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14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作為一種以信息文化交流為核心的公共外交手段，國家對外翻譯在傳播價值觀念、增強軟實力與建構國家形象等方面有著重要作用。我國對外翻譯工作從建國之初便被納入國家戰略層面長期規劃，并隨著世情與時局變化持續發展。本文選用公共外交視角，以新中國
[摘要]作為一種以信息文化交流為核心的公共外交手段，國家對外翻譯在傳播價值觀念、增強軟實力與建構國家形象等方面有著重要作用。我國對外翻譯工作從建國之初便被納入國家戰略層面長期規劃，并隨著世情與時局變化持續發展。本文選用公共外交視角，以新中國成立以來面對的國際形勢及相應對外戰略為背景，以影響中國與世界關系的重大事件為分期節點，歷時梳理中國對外翻譯工作的政策規劃與實踐成果。考察發現，七十余年間，國家對外翻譯的傳統外交屬性逐漸轉向公共外交屬性，參與主體由官方主導轉向官方民間互動、中方海外合作，翻譯導向由滿足自身需求轉向關注受眾的需求與接受，傳播渠道越發注重市場規律及多媒體資源挖掘，輸出文本內容與題材不斷豐富。
[關鍵詞]對外翻譯;翻譯史;公共外交
1.引言
盡管學科視角不同，翻譯都被認為在傳播價值觀念、改變固有偏見、促進人文交流、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國家形象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國際交往的跨語際建構中，一國的價值觀、文化、制度等借由主動對外譯出的方式被詮釋并向域外公眾普及，這一過程即國家對外翻譯。縱觀新中國成立七十余年，對外翻譯自建國之初便作為國家外交手段之一，服務于國家身份與利益，呼應國家戰略規劃。隨后，我國對外翻譯的政策路線、實施主體、目標受眾、運作模式、輸出產品等各方面歷經深刻變化。這些變化存在清晰的時間分野，既反映出國際關系的曲折演變，同時又與中國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發展互為表里。本文以新中國成立以來所面對的國際形勢及相應采用的外交戰略為背景，以影響中國與世界關系的重大歷史事件為分期節點，從公共外交角度歷時考察不同時期中國對外翻譯工作的政策規劃與實踐成果，在此基礎上思考今后如何進一步有效地對外翻譯中國，影響域外公眾。
2.國家對外翻譯的公共外交屬性
“公共外交”這一概念起源于國際關系研究，美國國務院編著的《國際關系詞典》將公共外交定義為“由本國政府資助的、針對他國公眾開展的信息文化項目，旨在影響他國公眾輿論，使其有利于本國政治及外交議程，常用手段包括紙質出版物、廣播電視、動畫、科教文娛交流，等等”(U.S.DepartmentofState，1987:85)。冷戰結束后，公共外交“逐漸成為各國爭取外國民心的主要策略之一”(吳赟，2020:595)，各國在國際交往中愈發重視對外輸出本國的思想與觀念，提升目標國公眾對本國的理解與興趣，影響公眾態度，從而在目標國營造利于本國對外戰略意圖的公眾輿論氛圍(Arndt，2005;Melissen，2013)。與傳統政府間的外交活動相比，公共外交更具有公開性，其實施主體與所指對象還包括多種官方或民間的機構、組織以及個體。同時，公共外交強調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其實施主體以增進不同文化實體間的理解與交流為責任。隨著信息文化交流在政府與公眾交往中愈加頻繁，公共外交服務于國家政治戰略與外交議程的作用也不斷凸顯。公眾層面上，公共外交通過人際文化互動，塑造國際民眾對本國的看法和觀念，提升他國民眾對本國的心理認同;國家層面上，公共外交在對外呈現本國整體國民氣質、民族特性和國家身份時，也無形中傳播了文化背后的政治價值觀和國際治理理念;國際層面上，公共外交有助于爭取國際輿論話語權，提升國家軟實力(Nye，2004:5)，增強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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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公共外交主要有兩種方式:媒介傳播(印刷媒體、廣播電視電影媒體、網絡媒體等)與對外文化交流(人員往來、教育交流、文體交流、文化產品貿易等)(彭新良，2008:237，259)，不論哪一種方式，都涉及跨語言、跨文化交際傳播，因而翻譯在公共外交中顯得尤為重要。在多元文化共生的世界格局中，翻譯所體現的語言角力其實是不同文化及民族身份的角力(Venuti，2000:485)。國家對外翻譯通過意義再生來塑造身份，在與“他者”的對比關系中形成“自我”形象。國家通過有目的地選擇翻譯文本(如排斥與本土價值關懷及利益相悖的作品)，運用翻譯策略(如用源語/目標語語言方式對文本進行改寫)，強化本民族對自身的界定，同時作為與“他者”對照的經驗，建構一種身份的“他我關系”。從長遠來看，這種身份與身份關系的輸出可以引導他國民眾產生對文化差異的理解與包容，消除基于他國本土中心主義、種族歧視的蔑視與曲解。通過建立起公共外交的文化基礎，對外翻譯在國際政治體系中加強國家間同盟或對抗的關系。(孫吉勝，2017:359)所以，國家對外翻譯是實踐公共外交的重要戰略，一國的文化特性、價值取向、社會制度及戰略規劃需要借助對外譯出這種具有意義再生功能的交際行為傳播至國外。
