民族幾千年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淀，與改革開放以來“全景式”地被引入中國的西方文學理論一起，共同為文學本土化的發物提供了豐沃的土壤。另一方面，主流意識形態的倡導成為學術本土化發展的強勁推力。人們逐漸意識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與創作表面上的“繁榮”不過是“拿來主義”掩蓋下的假象而已。本土文學真實的存在和價值是虛空的，發展是緩慢的。因此，無論是在內在學理的建構上，還是在外在作品的創新上，本土文學突破"唯西方”的壁壘，重建一種真正的話語繁榮，既是文學實踐主體對于本土文學走向的殷切希望，也是當今時代對于本土文學發展的迫切需求。人們期待西方理論譜系的邏輯起點與中國文學具體應用實踐相背離的“結構性沖突”的矛盾得以有效解決的同時，也使得中國不再僅僅是話語規范的遵守者，同時也是話語權的擁有者;不再僅僅“是社會科學理論的試驗場，還應該是理論發源地"9)這一“愿景"(vision)使得“文學本土化”成為具有強大本士“向心力”(eentripetal fore)的態生成過程，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必然方向和趨勢。
二、“影響的焦慮"：文學本土化的現實訴求
在當下的文學生態中，文學本土化作為本土文學的一種動態生成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現狀，以及創作主體對于新文學生成范式的發展需求，同時也體現著當下中國文學正在經歷的自我發現與自我成就的探索實踐。本土化既是中國文學對于自身理論體系改進與完善的內在需求，也是其在全球化環境中努力克服與外來文化"結構性沖突"(strctural confit)在表現形式。然而，在更深的層面上，“本土化價值”的凸顯也折射出人們內心的一種深深的文化焦慮情緒。如果說對于西方理論無條件地“照搬"“濫用”甚至“普世化”是中國當代文學對于外來文學一種錯誤的吸收借鑒方式，那么過分看重本土，甚至是走向文化“自戀”的文化保守主義，則顯然是站在了同一誤區的另一面。可以說，當今人們對于本土化的研究都是站在同一個問題的不同角度進行表面化、碎片式的學理呈現。在某種程度上，這不過是對于本土文學事項的拼湊過程，因而導致本土文學無法擺脫“強勢入侵”的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始終無法擺脫“無體系化”的理論尷尬的境遇。同時，這也折射出在“本我"根深蒂固的“文化自戀”情節下的中國本土文學因無法完全正視自身所處的弱勢地位，從而陷入文化自卑情緒所帶來的消極因果循環之中。種種表現都作為“一種文化認同焦慮的表征”[1)在文學理論和作品中以各種形式體現出來。在這種“焦慮情緒"之下，本土文學或是追逐西方思潮，用扎根于異質土壤的西方文論"對標"(benchmark)中國文學自身的理論與創作實踐，"人為地切割并剝離西方學理與文化語境之間的有機關聯"11]
導致理論與現實的錯置，使得西方文論因失去了賴以存在的文學環境而顯得怪誕和生僻，中國文學也由于被錯誤地詮釋，始終無法走出自身的困境。抑或是與上述情況相對的，人們試圖通過強化本土文化從而與西方文化展開“博弈”，卻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文化固執的理論陷阱之中。意圖以"民粹主義”
色彩濃厚的本土化來抵制現代性和全球化，卻始終被禁錮在
“中西二元對立”的極端化思維模式之中。同時，我們應當看到，一定時期內經由西方理論“報復性補償"之后所產生的文藝理論“中國式的繁榮”，也不過是焦慮情緒下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海市蜃樓般的本土自我臆想罷了。在這種外表“繁榮”
的掩蓋下，文學本土化長期內在“遲滯"(retardation)所形成的學理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已經變得越來越深。以上種種都使得當代中國文學的本土化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因無法取得突破而被困在一條“循環焦慮”的發展軌道上。
