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4-22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 構型(configuration)視角在管理學研究領域方興未艾，但由于方法局限，該視角在實證研究中進展緩慢。自Fiss(2007)提出可以用定性比較分析法(QCA)解決構型視角的實證研究難題后，該方法在國外管理學研究中得到迅速推廣。與之相比，國內對此方法的應用還處于起步
摘 要： 構型(configuration)視角在管理學研究領域方興未艾，但由于方法局限，該視角在實證研究中進展緩慢。自Fiss(2007)提出可以用定性比較分析法(QCA)解決構型視角的實證研究難題后，該方法在國外管理學研究中得到迅速推廣。與之相比，國內對此方法的應用還處于起步階段，成果相對匱乏。本文通過對國內外管理學領域采用QCA方法的相關文獻進行系統梳理，分析總結出此方法可幫助管理研究者解決的三類難題：探究引致同一結果的多種路徑、處理多個前因間復雜的互動關系以及對分類方法做出深化和補充;并提煉出六大優勢：對樣本量和數據來源要求較低、便于應對前因復雜性、主張因果非對稱性、無須對跨層變量進行特殊處理、降低現象復雜性和可完整解讀案例。面對此方法應用中最受質疑的穩健性問題，本文歸納出了幾種具體的應對策略。在總結QCA最新進展的基礎上，本文還提出了深挖既往研究、開拓未來研究和時序研究三個維度的研究框架。
關鍵詞：構型;定性比較分析;QCA
一、 引 言
隨著環境復雜性程度的提高，企業面臨的問題不斷增多且更加錯綜復雜，傳統的單一前因變量或其與少量權變因素的交互已難以對結果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釋。龔麗敏等(2014)認為，組織管理研究范式經歷了“普適—權變—構型(架構)”的變遷過程，與之對應，管理研究的核心邏輯也從簡單的線性邏輯經歷權變邏輯過渡到現在的全局邏輯，旨在解決多維度、多變量復雜問題以及更加關注動態性的構型研究(configuration research)正好代表了這樣一種全局觀。但一直以來與構型有關的實證研究進展緩慢，尤其是對構型與績效之間關系的存在性存有質疑(Barney和Hoskisson，1990)，構型研究者認為，這是由傳統統計分析方法在解決該類問題上的無力所導致(龔麗敏等，2014)，因此發展構型研究適用的實證方法迫在眉睫。為此，一些學者嘗試以集合論的方法進行構型研究，如Romme(1995)和Öz(2004)采用布爾運算的方式進行了初期嘗試。此后，一些學者沿著集合論的思路繼續發展并逐步完善。Fiss(2007)在《美國管理學會評論》(AMR)發表的理論文章中，明確提出以集合論和布爾運算為基礎的定性比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能夠探究前因條件之間的互動(包括互補、替代和抑制)如何共同引致被解釋結果出現可觀測到的變化或不連續(Fiss，2013)，非常適用于解決構型類研究問題，并詳細介紹了該方法對于管理領域構型研究的價值和意義。由于這一頂級管理期刊的影響力，Fiss成功地將定性比較分析法引入組織構型研究中，并數次在美國管理學會(AOM)年會上舉辦QCA工作坊，吸引了一大批跟進者。隨后QCA方法的應用逐漸滲透到管理學研究的各個細分領域，包括創新管理、國際商務、人力資源管理、利益相關者管理、組織設計、戰略管理、知識管理、創業管理以及消費者行為等。與國外管理學研究中的聲勢漸起反差很大，國內相關研究只有數篇，并且大多是政治學、社會學和新聞學等宏觀研究領域，管理學研究中熟悉甚至了解QCA的學者更是寥寥無幾。雖然有兩篇關于QCA的綜述，但也都是從數理邏輯上解釋了布爾運算的原理(夏鑫等，2014;毛湛文，2016)，并沒有對該方法所能解決的問題類型和優勢等進行剖析。
本文對國內外175篇采用QCA方法的管理研究文獻進行回顧和梳理，簡要歸納國內外相關文章發表的現狀、研究的領域和主題;在此基礎上總結QCA方法用于管理研究可解決的三大類問題，同時提煉了既有研究中所呈現的將QCA用于管理研究的六大優勢，針對此方法應用中最受質疑的穩健性問題歸納出幾種應對方法，并對QCA方法的演進進行概述和研究議題的未來展望。本文旨在拉近與國際研究前沿的距離，增進國內管理學界對這一新方法的了解與認識，為國內管理學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操作工具，以幫助走出構型研究中方法支持乏力的困境。本文展望中提出的議題，可以啟發管理學者從新的角度審視當下和既往的研究，從而推動管理理論的發展。
