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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系向度下馬克思共同體由“虛幻”走向“真實”的路徑探析

發布時間:2021-07-27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

摘 要: [摘要]社會關系內蘊于馬克思共同體由虛幻走向真實的邏輯理路中,其歷史性確證了厘清共同體問題的唯物史觀視域。馬克思從物質利益問題出發,探討了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的現實分裂,從而揭開了虛幻共同體的歷史暫時性,指明真正共同體蘊藏的利益融合的現實意義;

  [摘要]社會關系內蘊于馬克思共同體由“虛幻”走向“真實”的邏輯理路中,其歷史性確證了厘清共同體問題的唯物史觀視域。馬克思從物質利益問題出發,探討了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的現實分裂,從而揭開了虛幻共同體的歷史暫時性,指明真正共同體蘊藏的利益融合的現實意義;馬克思從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探究物的關系與人的社會關系的顛倒以辨析虛幻共同體本質,主張以自由自覺的勞動為基礎重建社會所有制,以這種所有制為核心的生產關系才能真正成為個體發展的條件;共同體的發展還內蘊著個體和共同體之間交往關系的歷史嬗變,個體和共同體的關系由制約轉向依存,個體和個體之間的關系由工具性走向共在性。

社會關系向度下馬克思共同體由“虛幻”走向“真實”的路徑探析

  [關鍵詞]馬克思;共同體;利益關系;生產關系;交往關系

  作為馬克思理論中占據重要地位的范疇,共同體蘊含著馬克思對個體現實生存狀況的關懷和未來人類社會的科學理論構想。長期以來,提及馬克思共同體理論,有學者從人的生存狀態與共同體的關系視角探究共同體發展的社會歷史必然性和規律性[1],有學者從“勞動實踐”視角闡釋馬克思共同體理論的生存基礎[2],有學者從“共同活動方式”視角探究真正共同體的實踐前提[3],這些思路和方法為本研究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共同體由“虛幻”到“真實”的邏輯建構已然是學界的共識,這一過程蘊含了馬克思對虛幻共同體內在弊病的深刻批判和對真正共同體實現可能的闡釋。如何能更具體明晰這一自然歷史過程,從何種視角說明才能更符合馬克思的觀點,這些問題亟待從學理上辨明。

  縱觀馬克思的文本,社會關系是馬克思思考和解決人類社會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一切存在物的規定性都是在社會關系的基礎上顯示出來的,社會關系作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存在,是人們在社會物質和精神生活中隨著生產和需要的發展形成的各種關系。現實生活中,個人為了滿足需求總是以特定方式與其他社會成員之間相互聯系而后構成共同體。共同體成為由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以及這些社會關系的制度化形式所構成的人與人之間的聯合體。因而,共同體是一個關系存在,共同體內部的各類社會關系隨著生產和交往的發展日益復雜化。

  因此,嘗試從共同體的橫斷方面剖析共同體的內在結構,認識各類社會關系的內在要素和相互作用,理順各類關系生成和發展的內在規律,有助于打通共同體由“虛幻”走向“真實”的現實路徑。其中,特殊和普遍利益之間的關系、生產關系和主體間交往關系是馬克思從社會關系視角考察共同體的具體方面。在不同的社會歷史階段,共同體展現不同的樣態,其內蘊的利益關系、生產關系和主體間交往關系有其特定的內容。這種基于過程性思維和社會關系視角思考共同體的方式也為我們當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理論參照和現實進路。

  一、利益關系由分裂走向和解

  在馬克思的研究視域中,利益關系是社會關系尤其是社會生產關系的最初表現形式,它是人類社會最基本、最普通的關系,它所具備的時空條件性為其在歷史進程中的沖突和融解提供了可能性。馬克思借由對萊茵報工作時期所遇到的物質利益問題的深入考察,發現了隱藏在各種“物”背后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關系”。在這種客觀關系視角下,馬克思進一步發現,由于分工引發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分裂越發明顯,虛幻的共同體隨之生成并最終成為特定階級利益關系的承載體,由此引發的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致使其最終走向消解?梢钥闯,真正的共同體內蘊的利益關系和解的應然狀態并不是一種美好的想象,而是在對市民社會現有利益關系的實然狀態以及發展走向的科學考察和理性批判基礎上形成的,這也展現了馬克思闡發共同體問題的獨特思維方法。