有鑒于此，作為國際關系中的行為主體，民族國家需要重視話語翻譯對國家形象及權力政治的塑造，而從公共外交角度出發，梳理國家對外翻譯工作的衍變歷史，以史為鑒、借史觀今，形成對未來翻譯規劃與實踐的參考與指引就顯得十分必要。
3.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外翻譯發展與衍變
本文以建國、改革開放、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黨的十八大這些影響中國與世界外交關系，乃至整個國際交往格局的重大事件為節點，將新中國成立七十余年對外翻譯發展史分為四個階段:1949年至文革結束、1978年至2000年、2001年至2012年、2013年至今。3.11949年至文革結束:起步與探索期建國之初，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在外交外事領域最重大的關切是尋求國際社會的認可。為盡快實現這一目標，我國對外翻譯活動由政府機構統一規劃，以意識形態輸出為主要內容，向國際社會宣傳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經驗，闡明黨與政府執政的基本觀點與立場，塑造全新、合法的國家身份與形象，尋求國際社會政治和道義的認同，總體呈現高度的計劃性和政治性。
五十年代，新中國在社會建設各方面師法以“計劃”“統一”為核心的蘇聯模式，包括對外翻譯工作。1950年，有關我國翻譯工作規劃與部署的刊物《翻譯通報》創刊，設置“翻譯工作計劃”“翻譯工作筆談會”“翻譯界動態”等欄目，公布當時國家重大翻譯計劃、統籌安排翻譯各實踐環節。1951年，“第一屆全國翻譯工作會議”召開，以國家名義提出加強翻譯工作的計劃性和制度性，集中整頓建國前“長期存在的搶譯、亂譯、濫譯、重復譯之亂象”(王友貴，2015:17)，對外譯作品的選、譯、編、校及出版嚴格把關。同年，中央級刊物《中國文學》創刊，成為對外譯介中國文學、展現新中國文化面貌的重要平臺。1952年，國際新聞局改組為外文出版社，專門編譯出版外語語種書刊，對外進行文化宣傳。1953年，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進一步把文學及其他領域的翻譯納入一體化的計劃經濟軌道，對文本的審查制度也更加統一、健全，建國前翻譯選題雜亂重復的現象得以解決。1954年，中國作協在“第一次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上將翻譯工作者也納入一體化的管理體制，組成一支由政府有序調控的職業隊伍，從此譯者不再像建國前一樣主導或獨立承接翻譯任務，而是遵從政策紀律，接受任務分配，有序服務于新時期的國家建設。
六十年代，國家對外翻譯一方面延續鮮明的計劃性和管轄性，另一方面因中蘇關系變化呈現一定的變化。1963年，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成立，承接除新聞之外所有國家對外文字宣傳工作，對外翻譯進一步成為黨和國家對外文化交流不可分割的部分。外文局下設的所有翻譯機構和對外出版社等級結構謹嚴，管理流程清晰明確，遵循既定的語言方針與原則，同時擁有細致的審查體系。隨著中蘇矛盾日漸嚴重，1964年通過的《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工作條例》指出，“對外宣傳，從本質上來說，視同美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爭奪廣大中間地帶、廣大中間群眾的斗爭”(周東元，1999，359)。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國的出版行業整體陷入停滯，對外翻譯變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同時工作量大幅減少。隨著中蘇關系的破裂，蘇聯文學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反面教材，友好的人民民主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包括越南、老撾、阿爾巴尼亞、朝鮮等國成為對外翻譯的主要對象。
