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4-21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 傳統中國社會是否存在自己的、真正意義上的管理學是一個頗為值得研究的問題。本研究首先從管理學形成的兩個必要條件入手，批駁了那些認為管理學是西方近代工業革命的產物、中國傳統社會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管理學的觀點，認為中國傳統社會雖是農業社會，但也有著
摘 要: 傳統中國社會是否存在自己的、真正意義上的管理學是一個頗為值得研究的問題。本研究首先從管理學形成的兩個必要條件入手，批駁了那些認為管理學是西方近代工業革命的產物、中國傳統社會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管理學的觀點，認為中國傳統社會雖是農業社會，但也有著自己的管理學。因為傳統儒家文化本質上就是一門管理學。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從學術范式的角度出發，進一步研究了儒家管理學相對于西方管理學所具有的特點。這些特點體現為求道、求善、重視象思維為代表的非理性思維以及獨具特色的經學傳統等幾個方面。這樣一種范式對于本土管理學來說也有著獨特的意義，體現為能夠為本土管理學提供一個代表管理應有之根本指向的管理目的或理想，能夠幫助其解決“應該做什么”“怎么做”“知行合一”以及走出管理理論的叢林等幾個方面的問題。
關 鍵 詞: 傳統文化; 范式; 管理學; 本土管理學; 道
一、引言
西方管理思想史家雷恩在其著名的《管理思想史》中認為，傳統社會“雖然出現了一些早期的管理理念，但他們很大程度上是局域的。組織可以依靠君權神授、教義對忠誠信徒的號召以及軍隊的嚴格紀律進行管理。在這些非工業的情境下，幾乎或者沒有必要創造一種正式的管理思想體系”①。受此種觀點之影響，國內學術界有觀點認為由于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以及中國歷史上一直沒有發展出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因此中國傳統社會難以說有真正意義上的管理學。因為“人類的管理思想擺脫傳統經驗走向現代、科學是 20 世紀初期的事情”②。當然，這樣一種觀點不一定是學者們普遍認同的，但國內持有此種觀點的學者確實不在 少數。由此也就激起一個有意思的話題: 中國傳統社會到底有沒有自己的管理學? 如果有的話，它是一門什么樣的管理學? 有著什么樣的特色? 它對于今天的中國管理學來說又有著什么樣的意義? 對于這樣一些問題，本土管理學界整體而言還少有正式的研究與討論。而這不但導致我們對中國本土管理思想認識的模糊不清，也影響了本土管理學對傳統管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诖�，本研究將對相關問題進行討論，一方面從理論上回答學術界之相關疑問和爭論，另一方面也為進一步探索本土管理學與傳統文化以及管理思想融合之道奠定基礎。
二、中國傳統社會有著自己的管理學
管理起源于人的群體化生活。物質、精神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和目標促使人類凝聚成群以滿足自身之需要，但群體中的每個人在有著共同利益和目標的同時也有著自己的利益，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個體與組織之間的各種矛盾與沖突。為了實現整體的目標，組織需要將不同的個體組織起來并努力協調彼此之間的利益和行為，由此也就形成了有效管理的需求。這種情況下，只要有研究者對管理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如何才能有效管理進行深入、理性的思考就有可能創立系統化的管理思想體系，即一般意義上所說的管理學。當然，這在理性缺失、神權占統治地位的西方中世紀是不太可能的。一方面社會在整體意義上理性比較缺失，另一方面社會生產力的極度低下使得有效管理的需求并不明顯。因此近代以前，西方社會在根本上缺乏催生現代管理學的社會土壤與條件。近代西方經過啟蒙運動以及工業革命后，人本逐漸戰勝神本，理性逐漸戰勝迷信，原先統治西方社會的基督教神權逐步瓦解，整個西方社會方才真正擁有了研究管理和組織的理性條件。同時，工業化的展開使得整個西方社會開始了普遍的組織化，大批的工廠和企業不斷涌現，使得西方社會對有效管理和組織有了先前不曾有過的巨大需求。這促使西方社會包括企業在內的各種組織，對如何才能有效管理進行了過去不曾有過的理性思考和研究，例如在 18 世紀以歐文、巴貝奇等為代表的一批管理者和學者已經就如何有效管理進行過深入的研究。這樣一些研究最終導致 20 世紀初由泰羅等開創了現代意義上的西方管理學。而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也很容易使人形成一種印象，即管理學的誕生與西方工業革命以及資本主義大生產緊密聯系在一起。西方以外的國家與社會缺少這樣一個工業化的過程，因此這些國家在歷史上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管理學。
