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7-08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西方學界對歷史想象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啟蒙時期，康德的演繹邏輯和維柯的詩性智慧提供了對想象的兩種不同理解，并影響了此后的歷史想象觀念。隨著19世紀史學的專業化，大部分職業史家視想象為歷史研究中需抑制的因素。隨后，柯林武德和海登懷
[摘要]西方學界對歷史想象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啟蒙時期，康德的演繹邏輯和維柯的詩性智慧提供了對想象的兩種不同理解，并影響了此后的歷史想象觀念。隨著19世紀史學的專業化，大部分職業史家視想象為歷史研究中需抑制的因素。隨后，柯林武德和海登·懷特分別在認知和話語層面為歷史想象進行了辯護。他們認為，歷史敘事無法剔除想象，歷史想象在其中發揮著連接、綜合或預構史料的作用。歷史想象對史家探尋歷史過程，理解歷史意義不可或缺。有關歷史想象的探討啟發我們思考一種不只包含了事實，還可能蘊含著倫理和審美維度的歷史真實。
[關鍵詞]歷史想象;歷史真實;柯林武德;海登·懷特;歷史認知;歷史話語
“想象(imagination)”一詞源于拉丁語“imāginātiōnem”。其與名詞imāgō相關，imāgō有“模仿、復制、再現”的意思，在修辭學上特指“比較”，在藝術領域意為“描寫、表達”。從imāgō可衍生出動詞imāginor，意為“構思、設想”。因此，“想象(imaginaion)”最初有客觀事物在頭腦中的構想、摹仿、再現和描繪之意。在漢語中，“想象”一詞為動賓結構�！墩f文·心部》：“想，冀思也。”《說文·象部》：“象，長鼻牙，南越大獸，三季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①《韓非子·解老》：“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②可見，在中文里，“想象”也有依據客觀事物在頭腦中進行構想之意，它與英文imagination的最初含義有暗合之處。在現代哲學解釋中，“想象”通常被視為一種思維能力。如《哲學百科全書》將其定義為一種在心靈中構造圖像或其它不是直接源自于感官之概念的能力③。張世英指出，“想象”基本意指“飛離在場”，即一種“使本身不出場的東西出場”的“能力”或“經驗”④。通過想象，我們能夠回憶過去的事物，或構建出一個被認知了的場景，雖然這個場景可能無法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其對應物。所以，大家通常不會否認，想象是文學和藝術家必備的一種工具。借助想象，他們能夠超越現實生活，進行“虛構”的工作。
但想象是否是史家必需的思維工具，卻是一個爭論中的議題。一方面，歷史學的要義在于求真，這要求史家嚴格依據史料，對過往的經驗事實進行仔細地調查研究，以確保其敘述最大限度地與事實相符。從這一層面看，歷史學排斥想象。但另一方面，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是史家無法再感知和知覺的過去事件，史家永遠無法在現實中對之進行經驗觀察，或用卡西爾(ErnstCassirer)的話說，無法“在一種純物理的客觀的意義上使它再生”⑤。因此，就使過去不在場的事物再次顯現而言，想象對歷史學又至關重要。關于想象在史家頭腦中發揮的作用問題，張耕華、杜維運、李劍鳴等國內學者都曾作出論述。他們肯定了想象是史家所能使用的一種思維工具，但同時又認為史家在使用這種思維工具時要“適度”“平衡”“輔助”性地運用，以確保歷史的真實①。這樣的說法得到學界的大體認同，但也留有很多可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比如，如果說想象確實是史家的一種思維工具，那它是必需的嗎?假設史家已經獲得了足夠的證據，那么他還需要想象嗎?想象的參與是否意味著背離實在?本文試圖圍繞著這些問題，回顧和考察西方史學思想中不同學者針對歷史想象的思考，總結、比較其中的共識和差異，以期引發學界對歷史想象問題的重視。