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國家對外翻譯是從自身政治需求出發的自我生產，屬于政府“施加型”翻譯。(Dollerup，1997:46-47)鮮明的政治導向致使這一階段翻譯作品偏重源語文本的意向與意圖，重點關注黨政文獻。中文底本的選擇統一“為政治服務、寫工農兵人物、樂觀取向、贊歌格調等等”(倪秀華，2019:37)，所有選目都“要用馬列主義的觀點介紹……使它們為現代斗爭服務”(陳毅，1956/周東元，1999:317)，且原本底稿多會經過外文出版社中文編輯的加工與刪改(任東升，趙禾，2018)，使文本“盡可能地貼近新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確保這一時期翻譯的文學作品能以符合官方期待或主流意識形態的形象對外展示”(陳毅，1956/周東元，1999:317)，避免不適合對外宣傳的內容流傳。五十至七十年代后期，國家共計使用了44種語言對外翻譯出版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思想著作3000余部，新中國政策法規類著作2700余部。文學作品包括190余部單行本及上萬篇報刊文章(戴延年，陳日濃，1999:75;何明星，2012)，題材上多圍繞“政治”“革命”“斗爭”展開。
3.21978年至2000年:修復與調整期
文革結束后，隨著在聯合國恢復合法席位以及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開始融入國際社會，與越來越多的國家建交。我國包括對外翻譯在內的各項文藝事業重新恢復，對外翻譯開始服務于新的外交目的，即修復文革期間中國在國際上被妖魔化的形象，重構各國民眾與中國人民的友誼，為國家發展創造良性國際環境。隨著以文化交流為主的公共外交在中外交往中不斷增重，而政府對文藝工作的管制漸漸放松，對外翻譯工作的豐富性有所提升，但其運作體系仍由官方主控。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在“積極擴大對外交流”的方針指導下，信息文化交流得到高度重視，國家對外翻譯實踐開始擺脫全面政治化的限制。1979年，中宣部明確要求外文局對外翻譯內容“真實地(既不夸大也不縮小)、豐富多彩地(經濟、政治、文化、人民生活、科學技術、文藝的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生動活潑地介紹我國情況”(郭選，1999:643)。1980年，國務院文化部和新成立的中央對外宣傳小組對外文局下達指示，減少從政治角度對文本選材的嚴控及對翻譯規范的限制。1983年，外文局在《建國以來外文書刊出版發行事業的十條基本經驗》中再次強調:“堅決貫徹‘真實地、豐富多彩地、生動活潑地、盡可能及時地宣傳新中國’的指導方針。”(王穎沖，2014:80)在相對寬松的管制下，對外翻譯迎來了快速發展�！吨袊膶W》復刊，并開始著重刊登能夠真實反映其時國民心聲和國家文化狀態的新作品。1981年，外文局在《中國文學》時任主編楊憲益的倡議下推出“熊貓叢書”，力圖通過文學手段溝通中外，擴大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影響。該叢書行銷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受到域外讀者關注，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掀起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熱潮，多部作品在之后數次重印或再版。但需要指出，這些重要活動的創建與推行均由中宣部、文化部等直接參與，同上一時期一樣，仍屬于政府施加的活動，其“運作環境、運作主體及運作流程”依然呈現“井然可控的規范體系”。(吳赟，蔣夢瑩，2018:18)
九十年代，官方施加的外譯模式顯現出局限性。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具有計劃經濟屬性的中國文學文化外譯出版工作遭受嚴重沖擊，翻譯產品盈利甚微，新世紀初《中國文學》被迫停刊，“熊貓文學”近乎停辦。外譯事業的受挫也刺激了國家對新運營模式的探索，市場導向的多元化運作體系初步成形。例如，外文局在國家不斷增強的市場意識的引領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適應市場需求和規律，進而帶動整個外譯出版行業的市場化轉型，如統計摸底已出版的各類圖書銷量的了解市場偏好;同時，國家機構開始考慮圖書銷售終端的需求，積極采用國際上通用的發行方式，如在海外增設發行機構、參加各類大型國際書展、與海外出版社簽訂合作出版項目等。
這一時期國家對外翻譯較之前顯現出豐富與開放的態勢，外譯作品的種類與內容也不斷拓展。此前大量譯介的領導人著作及馬列政論文獻從之前的千余部縮減至不足50部(戴延年，陳日濃，1999:75)，但重要政治文獻依然受到特別關注，如《毛澤東外交文選》《鄧小平文選》等。另有一類圖書專注介紹中國基本國情、經濟發展、社會文化等，數量超過1200部(何明星，2012)，在海外十分暢銷。文學作品近900部，主要由中國大陸官方機構出版，另有相當數量的作品由香港機構或中外機構合作出版。此前盛行的政治敘事和革命題材大幅消減，當代文學占據外譯文學的主體，體現社會發展中對個體關照的作品及地域化民族敘事作品得到充分關注和大力推介。另外，我國首次系統對外譯介中華典籍的叢書“大中華文庫”也于該時期推出。
