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1-11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人類學家認為，人類主要通過學習模仿并加以創新而獲取知識、信仰、思想和價值觀，從而實現并完成文化傳播過程，但其背后是否與人類經濟行為有內在聯系，則歷來眾說紛
摘要：人類學家認為，人類主要通過學習模仿并加以創新而獲取知識、信仰、思想和價值觀，從而實現并完成文化傳播過程，但其背后是否與人類經濟行為有內在聯系，則歷來眾說紛紜。從經濟人類學的視野出發，對威望偏差傳播、遵從者傳播，以及經驗知識等幾種典型文化傳播模式及其相互關系進行考察，得出這樣一些結論：文化傳播背后都有其經濟學的成本收益邏輯，只是在不同的條件下，其成本收益函數會有所差別，傳統經濟人類學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已經難以對當今日趨復雜的文化傳播過程進行系統分析。因此，對成本收益分析工具進行模糊化和廣義化的升級換代，則成為經濟人類學的當務之惠，只有這樣，才能將經濟人類學的研究推進到新的更高水平。這對于文化交流傳播以及“一帶一路”建設等改革開放事業而言，無疑具有極其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關鍵詞：文化傳播;人類經濟行為;認知偏差;經驗知識;經濟人類學
一、引言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原理認為，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與其文化形成與傳播有著密切的聯系，而一定的文化一旦成型，又會反過來強烈影響人的價值評估，從而影響人的經濟活動。因此，深入探討人類經濟行為與文化形成、傳播以及認知偏差等之間的微妙關系，無疑是經濟人類學研究文化傳播問題的主要切人點和重要內容。這在我國今天跨文化交流傳播以及“一帶一路”建設方興未艾，文化交流傳播與經濟開放建設交煽互發，一派如火如荼的大好形勢之下，對文化傳播模式與人類經濟行為的關系進行新的更深人的研究，無疑也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為此，本文結合西方人類學有關文化傳播問題的一些前沿研究成果，嘗試從經濟人類學的視野進行一些新的的探討。
人類學家長期以來致力于研究人類群體的信仰、思想、價值和行為，如何通過文化傳播和模仿而形成。人們在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和學習過程中，實施行為并完成意識形態的改變，進而實現文化演變。人們的認知與學習能力，伴隨著人們的社會實踐而不斷得以提高和加強ra。班杜拉(Bandura)在《社會學習理論》中指出，學習與認知過程不一定非要強調強化內因，而應強調對社會學習的認知性理解，即理解人們如何從他人那里獲取、新思想、新信仰和新價值觀從而實施新行為。班杜拉認為，人們通過觀察學習或在社會上學習，會形成某種整體性的行為模式，并將該過程定義為社會傳播。在社會傳播中，某種偶然性的行為，會有選擇性地強化某種特定文化語言、生活方式和制度，且在不需要其它示范性行為模型的幫助下，將其傳遞給新成員15。在這些結論的基礎上，對這種文化傳播模式進行經濟學成本收益分析，有助于我們更加深人細致地了解其傳播過程的內在機制，從而推進我們對人類文化傳播問題的研究。
