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7-11-11所屬分類：教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在國家走出去，引進來的政策下，留學行業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很多家長已經不滿足國內教育，而是把孩子送出國接受高等教育。根據目前數據顯示，我國還是以自費留學為主，并且呈現了留學低齡化，自費留學人數增長的趨勢。在這種大浪潮下，出國留學回國就業的
在國家“走出去，引進來”的政策下，留學行業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很多家長已經不滿足國內教育，而是把孩子送出國接受高等教育。根據目前數據顯示，我國還是以自費留學為主，并且呈現了留學低齡化，自費留學人數增長的趨勢。在這種大浪潮下，出國留學回國就業的海歸并沒有受到更多的青睞，這就可以看出，教育回報率和投入不成正比，出國留學不再是他們就業的保護神，下面對其原因進行探究。
關鍵詞：出國留學,留學教育,海歸
一、我國留學的歷史發展及其動因簡析
出國留學，英文簡稱study abroad，指學生去到母國以外的他國學習深造，時間可長可短，從數日到數年不等，留學至今已有百年歷史，一代代的學子接力促成這項文化交流活動不斷發展。對于橫跨百年的留學史，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分類。歷史學家戴逸和原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將整個百年留學的過程以時間為主線，結合重大社會事件、留學人員的身份以及資金來源等，把出國留學生劃分為以清政府公派的120名留美兒童為始到改革開放至今的所有自費和公費留學者共十代[2]。此外，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GG)的創辦者王輝耀博士根據留學者的學習內容和歷史使命的不同，將其劃為五代，分別致力于富國強兵、革命救國、科技救國、建設祖國及創業拼搏的偉大理想。歷代出國留學的學子中，也不乏我們非常熟悉敬仰的杰出的革命家和卓越的科學家。周總理對留學生學習和工作的重點關注，鄧小平推出一系列促進我國莘莘學子出國深造的改革，詹天佑成功設計并建造第一條鐵路，鄧稼先對于我國核武器的研制和發展做出的重大貢獻等等都與他們的留學背景息息相關。
黑格爾曾經說過現實性與必然性和合理性有著必要的聯系，是二者之和。留學現象的現實性來自于國家的合乎規律的、確定不移的發展趨勢和個人合乎倫理道德規范的總和。唯物辯證法講，事物的發展總是基于內外因的共同作用，其中內因是根本，外因則次要。在百年留學史中，同樣的事物在不同的時間段內，有不同的角色。改革開放以前，出國留學是一項國家政治任務，以國家的發展為動因。公派出國的學生帶著振興國家、改革教育的夢想遠赴他國，而個人的文化增長、精神富足則作為外因助推其發展。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國家富足、社會進步，對人們的能力要求也越來越高，迫于壓力，需要提升自我綜合能力，學子們主動選擇出國深造。此時，個人的內在需求作為一種內因發揮主導作用，國家層面的發展建立在個人滿足的基礎上。雖然內因和外因的作用在隨著社會發生此消彼長的變化，但最終都共同促進了留學教育的不斷發展。
二、教育的社會分層功能
社會分層研究是現代西方社會學界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此研究源于社會學家對社會差異現象的關注。對社會分層進行概念界說，學者們的表述不盡相同，但大家普遍的觀點認為：社會分層是依據一定的標準把人們劃分為各種不同的社會集團或階層[3]。教育在取得職業成就的過程中和促進社會成員構成的分化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分析上述分層和分化的原因時，我們試圖首先從教育中尋找答案。自工業社會建立以來，教育系統便與勞動領域的篩選和訓練以及個體在成人職業、經濟和身份地位中的分配與社會流動密切相關。且多項研究表明，取得成人地位的流動和非流動途徑在教育系統內已經形成了。