無論在內涵上，還是在外延上，文學本土化都集中反映著處于西方文論“影響焦慮”下當代中國本土文學存在的諾多現實訴求。這是文學主體對于原創性新文學生成范式的訴求。可以說，中國文學本土化研究的興起既是本土“對中國當代文論面對西方文論話語時發出的“集體無意識式'的責難”，也是“中國當代文論患上，焦慮恐慌癥，的深刻表征"[2)，這些“焦慮”表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人們對于“本土化"概念本身存在著長期的錯誤理解和強制闡釋。因而，我們有必要對當代中國文學本土化進行概念上的厘定與學理上的重構，力求更加深刻地解讀本土化的內涵。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效地把握文學本土化的發展脈絡，并將其運用于文學實踐中。第一，文學的本土化是一種“堅守”卻不“拘泥”于傳統的文學建構過程。傳統文學作為與外來文學相對的概念，是文學本土化所“根植”并賴以存在的原點。傳統是一種文學區別于他者文學所攜帶的獨特"文化基因"。堅守傳統并不是固執、刻板和一成不變地遵循老傳統，甚至將傳統奉為“主泉而是立足于傳統經驗，與他者文化的對接與融通。從傳統文化的視角凝視外來文明，敏銳地把握本土中積極和順應時代潮流的部分，并通過創造性的學理重構賦予其新的內涵，"在傳統文化的觀照下發出現代人的精神拷問”，從而將“本土性”
落實到當代文學現場，并最終實現本土精神“動態增長"(dynamic growth)的過程。
第二，文學的本土化并不是對于“本我"的固守，而是同“他者”文學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本土文學發展訴求。近代以來的中國本土文學在面對"他者”文學的時候多多少少有些自斯形穢的自卑感，"譯介和研究外國文學帶來的問題，遠遠超出了文學本身，不僅僅摧毀了中國的文學知識體系(經史子集不再作為中國的知識系統)、文學教育傳統，切實地顛覆了中國知識階層對中國文化的深切認同"[1)。通過吸收和借鑒西方的方法論經驗，使得本土文學內在價值觀得到充實，外在表現張力得以發展。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文學本土化在對于“他者”的吸收借鑒過程中，應該著重于“本我”對傳統品格、文化心理、內涵精神的發掘與重塑，通過學習和借鑒外來知識和經驗，使得本土文學充滿“內源"(endogenous)上的彌漫性和滲透性，從而有著生生不息的內增長動力。如果僅僅將文學的外在表現形式作為評價其發展的標準和尺度，就會導致本土化被引入對于西方文學“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流渦，始終無法擺脫“焦慮"的桎梏。
第三，從理論邏輯的維度看，當下中國文學本土化很多時候"不是一個實證性的事實命題，而主要是一個規范性論題，更加依賴于主觀性的詮釋而非客觀的證明"13)。這使得學界常常在層出不窮的關于本土化的討論聲中難以真正獲得突破性的進展。本土文學由于缺乏理論存在感，始終不能夠脫離一種"時滯"(time la)的發展狀態，從而無法真正擺脫西方文論“影響的焦慮”。這里，我們應該明確的是，就其學理屬性而言，文學本土化并不是有著模糊內涵的各種本土學術碎片的集合，而是一種以本土為“原像"(preimage)的“學理框架"(frame)，在這個“框架”中，文學本土化可以被看作是以本土文學為共性內核，文學的模式、素材、邏輯等不同因素“互涉”(inter-at)的研究體系。所有與文學本土化相關的因素都應該被涵蓋在體系之中。當代中國文學本土化研究不能僅僅局限于單一的視域，也不能簡單地對其加以“類型學”劃分，而是應該在“動態內源”和多因素“互涉”的學術理性下展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摒棄表面上的話語繁榮，在本土化實踐中直面西方文論"影響的焦慮”。
第四，中國本土文學存在“邊界自律"(boundary disecipline)的自我訴求，這是本土化發展的內在規律決定的。當今文學生態中的本土化理論實踐，很大程度是在對本土空間邊界"廓清”的基礎上，通過強化文學研究對于國家地域邊界的建構，以區分本土相異于世界的“本土性”。在一定程度上，這種以“本土空間”為核心建構起的“本土問題域"可以部分緩解來自西方文學“影響的焦慮”。然而在更深層文學實踐中，“空間邊界”的局限性對于本土化發展的"阻尼"(damping)是顯而易見的。當今世界，在移民潮、人口流動等因素的影響下，地域邊界對于本土文化的約束逐漸減弱，這前所未有地挑戰著傳統地域邊界的規范。流動的文化一方面“跨越”了邊界，另一方面也不斷“催生”著新的邊界。文學的邊界并沒有因為全球化的發展而消失，相反其“已經不再處于邊緣化的位置，而成了當下文化、政治、經濟和社會運轉的中心"[6]。新時期本土文學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幾乎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的。因此，中國文學本土化不再是單純空間層面的本土化創作，而應該是隨著內在和外在場域的改變而不斷進行“邊界自律”的本土化過程。