班杜拉以及同時代的社會學習理論家均認為，人類認知強烈偏向于社會學習。人們會主動通過社會學習獲取信仰和實施行為，并得出正確的答案。實驗結果表明，無論是否有激勵，或正確模仿是否會帶來積極的回報，個體的人都會表現出社會學習的傾向。因此，班杜拉認為人們從所聞所見中學習是不可擋的社會過程%社會學研究進一步表明，人類具備從直接觀察到的行為中，推斷出抽象行為規則的能力。同時，相關心理學實驗也表明，樹立榜樣是一種高效的建立抽象行為模式的方法w。人們會在觀察中學會判斷傾向、語言風格、概念架構、信息處理策略、認知操作以及執行標準等，并從上述抽象模型中歸納總結出行為規律，該現象揭示了一種普遍存在的觀察學習方法和過程。就當下社會而言，由于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文化傳播與傳遞變得日趨多元復雜，人類命運共同體內部、外部，以及時間、空間等多種因素交互作用，不斷突破舊的模式。人類各種文化傳播方式，與其經濟行為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內在關系?如果存在，它們之間的關系究竟是什么?此類問題非常值得從經濟人類學的維度進行深人細致的研究。
二、模仿與創新的關系及人類經濟行為
菲斯克(Fiske)通過對兒童成長過程進行跨文化的研究后發現，兒童主要通過觀察和無意識模仿，而不是教導，來獲取他們想要的知識。菲斯克在其后續的個體實驗中進一步證實了模仿行為的普遍存在。他在研究報告中指出，實驗中的孩童們在模仿年長者或同輩行為之后，會在玩耍中自主排練這些模仿行為。在模仿的過程中，孩童們也獲得了其中潛在的經濟及實踐知識。有學者認為孩童們主要通過觀察和練習來學習。無論大人們做什么，孩童們都會在一旁觀察其行為，傾聽其對話。由此表明，知識傳播是在日�；顒又型ㄟ^觀察和實踐而完成的[5>。例如，在非工業社會中，大多數耗費人們時間和精力的事情，如洗澡、洗衣服、做飯、耕種等等，都是在模仿和試探性參與中逐漸學會的。
以上所述的模仿過程，似乎是一種標準模式。然而，模仿也會出現偏差氣例如，孩童們選擇性模仿某一特定同伴或年長者，那么模仿過程就會產生不同于實驗過程中所形成的標準結果。調査顯示，除了專門從事有關研究的專家，普通人不會用某種創新性的科學研究結果來評價文化傳播的過程，因為就具體的傳播過程而言，那些評價似乎顯得過于學術化了和客觀化了。相反，人們往往會依賴于對某項創新研究的主觀的或簡單的評價，通過其他個體傳遞給他們，而后進行模仿，也就是說，他們的模仿行為往往是間接的二手的，這其實是符合文化傳播的經濟學成本收益原則的。因為，畢竟不是人人都能象專家那樣花那么大代價去比較全面客觀地了解某種文化，所以他們只需要對某種文化有認為可信的主觀的或簡單的評價就足以使其決定是否采取模仿行為了。也就是說文化研究和文化轉播之間有著各自的經濟學成本收益函數，我們不能將其混為一談，但是對它們都可以進行具體的經濟學成本收益分析則是肯定的，這其中就有研究人類文化傳播活動和人類經濟行為之間關系的巨大空間。這種依賴于或借助于周圍人經驗或知識進行文化傳播的模式，表明傳播過程的核心，主要由模范作用和潛在采納者的模仿過程組成n。在許多情況下，即便我們充分了解某種模仿行為的成本和收益，我們也無法借此解釋許多行為變化的原因。我們就會對用經濟學成本收益分析來研究文化傳播產生懷疑，這是因為在社會中，始終存在著某種傳播過程的本質模式，例如社會互動模式、模范和模仿模式等^1。而每一種模式都會有各自特殊的成本收益函數，我們不能簡單隨便套用到其他模式之上，但這絲毫不能否定其他模式也同樣可以進行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只不過要建立新的特殊的函數和框架進行分析而已。這一點是當前經濟人類學研究中應該加以特別注意的問題，否則經濟研究與文化研究就無法有機融合，經濟與文化的相際之間始終是“兩張皮”和二元論的思維，就無法推進經濟人類學的研究走向深人。