二、 構型研究既有方法的局限和定性比較分析法概述
(一)構型研究及其方法困境
構型研究聚焦于具有相似的戰略、目標或結構等共同特征的組織集合，描述這些共同特征所形成的一致或者相似的模式(pattern)或構象(constellation)，這種模式可以是個體、團隊層面的，也可以是組織或者組織網絡層面的(Meyer等，1993)。最早的構型研究始于Burns和 Stalker(1961)對企業是否具有應對動蕩環境的靈活性而進行的有機式與機械式組織分類，后來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并逐漸發展成熟(Miles等，1978;Porter，1980;Mintzberg，1973; Miller，1981;Hambrick，1984;Houthoofd和Heene，1997;Leask和Parker，2007)，由起初主要用于組織理論、戰略管理逐漸擴展到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創業和國際商務等領域中。
Short等(2008)對構型研究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和回顧，提出構型的外在表現形式是分類。 Doty和Glick(1994)認為，由于類型學(typology)可以綜合考慮情景因素、結構因素、戰略因素等多個前因之間的關系，因此當導致結果的原因具有復雜性時，類型學是構建理論的唯一途徑。Fiss(2011)也認為類型學是研究戰略和組織領域原因復雜性理論的重要方法。雖然類型或構型研究已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追捧，但在實證研究中，其發展卻不盡如人意。過去研究者們多使用聚類方法(如Bensaou和Venkatraman，1995;Cool和Schendel，1987;Fiegenbaum和 Thomas，1990;Hambrick，1983;Ketchen等，1993)、交互作用(如Baker和Cullen，1993;Dess等， 1997)和差分方法(如Delery和Doty，1996;Drazin和Van de Ven，1985)來識別不同構型以及其對結果變量的影響。然而，關于構型與績效關系研究得出的結論大多模棱兩可，具有很大的歧義，致使一批學者(如Barney和Hoskisson，1990;Hatten和Hatten，1987;Thomas和Venkatraman， 1988)對是否存在這種因果關系產生了質疑。直到Ketchen等(1997)通過元分析得出構型的確能夠預測績效，研究者們才轉換思路，意識到之前對于構型與績效是否存在關系的疑問或許應歸咎于先前研究中所使用的統計研究方法的局限(Ferguson和Ketchen，1999)。
Fiss(2007)詳細闡述了組織構型實證研究中方法與理論不相匹配的問題，指出既有的受線性思維范式主導的研究方法與構型理論的全局邏輯是相悖的。他提倡要用集合論的方法探尋因果關系的復雜性，以多種前因條件之間相互作用來共同解釋結果變量，且以體現殊途同歸的“結果等效性”(equifinality)來說明前因條件的不同組合可能會引致同樣的結果。Fiss明確指出，構型視角的研究特別適合采用集合論的方法，而QCA就是集合論的方法之一。
(二)定性比較分析法概述
定性比較分析法是介于案例導向(定性方法)和變量導向(定量方法)之間的研究方法，是一種能夠兼得兩種方法優勢的綜合研究策略(Ragin，1987)。其基本思想是，以集合論和布爾運算作為其方法論的基石，探究前因條件組合如何引致被解釋結果出現可觀測的變化或不連續(Fiss，2013)。較之傳統的Logit模型、交叉表檢驗或卡方檢驗等將結果變量處理為分類變量的方法，QCA處理此類問題更為便捷。由于能在數量有限的案例中歸納分析其構型本質，該方法首先被應用于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Marx等，2013;Rihoux和Marx，2013)。