三、本土體驗：理論創新范式的學術延宕在理清了當代中國文學本土化獨特性內涵之后，我們應該有一個更清醒的認識，即文學本土化在中國的發展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健全幾套文學理論就能夠實現的。這將是一個長期的從實踐量變到學理質變的過程，需要我們在不斷發掘與構建一個全新的文學本土化思路的同時，為其營造一個
“發鋼的環境”，使本土文學無論在內部體系上，還是外在生態上都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力求從以往研究的單向視角、單一路徑轉為多角度、全方位的學理創新模式，并最終實現本土文學的“方法論自覺”，從而使得中國的當代文學“在'西學，化格局下，走向本土化的回歸"[1]。文學本土化的建立之路必定是復雜而曲折的，需要新的文學理論范式在不同維度的進一步開拓，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在文學方法論實踐的層面，完成從“復制式模仿”到“創造性接受”的轉變。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本土文學對異質文論的吸收都僅僅停留在文學外在形式上的"標簽轉換”和內在學理上的“拿來主義"層面，由此形成一種“拼圖式”的文學本土化眾相，使得中國文學本身的創新性被限制，優勢被遮蔽。由于長期復制模仿異質文論，本土文學始終無法擺脫自身學理、素材、心理、環境等各因素相錯位和脫節的困境。要突破這一困境，當下文學本土化就要“既開放、借鑒，又不照搬、依附外來文化;既要獨立自強，又不閉關自守，不拒絕交流和學習"[13)。這不僅是一個以本土文學場為主體的“創造性接納"過程，也是一次以“建立中國研究自身的理論主體性”為要務的本土文學主要矛盾的動態回歸。"要真正將西方去中心化、真正把中國中心化，我們的問題意識需要從中國的實際問題出發，而不是從西方的理論建構出發。”"[1)這要求我們在對西方文學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量體裁衣，最大限度發揮國內外資源的優勢。既從西方文論中采擷養分，也不忘在蘊藉、詩化、佛學參悟下的《文心雕龍》里享受東方文論的熏陶;既在莎士比亞那里體驗西方戲劇的學理轉向，也向湯顯祖劇本的縝密繁麗中汲取本土美學經驗;既有“邏輯的理性”，也有“詩意的理想”。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本土化，從本土化的視角應對全球化。誠如莫言所言："要更加自覺、更加大膽地拿來，，但·拿來，之后，我們要認真地研究分析。我們要學習和借鑒的是屬于藝術的共同性的東西，我們要賦予的，是屬于藝術個性的東西，那就是我們自己的風格。"[20新文學本土化既是對異質文論的“理論轉場”，也是對他者文學的“創造性接受”，在對接世界的過程中堅守本土，并最終完成當代文學本土話語體系的構建，在與世界的“共振”中實現本土文學的超越。
第二，在學理涵化的層面，完成本土從“重器輕道”到“道器相長"的轉變。“重器輕道”是自20世紀"新文化運動"起百余年來中國本土文學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長期以來，本土文學的“逐新”主要體現在形而下“器”的層面，即淺顯地吸收借鑒異質文學的理論范式和文體形式，過分重視表象的模仿，卻忽略了“本我”與“他者”之間內在“道”的差異，這最終為本士文學構建出一道焦慮的“鴻溝”，始終無法跨越。所謂本土文學的“道”，就是指本土文學的精神內核，它根植于中華民族幾千年博大深邃的傳統文化中，是中國文學所承載的獨特的“文化基因”，也是本土文學有別于異質文學的獨特品質之所在。“西方文學之，道，與西方文化、宗教有深遠關聯，中華民族沒有信仰上帝、基督教的傳統，中國作家也不可能遽然就能夠得到西方文學的真正思想精髓，更遑論將之與中國現實生活結合起來。"[2]當下中國新“本土化”的生成，關鍵在于糾正長期以來“只追求外在形式上的效仿，忽略文學內核的塑造”的誤區，從而努力達到外來之“器”與本土之“道”的融合。幾千年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是當代文學“本土化”生命力的“動力源泉"，用異質文論的文學觀與方法論闡釋中國傳統文化之“道"，使得民族本土文化中最具價值的東西被重新發掘出來，并最終完成“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通過"道器結合"，讓文學“本土化”的過程充滿“內源”上的生命力，只有這樣，本土文學才能從根本上擺脫異質文學“影響的焦慮”。