因此，人們把教育系統看成是能產生社會變化的一套制度，也可以看成一套有助于社會分層和穩定的制度[4]。在我國，影響職業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教育程度。各種職業對就業者的“硬件”要求日趨提高，不僅專門職業提出越來越高的教育條件，而且最普通的職業如餐飲服務業也需要持證上崗。如今，就業受學歷限制的現象越來越隨處可見，人才市場對學歷和專業技能的要求更加嚴格，高學歷人才的市場被需求量也在逐漸擴大。隨著高等學府和科研基地對研究生人數的大量擴招，每年高學歷人才畢業人數總量增加，致使出現這樣的現象：高學歷人才成為好職業的最有力競爭者，普通畢業生在這場爭奪戰中處于劣勢，甚至出現了由人才市場轉向勞力市場就業的現象。然而，勞力市場緊跟形勢，也開始要求具有相應的職業教育經歷和職業培訓資格。此種形勢下，無學歷和職業資格的人群將無法進入這兩大市場，更別說找到一份好工作了。為了滿足勞動力市場對教育層次的需要，教育的市場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教育層次高低對于職業的獲得和職業成就的作用已經上升為主要因素。
三、留學教育社會分層功能弱化的突出表征
近年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進入大眾化教育階段，出國留學成為一種潮流，越來越多的學子抱著“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和“物以稀為貴”的心理選擇自費留學。以前，學生確實可通過留學獲得可觀的職業和較高的經濟回報，并成為實現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手段之一，但如今已時過境遷，留學只是實現眾多人生目標過程中的一層石階，其社會分層功能日漸弱化。這種弱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海歸的就業形式嚴峻
根據《2015年出國留學發展狀況調查報告》統計數據顯示：至1978年始到2015年的37年間，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量累計達40421萬人。有27778萬人已完成學業。其中，近八成已完成學業人員選擇回國發展[5]。可見，大多數留學人員在國外缺乏足夠的競爭力仍需要與國內高校畢業生一同競爭工作崗位。由第三方國際人力資源公司發布的《2013中國海歸人才就業現狀》報告顯示，2008年成都地區回國的海歸平均年薪僅為9萬元，到了2010年后成都地區回國海歸的平均年薪降到66萬元，月薪不足六千。海歸數量大卻精英少，知識基礎與能力參差不齊是不爭的事實�；貒h沒有想象中的風光，待遇一落千丈，海歸早已不是從前的“高精尖”精英人才，而被人們戲稱為“海龜”。
隨著這個群體的逐漸壯大，就業問題慢慢突顯，“海帶(海待)”現象也屢見不鮮，說明海歸人士雖然不遠萬里為腹中添了幾滴所謂的“洋墨水”，卻再也無法擁有那個曾經的“免檢”金牌，而是被國內用人單位更加謹慎地對待并嚴格加以篩選考核。智聯招聘近日發布調查結果，當招聘對象為海歸時，超過七成人力資源主管表示：沒有優待，不會優先錄用。正如其中一位主管所表示的那樣：“企業會挑選于公司更有利的員工，啟用國內大學畢業生，用人成本和個人能力綜合考慮優于海歸。”可以預見，留學教育與國內用人市場的脫節問題不解決，縱使有海龜的光環，也無法抵擋就業形勢的寒流，海歸的就業難問題將逐漸顯現出來。
每個階層都有各自特有的文化資本，它的獲得不僅與教育有關，也與該階層人士所處階層環境以及該階層所特有的歷史背景有關。實現從一個階層到另一個階層的跨越，單靠教育是無法做到的，除了教育，這種跨越還與該階層的經濟資本和消費習慣有關。留學人士希望通過接受與某一社會階層人士同等的高等教育，獲得該階層特有的文化資本，以消除文化屏障。然而文化資本并不足以消除文化屏障。當越來越多的高素質人才威脅到“總體性精英階層”的利益時，他們便會動用自己的各種資源以加強對勞動力市場的控制。這樣一來，便使能得到高薪職業的人才越來越少，從而加劇人才之間的競爭，迫使學歷文憑貶值，進而導致出現就業難的現象。由此可以看出，經濟資本的影響作用非常大，經濟資本富裕的階層可以運用自己的有效資源調控整個人才市場。通過教育習得的文化資本僅僅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文化屏障，順利實現階層的跨越。
(二)留學大眾化加重了文憑貶值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政府留學政策的調整，我國出國留學教育進入了大發展時代。目前，中國留學市場已從過去的“精英性留學時代”步入到如今的“大眾化留學時代”，越來越多的家長選擇把孩子送出國接受教育，必然選擇回國發展的學子數量也會相繼增長。據統計，2015年我國留學回國人數達到4091萬人，比上一年增長121%。而2015年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為749萬人，比上一年增長30%。國內畢業生人數的增長率遠小于海歸人數的增長率。這種態勢下，必然有相當數量的海歸與國內畢業生同時競爭工作崗位，卻又不得不面對工作崗位數量有限的實際情況。因此，海歸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原有期望，從基層工作做起。《就業調查報告》也證實了這一點，在所有被調查的海歸中，有六成目前從事基層工作。