若模仿行為有時會導致個體行為不當，那么人類學家可能會質疑，模仿能力又是如何在種族內產生的呢?為了解決該問題，大量理論進化模型已證明，在大多數環境中，自然選擇傾向于模仿能力的進化模仿雖然迅速，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傳播模式，它的積極意義在于能夠節省實驗和信息收集的成本。在某種程度上，只要模仿所節省的成本超過非適應性和不適應性實驗中所產生的成本，文化傳播就會繼續演化。亨利奇(Henrich)和博伊德(Boyd)構建了一個演化刺激模型，在該模型中，許多移民或臨時改變環境的群體，會對文化模仿傳播和個體學習的演化程度進行對比。該模型強有力地表明，在一個完全依賴于個人學習的群體中，只有當環境變化非常快，或問題非常簡單，且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個人學習占主導地位時，人們才會對文化模仿傳播產生依賴。亦即，是選擇個人自主學習還是模仿他人傳播，似乎有太多復雜因素和很大的偶然性，但如果充分考慮各種因素的影響參數，建立足夠全面的經濟學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其實不難得出其必然性的結論。這是利用經濟人類學研究文化的演化、傳播、偏差及創新等特別誘人的地方，值得大家深人發掘。模仿是創新的基礎，創新是模仿的目的之一[10>。
人們在模仿過程中也會實施某些特定的創新性行為氣例如，企業集群中的技術在創新傳播過程中形成了不斷向外擴展同時又會不斷改進，加人新的創新因素的層級性動力學結構，該結構主要是基于人與人之間進行技術的傳播。這其中既有模仿因素同時又會產生新的創新因素。而這一技術的模仿加創新的內在機制則會滲透到產業結構和布局的層面，并得到廣泛的應用。于是區域間技術資源的創新性傳播會影響整個區域內的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的調整和優化，進而影響該區域內產業集群區的發展狀況。因此，無論是在人類群體還是個體之中，創新性行為與模仿行為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兩者同時在文化傳播與演變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經濟學成本收益分析來看，模仿成為降低創新成本提髙創新收益的極其有效的手段，技術創新如此，文化傳播和創新發展何嘗不是如此。某種文化的創新發展，首先就得益于比較成功模仿學習和廣泛傳播該文化的既有成果，然后在此基礎上結合新的實踐進行創新發展。例如日本民族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漢唐盛世它積極模仿學習中國并有自己的創新，在近代以來它模仿學習歐美發達國家并自己有所創新，從而獲得自己較好的發展。其他發展得較好的民族及其文化其實概莫能外，都是善于模仿學習然后再加以創新的。因為他們走了一條符合經濟學成本收益原則的較為合理和便捷的發展道路。然而具體的創新過程和機理又是如何產生發展的，這就涉及到文化傳播過程的偏差問題。也就是說文化傳播偏差何以陰差陽錯促成了創新的形成和發展?能否繼續運用經濟學成本收益分析對此進行研究?本文試圖從威望偏差傳播和遵從者傳播兩種文化傳播機制的對比研究中對此進行初步的探索。
相關期刊推薦：《青海民族研究》創刊于1989年，系民族學類學術刊物。主要發表有關民族學、社會人類學、宗教學、歷史學、藏學、蒙古學、民族語言學、民族民俗學、民族經濟學、民族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論文和調查報告.特別注重對青海高原諸世居民族歷史和現狀的研究。
在成本收益決策的標準模型和靜態傳播假設中，孩童們一般會從父母那里獲得文化信仰和行為'但其他傳播過程也可產生靜態復制，例如，某一個體隨機模仿他人，該過程也可產生文化演化哈里斯(Harris)通過研究心理學、人類學和行為遺傳學后發現，事實上，孩童們并非從父母那里獲得文化信仰和實施相關行為113]。行為遺傳學的相關研究進一步表明，一旦考慮到親子間的遺傳學相似性，親子傳播就很難解釋行為變異現象發生的原因。如在信仰和行為變異方面，一般家庭環境包括親子傳播在內，占變異的5%，家庭以外的社會環境占45%，基因占50%。孩子長得像父母，該種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基因的相似性造成的。