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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史、地方志與革命書寫 ——歷史深處的“自流井”

發布時間:2021-07-07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

摘 要: 摘要:《自流井》是以家族記憶和地方歷史為基本素材的藝術創造,和1920年代前后自流井的社會歷史有極強的對應結構和具體的時空感,要在具體的時代和具體的自流井時空場域中開掘小說的豐厚意蘊。將1920年代自流井的社會歷史與文本內容進行互證闡發,既能再現

  摘要:《自流井》是以家族記憶和地方歷史為基本素材的藝術創造,和1920年代前后自流井的社會歷史有極強的“對應結構”和“具體的時空感”,要在具體的“時代”和具體的“自流井”時空場域中開掘小說的豐厚意蘊。將1920年代自流井的社會歷史與文本內容進行互證闡發,既能再現自流井紳商窘迫困境與走向衰亡的歷史命運,召喚自流井已逝的民國歷史情景,又能在相互印證中理解歷史如何進入文本生成小說美學。《自流井》所蘊含的地方書寫與時代表達的表意方式,使得小說中三畏堂與自流井的困境與出路的書寫成為時代縮影的投射。因而,《自流井》也提供了一個在“時代”的“地方”理解“地方”中的“時代”的典型文本。

家族史、地方志與革命書寫 ——歷史深處的“自流井”

  關鍵詞:王余杞;《自流井》;紳商;地方

  1944年,王余杞出版長篇小說《自流井》廣受歡迎,以致脫銷。然而,大陸通行文學史卻未提及王余杞其人其作,司馬長風的文學史也只提及其長篇《浮沉》①。文化研究興起后,《自流井》中的鹽文化書寫引起研究者注意。但傳統文化研究模式易將小說本身的豐富性簡化為鹽文化的簡單對應物,遮蔽小說的多重意蘊。王余杞曾說:“我的家本是一個封建的組合”“在資本觀念逐漸加強的今日”“一經打擊,便立刻崩潰而不可收拾”②。周開慶認為小說是“描寫在自流井的一個封建式的家庭,如何為現社會所不容,而終走到崩潰的道路”③。可見,王余杞以自身家族歷史為原型的文學書寫,得到時人認可。而兩人表述所隱含的階級分析模式,提醒我們小說具有對歷史、現實與未來多重指向的敘事特征,主要內容雖是呈現紳商家族的衰亡,目的卻是試圖指明出路來拯救民眾的歷史與現實。那么,作家如何調動家族與地方的經驗,地域性經驗又怎么與作家的觀念碰撞聚變生成新的意義,是需要重點思考的問題。因此,論文試圖在1920年代和自流井所構織的時空場域中闡釋小說的內涵,呈現地方歷史情境與文學塑造中的自流井紳商衰落之象以及獨特的革命書寫形式,意義不僅在于小說文本意義的闡釋,也試圖在自流井的時代情境與文本藝術的交織中找尋美學生成的可能。

  一自流井的發現及其前史

  《自流井》在《中心評論》連載完后,王余杞特地寫了長篇序文來交待寫作小說的動機、構思、目的等問題。“序”是正文本的重要輔助文本,與小說內容存在互文關系!丁醋粤骶敌颉“補述小說中所未說的話”,有“小說”和“論文”的雙重性質④,是闡釋《自流井》的原點。在序的第一部分,王余杞說:“在四川,昔時之所謂魔窟,而今立刻變做了天堂。”在“昔”“今”對比中,王余杞概括出四川“魔窟”與“天堂”的兩種形象。

