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12-09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以 20092019 年我國 A 股非金融類企業為樣本，考察了重污染行業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及分析師關注度和市場化水平對重污染行業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相對于非重污染行業的企業，重污染行業企業慈善捐贈更多;相較于分析師關注度低、市場化水平高的地
【摘 要】以 2009—2019 年我國 A 股非金融類企業為樣本，考察了重污染行業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及分析師關注度和市場化水平對重污染行業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相對于非重污染行業的企業，重污染行業企業慈善捐贈更多;相較于分析師關注度低、市場化水平高的地區，在分析師關注度高和市場化水平低的地區，重污染行業企業慈善捐贈更多。進一步研究發現，重污染行業企業通過慈善捐贈可以緩解其面臨的融資約束，提高其企業價值。研究結果為重污染行業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提供了經驗證據，對重污染行業企業尋求“自我救贖”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關鍵詞】重污染行業企業; 慈善捐贈; 分析師關注; 市場化水平; 企業價值; 融資約束
一、引言
企業慈善捐贈是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表現，不僅有利于解決賑災、扶貧等社會問題，而且對其生產經營有重大影響。如河南遭遇暴雨襲擊后，鴻星爾克宣布捐贈 5 000 萬元，極大提高了企業的社會聲譽，刺激消費者“野性消費”，促使其產品得到快速銷售，與已有研究認為慈善捐贈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社會聲譽[ 1 ] 、改善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 2] 等結論相符。近年經營慘淡的鴻星爾克在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后得到起死回生，不禁引發我們深入思考，陷入經營困境的其他企業是否可以效仿呢?
環境污染是我國近年面臨的重大困境，引發人們普遍的不滿。重污染行業的環境問題比較突出，對其生產經營造成了重大影響，迫使其進行環保投資、盈余管理等，以降低利益相關者對企業以環境污染換收益的關注度。因重污染行業企業的外部融資也受到了限制，故如何既能轉移公眾對其環境污染的關注度、提高其評價，又能利于其外部融資需求，是重污染行業企業需要考慮的關鍵問題。鑒于慈善捐贈對企業生產經營的影響，本文試圖探究以下問題：(1)重污染行業企業是否會進行更多的慈善捐贈?(2)重污染行業企業進行慈善捐贈是否受其他外部因素的影響?(3)重污染行業企業通過慈善捐贈能否實現“自我救贖”?
基于 2009—2019 年我國 A 股非金融類上市企業的財務數據，本文實證研究發現：重污染行業企業進行了更多的慈善捐贈;考慮分析師關注度、市場化水平等外部因素對重污染行業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后，發現分析師關注度高、市場化水平低的地區，重污染行業企業會進行更多的慈善捐贈。進一步研究發現，重污染行業企業通過慈善捐贈，顯著緩解了其面臨的融資約束，進而提高了企業價值，實現了“自我救贖”。
本文研究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已有文獻主要從政治影響、外部融資、財務績效和企業稅負等角度對重污染行業的企業行為進行了研究，而對重污染行業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關注較少。因此，本文對重污染行業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進行了系統分析，使得重污染行業企業的研究從生產運營延伸到社會責任承擔，拓展了已有分析框架。其次，本文研究了分析師關注度、市場化水平對重污染行業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結果發現重污染行業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受不同外部因素的影響，這豐富了研究視角，為后續相關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最后，本文對重污染行業企業慈善捐贈的經濟后果進行了研究，使得研究鏈條更加完整，并為重污染行業企業尋求“自我救贖”提供了經驗證據。
二、文獻綜述
對重污染行業企業行為的研究，已有學者主要從政治影響、外部融資、財務績效和企業稅負角度出發。政治影響方面，劉運國和劉夢寧(2015)研究了“PM2.5 爆表事件”對企業盈余管理的影響，結果發現政治成本使得重污染企業有顯著向下盈余管理的傾向。外部融資方面，武恒光和王守海(2016)研究了環境信息披露對重污染企業公司債信用評級的影響，結果發現環境信息披露較好的企業信用評級越高。蘇冬蔚和連莉莉[ 3] 研究發現，《綠色信貸指引》的實施顯著降低了重污染企業的有息債務融資和長期負債。Xiao 和 Wang[ 4 ] 研究發現，重污染標簽顯著加劇了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財務績效方面，李百興等[ 5 ] 研究了重污染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對其財務績效的影響，結果發現從長期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對其財務績效有正向促進作用。企業稅負方面，楊旭東等[ 6] 研究了重污染企業環保投資對其實際稅負的影響，結果發現環保投資顯著降低了重污染企業的實際稅負。
