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碎片化的話語根源診斷

發布時間：2021-07-08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史學碎片化的產生有其話語根源。海登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揭示了史學文本的雙重話語結構，即顯性結構和隱性結構，并認為歷史書寫實際上就是一種語言操作活動，史學文本就是一則隱喻，得出史學若文學結論。實際上，海登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必然會導致極端的

　　摘要:史學碎片化的產生有其話語根源。海登·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揭示了史學文本的雙重話語結構，即顯性結構和隱性結構，并認為歷史書寫實際上就是一種語言操作活動，史學文本就是一則隱喻，得出“史學若文學”結論。實際上，海登·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必然會導致極端的碎片化狀態。而通過對以喬治·萊考夫和保羅·利科為代表的當代隱喻理論的分析，發現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完全割裂了隱喻與真實之間的聯系，是對主流隱喻理論的一種閹割。對于如何有效地克服極端的史學碎片化，現代唯物史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啟迪，它可以從邏輯的根基處，即歷史本體論和認識論層面，阻斷極端碎片化的生成機制。

　　關鍵詞:海登·懷特;史學碎片化;隱喻的真實;現代唯物史觀

　　不少研究者認識到，“史學研究中‘碎片化’問題的產生與后現代史觀的彌散、傳播有著直接的關系。”[1]但他們所謂的“后現代史觀”更多地指向法國史學家弗朗索瓦·多斯(他于1987年出版了《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一書)以及利奧塔，其中論及�？隆⒌吕镞_、巴特、海登·懷特的文獻很少，而后四位正是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語言哲學的杰出代表。也就是說，現有的關于史學碎片化的研究，更多的是史學家們反思二戰以來史學中出現的諸如文化史、社會史、心靈史等所謂新史學之產物，而很少從語言或話語這一形式角度對其進行哲學剖析。本文以后現代史學理論的首要代表人物海登·懷特(HaydenWhite，1928-2018)的歷史書寫理論為例展開分析，以期揭示史學碎片化與話語、語言之間的內在聯系，并探尋克服史學碎片化的邏輯出路。

　　一、海登·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

　　懷特以其特立獨行的歷史書寫理論，即“史學若文學”①，攪得史學界不得安寧，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一書中，懷特詳細地論述了該理論。

　　懷特把史學與文學等同起來，其基本的思路就是從敘事的角度來看待史學研究活動，聚焦于對史學研究的終端產品即史學文本的語言分析，揭示其話語結構。懷特的分析結果是，每一個歷史敘事都包含著顯性和隱性雙重話語結構，顯性結構表達文本的意義，這些意義又分三個層面，即情節化結構、形式論證式結構和意識形態蘊含式結構，每一種結構又有四種不同的類型，情節化結構有悲劇、喜劇、浪漫劇和諷刺劇，形式論證式結構有形式論的、有機的、機械論的和情境論的四種，意識形態蘊含式結構則有無政府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四種。隱性結構就是文本的深層結構，有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四種修辭格，它們是史家的詩性想象所憑借的修辭模式。隱性的修辭模式決定著顯性的解釋模式[2]8-42，換言之，隱喻②支配著文本的意義及解釋的效果。

　　毫無疑問，歷史書寫是一個過程，其中顯性結構指的是歷史書寫的終端產品(史學文本的話語結構)，而隱性結構則回答了該話語結構是如何被構造出來的，即史學家的詩性想像之結果。懷特的擁躉安克斯密特(F.R.Ankersmit，1945—)曾指出，“有必要區分歷史研究(事實問題)和歷史編篡(解釋問題)。……歷史研究的結果表達在陳述中;敘述的解釋是成系統的陳述。”[3]41安氏其實是強調，史學的整個過程從邏輯上包含著缺一不可的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兩個部分。但是在懷特的理論中，只有歷史書寫，而沒有歷史研究這一環，懷特坦言，“作為歷史表現或概念化可能的楷模，這些思想家獲得的地位并不依賴于他們用來支撐其概況的‘材料’的性質，或者用來說明這些‘材料’的各種理論，它依賴的不如說是思想家們對歷史領域相應的洞見中那種保持歷史一致、連貫和富有啟迪的能力。這就是為什么人們駁不倒他們，或者也無法‘撼動’他們的普適性，即便求助于隨后的研究中可能發現的新材料，抑或確立一種解釋構成他們表述和分析之對象的各組事件的新理論，也都無助于此。”[2]4其要義是歷史事件或歷史事實的真假對史學文本的敘事結構而言無關痛癢，換言之，歷史的真假對史學家的詩性想像沒有約束力，這樣懷特便以“歷史書寫”吞噬了“歷史研究”，他的史學理論就是歷史書寫理論，所以，有學者把懷特史學理論的主旨睿智地概括為“歷史等于歷史學”[4]。而在以“如實直書”為鵠的傳統史學中，顯然是側重歷史研究而輕歷史寫作。

