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1-11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 從居民對低碳生活行為的態度傾向、影響居民低碳生活行為的內外部因素等方面綜述國內外居民低碳生活行為研究進展。 關鍵詞: 居民; 低碳生活行為; 綜述 自 2003 年在英國能源白皮書中首次出現低碳經濟的概念，到 2008 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以 戒除嗜好! 面向低碳經濟
摘要: 從居民對低碳生活行為的態度傾向、影響居民低碳生活行為的內外部因素等方面綜述國內外居民低碳生活行為研究進展。
關鍵詞: 居民; 低碳生活行為; 綜述
自 2003 年在英國能源白皮書中首次出現低碳經濟的概念，到 2008 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以 “戒除嗜好! 面向低碳經濟”為世界環境日主題，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已從生產領域逐漸延伸到生活領域。就我國而言，雖然碳減排的宏觀政策對我國近期和遠期控制碳排放具有重要意義[1]，但在滿足人文發展潛力的要求下，我國碳排放量將持續增長，電力、工業、交通、居民生活四部門排放量最大，約占排放總量的 90% 以上[2]。而從生產領域入手實施碳減排對我國 GDP 增長有較大影響，越早開始實施減排 GDP 損失率越大[3]。因此，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從居民生活入手、提倡低碳生活行為對我國更具現實意義[4]。本文通過梳理低碳生活行為的相關研究成果，期望為我國推進低碳生活提供依據。
1 研究框架及方法
1. 1 研究框架
目前學術界尚無對居民低碳生活行為的被廣泛接受的概念，一般主要從其外延進行界定。我國較具權威的研究成果為: 科技部編寫的 《全民節能潛力量化指標》和姜克雋對低碳生活行為的提示[5]。《全民節能潛力量化指標》提示了的 36 項日常節能減排行為，并指出如全民參與這些行為則可減少不少于 1 千萬噸的 CO2 排放。姜克雋在這些行為外，提示購買低碳含量消費品的行為會降低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
綜合以上成果，本文對居民低碳生活行為的外延界定為四類:
( 1) 節能行為 ( 合理使用電器、科學用車、照明節能等) ;
( 2) 低碳消費行為 ( 購買節能的電器、汽車、建筑材料) 。
( 3) 積極行為 ( 植樹、碳沖抵、使用自然采光和清潔能源等) ;
( 4) 減 量 行 為 ( 少 買 衣、少 開 車、少 浪 費 食物、少用塑料袋、減少使用裝修用料等) ;
1. 2 研究方法
根據確定的研究框架，使用中國知網 ( CNKI) 和 Science Direct，輸入 “節能減排”、“家庭節能”、 “綠色消費”、 “綠色行為”、 “碳沖抵”等關鍵詞及其相應英文對應詞檢索了近年的研究成果。
2 對目前研究的綜述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具體包括: 我國居民對低碳生活行為傾向的研究，居民低碳生活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外部作用對居民低碳生活行為選擇的引導研究。
2. 1 我國居民對低碳生活行為傾向的研究
研究顯示中國居民對低碳生活行為傾向積極。 Huang ( 2006) 對寧波的研究顯示，寧波居民對環境質量不滿意，并很愿意分擔環境責任[6]。Shen ( 2009) 指出上海消費者不但關注電器的能效標識，并且愿意多支付費用挑選有能效標識的節能電器[7]。
研究同時也提示了我國居民積極的低碳生活行為傾向與真實的低碳生活行為間存在距離。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指出中國居民在環境保護問題上表現出較強的政府依賴性。孫巖 ( 2006) 以大連居民為樣本得出我國居民普遍將環境行為視為一種 “利他行為”，實施環境行為的總體水平較低的結論[8]。李祝平 ( 2009) 認為我國飯店顧客有一定的綠色消費意識，但并未完全轉化為真正的綠色消費行為[9]。
2. 2 居民低碳生活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