隨后，學者們對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收養的孩子是如何獲取文化認同進行了深入研究，結果發現，孩童們主要是從同齡人處獲取，而不是從父母處獲取。大量的心理學研究也與該研究結果一致。因此，長期以來，人類學家一直認為孩童是從父母處獲取文化認同的結論極有可能是錯誤的。新的研究表明，與其他形式的文化傳播過程相比，親子或代際間的文化傳播的重要性并沒有以往認為的那樣突出。這一點隨著社會交往的日益發展將會越來越明顯。也就是說，孩童的文化認同將會更多地受到同齡人之間形成的文化氛圍或文化氣場所影響，而父母的影響則相應會有顯著降低。這從文化傳播的成本收益關系是可以做出合理解釋的：隨著社會交往關系的發展，孩童的文化認同的最大影響因素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家庭內部，而是擴展到了他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圈子，并由此決定他的文化認同所付出的成本和所獲取的收益。這說明了孩童的交往范圍和環境的變化導致了其文化認同的主要影響者發生了變化，由父母轉移到同齡人。此外，內在認知的變化也會對文化傳播形成極大的影響，其中，認知的變化預示文化傳播過程會通過多種方式引起偏差，這種偏差的出現并非意外，它也是符合文化傳播的成本收益邏輯的。在下文中我們主要通過研究兩種傳播機制，即威望偏差傳播(prestige-biasedtransmission)和遵從者傳播(con?formisttransmission)[1S|的一些特點，來進一步分析這個問題。之所以選取這兩種傳播機制，主要基于兩個原因：第一，兩者的內容適用范圍廣泛，且適用對象大致相同，換言之，它們在許多領域內同時影響著思想和行為的傳播，且特定領域的偏差只影響特定文化領域[191。第二，兩者既支持實施適應性行為，也支持特定情境下實施不適應行為。
三、威望偏差傳播與人類經濟行為
一般而言，人們總是會偏愛模仿那些在社會群體中有威望者，或比較成功者的思想、行為以及價值觀，我們把這種認知機制稱為威望偏差傳播。例如，若可獲取關于最優秀的獵手、草料員、戰士或者農民的相關信息，人們總會選擇學習其特性、信仰并實施類似他們的行為。產生該種行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世界紛繁復雜，人們往往很難辨別某些人獲取成功的原因，因此，只能選擇模仿成功者的思想、信仰，并實施類似的行為，即便這些行為與他們的成功并無必然聯系。這樣做表面看來似乎沒有道理，但潛在地符合文化產傳播的成本收益邏輯：在面對復雜信息之間的復雜相互關系無法一一細分處理或處理成本太高的時候，選擇較簡潔的威望者模仿方式可以獲得較滿意的效果，哪怕這樣會導致一些偏差，但偏差的損失是可以容忍的，何況有所偏差并不一定就是壞事，它還可能為創新與適應留出窗口。一定的偏差有可能正好適應時間和環境變遷帶來的影響，會獲得陰差陽錯歪打正著的效果，這其中有可能蘊含了文化的遺傳與變異的進化密碼和混沌原理。比如人們在模仿最優秀的獵手時，事實上并不真正知道他之所以捕獵成功是由于其追蹤技巧、祈禱儀式、飲食造成的，還是僅僅是早期習慣造成的，但人們仍會選擇去模仿。在日常生活中，威望偏差傳播主要體現在成功個體上面，如優秀獵手、農民、戰士等所有的行為和信仰，會在代際之間不斷傳播。威望偏差傳播，作為人類認知的重要組成部分，促使著文化傳播朝著成功個體的信仰和思想的方向不斷演變M。與此同時，大量非適應性行為也同樣得到了傳播。這些非適應性行為在新的環境新的時代之中有的會被人們慢慢理解和習慣而成為適應性行為。
本文作者：楊東昌;田廣;王紅;王嬌；發布在《青海民族研究》雜志2019年第01期。如有引用，請注明作者、發表期刊、發表刊期，以尊重作者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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