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歷史與新文科建設

發布時間：2021-07-24所屬分類：教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大數據歷史成為歷史新文科建設的突破點。數據庫建設的豐碩成果與大數據歷史專業的建設經驗為歷史新文科建設提供了鏡鑒。歷史工作者要堅定不移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失時機地把本領域的學術研究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建

　　摘　要：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大數據歷史成為歷史新文科建設的突破點。數據庫建設的豐碩成果與大數據歷史專業的建設經驗為歷史新文科建設提供了鏡鑒。歷史工作者要堅定不移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失時機地把本領域的學術研究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大數據歷史與新文科建設的契機，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做出貢獻。

　　關鍵詞：大數據歷史;新文科建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加速了社會大變革。習近平同志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指出：“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其發展水平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1

　　2018年8月，中共中央要求高等教育要努力發展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正式提出“新文科”概念;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根據習近平同志重要講話精神啟動“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全面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2020年11月3日，《新文科建設宣言》發布，標志著新文科建設進入全面啟動的新階段�！缎挛目平ㄔO宣言》明確了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文科教育發展之路，構建世界水平、中國特色的文科人才培養體系。這一建設目標將引領未來歷史學科的改革方向，也為史學工作者在史學研究、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等工作中樹立了新目標。近年來，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史學領域正在發生重大變革，若干新問題、新方法、新領域應運而生，這對歷史新文科建設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一、歷史數據庫及其相關研究

　　隨著信息技術產業的不斷發展，量化統計方法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不斷被廣泛而深入地運用。人文社科研究與大數據的結合在國外起步較早，尤其在數據庫建設方面更是成效顯著。1進入21世紀，隨著國內互聯網、云存儲、云計算等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大數據在改變社會生活的同時，對歷史學也產生了劇烈沖擊，20世紀80年代以來，計量史學成果大量涌現，國際合作也逐步加強。

　　大數據對史學研究的影響，在歷史資料的發掘與利用方面表現的尤為突出。史料是史學研究的重要基礎，關于史料搜集，傅斯年先生有句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歷史研究向來注重扎實的史料基礎，史料積累對史學研究者來說至關重要。當今，歷史文獻數據庫實現了紙質史料的數字化及可檢索化，大大提高了研究者的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史學研究突破了傳統研究模式下個體研究者的精力限制，實現了史學家期望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式的史料收集規模，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問題，為實現長時段、整體性、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史學分析創造了有利條件。基礎性歷史數據庫有如“二十五史全文檢索系統”“國家清史工程數字資源總庫”、北京愛如生公司開發的“《申報》數據庫”“中國基本古籍數據庫”、青蘋果數據中心開發的各類近現代報刊數據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構建的“抗戰文獻數據平臺”等歷史文獻類數據庫;此外，還有大量研究性數據庫的建成，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國著名中國思想史研究學者、哈佛大學教授包弼德(Peter·K·Bol)主導的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與中國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及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合作開發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團隊正在建設中的“中國雙城多代人口數據庫”(CMGPD)、“中國歷史官員量化數據庫——清代”(CGED-Q)、“中國大學生量化數據庫”(CUSD)等;臺灣政治大學金觀濤教授與劉青峰教授合作建設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浙江大學陳紅民教授等主持的“蔣介石研究資料數據庫”、清華大學倪玉平教授等主持的“清代商稅數據庫”、中山大學吳滔教授主持的“明代價格數據庫”等。

　　數據庫建設的蓬勃發展除了依靠技術層面的成熟，更離不開國家的大力支持。通過統計國家社科基金立項項目，我們可以看到，自1991年以來共有312個與數據庫建設相關的項目立項，2010年以后數據庫相關項目獲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比例最高，占總數的91.09%;國家對數據庫建設的投入在2010年后成倍增加，在所有數據庫相關項目中52.25%為重大項目和重點項目，28.53%為一般項目;以學科分類來看，語言學數據庫項目立項最多，占比37.64%，歷史學數據庫相關項目占比7.86%，包括中國歷史學科12個，考古學2個。1(見圖1)