　　以上便是懷特歷史書寫理論的菁華，對此需稍作解釋。若單就顯性結構而論，史學敘事與文學敘事確實高度一致，所謂文史不分家，自古皆然，這無甚高論。關鍵的，懷特還拈出了一個以隱喻為核心的隱性結構，更關鍵地，隱性結構還支配、決定著顯性結構，這才是懷特的獨創性所在。換言之，在懷特筆下，史學文本就是一則隱喻。由此上溯史學研究過程，與隱喻相應的就是史家的詩性想象，即史學文本是史家詩性想象之產物。按照傳統的史學觀念，史學與文學當有本質的區別，前者追求如實之書、客觀真實，后者則追求形式之美;前者主要憑借史家對史料的深耕細作而立論，后者才主要靠想象。懷特通過這樣的方式，消融了史學與文學之間的涇渭，把史學變成了文學與藝術，“史學若文學”也。

　　值得再次強調的是，所謂“史學若文學”并非僅僅指史學文本之修辭表達的藝術性與效果，而是說，史學文本的文學性不僅僅是修辭裝飾品，是其邏輯骨架，借用庫恩(ThomasKuhn，1922-1992)的理論來說，顯性和隱性結構各自的四對范疇是史學研究的范式，其中隱喻可謂是元范式，它們是史家組織、構建敘事的概念網結。在懷特筆下，“敘事性”是史學之所以為史學的本質所在，而且是史學學科性的具體所指[5]25。按照這樣的邏輯，史家創作史學文本的方式方法與文學家創作文學敘事一致，懷特直言，“任何寫作一個敘事的人都是在進行虛構。”[6]33史學敘事乃虛構之產物!若翻譯成糙話，無非是說，史家專司捏造杜撰之能事!懷特的史學理論對史家的打擊與傷害何其深也!

　　更深一層分析，傳統史學的“如實直書”以具有樸素特征的歷史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及其方法論為理論前提，而“懷特不但將歷史書寫等同于客觀歷史本身，而且認為歷史書寫與藝術、文學創作(也即所謂的‘創造性的曲解’)一樣，手段上沒有本質的區別，歷史書寫無非是史家選擇某一種隱喻而對某一段歷史的一種‘編序’而已”[4]。換言之，懷特通過歷史書寫理論所確立起來的敘事主義歷史哲學典型地把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均融于“敘事”一體中，強調“文本之外無他物”(消解了歷史本體)、“歷史敘述等于歷史解釋”[4](消解了歷史認識論和方法論)等理論立場。懷特史學理論的革命性或者破壞性何其大也。

　　二、歷史書寫的碎片化

　　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為揭示史學碎片化的話語根源提供了絕好契機，這兩者可謂相互映襯，構成互為因果之關系。在此，主要揭示前者在邏輯上為何必然會導致后者，以厘清史學碎片化的話語根源。

　　首先，從形式上即話語結構這個層面看，敘事的顯性話語結構和隱性話語結構均含有一股走向碎片化的強大態勢。如前所述，顯性結構包含著情節化結構、形式論證式結構和意識形態蘊含式結構三個子結構，其中每一個子結構又各有四種不同的類型，按照排列組合原則，共有六十四種顯性結構類型供史學家選擇。也就是說，史學家在預構某個具體的歷史敘事的結構時，可以有六十四種選擇，這意味著，不同的史學家面對同一個歷史對象，可以構造出至少六十四種不同的敘事。而從隱性話語結構看，這種必然性也非常明顯，史學家在預構歷史對象時，可以有四種方法，即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每一種方法構造歷史客體的內在機制是不同的，“隱喻是表現式的，轉喻是還原式的，提喻是綜合式的，而反諷是否定式的。”[2]41換言之，對同一個歷史研究主題或對象，史學家選用不同的比喻會構造出截然不同的歷史形象，就好比同是法國大革命，米什萊看到的是一幕轟轟烈烈的喜劇，而托克維爾看到的則是悲劇、鬧劇。

　　相關期刊推薦：《龍巖學院學報》創刊于1983年，現為雙月刊，綜合版。主要特點有1堅持學術性，創新性，重視對各學科的基礎理論與專業理論的研究，2堅持地方性，重視反映地方歷史、文化、科技、語言的研究，3重視對教育規律，教育改革的探討。設有：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歷史、文學、語言和數學、計算機等欄目。