  (一)利益是共同體關系的基石

  對物質利益的關注為馬克思從客觀關系視角探討共同體提供了契機。馬克思剛踏入實際工作所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對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題。就以撿枯樹枝為例,馬克思認為,枯樹枝是樹木這一財產的附屬品,貧苦人民撿枯樹枝是對已脫離樹木本體的附屬物的合法占有,而盜竊林木是對樹木所有者財產即樹木本身的私自占有的違法行為,兩者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差異。然而,特權階級掌控國家立法權并制定了林木盜竊法,抹殺撿枯樹枝與盜竊林木的差異,將撿拾枯樹枝的行為判定為非法行為,以法為媒介強化特權階級利益的優先性,同時弱化貧苦階級基本權利的合法性。這種以私人利益為參照系制定國家法律的做法違背了馬克思對于“合乎倫理和理性的共同體”命題的理解。國家理性與私人利益的邏輯斷裂,促使他反思共同體的合理性以及物質利益的地位問題。

  隨著對物質利益問題的深入探索,馬克思對于國家和法等共同體本質的認識從抽象意志轉向現實的物質利益基礎,并看到了在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客觀關系的決定作用。這種客觀關系同各階級的物質利益緊密相關,影響著財產所有者尤其是政策決定者的觀念和行為,從而影響到國家和法律的具體運行。利益成為共同體關系的基石。馬克思在考察摩澤爾河沿岸居民狀況時指出,“人們在研究國家狀況時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視各種關系的客觀本性,而用當事人的意志來解釋一切”[4](P.363)。換而言之,社會等級的觀念與行動往往遮蔽了一種“關系的客觀本性”,國家和法等共同體受到各等級的物質利益關系的支配和制約。因而,貧苦階級所遭遇的問題不是一種突發的簡單狀況,而是社會管理階層與貧苦階層的物質利益沖突問題。而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消除不合理的關系,從制度上改變腐朽關系。至此,馬克思業已開始轉變囿于理性立場而空談社會現實問題的傾向,并致力于從各種客觀存在的社會關系中探究現實問題的深層原因和解決路徑。因而,利益作為社會生活中的最基礎的社會關系,成為影響不同社會歷史階段共同體樣態的關鍵因素。

  (二)批判虛幻共同體的利益分裂

  真正共同體利益關系的建構并不是一種道德預設,而是建立在對虛幻共同體內部利益分裂的實踐批判基礎之上。馬克思把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置于現實關系之中進行研究,認為那種以“普遍性的形式”追求特殊利益的現象正是虛幻共同體的現實表現。利益以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為基礎,是一定的政治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表現,利益關系在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構出多樣的外化形態。伴隨分工和私有制的發展,產生了特殊利益以及由交往而聯合起來的人與人之間的共同利益。“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同時采取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5](P.536)也就是說,國家作為超脫于不同利益集團的第三方力量,是社會多元利益集體分化后協調利益沖突的產物,是共同體借以化解利益矛盾的工具?梢,國家這種“虛幻的共同體形式”存在的最初動因是為了協調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的矛盾,是以共同利益的名義實現階級統治的合法化。

  然而,虛幻的共同體所代表的“共同利益”實際上是“特殊的獨特的‘普遍’利益”[5](P.537),它不代表社會中每個人的利益,僅僅是共同利益在形式上的獨立形式的虛幻載體,帶有鮮明的階級屬性。就現實而言,統治階級要確證自己特殊利益的合法性,就要把自身的特殊利益表達為適用于廣大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促使社會成員在追求所謂共同利益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去實現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即“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5](P.552)。因而,原本為了協調利益矛盾的共同體變成了個體發展的桎梏。資本條件下的特定經濟結構引發了階級對抗,“我”與“他者”的關系也成為“非此即彼”的不相容關系,階級的自由和壓迫、幸福與痛苦成為相對立的存在。就這樣,統治階級作為特殊群體的利益越來越擴大化,而真實的共同利益被掩藏在帷幕之下。國家和法因其不再是共同利益的現實存在形式,而是僅僅作為維護特殊利益的工具而異化為虛幻的共同體。因此,要探究真正共同體的現實基礎,就需要從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的矛盾關系入手,而對現實利益關系的實踐批判則是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必由之路。

  (三)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矛盾的消解

  馬克思認為,社會利益關系必然隨著生產力發展狀況的變化而變化。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呈現的對抗性質是虛幻共同體階段所具有的社會歷史現象,它是社會分工發展和私有制的伴生物,必將隨著舊式分工和私有制的消滅而終結。因而,共同利益與特殊利益矛盾的和解就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環節,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造成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分裂的根源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與生產的社會化之間的矛盾,正因為利益沖突的根源不在思辨中,而是在現實的物質生產活動之中,因而,消解利益矛盾就只能通過革命的實踐來完成,從根本上否定虛假共同體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生產關系,從而達到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的真實性和高度統一。而真正共同體的建構必須在世界歷史發展中形成,以無產階級為實踐主體,它具有全新的利益特點,即“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6](P.42)。這種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正是符合真正共同體的價值追求。