2. 2. 1 社會學的研究角度。社會學關心社會群體的特征、群體間或成員間的相互影響及社會特征 ( 例如: 性別、年齡、種族) 對日常生活所帶來的效果。因此，社會學主要從個人特征、家庭特征、生活方式等因素研究對居民選擇低碳生活行為的影響。
( 1) 個人特征
從人口統計學特征 ( 如年齡、受教育程度、性別、收入等) 入手的研究尚未得出具有一致性的結論。Ek K ( 2005) 對瑞典的研究顯示，即使大部分被訪者表示對綠色電力 ( 風電) 的支持，但對風電的支 持 隨 著 年 齡 和 收 入 而 下 降[10]。 Abrahamse ( 2009) 對荷蘭家庭的觀察顯示，社會人口變量決定著能源使用方式[11]。陳博宏 ( 2007) 研究了杭州市區居民綠色家電的支付意愿，認為年齡、受教育程度、環保價值觀對綠色家電支付意愿影響顯著[12]。譚婧 ( 2008) 認為城鎮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性別對綠色購買行為產生較大的影響[13]。但王鳳 ( 2007) 對西安居民的研究則認為受教育程度對個人環保習慣、公共環保行為影響顯著，性別也具有較大的解釋力，但收入、年齡和環保意義對環保行為的影響程度不顯著[14]。馮丹 ( 2008) 的研究了來自于北京、上海、重慶、天津、西安、成都、深圳七大城市的居民中的高學歷者，認為學歷與綠色消費不相關[15]。周培國 ( 2008) 對長沙居民的研究顯示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對綠色消費均沒有顯著 影 響，收入和婚姻狀況對綠色消費有顯著影響[16]。
( 2) 家庭特征
Sardianou ( 2007) 對希臘家庭節能行為測度顯示，消費者收入、家庭人口社會經濟變量對節能偏好有很好的解釋力，用電量、被訪者的年齡與消費者愿意采取的節能行為是負相關的[17]。Caula ( 2009) 的研究顯示戶主的年齡、對環境的關注、是否有孩子影響優化城市環境的支付意愿[18]。Solin ～ o ( 2009) 對西班牙加利西亞的研究認為居住點的變量 ( 如人口分布，社區收入，人口增長、居住在沿海還是內河) 對使用清潔電力而改善環境上的個人支付意愿有重要影響[19]。Druckman ( 2008) 對英國家庭的研究顯示: 不同家庭階層的能源消費模式具有很大不同，并指出能源消費及其相應的碳排放都與收入水平強相關，其他諸如住宅類型、財產數、家庭組成、城鄉所在地因素同樣非常重要[20]。
( 3) 生活方式
相關研究一般都支持生活方式影響碳排放，改變現有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低碳生活行為。Druckman ( 2008) 對英國的研究顯示，典型英國家庭中超過 1 /4 的碳排放來自娛樂和休閑，拓展生活方式的愿望是促使英國家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因素[20]。Ouyang ( 2009) 和 Gyberg ( 2009) 都認為生活方式直接影響能源使用，促進居民節電的努力應從技術手段轉向促進居民改變日常行為上[21，22]。譚婧 ( 2008) 從意見領導，沖動購買，新產品嘗試，信息關注等角度測量了我國居民的生活方式，認為生活方式對綠色購買行為有著顯著的影響[13]。Ouyang ( 2009) 對杭州的研究顯示通過改善生活中的居住行為可以節電 10%[21]。
2. 2. 2 心理學的研究角度。心理學關注研究思維、情感、知覺、動機和行為如何受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影響。目前研究中用于解釋居民選擇低碳生活行為的心理因素較多，主要包括知識、動機、學習、責任歸因、價值觀等，研究一般都認為心理因素對居民選擇低碳生活行為有影響，但其作用途徑尚需探討。
( 1) 動機、知識和認知
陳博宏 ( 2007) 認為杭州市區居民愿意支付綠色家電的溢價更多出于健康動機、而不是環保動機[12]。王家國 ( 2004) 認為特定的價值觀影響了中國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偏好[23]。Jaber ( 2005) 等使用模糊邏輯方法研究顯示在公眾節能意識低與節能知識認識不足有關[24]。Steg ( 2008) 認為缺乏減少家庭用能有效方法的知識、節能的高成本和低選擇權、缺少可行的替代措施是影響家庭減少化石燃料使用的三個最重要的因素[25]。MacKerron ( 2009 ) 對認證制的碳沖抵的研究說明，消費者對碳沖抵方案的了解程度影響消費者自愿碳沖抵的積極性[26]。