文憑的社會地位在大眾心中已經根深蒂固，使得獲取高學歷成為一種根本趨勢，而高考擴招、研究生擴招為此種學歷角逐提供了有力支持。于是亦因亦果，互為因果的奇特現象出現了：文憑社會迫使教育擴張導致水漲船高，反過來又使文憑貶值。留學教育的大眾化，為工人階級、少數民族學生獲得高等教育提供了新的機會。大量畢業生回國發展，而用人單位越來越難以雇傭數量如此之多的高學歷人才，于是出現了其他原本不需要雇傭海歸人員的用人單位卻雇用海歸人員的現象，更加重了“文憑貶值”。文憑相當的情況下，若要獲得好的職業，此時文憑可能不再是雇主進行人才篩選的識別標志，而家庭的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社會資本在求職時的作用反而更顯著，導致職業獲得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現象也隨之增加。“好成績”不如有個“好爸爸”就是此種現象的生動描述。
(三)我國教育國際化水平有所提高
什么是教育國際化?美國學者菲利普·阿爾特巴赫認為，教育國際化是把國際的、跨文化的或全球層面的內容融入教育目的、職能或教學實施的過程，也可以定義為“一個國家、一個教育系統、一個教育機構回應全球化趨勢的具體政策或舉措”[11]。目前，我國的教育已與國際接軌，從教育理念到實踐都在彰顯這種國際聯系。國際化教育包括課程體系國際化、教師管理國際化、學校組織機構國際化以及國際交流與合作等。根據國際化的不同形式，我國目前的國際化教育單位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是在中國境內合法設立的外國機構、外資企業、國際組織的駐華機構或合法居留的外國人開辦的國際學校。
二是本地學校開設的國際部，招收的學生包括本地學生和外籍學生，采用的課程大多也是國際通用課程，如IB、AP、Alevel等，教學語言以英語和漢語為主。
三是由個人開辦的教育機構，為學生提供必要的培訓服務，比如托福、雅思考試的培訓。他們通過引進國外優質國際課程，與國外學者、教師進行交流合作，做到優勢互補。正因為國內教育的國際化，使得本土學生在國內也能接受國外的教育，結合國內就業形式，在“主場”更能發揮自身優勢，因此，國內“留學”人員比海歸人員更容易受到招聘單位的青睞。
(四)社會對海歸的認識回歸理性
曾幾何時，海歸與人才幾乎天然地劃著等號。國家重要領導人大多都有海外求學經歷，這為海歸人員受到重視添加了一份有力的證據。改革開放之初，留學的門檻很高，并非用金錢可以買到通往國外大學的入場券。加上當時我國與國外的教育差距明顯，學成歸來的海歸人員不僅帶來大量前沿的科學文化知識，而且視野開闊，帶回了很多新興的理念，海歸在大眾眼里就是引領科學文化向前發展的天之驕子。然而如今，時過境遷，曾幾何時我國成為了世界最大留學生輸出國，最大的門檻也由學識變成了金錢，自費留學生人數占總留學生人數的絕大部分。其結果是，海歸和同等水平的國內大學生相比，在就業方面已經沒有優勢，而是受到同等對待，已不再是“香餑餑”了。之所以用“回歸”二字，是因為之前人們對海歸的認識確實有過非理性的“月亮都是外國的圓”的盲目崇拜階段。
在錢鐘書先生的《圍城》一書中可見端倪。小說雖然是虛構的，但根據作者的文字可窺見其對現實折射出的態度。在《圍城》中，方鴻漸和韓學愈都是海歸，兩人還同是“克萊登大學”的校友，買張假文憑，就回來蒙事了。方鴻漸算老實，任何時候都不宣稱自己是博士，求職材料也諱言這一點;韓學愈就不同了，借此招搖撞騙，還混上了歷史系主任。在閱讀全書的過程中明顯發現，錢鐘書先生對韓學愈的態度極其厭惡。再往前，在清代筆記《萇楚齋四筆》中有一段文字記載：“洋翰林、洋進士、洋舉人嘖嘖在人耳目，尤可笑者，日本留學生多有未入學堂，只購各校講義一部，作為校外生，不知如何，亦得文憑”。一句“尤可笑者”，可見作者對這些“洋學生”并不認同，一張文憑并不能取代其真才實學。如今，人們對海歸的認識已經脫離“偏激”態度，并不一味地只看洋文憑、學位，而是回歸理性側重于實際能力與水平。
四、留學社會分層功能弱化引發的思考
(一)要理性對待出國留學
面對留學教育的社會分層功能弱化這一現象，留學生和家長應該理性地看待留學。首先，除去公費留學外，自費留學面對一大筆教育經費，對普通家庭也是一筆不小的經濟支出，背負著巨大的經濟壓力。據調查，近半數家庭選擇所要留學學校和地域時，主要相關信息來源于中介，而缺少自主調查和選擇，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且需要自我承擔其中的風險。我國中學生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均要通過高考選拔，以考試分數論高低。而國外大學的選拔不僅看考試成績，更關注綜合能力。