  在消除了階級對抗和階級利益關系的真正共同體階段,人與人之間處于平等關系,其成員“是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類的利益相一致的人”[5](P.384)。因此,個體的特殊利益不再與共同利益出現分裂狀態,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在矛盾中高度統一,共同利益不會阻礙和損害個體利益,個體的特殊利益成為共同利益的有機構成,二者相互保障、相互促進。在這種自由自愿的聯合體中,個體的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真正達到統一。共同體不再是為保護少數人的利益而設,而是保證每個個體的利益均得到實現。顯然,“真正共同體”是以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為基礎,是以保障個體正當利益與共同利益高度統一、以清除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的對抗性矛盾為價值旨歸的共同體。

  二、生產關系由物化力量向內在力量轉向

  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社會關系,而且是社會關系最具決定性的要素。只有從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7](P.2)。因而,考察共同體由“虛幻”走向“真實”的歷史進程,就要沿著物質利益關系這一客觀關系的道路繼續深化,從社會生活各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深入到市民社會中考察商品、貨幣和資本等人類勞動對象物的抽象物性。這種人與物的關系所發生的目的與手段之關系的顛倒,既不能靠倒退到自然共同體人的依賴關系中去完成,也不能“以喚醒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來實現,只有在社會實踐中依靠物的力量變革物化社會關系和私有制關系,從而構建合理的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不再是控制和制約個體的外化力量,而是促進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和手段。

  (一)從人與物之關系的顛倒解蔽虛幻共同體的物化本質

  馬克思深入到政治經濟領域對虛幻共同體開展研究,深入到生產和流通領域考察從商品到貨幣再到資本的生成和積累過程,從而厘清了人類勞動產品對象的拜物教性質。虛幻共同體內部人與物的關系發生了目的和手段的顛倒,抽象的社會關系之“物”替代了所有物的直接物性,勞動者之間直接的社會關系被物之間的抽象關系所遮蔽。

  在商品社會,私人勞動不能直接作為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而是通過商品交換來印證自身。因而勞動的價值必然通過外在的物來體現,人與人之間以商品交換的形式產生關系。“人”的意義就是以商品這類“物”來表現,從而使得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外在地顯現于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于: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8](P.89)貨幣的產生成為衡量商品價值量的一般等價物,作為商品世界的完成形式,它“用物的形式掩蓋了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以及私人勞動者的社會關系,而不是把它們揭示出來”[8](P.93)。繼而,以勞動力轉化為商品為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作為生產關系和物質生產要素的雙重規定促使資本行使物化的權利,在追逐剩余價值的動機驅使下強化雇傭勞動制度,進而促進物化關系的生成。因而,作為人類勞動對象物的商品、貨幣和資本所蘊含的物的力量原本是作為人的活動的產物,應該是從屬于人而存在的,但它們卻成為外在于個人并控制人的力量,從而成為社會歷史活動的主體,而個人和共同體則成為資本增值的工具。而且,人類勞動的社會性質被反映為勞動產品對象的物的性質,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反映為“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表現為人對物的占有關系。這種物化關系體現了虛幻共同體內在的矛盾裂變,這種共同體作為一種社會原則對個人而言成為外在的、強制性的外化力量。

  馬克思進一步從世界歷史視域出發,指明世界市場作為資本主義對外開辟的空間載體,不僅沒有消解物化社會關系的困境,反而成為物化社會關系生產和再生產的空間媒介。資本在全球范圍開發和落戶,將自身生產方式的基因序列復制到各民族,同時不斷發展著資本自身的否定性因素。它將世界歷史空間范圍內各民族的封建羈絆清除,卻又被置于物化社會關系的控制下。全球范圍內分工的不斷固定化和精細化促使勞動者創造出來的異己力量的壓迫性不斷增強。世界市場所創設的空間內蘊物質化社會關系呈現出地域不平衡性特征,從而誘發全球范圍內不同階級之間的反抗和對立?傊,物化社會關系在空間范圍的生產再生產過程展現了人和物顛倒性關系的強大的可復制性,資本空間擴張引發的危機激起了世界范圍內的階級斗爭,這為揚棄以“虛幻共同體”為代表的上層建筑和開啟新的生產方式提供了現實的主體力量。