一想象在西方思想傳統中的位置
按照“想象”一詞的詞源，其有以客觀事物為原本進行復制、描繪的意思。據此，柏拉圖哲學將想象置于認識過程四階段(想象→信念→理智→理性)的最低位置。在柏拉圖看來，人類認識的最高任務在于追溯感性中直接在場的東西的原本，即永恒在場的“理念”;而想象只是對“理念”的摹仿，它需要借助回憶，其所得產物歸根結底是一種虛幻，并非純粹在場②。這里，柏拉圖考察的多為繪畫和詩歌中的想象，他輕視這類工作在認知中的作用。雖然柏拉圖沒有說明歷史研究中是否有想象成分，但他也不看重歷史，因為歷史研究變動不居的事物，它所產生的不過是一種“意見”，而非純粹意義上的“真知”。在柏拉圖之后，亞里士多德將想象性的詩歌與歷史區分開來，認為前者旨在提供審美體驗和普遍的道德教益，后者旨在提供行為指導和進行探究活動③。亞里士多德把歷史置于比詩歌更低的位置，因為歷史描述的僅僅是一些“流水賬”，而詩歌多少揭示了人類本性及人類行動中的普遍意義④。即便如此，想象性的詩歌仍然比追求永恒和理性的哲學的地位低。因此，在希臘哲學中，懷疑、抑制想象的觀念始終占據主流。這種情況到啟蒙時代方有所改變，伴隨著思想家對想象的深入思考。
啟蒙時代對想象有兩種不同的理解，分別以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Kant)和意大利思想家維柯(GiambattistaVico)為代表。康德把想象視為人類知識得以形成的先決條件之一。他區分出兩種想象：一為“再生性的想象力”，指一種回憶或聯想，它“只是服從經驗性的規律即聯想律的”，因此沒有脫離柏拉圖的窠臼，“對于解釋先天知識的可能性毫無貢獻”⑤;“創造性的想象力”(produktiveEin-bildungskraft)則不同，它是一種“先驗的想象力”，是前者產生的基礎�？档聦⑷祟愓J識分為感性直觀和知性概念兩個層次。通過感性直觀，我們接受物自體刺激而所產生的表象。借由感性直觀中的時間和空間，我們將雜亂無章的表象在感性中綜合起來。在感性直觀之上，四組十二對的先驗范疇又構成一張認知之網，把分散且無聯系的感性認識綜合起來。先驗想象力就起到了溝通直觀和范疇、感性與知性這兩種本質上異質的認識能力的作用。因而，想象力同時具備感性直觀和知性概念的特征。一方面，它能夠把雜多的表象帶到綜合中，另一方面，它又能通過時間規定與知性范疇契合，從而把同一性帶到綜合中⑥。
具體來說，先驗想象力發揮著兩種作用：其一，它能夠把在時間中先后呈現的各種感覺因素結合為單一整體的感覺對象。例如，能夠把一條線的第一段、第二段等等與最后一段綜合為一條整體的線;能夠把第一天中午到另一天中午的這段時間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緣于先驗想象力的這種作用，已不在場的先行表象(直線的前一部分、時間的先前部分)得以在思維中再生出來，并且與繼起的表象綜合為一個完整的整體。其二，想象力可以通過“圖式”(Schematismus)把知性概念和感性直觀結合為經驗知識。例如，當我看到面前的一本書時，通過圖式，即先驗想象力的綜合作用(或者說，形象綜合)，我得以把感覺中直觀到的東西和“書”這個概念綜合為一個單一的經驗———看到一本書的經驗，這是一個將知性概念加以直觀化、感性化和圖形化的過程①。根據這些作用，想象力就在康德論證的演繹邏輯中占據了關鍵位置，它是人類一種理性的先驗能力，在知性建構人類科學知識大廈的過程中，扮演著積極的推動者和創造者的角色。同時，在演繹邏輯中，知性概念和經驗材料又規定著想象力：前者賦予想象力以必然性，把它綜合在一個系統中，不致讓其成為一種天馬行空的、盲目的東西;后者又賦予想象力以實在性的基礎，不致讓其成為一種虛幻的空想。