家長若有意愿送孩子出國接受教育，應該做好如下心理準備：首先應該充分考察孩子的各方面能力，包括：獨立生活能力、學習能力、自主能力以及自制力等，這些能力的具備是能夠較快適應國外生活的必備因素。其次，家庭應該充分尊重孩子的個人意見，考慮其本身的興趣和特長，如果家長從自我態度出發，固執地為孩子選擇所謂“熱門”專業或者根據學校排名進行選擇，最終結果未必讓人滿意。值得注意的是，對于大多數留學生而言，選擇留學最終也是為取得一份滿意的工作服務，家長和學生不應該盲目跟風，事實證明通過參加高考而就讀國內大學的學生在畢業后找到的工作并不比海歸差，甚至更好。家長和學生應該結合自身經濟能力、學習能力、綜合實力等情況謹慎做決定。
(二)留學重在提升能力，而不再是“渡金”
留學教育的社會分層功能弱化后，分別在國內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面臨著同樣的工作競爭，留學生不但沒有占據優勢反而面臨就業難的不良狀況，而就業力不足便是其“致命”弱點。就業力又稱就業競爭力、可雇傭能力等，主要看個人的受雇傭潛能。提升留學生的就業力是十分必要的，馬克思關于人的全面發展學說為其提供了學理依據。全面發展學說的本質在于把人的全面發展統一于人的個性充分自由發展和人的多方面協調發展。就業力的提升多依托于教育單位的辦學理念和畢業生就業指導工作的認真開展。從學校層面，辦學理念是我們無法憑一己之力能夠加以動搖的，且因為各個國家的實際就業情況不同，高校的就業力培養更加側重于本國的就業形勢。所以留學生的就業力提升應該從他們自身出發。
就業力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上：
一是知識結構。雖然知識不等同于能力，但知識的儲備是構成就業力的必備因素。留學生出國接受國外教育，首要任務便是學好文化知識，沒有專業知識作為理論支撐，何以體現專業能力?找工作時就必然存在“先天不足”和盲目性，只能找大眾化的工作。
二是能力結構。就業力又稱就業能力，可見提升工作能力是提升就業力的核心所在。能力包括專業能力和專業外能力，提升前者需要在學校中完成，而后者主要在積累社會實踐經驗的過程中形成。
三是心理品質。心理品質體現在思想道德修養上，多來源于受到的德育熏陶。它與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密切相聯。良好的心理品質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具備的，這與家庭環境、學校環境以及社會環境息息相關，也是就業力的構成因素中最無法預測和不可控的。提升留學生就業力必須從這三個方面著手，以提升自己的綜合就業實力，最終才能取得一份滿意的工作。
辯證地看，留學教育的社會分層功能的弱化正體現了我國高等教育的進步，以及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高等教育是人才教育，其目的是為我國各行各業培養優秀的人才，促進國家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出國留學人數越來越多，畢業后回國效力的海歸人群也相繼壯大。留學生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我國的另一種形式的人才培養方式。除了將我國的莘莘學子送出國進行培養，還可以將來華留學生類化為我國的優秀人才。
目前，我國是一個留學輸出大國，呈現出“留學赤字”。然而為了提升教育的目的競爭力，我們有必要扭轉這種局面，將“留學赤字”轉變為“留學紅利”。隨著國際人才競爭的不斷加劇，如何留住海外優秀留學生將成為各國留學工作的重點。已經有部分國家采取適當措施，法國為留法碩士和博士提供居留證，德國政府大力推行“歐盟告知人才引進方針”法案，美國表示將為攻讀數學、科學、技術和工程專業的畢業生附贈綠卡。
但在我國還沒有形成這種理念，當下我們應該更新觀念，重視來華學生的“人才紅利”，讓更多優秀的來華學生真正“留下來”。為加快來華留學教育的發展，應該為來華學子提供寬松的政策環境。首先，充分利用“一帶一路”的合作熱潮，吸引沿線國家人才來華留學，開創中國與沿線國家的人才資源雙向流通渠道;其次，狠抓教育質量工程，繼續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教育水平;最后，建設來華留學人員寬松的學習和就業環境，讓外國優秀學生進得來，留得下。
總之，積極應對人才流動浪潮，營造一個開放包容的國際人才交流環境，是吸引國際人才“為我所用”、充分挖掘留學“人才紅利“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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