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2-24所屬分類：教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就幼小銜接教育工作相繼出臺過一系列教育政策，經歷了從幼兒園單向執行主體時期(1949～1988年)到幼兒園和小學雙向執行主體時期(1989～2009年)再到多元利益相關者執行主體時期(2010年至今)的演變過程。本研究采用由政策工具和幼
[摘要]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就幼小銜接教育工作相繼出臺過一系列教育政策，經歷了從幼兒園單向執行主體時期(1949～1988年)到幼兒園和小學雙向執行主體時期(1989～2009年)再到多元利益相關者執行主體時期(2010年至今)的演變過程。本研究采用由政策工具和幼小銜接生態系統維度構成的分析框架對這些教育政策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其使用的政策工具趨于多元化，但各類政策工具的組合配置仍缺乏系統性;幼小銜接生態系統趨于綜合化，但各子系統的具體內容仍不夠全面;政策總體趨于科學化，但在幼小銜接關鍵問題上仍不夠科學;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頒布的相關政策一致性較高，但在互補性上仍有待提高。政策工具的特性、政府的偏好、幼小銜接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及相關研究的滯后是影響我國幼小銜接教育政策的主要因素。未來在完善幼小銜接教育政策時，應注意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相關政策的銜接和互補;根據政策問題的性質選擇恰當的政策工具，優化政策工具之間的組合配置;合理利用激勵性工具和能力建設工具，提升幼小銜接教育政策的可行性;全面剖析幼小銜接生態系統中的各方利益訴求，統籌配置相關政策工具;加強幼小銜接關鍵問題研究和政策轉化，促進幼小銜接教育政策科學發展。
[關鍵詞]幼小銜接;教育政策;政策工具
一、問題提出
政策，或稱公共政策，是指“國家機關或執政黨制定的旨在解決某一問題的具有權威性的行動準則”，包括政治政策、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和科教文衛政策等。[1]其中，教育政策是指“政黨、政府等政治實體在一定歷史時期，為了實現一定的教育目標和任務而平衡各方的教育利益、協調教育的內外關系所規定的行動依據和準則”。[2]一般而言，教育政策具有以下三種功能：一是對教育事業的發展提出明確的目標和措施;二是協調和平衡各種教育內外關系;三是解決或預防某一教育問題。[3]為了發揮上述功能，實現教育政策的效能，一方面，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完善需要根據教育政策問題，謹慎地提出教育政策目標與具有科學性和可行性的措施，從而使之成為解決或預防某一教育問題的“最有可能發揮預期效果的條件”;[4]另一方面，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完善需要兼顧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化解“全局性或部門間的沖突”“部門內的沖突”以及“分部門的沖突”，[5]從而確保教育事業均衡有序發展。例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于2012年1月發布的《強勢開端Ⅲ：學前教育質量工具箱》提出了保障早期教育質量的5個杠桿，[6]2015年10月發布的《強勢開端Ⅳ：早期教育與保育質量的監測》則分析了機構服務質量監測、教師教育質量監測和兒童發展質量監測等三個方面。[7]然而，隨著對學前教育質量提升的關注，如何確保高質量的學前教育能夠保障兒童在后繼教育中獲得成功和幸福感，以及如何確保高質量的學前教育獲得延續等問題相繼顯現，因而確保高質量的幼小銜接教育工作就顯得尤為關鍵了。為此，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于2017年6月發布《強勢開端Ⅴ：幼小銜接》，提出了保障幼小銜接教育工作順利開展的六項措施，即“為兒童準備好學校”“正確認識幼小銜接”“滿足教師需求”“促進幼小銜接過程中的公平”“制定國家政策并鼓勵地方領導力”和“支持幼小銜接的科學研究”，以便確保早期教育質量能夠延續，增進幼兒獲得幸福感和實現教育公平。[8]可見，教育政策作為“一種權威性的社會價值分配方案”，[9]對于引導和調節教育事業的發展方向、工作重點和具體內容具有十分關鍵的作用。