加之具有能夠理順原因復雜性的優點，QCA方法對管理尤其是組織構型研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Fi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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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集合形態的不同，定性比較分析法可細分為清晰集(crisp set)定性比較分析、模糊集(fuzzy set)定性比較分析和多值(multi-value)定性比較分析，分別稱為csQCA、fsQCA和 mvQCA)。以下簡要介紹利用該方法進行構型分析的基本原理(Fiss，2007，2011)。
1. 標定變量。QCA需要結合理論與實踐，利用直接或者間接標定方法(Ragin，2000，2008)將前因要素和被解釋結果轉換成集合數據(Fiss，2008;倪寧和楊玉紅，2009;彭娟，2013)。其中，csQCA是將變量轉換為“0—11”二分變量(當變量取值為三分或以上時就是mvQCA，下同)，而fsQCA則在定性二分基礎上進一步將變量標定為成員歸屬度(membership score)，這是一個在0—1閉區間內連續變化的模糊集變量。值得注意的是，此處0—1之間的集合歸屬度變量與統計分析中的定距或者定序變量不同，QCA方法要根據理論和研究需要來決定各個前因條件以及被解釋結果在各集合中的標定標準，只將與被解釋結果“相關”的差異納入考慮。
2. 生成真值表。集合論分析方法是從“集合—子集”關系入手探索前因要素和被解釋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模式，因此需找出所有能引致結果的前因條件組合，即真值表(truth table)。軟件模塊首先會給出包含所有潛在構型(2 k行的真值表，k指的是前因條件的個數)的真值表，然后根據研究者選定的一致率門檻值和案例頻數門檻值自動篩選出可充分解釋結果的前因條件構型。
3. 充要性分析。即判斷特定構型在多大程度上是結果變量的必要和充分條件及其對被解釋結果的解釋力度，并識別出共享性變量和替代性變量，從而形成引致被解釋結果的多條路徑。QCA實際操作中是將一致率(consistency)和覆蓋率(coverage)作為檢驗結果可靠性的指標(Ragin，2008;彭娟，2013;夏鑫等，2014)。其中，一致率用來描述充分條件的非對程度，其計算公式為Consistency(Xi≤ Yi)=∑[min(Xi，Yi)]/ ∑(Xi);覆蓋率用來描述某一構型作為引致結果變量路徑的唯一性程度，其計算公式為Coverage(Xi≤ Yi)=∑[min(Xi，Yi)]/ ∑(Yi)。式中，Xi為條件要素的校準值，Yi為結果變量的校準值。
4. 反事實分析與求解。針對設定的被解釋結果，如果不進行任何形式的反事實分析，得出的是“復雜解”(complex solution)，這通常不符合研究經濟性的要求。為了簡化篩選出的條件構型，研究者會結合理論干預假設和經驗判斷進行反事實分析，使求出的解在復雜性程度上有所降低，即得出非常簡化的“簡潔解”(parsimonious solution)和居于其與復雜解之間的“優化解” (intermediate solution)。這里涉及兩類反事實分析：一是簡單類反事實分析，指研究者確信有冗余條件被納入了特定前因構型，而該構型是否引致被解釋結果并不受冗余條件的影響，在此情形下將冗余條件移出構型以簡化條件組合;二是困難類反事實分析，指研究者缺乏理論上對某條件是否冗余的明確判斷，現有樣本數據亦無法證明移除該條件后的構型不能引致該被解釋結果，但出于簡化構型的考慮，仍將該條件移出構型(Ragin，2008;Fiss，2011)。軟件運行輸出的 “優化解”僅基于簡單類反事實分析，其中的前因條件可能因研究者設定不同的簡單類反事實前因條件而消失;“簡潔解”則同時基于兩類反事實分析，其中的前因條件十分穩定，不受研究者對簡單類反事實前因條件設定的影響。簡潔解和優化解中共同包含的前因條件稱為核心條件(core condition)，而僅在優化解中包含的前因條件稱為輔助或邊緣條件(peripheral condition)。從對被解釋結果的充分性來看，非核心條件也可能是解釋中不可或缺的前因要素，因此也稱為非核心的貢獻性條件(Ragin，2008)。
三、 管理學領域應用定性比較分析法的現狀及國內外比較