關于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因素，已有研究認為，慈善捐贈是企業內外部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內部因素方面， Yang 和 Tang[ 7 ] 研究了民營企業家的政治參與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結果發現有政治參與的民營企業慈善捐贈更多。Cha 和 Rew(2018)、Wu 等(2018)、許年行和李哲(2016)研究了高管特征如何影響企業慈善捐贈，結果發現創始人身份、女性高管和有過貧困經歷 CEO 的存在對企業慈善捐贈有顯著的促進作用。Li 等[ 8 ] 、李雪等[ 9 ] 研究了 “原罪”嫌疑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結果發現有“原罪”嫌疑的民營企業有更強的動機將慈善捐贈作為減少“原罪” 帶來威脅的戰略工具。Zhang 等[ 10] 、傅超和吉利[ 11] 研究了財務舞弊懲罰、訴訟風險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結果發現懲罰嚴重程度、訴訟風險與企業慈善捐贈顯著正相關。胡珺等[ 12] 研究了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結果發現控股股東股權質押的企業慈善捐贈顯著增加。外部因素方面，Liu 等[ 13] 、戴亦一等(2014)研究了地方官員變更對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結果發現市級官員發生變更時，企業會增加其捐贈的金額。Hao 等[ 14 ] 發現，2013 年中國反腐敗運動顯著減少了具有強大政治聯系上市企業的慈善捐贈金額，并減少了對這些企業的政府補貼。
在研究企業慈善捐贈的影響因素時，分析師關注度和市場化水平是重要的調節變量。分析師關注度方面，傅超和吉利[ 11] 研究發現，分析師關注度越高，訴訟風險對企業慈善捐贈促進作用越強。市場化水平方面，胡珺等[ 12] 研究發現，在市場化水平高的地區，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會進行更多的慈善捐贈以尋求政府的融資支持。李雪等[ 9] 研究發現，隨著市場化水平的提高，背負“原罪”嫌疑的民營企業進行慈善捐贈的動機減弱。
從以上文獻可以看出，已有學者對重污染行業的企業行為、企業慈善捐贈從多個角度進行了研究，但對重污染行業企業慈善捐贈行為關注較少。毫無疑問，重污染行業的環境問題給企業運營帶來了重大負面影響，而慈善捐贈作為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表現，給企業的財務績效和企業價值均帶來了顯著的積極影響，那么重污染行業企業是否會進行更多慈善捐贈，其慈善捐贈行為是否受外部因素的影響及重污染行業企業通過慈善捐贈能否實現“自我救贖”，值得研究。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近年來，我國環境污染問題深受人們的詬病，影響了重污染行業企業的生產運營。這表現在：一方面，環保政策的實施向融資機構和投資者傳遞的信號，導致重污染行業企業在資本市場的融資受限[ 3] ，從而加劇了重污染行業企業的融資約束[ 4 ] ;另一方面，由于重污染行業企業的生產經營是以污染環境為代價而進行的[ 6] ，容易引起公眾的不滿與譴責(劉運國和劉夢寧，2015)，影響企業的聲譽，降低其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對其財務業績產生負面影響，最終降低企業的價值。
從企業融資約束的角度看：一方面，慈善捐贈起到了正向的廣告效應，有利于企業獲得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增強消費者對其產品的偏好，從而為企業帶來更多的經濟利益(潘越等，2017)，這增加了企業的內源融資;另一方面，我國地方政府在政府補助、銀行信貸等重要資源配置方面有較大的裁量權，因而“政商關系”對企業獲得外部資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慈善捐贈有利于企業建立和改善政商關系[12] ，這使得企業通過慈善捐贈可以提高外源融資能力。因此，重污染企業會進行更多的慈善捐贈，緩解其融資約束。
從企業價值的角度看，正向道德資本通過提高客戶忠誠度，有利于減少企業因負面經營活動導致的不良財務影響，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武恒光和王守海，2016)，進而影響企業的價值。慈善捐贈正是企業投資正向道德資本的一種方式。具體而言：一方面，Brammer 和 Millington (2005)、Zhang 等(2010)、Chen 等[ 2 ] 、Chen 等[ 1 ] 研究認為，慈善捐贈是企業市場營銷的一種戰略行為，通過慈善捐贈，企業可以獲得更高的聲譽，進而改善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另一方面，Su 和 He(2010)、Wang 和 Qian (2011)、Hogarth 等[ 15 ] 研究認為，慈善捐贈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改善其財務業績，最終提高企業的價值。因此，重污染行業的環境問題給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將促使企業有很強的動機通過慈善捐贈完成“自我救贖”[ 8 ] ，以提高其聲譽，改善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進而提升財務業績，最終提高企業的價值。