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就幼小銜接教育工作相繼出臺過一系列教育政策，旨在促進和保障幼兒順利實現從幼兒園教育向小學教育的過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目前在教育實踐中仍存在幼小銜接觀念不科學，幼小雙向銜接機制尚未完全建立，幼小銜接課程和評價機制缺乏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幼小銜接教育工作的目標和措施尚有待完善，幼小銜接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尚有待被充分關照等現實問題，因此，有必要通過完善相關教育政策來引導和調節幼小銜接教育工作。
就幼小銜接教育問題而言，以往對于幼小銜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對幼小銜接的認識。有學者將幼小銜接理解為兒童從以游戲為主的學習環境過渡到以系統化結構教學為主的小學的過程。[10]二是幼小銜接中的利益相關者。以往研究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進行了探討，如有學者分析研究了主要利益相關者對幼小銜接認識的差異，結果發現不同利益相關者在兒童生態發展因素、兒童學習品質因素、師生關系因素、教育期望因素、兒童時空環境因素等方面的認識上存在顯著差異。[11]三是幼小銜接的現實問題與對策。以往研究主要從主體、內容和方式等三個方面對幼小銜接的現實問題進行了探討，如幼小銜接存在幼兒園單向迎合小學的問題、幼小銜接過于強調知識的銜接而忽視其他方面的銜接、幼小銜接凸顯被動的接受式學習等問題，并據此提出了相關的對策建議。四是國外幼小銜接經驗介紹。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國外通過法律法規以及相關政策保障幼小銜接和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加強幼小銜接的相關經驗的介紹。[12][13][14][15][16][17]在幼小銜接教育政策研究方面，有研究指出，缺少合理的政策支持增加了幼兒園“小學化”治理難度，[18]另有研究從“零起點”政策背景的角度出發，指出應制定更科學的幼小銜接教育政策以回答兒童應該為入學做好哪些準備的問題。[19]可以發現，已有研究對于幼小銜接相關理論和實踐問題已經做了大量的有益思考和分析。但是，就幼小銜接教育政策而言，除了上述有關介紹國外幼小銜接教育政策的研究之外，對于我國幼小銜接教育政策是否科學、合理的分析和反思，既缺少全面的歷史性梳理，也未能從微觀角度做全面深刻的研究。因此，本文擬從歷史的視角，基于我國幼小銜接教育政策的歷史演進階段劃分，采用由政策工具和幼小銜接生態系統維度構建的幼小銜接教育政策二維分析框架，對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幼小銜接教育政策工具選擇和使用的類型、特點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期深入審視當前我國幼小銜接教育政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以及政策執行效能的影響，從而為未來幼小銜接教育政策的完善提出有益建議，以有效促進身處幼小銜接階段的兒童身心和諧健康成長和推動我國基礎教育事業健康持續發展。
二、研究方法
(一)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是對被記載下來的人類傳播媒介的研究，其本質是一種編碼，即將原始材料轉換成標準化形式材料的過程。[20]因此，使用內容分析法既可以將文字、影像等資料內容轉化為可用于定量分析的數據資料，并使用量化統計方法來呈現、分析和解釋結果;同時，也可以就研究對象中的顯性內容和隱性內容進行質性研究和分析。
(二)文本選擇
為保障幼小銜接教育政策文本分析的全面性和可靠性，本文選取了我國從1949年到2019年頒布的有關幼小銜接的代表性教育政策，共31份(見表1)。其中，中央政府頒布的幼小銜接教育政策文本25份，地方政府頒布的幼小銜接教育政策文本6份;專門性幼小銜接政策9份，非專門針對幼小銜接教育問題的政策文件22份。以此作為內容分析研究對象能夠確保本文的科學性和恰當性。
(三)分析框架
政策過程“開始于思考，通過行動進行，并結束于解決”。[21]據此，熊躍根具體分析了政策過程中的行動主體，并指出明確政策實施對象對于保障政策運行具有關鍵作用。[22]由此，本文以現有幼小銜接教育政策文本中規定的主要的政策實施(或執行)主體作為劃分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幼小銜接教育政策演變歷程時間階段的依據，同時，引入政策工具和幼小銜接生態系統兩個維度構建二維分析框架，對新中國成立70年來頒布的幼小銜接教育政策文本展開分析。其中，政策工具維度主要是通過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對政策工具進行分類，并進行統計分析。幼小銜接生態系統維度則從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外觀系統和宏觀系統四個方面出發，就幼小銜接教育政策中作用于幼小銜接生態系統的政策工具的頻次、分布特征等進行統計分析，并據此呈現出幼小銜接教育政策工具選擇和結構現狀、存在的問題或缺失。