　　史料發掘與利用的便捷化充分體現了新科技革命對史學研究的助力，在此基礎上也推動了史學研究在視野和方法上變革性的轉變。大量數據庫的建設與公開利用，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個人或特定群體對史料的壟斷，形成了更為良性的學術生態;傳統歷史學信息獲取與史料組織方式的改變也促進研究者從更普遍、更基層的角度發現隱藏的史實與規律。

　　香港科技大學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團隊是國內大數據歷史研究的實踐者之一。該團隊構建的“中國大學生數據庫”(CUSD)項目，收集了來自中國35所高校的40萬份大學生檔案記錄以及大量中國留學生檔案及出版資料，分為三個子數據庫：“民國時期大學生數據庫”(CUSD-ROC)、“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生數據庫”(CUSD-PRC)、“中國留學生量化數據庫”(CUSD-OS)。該研究團隊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生數據庫”(CUSD-PRC)中1949—2002年間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的大學生學籍卡片的宏觀量化分析，發現基礎教育的推廣、統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點中學的設置等制度安排共同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流動，以致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場無聲的革命。1該研究團隊的另一項目“中國歷史官員量化數據庫”，錄入了歷史上超過400萬條官員數據，內容包含官員的籍貫、出身、職掌、字號等基本情況。目前該數據庫產出的多項成果，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傳統政治史研究的范疇，精準且深入地考察了清代官員的社會來源、流動、仕途遷轉乃至官制變化。此外，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夏明方教授在中國災害史料的文獻管理、數據化建設及災害史研究的范式轉換中，借助大數據思維及計算機網絡技術構建中國災害史數據庫，實現了史料考訂與數據信息化集成的有機結合。該數據庫建成后，不僅可以鏈接中國各個朝代的災害信息，還可以和全球其他區域進行對比，提高歷史災害數據庫的完備性、可靠性，進一步推動中國災害史、環境史乃至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研究，實現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多學科交叉的研究。2

　　此類數據庫重視對長時段、大規模記錄中的人口和社會行為等內容進行統計描述及彼此間關聯性的分析，突破了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等傳統領域的范疇，拓寬了史學研究的視野。研究內容大多通過大量數據將傳統史學研究和定量研究結合，既揭示了歷史過程與規律，又對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具有現實借鑒意義。在全球化的當下，有利于中國史學研究“走出去”與世界對話，有助于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爭奪國際話語權。

　　近幾年，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以往不受關注的史料開始引起跨學科研究者的注意，多學科多領域的參與也為史學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不同學科理論及研究方法在傳統史學基礎之上迸發出新火花，史學研究呈現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

　　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教授是較早關注歷史大數據的研究者之一，目前已建立了一個在國內頗具影響力的量化歷史研究團隊。陳志武教授認為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領域，科學研究方法的基本流程是一樣的。其中，第一步是提出問題和假說;第二步是根據提出的研究問題和假說去找數據，或者通過設計實驗產生數據;第三步是做統計分析、檢驗假說的真偽，包括選擇合適的統計分析方法識別因果關系、做因果推斷;第四步是根據分析檢驗的結果做出解釋;第五步是寫報告或文章，把科學過程研究出的結果報告出來。3他們運用上述研究方法產出諸多突破性成果，例如通過統計清代1732—1895年間刑科題本中近五千多個命案的記錄，對民間借貸雙方的關系進行了定量分析，發現在借貸糾紛引發的命案中，一旦借貸利率高于零，被打死方為貸方的概率為60%，而且利率越高，被打死的是貸方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這說明一旦發生債務違約，放貸方所承擔的包括生命風險在內的違約成本是不對稱的、且顯得更高，推翻了傳統“高利貸剝削”論和放貸者“超經濟強制”論的推斷。