綜上所述，重污染行業的環境問題給企業帶來了負面影響，這可能加劇其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降低其價值，而慈善捐贈有利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提高企業的價值，因此，重污染行業企業為實現“自我救贖”會進行更多的慈善捐贈�；诖�，本文提出假設 1：
H1：相對于非重污染行業企業，重污染行業企業會進行更多的慈善捐贈。
有學者研究認為，分析師的信息收集能力優于一般投資者，其能夠及時收集到企業所處行業及其市場反饋等信息(王菁等，2014)，并將其傳遞給投資者，發揮了信息傳遞作用，降低了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信息不對稱問題(Healy 和 Palepu，2001)。但另有研究表明，分析師容易對好消息產生過度反應(De Bondt 和 Thaler，1990)，從而形成樂觀預測偏差(Easterwood 和 Nutt，1999)，抬高企業的股價。這使得企業可能利用分析師的信息傳遞作用，主動向外界釋放利好消息，以影響分析師的預測，進而對其價值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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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贈可以為企業創造無形資源，積累社會資本，有助于其提升競爭力，從而提高企業的價值 (王菁等， 2014)。因此，分析師關注度越高，重污染行業企業越有動機利用分析師的信息傳遞功能進行慈善捐贈。這主要體現在：慈善捐贈向外界傳遞了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正面形象，而分析師容易對好消息反應過度，并導致樂觀的預測偏差(De Bondt 和 Thaler，1990;Easterwood 和 Nutt， 1999)，進而提高企業的股價，這有利于企業獲得外部權益融資和銀行貸款，緩解其融資約束。另外，分析師關注度越高，企業慈善捐贈的信息傳遞速度越快，使得企業慈善捐贈更容易提高其聲譽，改善消費者的評價，進而提高企業的財務 業績 (Brammer 和 Millington，2005;Su 和 He， 2010;Zhan，2010;Wang 和 Qian，2011;Chen 等，2018， 2020)，最終提高其價值。
因此，本文認為分析師關注度越高，重污染行業企業越有動機利用分析師的信息傳遞功能進行更多的慈善捐贈，緩解其融資約束，提高企業的價值。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 2：
H2：相對于分析師關注度低的重污染行業，分析師關注度高的重污染行業企業會進行更多的慈善捐贈。根據以上分析，重污染行業企業會進行更多慈善捐贈的原因之一是：慈善捐贈可以建立和改善企業與政府等利益相關者的關系，提高企業的融資能力，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我國各地區發展水平不平衡，使得不同地區的政府在資源配置裁量權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在不同市場化水平的地區，重污染行業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可能存在差異。具體而言：
相對于市場化水平高的地區，在市場化水平低的地區，一方面，金融、信貸發展不完善，中介組織和法律制度環境發展相對滯后以及產品、要素市場不發達[ 16 ] ，使得地方政府的資源配置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周黎安和陶婧，2009)，另一方面，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增加了地方政府面臨的考核壓力(Li 和 Zhou，2005)，促使地方政府對轄區內企業干預加強(林慧婷等，2018)，這都使得在市場化水平低的地區，地方政府對企業外部資源配置有較大的裁量權。因此，在市場化水平低的地區，重污染行業企業想獲得外部資源需要與政府建立良好的關系，而慈善捐贈是重污染行業企業與地方政府建立和改善關系的重要途徑[12] 。這體現在市場化水平低的地區，經濟發展落后，地方政府需幫扶的對象較多，地方政府承擔的社會負擔較重，而重污染行業企業的慈善捐贈分擔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如捐資建立希望小學等，從而建立和改善了政商關系。因此在市場化水平低的地區，重污染行業企業會進行更多的慈善捐贈，以獲得更多的外部資源，緩解其融資約束。
綜上所述，不同市場化水平的地區，地方政府對資源配置的裁量權存在差異，在市場化水平低的地區，地方政府的資源配置裁量權更大，而慈善捐贈有利于建立和改善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因此在市場化水平低的地區，重污染行業企業會進行更多的慈善捐贈，以增強外部資源的獲取能力，緩解其融資約束�；诖�，本文提出假設 3：
H3：相對于市場化水平高的地區，在市場化水平低的地區，重污染行業企業會進行更多的慈善捐贈。——論文作者：韓金紅 楊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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