維柯則在不同層面理解想象�？档碌挠^念部分來自于笛卡爾，笛卡爾又追隨柏拉圖，認為只有先天的觀念是確定的，因此，所有基于感性經驗的知識都無法提供絕對的確定性，歷史學即屬此列。維柯則是徹底的反笛卡爾者。他認為，由于人創造了歷史或人類世界，因此人能夠認識歷史或人類世界;類似的，由于自然界由上帝創造，因此只有上帝能夠認識自然界，人無從認識。這樣，歷史這種在柏拉圖和笛卡爾那里無法獲得確定性的“意見”便被抬升到知識的地位。
想象在維柯所謂歷史知識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維柯將人類歷史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自身觀察世界、認識世界的獨特方法和眼光，且皆合理。其中，在原始階段，人們(如荷馬)借由活躍的想象，“制造出某些范例或理想的畫像”，形成“想象的類型”(imaginativegenera)，從而“把同類中一切和這些范例相似的個別具體人物都歸納到這種范例上去”，形成對事物的認識。同時，由于個體和范例間的相似性，借由想象所得到的“想象的類型”必須被創造得恰如其分。因此，在這種意義上，這些想象類型也可以被視作真實的②。由于想象是人類思維模式的最初階段，伴隨著人類階段的成長，在想象之中便誕生了理性。“人類思想的次序是先觀察事物的類似來表達自己，后來才用這些類似來進行證明，而證明又首先援引事例，只要有一個類似點就行，最后才用歸納，歸納要有更多的類似點……(蘇格拉底)才用歸納來引進辯證法。”③這樣，依照原本進行的想象的比喻就成為理性的辯證法的“前身”。通過這種方式，維柯就把被柏拉圖、笛卡爾貶低的想象提升到與邏輯同等的位置上。如果說邏輯作為理解的一種方式，它是抽象的，是對概念的推演，那么想象作為理解的另一種方式，它就是具體的，是對意象的運用。
康德和維柯對想象的理解在之后對學者們認識歷史想象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說，歷史想象便是這兩種想象雜糅的產物。在有關歷史想象的早期論述中，接受了康德和赫德爾(JohannGottfriedHerder，他在德國發現了維柯學說的價值)觀念的威廉·馮·洪堡(WilhelmvonHum-boldt)認為，歷史認識不僅要觀察到孤立的、零碎的外部事實，更要憑借感覺、猜測去把握事件之間的內在因果聯系和在事件背后起作用的創造性認識———理念(eineIdee)，由此形成的歷史認識方可稱為真實的。要把握內在因果聯系和理念，就必須運用想象。在這里，想象不是純粹的幻想，而是直覺能力(intuitivefaculty)或關聯能力(connectiveability)。通過它，史家可以填充和聯結他所直接觀察到的雜亂無章的片段，找到個體事件之間的必然性，從而達成歷史真實。同時，歷史真實本身是多樣的，富于個性的，不存在所謂的單一模式④。這便與康德式想象所達成的普遍知識區分開來，更加強調歷史想象的特殊性。此外，洪堡也承認史家所用的想象與詩性想象的共同之處，但他仍然區分了二者，認為不同于詩人，史家必須要將想象置于對實在的經驗和觀察之上。洪堡的這種歷史想象觀念不是孤立的，到20世紀初期，我們仍然能夠找到這種觀點的相似物。
二對歷史認知中想象的論證