　　此外，“歷史地理信息系統”(HGIS)近年來在史學研究中的興起也是大數據歷史方興未艾的表征之一。大批地理學者通過對傳統史料的信息化處理，拓寬了歷史學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方向。我國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與美國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機構合作研發了“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以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所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為基礎數據源，運用GIS技術，使時空量化分析成為可能。若將該數據庫與“中國歷代人物傳記數據庫”(CBDB)結合使用，亦可幫助研究者分析中國歷史人物社會網絡、時空分布等內容。華南師范大學趙耀龍通過收集藏傳佛教寺院的相關數據，構建了藏傳佛教寺院歷史地理信息數據庫，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探究了寺院時空分布及演化機制，實現了史料的可視化分析及表達。同樣是利用“中國歷史官員量化數據庫——清代”(CGED-Q)，南京師范大學胡迪教授通過分析官員的任職軌跡和任職時空軌跡相似度計算模型，進而分析清代官僚結構、政治運行、社會變動等問題。

　　相關期刊推薦：《教學管理與教育研究》本刊面向全國學校教育的發展管理、教學研究、科研創新和師資培養等領域，展示我國學校教育科研領域的最新成果，交流教學管理與課程建設方面的新鮮經驗，研究教育改革與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F面向全國廣大中小學、各類高校教師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者以及高校在讀研究生征稿。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歷史研究者誤以為運用歷史大數據的定量分析方法是史學“域外之物”，甚至形成了將“定量”與“定性”、“量化歷史”與“傳統史學”對立的觀點。這其實是一種錯誤的認識。誠然，大數據歷史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有賴于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但傳統史學家對量化數據收集、整理的歷史源遠流長，中國史學對量化研究方法的史學實踐也由來已久。

　　無論是《史記》中的《貨殖列傳》，還是《漢書》及歷代史書中的《食貨志》《地理志》等古籍中，都留下了有關人口、田畝、賦役、物價、貿易乃至氣候、地理等大量的統計數據。著名史學家梁方仲先生利用這些舊史籍中的數字進行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的統計，其著作《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在推動中國社會經濟史收集和利用數字資料，進行量化統計分析方面有著開創性的貢獻。章開沅先生1983年在《關于改進研究中國資產階級方法的若干意見》一文中，就提倡要重視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人口等統計資料的重要價值。1陳春聲也強調了統計方法在史學研究中的獨特作用，認為統計方法可以為處理大量數字型的歷史資料提供便利的方法，使一些在其他情況下難以使用的資料有可能為人們所用。2筆者在1997年就開始關注中國近代社會發展指標體系，提倡要從統計數據出發進行長時段研究，指出計量方法應用于歷史統計資料，可以使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等多研究領域從中受益，并強調在一流學科建設中大數據歷史是重要的趨勢與方向;1李伯重也認為科學化的歷史學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大數據研究方法引領歷史研究走向科學化，2并將量化研究和比較研究兩種方法結合起來，運用于其江南經濟史的研究中，得出了許多獨創性的研究結論。

　　二、大數據歷史專業與歷史新文科建設

　　隨著大數據與歷史學的融合與交叉，史學研究有了突破和進展。然而，作為學術積累和傳承的載體以及學術進一步發展創新的平臺，歷史學科建設融入新技術和新方法也成為必然趨勢�！缎挛目平ㄔO宣言》中強調，新文科建設有三大基本抓手，包括“專業優化”“課程提質”“模式創新”。近年來多所高校在歷史學科建設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嘗試，也為新文科建設提供了鏡鑒。

　　在專業建設方面，部分高校已率先進行了結構改造。2015年，華中師范大學率先設立大數據歷史專業。該校參與大數據歷史研究的方法革命，嘗試突破傳統歷史學的思維模式，整合中國史、世界史、社會學、教育學、經濟學、政治學、信息技術等傳統優勢學科，實現了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多學科交叉的深度融合，嘗試為歷史學科專業建設探索新路子。