  (二)物化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運動預示了真正共同體的必然性

  馬克思認為,物的力量“本來是由人們的相互作用產生的,但是迄今為止對他們來說都作為完全異己的力量威懾和駕馭著他們”[5](P.542)。而現實的革命就是要實現對使人逐步工具化的物化力量的控制和自覺的駕馭,這成為一種邏輯使然。這種邏輯使然的根源在于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物化生產關系逐步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制約性要素,虛幻共同體成為個體存在的桎梏。因此,物化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運動預示了真正共同體的歷史必然性。

  相關期刊推薦:《內蒙古社會科學雜志》創刊于1980年,本刊為雙月刊。設有:專論,民族·歷史,政治學·法學,哲學·科學,文學·語言,經濟·管理,西部論壇,編輯出版學等欄目。其中,民族文化、北方民族歷史、蒙古國研究、西部論壇等欄目獨具地域特色,在學界相關研究領域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這就必然要求變革物化關系尤其是生產關系,使其重新滿足生產力發展的需求。因而,建構真正的共同體最深層次的問題就是實現人與物的關系“再顛倒”,實現人們對物的異己經濟力量的自覺支配與重新駕馭,使之服從于人與社會自身發展的過程。“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9](P.97),虛幻共同體的物化生產關系的隱秘特性才會被揭開。其次,馬克思認為,要辯證認識虛幻共同體的物化屬性,既要看到物的力量內部蘊藏的否定性因素,也要認識到物化在特定意義上的歷史必然性和正當性,基于此才能正確認識消解物的力量的方式。從自然血緣關系和統治從屬關系到“物的依賴性”階段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是生產關系日益擴大的產物,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因此,虛幻共同體內部否定性要素的消除也要在自然歷史過程中開展,要借助物自身的力量,在高水平的生產力基礎上依靠消除私有制等實踐手段來消除物化。盧卡奇也看到了物化對人的侵蝕,看到了無產階級是消除物化的主體力量,但他卻走向了以喚醒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作為消除物化途徑的道路上。但是,馬克思的觀點是,“個人力量(關系)由于分工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里拋開關于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方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5](PP.570~571)。擺脫物的控制不再是形而上學的問題,而成為關乎人類社會發展的現實難題。歷史的發展印證了人類生存方式由虛幻共同體到真實共同體的客觀發展進程是不能先驗的、不能從某個思想家的理論出發的,而應回歸到活生生的具有本源性和客觀性的社會歷史過程中,借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沖突,借助社會變革的力量,使人被自身產物支配的現象在歷史中自然而然地改變。

  (三)以自由自覺的勞動為基礎重建社會所有制

  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生產關系是一個具有多層次內容的復雜系統,所有制關系是所有社會生產關系中最具決定性的方面。因此,變革物化社會關系的關鍵就在于變革所有制關系。物化社會關系的形成根源在于以資本與雇傭勞動為前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私有制限制了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使人變得狹隘和片面。因而,“真正的共同體”要“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8](P.874)。這種重建個人所有制是對私有制和個體所有制的一種否定,其根本上是一種社會所有制。這種社會所有制作為未來共同體的所有制形式,是使生產關系由外在性壓迫力量轉化為個人自由全面發展條件的內在力量。換句話說,馬克思提出重建社會所有制問題不是現實可操作性的具體方案,而是在對私有制批判的基礎上實現個體與共同體相統一和個體達到自由全面發展的未來社會的宏觀意義上的哲學考量。

  現實生活中的個體通過勞動在外在世界中表征自身,不同歷史階段的共同體反映了勞動性質和方式的不同。在未來的人類社會,私有制由于自身的不可持續性必然要被自由人聯合體的社會公有制所取代,個人不再被物所支配,生產資料被社會全體人所占有,每個個體以勞動為中介使用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10](P.18)勞動成為自由自覺的勞動,從而徹底實現了勞動解放。當外在的社會條件不再以異己性存在后,勞動從雇傭關系中解脫出來,勞動產品不再具有拜物教性質,勞動真正成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實現方式。勞動者和勞動條件實現了統一,勞動不再是為了獲取物質生活資料的手段,而成為自身的內在需要。人在自身需要的驅動下進行生產勞動,通過勞動滿足自身需要,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人的規定性。

  三、交往關系由二元對立走向和諧共生

  共同體由“虛幻”走向“真實”的過程,內蘊著個體和共同體主體間交往關系由分裂走向統一的重構。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關系是共同體由“虛幻”走向“真實”所內蘊的主體間性的思維向度。這種統一關系的建構具體表現在:消除由物化社會關系帶來的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關系的撕裂,達到自由個性的個體與共同體的依存關系;消解個體間關系的對立,促進個體間的和諧共在。