1.政策工具維度。
政策工具是指“為實現政策目標而對政策手段做出的具有權威性的選擇”，[23]它是當前分析政策制定科學與否的重要手段。通常情況下，政府在制定一項政策時需要根據政策目標、具體任務、不同政策工具的特點和政策環境選擇一種或多種政策工具，從而保證政策執行效能。本文根據教育政策具有的“目的性與可行性”“穩定性與可變性”“權威性與實用性”和“系統性與多功能性”等特征，[24]采用麥克唐納爾(McDonnellL.M.)和埃爾莫爾(ElmoreR.F.)提出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它包括命令性工具、激勵性工具、能力建設工具、權威重組工具和勸告性工具五大類(見表2)。[25][26]
在上述分析框架中，命令性工具是指規范個人和機構的規則，體現了國家或政府推動相關政策的強制性權威。激勵性工具是指通過顯性的經濟激勵手段或其他獎懲手段支持和推動相關政策執行的手段。能力建設工具是指通過撥款、制度建設以及政策傾斜來支持個人和機構實現其職能的長遠建設和深層變革的手段。權威重組工具是指政府為實現政策目標而將權力重新授權給不同的個人或機構的手段。勸告性工具是指政府通過承載某種信息的文本勸告和鼓勵個人和機構依據政策所體現出的價值來表現出與之相一致的行為模式的手段。在本文的分析中，筆者嚴格以麥克唐納爾和埃爾莫爾的政策工具框架為標準①，判斷政策文本及其具體內容使用的是何種政策工具。
2.幼小銜接生態系統維度。
鄧祿普(Aline-WendyDunlop)通過借鑒布朗芬布倫納(UrieBronfenbrenner)的人類發展生態系統理論，對幼小銜接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并提出了處在幼小銜接階段的兒童所處的生態系統。這一生態系統包括四個方面，即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外觀系統和宏觀系統(見圖1)。
其中，微觀系統是指兒童直接接觸或參與的環境系統，主要由家庭、幼兒園、小學組成。在微觀系統中，兒童與父母、教師會在他們各自重疊的經歷和他們生活的文化背景下構建從幼兒園教育向小學教育的過渡。中觀系統是指微觀系統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它代表了兒童的過渡經歷，即從家庭到幼兒園教育、從幼兒園教育到小學教育、從家庭到小學教育的交叉過渡。外觀系統是指那些幼兒并不直接參與其中，但是卻對影響兒童發展的微觀系統產生影響的要素，諸如地方政府教育政策、社會服務、父母職業、社區環境等。宏觀系統是指那些廣泛存在著的社會影響，諸如政府公共政策、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意識形態以及社會價值觀等。[27][28]在本文的分析中，筆者嚴格以鄧祿普幼小銜接生態系統理論給出的各系統的界定為標準，判斷政策文本及其具體內容涉及的是哪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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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維分析框架構建。
基于政策工具維度和幼小銜接生態系統維度，本文構建了幼小銜接教育政策文本內容分析的二維分析框架圖，如圖2所示。
(四)研究過程
首先，查閱幼小銜接教育政策原始文本。本文通過查找相關教育政策法規文獻匯編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官網和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門官網，查到新中國成立70年來有關幼小銜接的代表性教育政策，共計31份。
其次，對所有原始文本進行內容編碼。本文以上述31份幼小銜接教育政策文本中每一條相關條款作為一個分析單元，并以此作為幼小銜接教育政策工具二維分析框架所要分析的內容，共計形成145個分析單元。本文按照“政策編號—政策名稱—相關條款—要點編碼”的順序對31份幼小銜接教育政策文本、145條分析單元進行編碼，形成政策文本內容相關條款編碼表(見表3)。——論文作者：劉源**程偉董吉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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