孫巖 ( 2006) 認為我國居民環境知識和生活經驗變量較心理類變量對環境行為的預測力要高[8]。Darby ( 2006) 對英國一個獲得節能山村稱號的山村居民的調查顯示: 個人和社會學習是能源可持續使用的先決條件[27]。Abrahamse ( 2009) 認為改變能源使用方式與社會心理因素有關的認知相關[11]。
( 2) 環境態度
Ek K ( 2005) 和 Sardianou ( 2007) 均認為當被訪者自訴環境態度積極時，其對能源使用和清潔電力的行為也比較敏感和積極[10，17]。孫巖 ( 2006) 認為中國居民的環境知識和生活經驗通過影響環境態度來影響環境行為[8]。Wang ( 2008) 認為缺少節能意識是影響中國節能項目實施的首要限制因素[28]。
( 3) 社會互動
Ek K 及其合作者對瑞典家庭的持續研究，顯示出居民與企業和媒體的互動、居民的社會交往對家庭節能活動的影響。他們在 2005 年的研究顯示，除成本外，環境態度、社會交往是影響瑞典家庭節能活動的重要因素[10]。之后，對綠色電力選擇的研究中提出在經濟因素和已有的規范這些關鍵因素外，個人責任程度的認知、選擇綠色電力后對環境改善所能產生的影響力大小、能感覺到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是否愿意接受綠色電力溢價。同時，缺乏對綠色電力計劃的信任，對政府和能源公司的、而不是個人的作用的強調也使得即使溢價相對較低，消費者也不很愿意購買綠色電力[29，30]。2010 年的研究進一步指出通過社會互動和媒體引導傳遞出的信息對家庭節能決策的影響[31]。
2. 2. 3 經濟學的研究角度。節能成本和收益間的對比影響著居民低碳生活行為。Steg ( 2008) 和 Ek K ( 2008) 都認為節能成本影響家庭是否選擇節能行動[25，30]。Ek K 和 Sderholm P ( 2009) 對瑞典的研究顯示: 是否獲得更多利益決定著家庭是否愿意轉向綠色電力; 對通過轉換行為不能得到很多利益的家庭而言，電費總支出、相關知識的多少以及尋找、處理信息的成本對其行 為影響最大[30]。 Jaber ( 2005) 指出通過如財政援助等方法能鼓勵能源最終用戶節能[24]。Schuitema ( 2010) 等對瑞典斯德哥爾摩在試行收取擁堵費前后的研究顯示，只有在收取擁堵費后人們切實感受到停車方便、堵塞和污染減少了，對擁堵費的接受度才會增加[32]。
2. 3 外部作用對居民低碳生活行為選擇的引導研究
2. 3. 1 社會技術水平。研究都認為，節能技術可以促進居民低碳生活行為。Rosenquist ( 2006) 等對美國的研究顯示，規范、提高、拓寬現有的民用和商用設備的能效標準，可使國家在節能方面獲得可持續的利益[33]。Wood ( 2007) 認為通過使用家庭用能信息顯示設備預設出節能目標，并將其有效的歸類可以促進消費者節能[34]。Hondo ( 2010) 等對日本的研究顯示，住宅光伏系統的安裝影響人們有關能源和環境的關注和規范，從而影響人們的環境行為[35]。Murata ( 2008) 等對中國 13 個城市的研究顯示，通過推廣節電的終端電器，到 2020 年可以節電 28%[36]。
2. 3. 2 宣傳。目前研究基本認為宣傳至少有利于促進居民短期的低碳生活行為。Jaber ( 2005) 指出宣傳能鼓勵能源最終用戶節能[24]。Mahmoud ( 2010) 對科威特的研究也顯示: 通過宣傳節電的活動，可在總需求量和高峰需求量上產生分別 5% 和 4% 的節電量[37]。當向消費者強調使用碳沖抵收入投資于可以產生共同效益 ( 諸如保護和促進生物多樣性、支持人的發展和減少貧困、培育低碳市場和技術) 的項目上時，有助于鼓勵消費者自愿認購碳沖抵[26]。劉光嶺 ( 2007) 認為消費者與綠色產品制造商間的信息不對稱不利于消費者選擇綠色產品[38]。李巖巍 ( 2008) 認為電視媒體對我國環保公共輿論的構建表現出積極而重要的議程設置作用[39]。Qu ( 2009) 認為使用網絡平臺向中國普通市民轉發和傳播中國生物能源發展和使用的信息，對宣傳可再生能源政策有積極作用[40]。
研究成果也進一步指出了目前宣傳在密集度、覆蓋范圍的不足。Ek K，Sderholm P. 和 Benders 都認為目前的節能宣傳在密集度和針對性上存在不足[30，31，41]，Benders ( 2006) 還認為必須將間接能源消費納入宣傳的考量范圍[41]。Gyberg ( 2009) 認為目前政府、利益相關組織以及能源企業更關注宣傳推廣節能設備和普及技術方面的節能知識，對生活方式的宣傳相對缺乏[22]。中國電視媒體目前對環保公共輿論的議程設置作用發揮不足甚至缺失[39]。