洪堡生活的年代恰是西方歷史學經歷專業化變革的時期。隨著歷史學成為大學中一門固定的專業科目，它逐漸完成從修辭學中脫離出來的過程，確立起自己規范的方法論及教學法，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與此同時，文學(literature)和語文學(philology)逐漸取代古典時期的演說和修辭學，成為有關寫作和語言的一般學科。歷史學同文學、語言學在學科設置上有了清晰的界限。這條界限在思維中的反映，即要求史家告別用想象來構想真實事件這種前現代的行為，以便能夠把史學同神話傳說(這被認為是文學的研究領域)區分開來。因而，一些促成和接受專業化的史家有意識地試圖抑制想象。蘭克(LeopoldvonRanke)曾清晰地表達過這種看法。在其成名作《拉丁與條頓民族史》的導言中，蘭克寫道：“書的寫作形式取決于其目的和主題。因此，歷史著作的寫作，不可能像文學作品那樣文辭華美、想象豐富，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嚴謹的事實陳述———即使這些事實或許是偶然的和枯燥無味的———無疑是歷史編纂學的最高法則。”①這里，蘭克實際上將想象設想為在修辭上起作用的事物，它會“拖累”歷史事實，因此要在“著作里避免一切創造和想象”②，史家只需如實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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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文風華麗的浪漫派史家麥考萊(ThomasBabingtonMacaulay)，他一方面重視人的情感，認為“一個完美的歷史學家必須具有足夠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敘述既生動又感人”;另一方面又補充說：“(史家)必須絕對地掌握自己的想象，將它限制在他所發現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葉，損害其真實性。他必須既能深入而巧妙的推論，又具有充分的自制力，以免將事實納入假說的框架……歷史學始于小說而終于散文。”③在麥考萊看來，歷史學的肇始得益于其與虛構作品間的曖昧關系，但歷史學的發展使其脫離虛構作品，成為描述過去的真實文本。麥考萊實際上同蘭克一樣，認為想象在“文體”(style)層面發揮著作用，它與歷史認識無關，屬于次要的語言裝飾，僅使得歷史呈現更為生動�？陀^主義者蘭克較麥考萊極端之處在于，他認為即使是這些文體中的修辭因素也要一并去除。
蘭克和麥考萊的觀點代表了實踐史家所推崇、遵循的一種規范：史學的求真意味著史家要憑借科學方法，盡量捕捉一切瑣碎的事物，發現過去“尚未講述的故事”，謹防想象在修辭上添枝加葉，從而使歷史記述能夠與過去實在相符合。這一規范暗示著史家頭腦中潛存的一種觀念，即認為歷史實在就像自然規律一樣存在于外部世界中，等待著被發現，而事實之間的聯系已然存在。實際上，史學家的思維工作并非如此簡單，即使假定起著文體式功能的想象能夠被排除出去(事實上這不可能)，發揮著康德式認知作用的想象也無法被排除。20世紀初，曾任美國歷史學會和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主席的史學家艾伯特·哈特(AlbertBushnellHart)在一篇專門論述歷史想象的文章中寫道，想象是一種“心靈的高級能力”，一種“高尚……的能力”，一種“心靈的神秘力量”，想象在歷史研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就像是把事實的枯骨裝配起來使它們復活④。哈特的這種觀點與洪堡的有些類似，但他浪漫化的論述并沒有受到美國學界的重視。在哈特作出上述論述的十多年后，英國思想家柯林武德更為系統、也更為有力地論述了歷史想象在認知過程中發揮的關鍵性作用。