通過結構化的文獻收集方法，我們共篩選出截至2016年6月的相關英文文獻165篇，中文文獻10篇。在所發表的英文文獻中，有23篇(約占14%)發表在管理學領域頂級期刊上(AMJ 6篇， AMR 1篇，ASQ 1篇，SMJ 2篇，JIBS 6篇，OS 5篇，JMS 2篇)，87篇(約占53%)發表在主流管理學期刊(JBR，Decision Sciences，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和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其他55篇系在管理學科細分類期刊刊出。在中文文獻篩選中，我們發現國內學術界(包括政治學、新聞傳播學等領域在內)應用QCA的文獻總計29篇，管理學領域僅有10篇，其中2篇發表在 A類期刊(《管理世界》和《中國工業經濟》)。這一方面表明QCA方法在國內管理學界得到了認可，另一方面也說明其在國內的應用遠遠不足。相比之下，在西方學術界，QCA方法已被認為是介于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之間的一種成熟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早期主要用來研究政治問題、國際外交、社會問題等，近些年來逐漸被管理學界關注并應用(如Bell等，2014; Crilly等，2012;Crowley，2012;Greckhamer，2011)，2014年的AOM會議也開始有探討QCA在管理學中應用的分論壇。近三四年來，應用定性比較分析法的文章呈指數增長之勢。
從發表年份來看，最早使用集合論方法的論文出現在1995年。作為定性比較分析法的雛形，Romme(1995)利用布爾乘積比較法建立了高管團隊中自組織過程模型。Öz(2004)認為，在管理學研究領域，盡管案例研究方法的應用相當普遍，但由于其普適性問題使采用該方法的研究面臨嚴峻的“外部效度”考驗，所以他提出可用布爾乘積和模糊集的邏輯方法提高多案例研究的嚴謹性。隨后陸續有學者沿著該思路進行研究(Kogut等，2004;Jackson，2005;Koll等， 2005;Takahashi和Nakamura，2005;Kogut和Ragin，2006;Greckhamer等，2007;Kvist，2007)。直到2007年，Fiss在AMR發表了一篇題為“組織構型研究中的集合論方法”的文章，大大提升了學者對QCA方法的興趣與信心。該文中詳細介紹了基于集合論的定性比較分析法如何應用在組織構型研究中，并且介紹了該方法與傳統統計研究方法的差異以及解決問題的不同視角。該論文的發表標志著QCA方法在主流管理學界得到了認可。2011年，Fiss又在AMJ上發表了一篇 “建立更好的因果理論：組織分類研究中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的應用”，該文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fsQCA)對Miles等(1978)基于理論分類的組織構型進行了實證研究，并介紹了如何利用該方法建立中觀的因果過程理論。此后，在國際管理學研究領域利用QCA方法的論文以破竹之勢發展，尤其是近三四年使用該方法的文獻大量涌現出來，代表著這一新的方法邁入了快速發展時期。特別是在2016年4月份，《商業研究》(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刊出一期以“商業中的集合論研究”為主題的特刊，發表46篇在商業研究中應用QCA的文獻。這組文獻主要從創新創業、組織戰略和管理績效三大方面探討QCA在組織管理研究領域的應用，內容覆蓋了商業模式、組織行為(領導成員交換)和人力資源(工作生活平衡)等研究領域，并有文獻關注了QCA方法的發展及其與定量研究方法如結構方程模型(SEM)的結合使用。然而，國內管理學界對該方法的應用寥寥無幾，即使將其他領域都包含進來，也比不上國外一年的發文量。
在西方管理學界，QCA方法的應用已滲透到各個細分領域，包括創新管理、國際商務、人力資源管理、利益相關者管理、組織設計、戰略管理、知識管理、創業管理以及消費者行為等研究領域。表1介紹了QCA方法在管理學各研究領域中應用的現狀，包括代表性論著及主要研究主題和發現。——論文作者：張 馳, 鄭曉杰, 王鳳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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