  兩種形象是因戰事進行的一系列解構與重構的結果。“魔窟”主要是民國以來川內接連不斷的大小內戰和鴉片給省外人留下的固有印象。但“九一八”后,四川作為“將來民族復興史上,一定是個頂主要的地方”⑤之價值被發現,“魔窟”形象逐漸被“天堂”和“勘察加”取代。1936年,“日本在蓉設領的非法行動”,當時媒體認為此舉無異于埋下毀滅“最后‘勘察加’”⑥的炸彈,“‘中國的勘察加’已非樂土”⑦。魔窟四川轉向樂土的同時,也吸引時人為此競相入川。入川的人除游省會成都和有“小上海”之稱的重慶外,自流井也被“當作‘新大陸’般地發現出來”“當地情形,報紙都爭相記載”⑧。但王余杞對他者賦予四川尤其是自流井的美譽并不買賬。

  他者發現的是他們所在時刻的自流井,容易被自流井的投資價值遮蔽,難以進入自流井歷史興衰。王余杞出生于自流井鹽商大戶之首的三畏堂,見證了三畏堂和其他鹽商家族的榮辱興亡,小說將鹽商稱作“紳糧”或“紳商”。史學界用“紳商”一詞來指稱這類在傳統與近代的交匯處亦紳亦商,“兼具紳、商特征的獨特社會群體”⑨。紳商有別于傳統士紳或鄉紳:“紳商(由商而紳,由紳而商)和鄉紳是官與民的中介,前者多在市,后者多在鄉;前者與工商業結緣,后者與宗法、地租聯姻”⑩。自流井雖地處西南,“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鼎盛時期”,卻構成了“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

  因自身的特殊經歷,王余杞能清楚地看清族人的內心、習性、見識和“家之破產是必然的”

  二地方政治與紳商的衰落

  王余杞力圖在1926年至1928年三畏堂和渝沙債權團的債務糾紛這一特定的歷史困境中展現紳商家族的衰亡。三畏堂從王云朗創業發跡到小說所寫的1927年前后以抵佃族產還債,近一個世紀的輝煌到達尾聲,見證了家族由輝煌至衰落的叫花老太爺直呼“家也快敗完了!氣數啊!氣數啊!”這表明曾被四川總督冠以“富甲全川,交通六部”

  王余杞是左翼作家,他以“哀其不幸”的態度描寫出三畏堂的衰象及大小紳商的無力與無奈。被塑造為賣家奴的總管如四雖假公濟私,卻面臨“內不能化除意見、一致團結,外不能清還債款擴充營業”的尷尬處境,因而養成集老虎、兔子、狐貍和烏龜于一身的四種性格,不論是應對族人,還是對付債權團代表,都先用烏龜的躲避本能,最終仍面臨職位被替代的命運。文二大人幾乎分得二房所有遺產,又任公堂的灶專理,還兼“兩場商會會長,看起來仿佛倒也是個場面上的人物”“手頭也竟漸漸感到周轉不靈”。大紳商雖有困厄,也還如意,但迪三爺及以下的中小紳商就陷在困窘之中難于應對。1920年前后,王余杞返鄉特別留意了族人的服飾,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衣著或飾物是將身體社會化并賦予其意義與身份的一種手段”

  三畏堂的衰敗不僅在于陷入經濟的困境,而且體現在病態的身體與精神上。這主要通過川籍作家筆下的重要意象鴉片體現出來

  顯然,三畏堂是從具體的紳商到整個家族、從經濟的困窘到身體與精神的雙重萎靡的整體性的衰敗。這使得他們不僅不能應對“丘二”的越軌之舉,更沒有能力應對自流井強大的軍閥政治。王余杞對軍閥政治給自貢紳商尤其是三畏堂帶來的災難,有很清醒的認識:“省內每次戰事的發生,爭奪自流井,便成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誰要搶得自流井,誰就可以從此發財,一直發到下一次戰爭爆發以至失掉了它的時候。”