柯林武德認為，史學家的工作遵循這樣一個程序：他需要依據某一標準對史料及其中的論斷進行批判、選擇，獲得諸多點狀的事實，然后在事實間進行推論，獲得眾多線索，最終得到一幅自我融貫的整體圖畫⑤。在這一程序中，想象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一，歷史推論的過程需要想象的參與。史學家需要利用想象，在固定的事實、即單一論斷之間插入史料所不曾提及的東西。例如，史學家從證據中得知，凱撒第一天在羅馬，第二天在高盧，那么，他就要借由想象把凱撒從羅馬到高盧的行程連接為一個連續的整體①。在此，歷史想象相當于一種理性推論，它發揮著綜合式的建構功能，將點狀的事實串連成線，構成一個整體。其二，對史料及其中論斷進行批判、選擇的過程也需要想象的參與。對史家來說，事實的點并非固定，需要通過理性批判獲得，他要對原始材料反復加以檢驗、駁斥，以確保所構成的整體圖畫融貫而沒有沖突。而史家借以批判的標準，正是由歷史想象構成的整體圖畫提供的，這幅整體圖畫對事實發揮著引導功能�？铝治涞轮赋�，這個整體的網“乃是比我們迄今所認識到的要堅固得多、有力得多的某種東西。遠不是它的有效性要靠給定事實來支持，它實際上是充當了我們用以決定所聲稱的事實是否真實的試金石”②。由此，在柯林武德這里，歷史想象不再是麥考萊式的裝飾性的想象，而是一種認知的想象，他稱之為“先驗的想象力”(apriopriimagination)③。
那么，柯林武德先驗的歷史想象力與康德先驗的想象力有何聯系呢?柯林武德認為，首先，這種先驗的歷史想象力同樣是人天生所具有的一種能力，是人類心靈普遍和必然的方面，是“任何史學家在擁有這些證據時都會想象的，在任何情況任何氛圍中思考相同的證據時都會想象的”④。其次，如同康德的想象力能夠讓我們“看見”超出實際感官感知的客體，如月亮的背面、未破殼雞蛋的里面;先驗的歷史想象力能夠綜合連接起眾多事件，將之構成為一幅整體的、融貫的歷史圖畫。但歷史想象又稍不同于認知想象，它“以想象過去為其特殊的任務”⑤。歷史想象歸根結底是對特殊事物、對個體的認知，其最終實現的不是康德知覺想象所得到的普遍的、科學的類(types)。此外，歷史想象針對的是史家無法經驗的、一去不復返的事物，“那不是一種可能的知覺的對象(因為它現在并不存在)”⑥。
然而，如果是對特殊事物、對個體的認知，這種想象力就與文學藝術家的想象力有些相似，因為文學藝術家正是要憑借想象力描述出不同個體及其個性，進而構造出一幅融貫的整體圖畫�？铝治涞驴紤]到了這一點，但他仍然盡力區分出兩者。他認為，不同于小說家，史學家的圖畫必須力求真實。首先，史學家的圖畫需要能夠在空間和時間中定位。其次，這幅圖畫需要與它自己相一致;因為只有一個歷史世界，而且其中每一個事件都必定和其他每一個事件處于某種關系之中。再次，這幅圖畫還必須與證據處于特殊的關系之中;這一點是最重要的，證據可以是史家認為一切有價值的事物，但史家的陳述必須要有證據加以證明⑦。由此，通過與知覺想象和文學想象相區分，歷史想象的特征便顯現出來。
柯林武德對歷史想象作為史家先天能力的論述破除了大部分實踐史家認為史料是判定歷史真實性標準的經驗主義觀點。現在，一切歷史事實都將由史家的主體觀念所確定，而非由外部世界所給定。換句話說，只有在觀念中，歷史事實才能被認識。但存在于觀念中的歷史事實仍然是客觀的，因為恰恰只有存在于觀念中，它才能被理解。“對歷史學家來說，他所正在研究其歷史的那些活動并不是要加以觀看的景象，而是要通過他自己的心靈去生活的那些經驗;它們是客觀的，或者說是為他所認識的，僅僅因為它們也是主觀的，或者說也是他自己的活動。”⑧通過這一證明，柯林武德確定了先天的歷史想象是史家在觀念中客觀地把握事實的必要裝備。鑒于柯林武德是從理解史料、認知史料的研究過程來探究歷史想象的，因此，借鑒當代學者杜森(JanVanderDussen)的說法⑨，我們可以把柯林武德的這種證明視作為歷史知識建構的“底層基礎”。歷史想象是“底層基礎”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假如沒有了歷史想象，史家得到的將是一堆沒有經過批判的史料堆積物。——論文作者：金嵌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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