2. 3. 3 促進居民減少碳排放的政策手段。用于引導居民低碳生活行為的主要政策手段包括能效控制政策、價格政策、體制等，何種政策工具對居民選擇低碳生活更具推動力還需進一步探索。
Shammin ( 2009) 對美國的研究認為通過提高能源價格家庭碳排放，則低收入家庭會受到影響，這樣就有失社會公平[42]。Rogers ( 2008) 等對英國推廣社區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公眾看法的研究中指出，由于居民的積極參與的意愿較低，因此，更多的體制支持對于英國推廣社區可再生能源項目必不可少[43]。Parag ( 2009) 等從英國居民電、氣的消費出發，認為有效的家庭減排政策必須在關注供應者角色、委托代理問題外，更加關注消費者和供應商對減排的興趣，并且在積極方面描繪低碳經濟的未來，因此更加關注政府—消費者關系有助于實現減排目標[44]。Wang ( 2008) 認為在中國實施節能項目要解決政策框架、給予激勵和資金支持，增加研究人員和專業人力資源，提供足夠的信息和數據[28]。Liu ( 2009) 認為對促進中國家庭節能僅提高能源價格的效果不如單獨提高能效，而綜合提高能源價格和提高能效則是最好的方法，提高工業部門的能效、改變產品和服務的構成可實現節能[45]。
3 研究評述和未來研究方向
以上研究成果重點探討了居民低碳生活的內在驅動力和外部推動力: 就居民低碳生活選擇的內在驅動力研究而言，學者們從人口統計學特征、心理因素、經濟因素等切入點展開研究，但并未得到高度一致性的結論。這一方面提示了不同地區的居民、不同類型的居民低碳生活行為受人口統計學特征、心理因素、生活方式的影響程度可能不同，一方面也提示了這些被研究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就居民低碳生活選擇的外部推動力而言，信息、技術、政策對居民選擇低碳生活的積極作用被肯定，但如何更加有效的提供信息，何種政策工具對居民選擇低碳生活更具推動力還需進一步探索。
在以上豐富的研究成果基礎上，筆者認為對后續研究可在歸一化研究對象的基礎上，引入不確定決策的研究成果，從影響居民低碳生活行為的心理結構入手進一步探討居民低碳生活的內在驅動力，并據此討論影響居民低碳生活選擇的外部推動力。
3. 1 歸一化研究對象
目前研究均以某一具體低碳生活行為為研究對象，由于各種不同類型的低碳生活行為本就各具特點，研究所的結論不同甚至矛盾雖在情理之中、也為后續研究指出了方向，但當后續研究為居民低碳生活行為整體時，對其結論必須辯證的處理和使用。如目前研究集中于對居民的節能行為 ( 特別是節電行為) 和低碳消費行為 ( 特別是購買節能電器等綠色產品) 的態度以及影響因素的研究，那么促進節電行為和低碳消費行為的措施是否有利于促進減量行為和積極行為? 后續研究中如將不同類型的居民低碳生活行為通過綜合評價的研究方法納入到一個研究框架，則為上述問題提供了解決途徑。
3. 2 引入不確定決策的研究成果，研究居民低碳生活行為的心理結構
目前對居民低碳生活選擇的內在驅動力研究主要沿著心理學的行為決策經典理論或計劃行為理論展開。一般認為: 動機或行為意圖是影響行為的決定因素。
而在現實中可以看到涉及碳排放的居民生活行為決策大量、反復的出現在生活方方面面中，其決策過程不可能也不需要經常的考量需要和動機，更多的依賴對信息和情景的快速處理，這種快速處理中表現為個人責任意識、生活方式等的決策主體行為相關的個體特征要素對決策結果產生著極大的影響。這說明，與碳排放相關的居民生活行為決策帶有明顯的不確定決策的特征。不確定性決策在決策研究中關注兩個方面: 一是人所不能及的客觀不確定性結果，二是與決策主體行為相關的個體特征要素。這提示了如使用不確定性決策理論對居民碳排放相關生活行為決策的研究展開研究，則可解釋居民在做出低碳生活行為選擇的決策過程中，除以收益為核心的理性影響因素外的非理性因素。目前研究中學者對社會互動的關注已顯示出對不確定決策的考量，后續研究可結合不確定決策理論對社會認知和互動的研究成果，探索適用于居民碳排放相關生活行為決策的理論模型。
此外，在居民低碳生活行為選擇和決策的過稱中，行為意圖是如何影響行為的，即，其產生作用的心理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外部推動力的作用效果，因此，后續研究中，進一步探討居民低碳生活行為的心理結構具有積極意義。——論文作者：黃雪麗1，2 ，路正南1 ，王 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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