　　其次，從內容方面看，即從史學文本所具體表達出來的意義看，碎片化的態勢就更甚了。六十四種顯性結構和四種隱性結構僅僅是話語結構類型上的數量。不難想象，面對同一個歷史研究主題，即便不同的史學家選擇同一種比喻去詩性預構歷史對象，且選擇同一種顯性結構加以敘述，他們所預構出的理論形象以及最終所呈現出來的文本意義會有非常大的差別，甚至相互抵牾。比如，隱喻，它是用類似于明喻這樣的方式來構造對象的，好比“我的愛人，一朵玫瑰”這樣的表達式，把“愛人”想象成“玫瑰”，但問題是，不同的人，會把愛人想象成不同的東西，隱喻式表達“我的愛人，XXX”，其中的喻體有著無限擴展的可能性，同樣的，轉喻、提喻和反諷，以及顯性話語結構類型也具有無限的開放性。所以必然地，盡管在形式上史學家只能在四種比喻模式、六十四種敘述結構中選擇，看上去像是對史學家的一種限制，但實際上其約束力基本等于零，因為在史學實踐中，對于任何一個歷史主題，史學家可以把它預構成任何東西，史學家的詩性想像具有絕對的自由，“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③。試著比較“一百個史學家眼中會有一百個法國大革命”與“一百個史學家眼中會有一百個‘X’”這兩個表達式的區別?無論史學家關于法國大革命有多少爭議，史學家對此多多少少總有一些共識，史學家對它的敘述總會受到相關歷史事實、史學方法論的約束。但如果是對于一個“X”，史學家對它的研究與敘述就毫無限制可言了。懷特的史學理論就是要把所有的歷史事件虛化為可以被任意構造及編排的“X”。

　　王晴佳指出，懷特歷史書寫理論的意圖很明確，“那就是從歷史認識論和本體論這兩個方面，批判以蘭克學派為代表的近代史學傳統及其深遠的影響。”[4]眾所周知，蘭克史學的宗旨是“如實直書”，為達此目標，主要的方法就是排除或克服歷史著作撰述者自身的主觀性，即要求史學家“消滅自我”[7]124-125。而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則把歷史本體論、認識論及方法論均融于歷史書寫之中，把它們全部融化成敘事的話語成分，最根本的是，“如實直書”的“實”都不存在了，“消滅自我”的合法性立馬消失了，從而把約束史學家的外在歷史本體、歷史認識論方法論規則以及求真的倫理要求等統統消解掉了，也就無限制地釋放了史學家的書寫自由，無底線地“褒揚自我”④。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懷特的史學理論稱為“歷史書寫的自由放任主義”。

　　眾所周知的是，歷史學不同于自然科學，也不同于像經濟學這樣的社會科學，它沒有專屬于自己的技術語言，其主導性的表達模式就是敘事，而敘事所運用便是日常的有教養的語言(ordinaryeducatedspeech)。生活經驗確實可以佐證，這類語言恰恰充斥著大量的隱喻，兩者確實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而懷特之前的史學家或哲學家，鮮有對史學家所運用的敘事語言進行系統性反思，可以說是日用而不知。而懷特則是這一領域的開山鼻祖，他說，“沒有隱喻，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在簡單陳述句中得到表述。并沒有非隱喻性的語言這么一種東西。”[6]29這樣說來，以日常的有教養的語言為表達形式的敘事，是孕育史學碎片化的溫床。而懷特的史學理論，則進一步加固了這個“溫床”，從而在史學實踐中起到了為碎片化推波助瀾的客觀效果。毫無疑問，史學離不開敘事，但是否因此就能把史學與文學等同起來?這里面關鍵的理論問題是，該如何理解隱喻?若遵循懷特的思路，必然的結論便是史學與文學無異�？墒牵�在懷特之前的幾千年里，史學家都運用敘事，但為何那時候人們并不會把史學與文學等同起來呢?這提示我們，從學理的角度看，“日常的有教養的語言”并不一定是導致史學碎片化的充分條件，唯有把這類語言與詩性想像、虛構捆綁在一起的理論才是。這就是說，以懷特為代表的后現代敘事主義才是史學碎片化的話語根源。那么，懷特的史學理論是無懈可擊的嗎?