3.32001年至2012年:繁榮與發展期
新世紀，隨著加入世貿組織，中國進一步融入向政治多極化及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世界體系。在公共外交層面，隨著國際交往更加關注以文化價值觀為核心的軟實力，中國開始推行文化“走出去”戰略。對外翻譯工作進一步調整，輸出對象的需求得到重視，從選材到出版各實踐環節都有民間及海外人員機構的參與。
2000年，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走出去”戰略被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意義，提出要“完善支持文化產品和服務走出去政策措施”(張志軍，2011)。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組織對外翻譯優秀學術成果和文化精品”(許鈞，2018:294)。在政策導向下，官方籌辦了一系列外譯項目，廣泛吸引國內外優秀譯者、文學代理人、全國各級出版社與境外出版社，其身份逐漸由原先的施加與操縱者變為翻譯工程和翻譯產品的資助與推廣者。
同時，對外翻譯工作的領導層和從業者開始注重根據目標國公眾的需求來制定翻譯策略方法，針對目標文化的“需求型”對外翻譯模式(Dollerup，1997:46-47)得以推行。為尊重外國讀者的閱讀感受及審美習慣，中方機構邀請了海外資深漢學家，如葛浩文(HowardGoldblatt)、藍詩玲(JuliaLovell)、徐穆實(BruceHumes)、韓斌(NickyHarmann)、羅鵬(CarlosRojas)等，擔任譯者、顧問或主編，參與翻譯決策及具體實踐。此外，越來越多的文學代理人，如王久安、譚光磊等，加入到對外翻譯的人事隊伍，他們熟稔國外受眾的閱讀興趣及市場需求，能夠協助實現本土作家、出版社與國外公眾市場的信息聯通與交流。
新世紀我國文化產品對外傳播格局表現為以外文局為中心，向全國各級出版社輻射，并聯合國外權威出版機構。如企鵝蘭登書屋于2005年成立駐地中國的企鵝蘭登(北京)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即企鵝中國)，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支持下，購買了多部近年來國內暢銷作品的海外版權，將同一部作品以不同版式在北美和歐洲同期發行;再比如“中國文化與文明系列叢書”發展成為當代中美之間最大的合作出版項目，2006年該系列部分叢書曾作為胡錦濤主席訪美禮品贈出;還有作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的成果，北京師范大學和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于2010年聯合推出的《今日中國文學》雜志和系列英譯叢書，由中方甄選易于域外讀者接受的原文本，外方聯系譯者成書并在英語國家發行。
這種“借帆出海”的外譯模式充分利用了國外人員與機構的本地化優勢，為中國文化產品增加了銷售渠道與銷售額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版權局的統計(2014)，這一時期我國對外輸出圖書版權數已達7568項。政治文本更加側重描述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外交關系，而中國的自然風光、歷史文明、社會生活、科教文體等萬象姿態借中國圖書走出國門，向世界展示愈發完整、真實的中國圖景。就文學作品而言，外譯作品題材選取更為多元，通俗文學受到關注，科幻、罪案、探險、言情等類型文學譯本相繼在海外出現。除莫言等當代主流作家外，改革開放后出生的青年作家也受到關注，“新銳”“先鋒”成了當代中國文學外譯的一大標簽。值得一提的是，其他媒介也成為對外翻譯的渠道。這一時期我國共計有115種電子出版物的版權輸出海外。地方風光電視片、特色人文紀錄片以及外宣網站等都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產品，比如2007年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授權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改編制作的《故宮》國際版《解密紫禁城》、2008年中國人民大學發起的“國劇海外傳播工程”等。——論文作者：吳赟姜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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