第三，從主體融合性認知的層面，完成從“整體性趨同"到“獨特性驅動”的轉變。由于本土文學是一個涵蓋多重文學形式和體式的整體性概念，我們在對文學本土化進行研究的時候就要既把握整體，又兼顧局部;既掌控普遍，又針對特殊。長時間以來，近現代本土文學中相對小眾的部分(如少數民族文學、方言文學等)的研究較為滯后，甚至常常是本土化研究中相對“絨默”的部分，僅有的一部分學理上的進展也與主流漢文學是“整體趨同”的，大體也是遵循一條"西化”的道路。以少數民族文學為例，其文論發展也是借助西方范式的引入而得以推進的，"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國本土文學實際經驗的歸納和提升，而是外來理論的橫向移植，是理論先行，表現為外來文學理論的演繹和中國本土文學經驗的就范"12)。然而，這種帶有濃重“強行同質化"色彩的“推進”，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少數民族文學的異質性與獨特性，使得外來理論與民族文學實踐之間存在巨大的矛盾和偏差。加之少數民族文學長期以來處于文學研究的邊緣，僅有如藏族《格薩爾王傳》、柯爾克玫族《瑪納斯》、蒙古族《江格爾》等為數不多的著作受到關注。
少數民族文學的優勢特點不僅未被開發出來，而且可以說是與主體文學一起，“趨同地”被西方文論掩蓋，乃至被揚棄于以“現代性”為“中介”的全球化之中。這無疑是中國本土文學的巨大損失。因而，對于當下中國本土邊緣文學元素“獨特性"(uniqueness)發掘，并使其成為中國本土文學的驅動因素，是時代賦予當代文學研究者的使命。我們應該明確邊緣文學研究理應成為中國文學本土化研究中的亮點，并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學研究中熠熠生輝。
第四，在文學心理建構的層面，完成本土文學從“被動跟隨”到“渴望領跑"的轉變。長期以來，在西方文學的強勢思維“投射”之下，中國本土文學陷入“被動跟隨"的消極發展之中。本土文學要突破這一思維定式，就應該力圖改變以往"被動跟隨”的學術慣性，以主動積極的心態協調文學“本我”與“他者"的關系，以探索開拓的精神挖掘自身的優勢和創造力。與此同時，本土文學要在外在實踐模式和學術體式上努力增強自身的“柔性"(lexibility)，內在認知形式與存在方式上努力強化本土化研究的“剛性"(rigidity)，構起一種真正的富有特性的觀念結構、話語形式和價值系統"[12]，從而使本土文學在內質上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和向心力。在對當下本土文學時空存在方式全面認知的前提下，通過系統地整合本土文學各要素之間的關聯優勢，搭建本土文學作品和理論成果“矩陣"(matris)，使得本土文學不再僅僅是現象性文學學理碎片的堆砌，而是處于本土文學生態中的各要素之間的優勢"關系鏈”。在此基礎上樹立本土文學由“跟隨者”轉變為“領跑者的長遠“愿景"(vision)，使之成為當代文學本土化研究在精神上的驅動力。
中國文學的本土化建構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文學研究要緊跟時代潮流，把控時代方向，在吸收異質文論優勢的同時，努力發掘自身特長。只有這樣，中國本土文學研究才能在本土化視角下培養一種新的文學性格，形成創新驅動下“獨特的"(unique)本土競爭優勢，在世界文學中掌握話語權，通過自身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增強本土文學在世界文學生態中的“統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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