  (一)個體與共同體的關系奠基于生產關系

  如上可知,馬克思把對物化社會關系的分析推進到生產關系的高度,從根本上找到了虛幻共同體的內在弊病,從而實現對物化關系的歷史和現實批判。從物和生產關系等范疇入手,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沒有看到主體間交往關系問題。生產關系作為人與人在生產過程中生成的物質交往關系,從外延上隸屬于交往關系。同時,交往內在于生產活動之中,主體間交往關系是在生產實踐中生成的。因此,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是在生產和交往實踐中互相影響的,生產關系的性質從根本上決定了交往關系的外化形式。馬克思在看清虛幻共同體生產關系的基礎上,也從價值視角和人的生存狀態看到了主體間交往關系。主體間交往關系在外在表現形式上反映了不同歷史區間共同體的性質。因此,有必要將人、主體性和價值等范疇自覺地納入到共同體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范式中,在探究共同體生成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同時關注共同體內部主體間交往關系的樣態,以尋求交往和生產的良性互動關系。

  個體與共同體的關系是馬克思考察共同體問題的核心范疇。馬克思考察的個體是“現實的人”,這種現實的人只有在各種復雜的社會關系中才能獲得具體的規定性,F實中的個體是在與其他個體的相互聯系中以共同體的形式存在和社會化的,人自身的所有關系也只有通過對他人或者共同體之間的關系才能得以體現。也就是說,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以及個體與蟄居其中的共同體之間的交往關系是主體間關系的重要方面。這兩類關系在不同形態的共同體中具有不同的表現形態,是與其所在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并為主體間交往關系的發展和變化提供可能性和必然性。

  (二)個體與共同體的關系由制約走向依存

  個體和共同體的關系一直是馬克思建構共同體理論的中心線索之一。在虛幻的共同體中,“每個個人迫于生存條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約而形成共同的關系,進而結成共同體,但其個性和自由卻又受到了共同體的制約”[11]。虛幻共同體的物化社會關系消弭了人的社會關系的豐富性,限制了個人的發展。物的力量將全體社會成員編織到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網絡之中,并將其變成統治現實生活的唯一的、絕對的關系,使社會關系的豐富性消失,單一化為抽象的交換關系。馬克思深入到日常生活中考察了“現實的個人”的生存境遇,尤其是考察了雇傭勞動者被支配和奴役的弱勢生活境遇。他指出:“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就是物對人的統治,死勞動對活勞動的統治,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12](P.469)令人吊詭的是,雇傭勞動者為了生存,被迫成為社會生產過程的某個環節,他用自己的活勞動創造的勞動產品反而轉化為資本家奴役勞動者的資本。馬克思進一步指出:“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的人格,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8](P.10)資本家顯然也不是“真正的個人”,而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成為外在于雇傭勞動者的支配力量。不論是資本家還是雇傭勞動者,都沒有逃脫物化的力量。共同體中個體的個性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由明確的共同體社會關系包括階級關系所制約和決定的。資本主義共同體的個人已經不是“真正的個人”,而是成為受到物化社會關系制約的階級和利益關系的承載體。雇傭勞動者成為資本增值的手段,是人格化的活勞動;而資本家則成為資本職能的執行者,是人格化了的資本。

  真正共同體是人的自由個性真正展現的歷史階段,它是對人和物在手段和目的關系上的再顛倒,具有擺脫了“物的依賴性”的“真正的個人”的獨立性。馬克思將“現實的個人”作為考察共同體的基本前提,將人在現實生活中所處的社會關系作為理解自由的基本條件。只有通過社會關系的革命走向真正共同體,才能實現人的自由個性。這種自由個性的主體不再是虛幻共同體的“私人”或者“利己主義的原子個人”,而是“真正的個人”和“自由全面發展的個人”。這種個人是可以自由支配時間的,時間不再成為貨幣單位的價值衡量尺度,而是真正被置于個人的支配之中。馬克思認為,“自由個性的個體”與“聯合體”兩者處于互動和依賴關系中。只有通過聯合才能消解由于分散性所引發的剝削性力量,個體重新獲得控制自身社會關系的條件,才為全面發展提供潛在性。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5](P.571)真正的共同體既是作為自由個性的真正的“個體”,又是作為真正的共同體的“聯合體”,所以是個體與共同體的辯證統一。——論文作者:鄭冬芳,王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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