  紳商不僅受軍閥直接或間接的劫掠,還要承受縣長敲詐勒索。縣長老圈為訛迪三爺一筆錢,以一份莫須有的訴訟狀將其逮捕軟禁。王余杞用了幾乎整整五節的篇幅來寫這一情節,可見對這一情節的重視。這一情節具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讓王氏紳商頹勢盡顯,另一方面則導致了維新派的抵制計劃失敗,家族衰亡成為事實。這在;庶h與維新黨的勢力對比中得以凸顯:在與;庶h的相持過程中,維新黨查賬和借款還債雖受到阻礙,但在情理上壓倒對手。老圈的插入使局勢發生戲劇性逆轉:迪三爺被軟禁讓保皇黨有加緊與債權團勾結,抵佃基業的可趁之機。迪三娘因迪三爺被軟禁期間過于操勞而病故,;庶h趁迪三爺辦喪事之機將公堂基業抵佃給了債權團。這就意味著“自貢鹽場最大的鹽業家族財團——王三畏堂解體而告結束。”

  三中興困境與紳商的消亡

  與描寫王氏紳商衰敗相伴相生的一條暗線是部分王氏紳商試圖以各自的方式實現私家或家族的復興。這些紳商的中興之舉既是向衰亡的命運艱難抗爭,也是對衰亡命運的補充與續寫,但歷史的困境注定中興計劃難逃失敗的宿命,孱弱的紳商也因此消亡。

  為從債權團獲取高額的回扣,;庶h想方設法將公堂基業抵佃給債權團。對這樣的行為,王余杞心懷鄙夷,在小說中有意以戲謔和丑化的方式刻畫;庶h人。以迪三爺為代表的維新黨一直試圖中興公堂,卻因權不在手使復興計劃難以實施。不過,維新黨人也并非都一心為公,在利益驅使下,大多數維新黨隨時可拋棄復興公堂的初衷。

  作為世代以井灶為生的鹽商子弟,斯謙和迪三爺在公家衰敗之際都試圖銼辦井灶振興私家。與迪三爺將所有精力傾注在抵制保皇黨不同,斯謙沒有介入兩者之爭,將精力全放在銼辦來福井上。在公家解體衰亡之際,斯謙的私產卻呈興旺之勢,使族人常露欣羨之色。但來福井卻很快就因煙囪坍塌致火灶熄滅,工人因斯謙借故克扣工資,瀕臨餓死,不得不走向罷工,斯謙的產業也因此不振。迪三爺見抵佃基業已成大勢,昌福井也就承載了迪三爺的所有期望。但辦井本身就是一次不知結局的冒險,“一眼井興家”是鹽業紳商們競相辦井的動力,“一眼井敗家”也是懸在他們頭頂的達爾摩斯劍。迪三爺將昌福井視作最后的賭注,卻未能逃過被兇險之劍刺中的命運。

  作為樹人學堂的校長和遠近聞名的教育家,迪三爺將教育視作興家的重要基點。小說中的樹人學堂并非師心獨創的憑空想象,而是對三畏堂所開辦的樹人學堂的藝術再現。樹人學堂初是由王云朗興辦的義學,科舉制廢除后,義學擴大為樹人兩等學堂,1908年增設中學和各類班次。1913年,因經費困難,撤銷中學,改為樹人兩等學堂。

  這種打著教育的幌子,實則不重視教育的思想是自流井特殊的社會結構所致。“在近代經濟營運和科學的企業管理中,為傳統社會所推崇的狀元、進士的金字招牌,幾乎完全無濟于事”

  盡管如此,迪三爺堅持認為“教育可以挽救一切:重振家業,建立事功”,讓兒子幼宜帶著中興家業的重任赴京求學,待到基業抵佃之期滿,仍可再造輝煌。幼宜學成歸來卻敲碎族人重振家業的迷夢。幼宜認為是商業資本對工業資本的壓制導致了三畏堂的破敗,這顯然是借用了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理論。三畏堂終究不完全是一個具備資本主義生產和管理方式的現代企業,而是一個介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紳商經營的家族企業,這種組織形式“在企業的資金籌措、經營管理和技術引進方面,家族親情和血緣關系都可以起到很多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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