　　三、海登·懷特———隱喻時代的異端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人們對隱喻的認識開始發生質變。隨著喬治·萊考夫(GeorgeLakoff)的《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保羅·利科(PaulRicoeur，1913—2005)《活的隱喻》和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等著作的發表，人們認識到，隱喻不僅僅是一種修辭或裝飾，而具有豐富的認識論、本體論意義，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都起著根本性的作用，萊考夫就指出，“大多數人認為沒有隱喻的存在，他們依然可以自如地生活，而我們發現事實恰恰相反。不論是在語言上還是在思想和行動中，日常生活中隱喻無所不在，我們思想和行為所依據的概念系統本身是以隱喻為基礎。”[8]1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家都認識到，“科學隱喻在科學理論文本中的廣泛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9]在這個意義上，把20世紀中后期以來學術界所出現的隱喻研究熱潮稱之為“隱喻轉向”也合乎情理。而懷特的歷史書寫理論，則是這種時代精神在史學領域的回響。

　　不過，與懷特不同的是，在這股“隱喻研究熱”中，諸多學者都把隱喻與經驗、真實性聯系在一起，比如萊考夫就顯然地把隱喻建立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之中，他說，“我們覺得沒有一種隱喻可以在完全脫離經驗基礎的情況下得到理解或者甚至得到充分的呈現。”[8]18當然，其經驗基礎是極其復雜的，但依據上文所論證過隱喻具有物理和文化雙重內涵，我們可以說，此類經驗也可以歸結為這兩種因素的結合體，當然有的物理方面的意義表現得比較強，如“Hishealthisdeclining”(他的身體越來越不好了)、“Hishealthiswayupthere”(他的身體正慢慢好起來)，用“declining”表示“身體不好”，用“up”表示“身體正在康復”，其經驗基礎就是“嚴重的疾病強迫我們的身體躺下來。死的時候，身體就完全是躺倒的。”有的文化方面的意義較強，如“鴿子代表和平或圣靈”[8]13，36。盡管“我們并不是很了解隱喻的經驗基礎”[8]18，但它的合法性在于其經驗基礎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這也就是說，隱喻的堅實基礎存在于語言之外的客觀的文化和物理世界之中。

　　而另一位隱喻大師利科則通過對隱喻表達的語言分析而揭示出隱喻的本體論內涵，從而建立起隱喻與真實性之間的辯證關系，確立起“隱喻的真實”這一概念，極富有創意。那么，利科是如何論證這一概念的呢?眾所周知，古典隱喻權威亞里士多德曾指出，“隱喻是對借來之詞的使用，或者從種借來用于屬，或者從屬借來用于種，或者從屬借來用于屬，或者通過使用類比。”[10]673可見，“就其結構和形式來看，隱喻是正常語言規則的一種偏離，”[9]利科就從這種“偏離”的邏輯空間出發，看到隱喻表達中所蘊含的邏輯張力，“這是‘是’與‘不是’之間的張力。”[11]341這話表明以下兩層意思:其一，隱喻必定關涉到本體論，因為“是”與“不是”必定涉及到本體論層面。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是”這個詞具有關系詞方面和存在方面的雙重意義，但是，人類的語言尚未發展到能夠區分這兩種意義的地步[11]340，所以，“說出‘這是’就是信念因素，就是本體論承諾，這種承諾為肯定提供了‘非語言’力量。”[11]342那么，這種“非語言”力量顯然存在于語言之外，弗雷格早就指出，陳述具有意義和指稱兩個層面，意義是陳述的內容，指稱是陳述所指向的對象，內容是內在于語言中的，而對象則在語言之外。而既然隱喻也是一種述謂活動，那么它也包含著意義和指稱兩個層面，可見，從這個角度也不難發現，隱喻必然要指向外部世界，必然要涉及到本體、存在或實在。所以，無論人們是否情愿，“是”與“不是”都攜帶著本體論的意義。其二，隱喻的真實只有通過“是”與“不是”之間的張力域才能被呈現或恰當地表達，利科說:“正像隱喻的近似性中保留了邏輯距離一樣，正像不可能的字面解釋不是被隱喻解釋簡單地消除而是一邊抵抗一邊退讓一樣，本體論的證明遵循張力原則和‘立體觀察’的規律。”[11]351利科其實指出了語言與實在之間的復雜的辯證關系，而非如傳統語言哲學所認為的語言與實在之間存在一種機械般的符合關系。眾所周知，現代自然科學研究已經深入到宇宙的深處以及微觀粒子的內部結構之中，傳統哲學那種樸素的實在論及真理論就顯得頗為蹩腳，利科的“隱喻的真實”概念顯然更契合科學研究的進展。——論文作者：王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