　　在課程設置方面，華中師范大學大數據歷史專業開設了許多別有特色的專業課程，在夯實歷史專業傳統優勢課程的基礎上，開設了數門跨學科跨專業新興交叉課程、實踐教學課程。設置了“ANewHistoryofaNewChina”(全英文)、“BigDataandNewMethodsinChineseSocialHistory:Collection,Transcription,Analysis”(全英文)、“數據分析基礎與應用”等課程，引導學生跨學科跨領域知識的融會貫通。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也在碩士生課程中開設了數字人文、計量統計相關課程，包括數字人文與歷史研究在內的課程對開闊學生的研究視野大有裨益。南京大學數字人文中心也開設有數字人文相關課程。

　　在人才培養方面，近年來高校在突破傳統育人模式和科研模式中做了諸多探索。自2011年武漢大學成立國內高校第一個數字人文中心后，包括上海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相繼開設“數字人文”或“量化歷史”等相關研究平臺，成為了歷史新文科建設的試驗田。在學術論壇方面，耶魯大學終身金融學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陳志武，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馬德斌教授(DebinMa)與清華大學龍登高教授的研究團隊自2013年起舉辦的量化歷史講習班，截至目前已舉辦七屆，吸引了大批對量化方法在歷史研究中應用有濃厚興趣的青年學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臺灣大學及中國臺灣“中研院”自2009年起每年舉辦數位人文與數位典藏的國際研討會，頗具規模。一部分高校采用形式靈活的各類暑期班、系列講座等模式推動跨學科拔尖人才的培養。華中師范大學“大數據與中國歷史”系列講座由該校高等研究院、歷史文化學院共同舉辦，邀請在量化歷史研究、數字人文研究方面素有專長的資深教授、新銳青年學者做專題講座。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舉辦了各類碩博士生的數字人文暑期班和工作坊，推廣大數據歷史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我們認為，要進一步推動大數據歷史與新文科建設的融合，須從如下方面入手：

　　師資隊伍建設。要推動歷史新文科建設，開展跨學科跨領域的大數據研究，相應的師資配備十分重要。他們不僅要有豐富扎實的歷史學基礎知識，還要有跨學科跨專業的知識儲備，同時要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大數據歷史的研究優勢相結合。由于我國長期學科專業劃分過細，高校具有跨學科思維能力的師資力量相對缺乏。近年來，高校提出各種解決措施，著力國際交流與合作，引進一批通專結合、中西融合的跨學科高水平人才，同時鼓勵本土教師和學生“走出去”，積極參與海外高校的交換學習和學術交流。

　　華中師范大學大數據歷史基地班以問題研究為導向進行師資團隊建設。2015年9月，在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下成立人文研究生班，以“大數據歷史”為重要研究方向，與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美國羅格斯大學等校聯合培養研究生，聘請海外優秀人才以及學校計算機、信息管理專業教授擔任研究生導師。

　　人才培養模式探索。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在大國博弈競爭中贏得優勢與主動，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大業，關鍵在人。新文科建設強調要實施以育人育才為中心的整體發展戰略，構筑學生、學術、學科一體的綜合發展體系。以人為本、培養應用型文科人才，是新文科建設人才培養重要目標之一，也是形成歷史學科中國學派、中國話語的核心力量。歷史新文科人才培養首先要堅持價值引領，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青年學生尚處于發展階段，只有引導其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價值觀，提高思想覺悟、道德水準、文明素養，才能培養出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新時代歷史研究人才。其次，歷史新文科人才培養要緊跟大數據歷史發展的新趨勢，響應教育部新文科建設的號召，優化傳統歷史學科結構，開設跨學科跨專業新興交叉課程、實踐教學課程。此外，還須注重應用型復合人才的培養。——論文作者：馬　敏　薛　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