但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因為縱觀人類歷史，理性并非現代西方社會所獨有的。對有效組織和管理的需求也并非只能在資本主義大生產的背景下才會形成。就中國而言，中國傳統社會雖整體上是小農經濟，沒有發展出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大規模生產，但中國社會很早就形成了大規模的行政機構、家族以及軍隊等社會組織形式，很早就存在著對這些組織有效管理的旺盛需求。而中國傳統社會向來不是一個西方意義上的神權社會。理性早啟、“不語怪力亂神”①被認為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特點。此種情況下只要有沉靜好思者對如何才能有效管理各種組織、如何組織開展各種大型社會活動進行理性思考，管理學完全可能在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中誕生。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大生產并不一定是促成現代管理學出現的絕對必要條件。它只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成了西方社會探索、發展管理學的切入點。不明白其中的歷史淵源和因果關系、將其任意推廣并由此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沒有形成自己的管理學則值得商榷。
實際上傳統中國很早就開始思考如何有效管理各種組織和大型社會活動。如前所言，中國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包括政府、軍隊在內的各種大型社會組織，也一直在開展包括抵抗外敵入侵、治理水患在內的大型政治、經濟與軍事活動。由此中國社會雖然沒有發展出后來的資本主義大生產，但實際上很早就形成了對各類組織以及社會有效管理的需求。在理性未啟、迷信盛行的遠古時代，巫術、暴力總是不可避免地和組織治理糾纏在一起，但是當中國社會進入西周以后，巫術和迷信開始退場。以周公、孔子等為代表的文化精英就開始不斷理性思考如何管理國家、軍隊等大型組織以及治水、戰爭等大型經濟、政治和軍事活動。由此中國傳統社會逐漸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儒家管理思想體系。具體而言，就是形成了以“仁”“義”“禮”等為核心的、有著內在邏輯體系的、以內圣外王為目的的儒家管理學說。
儒家意義上的“禮”本質上就是與各級組織的有效管理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盾髯�·禮論》認為: “禮起于何也? 曰: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這樣一個論述一方面涉及“禮”的起源、本質特點; 另一方面也說明“禮”之于有效組織和管理的重要性等，凸顯了儒家學說的管理學色彩。
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最大的貢獻在于將“仁”這一概念引入儒家學說，并使之成為儒家學說的核心所在。而“仁”的提出恰恰體現了一種理性分析的管理學精神，體現了儒家對 “仁”之管理學價值的重視。春秋亂世，禮崩而樂壞�？鬃佑纱苏J識到為有效治理國家和社會僅僅有“禮”是不夠的。“禮”作為一種自然法意義上的行為規范需要有一種更加根本的、發自人心的道德情感來支撐。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①的感嘆，就說明了儒家關于“仁”與“禮”相互關系的認識理路。而當時的社會恰恰普遍缺乏這樣一種內在的道德情感支撐。因此孔子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正人心”，由此提出了“仁”這樣一個概念。在孔子看來，作為一種情感的“仁”就是“禮”所以實現和發揮作用的感情基礎。沒有“仁” 作支撐，就沒有遵守“禮”的內在自覺，自然就會演變為一種形式主義。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 人而不仁，如樂何?”②是也。而且這樣一種仁德的在場對于組織的領導來說意義非凡。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③“子帥以正，孰敢不正?”④等論述實際解釋了“仁” 對于組織管理以及有效領導的意義。因此“仁”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和組織的有效管理和領導密切相關，它也從根本上說明了儒家文化的管理學本質。⑤ 而“仁”“禮”之具體提出過程所體現出來的理論性和思維的嚴密性，也從根本上說明儒家管理學說絕不是一種簡單的經驗認識可以概括的，它和雷恩所說的宗教神權和暴力更是毫無聯系的。眾所周知，孔子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私人講學之傳統。這樣一種學術傳統以培養“君子”為最終目的。“君子”在現代往往被理解為一種道德范疇。而這一概念在先秦時代則并不僅僅是一個道德范疇。它實際指稱的是那些擁有領導才能、能夠有效管理當時各種組織或者共同體的領導者�！蹲髠鳌分赋�“賞慶刑威曰君”。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也認為“君也者，掌令者也”。《荀子·君道》則對“君”之內涵做了詳細的闡述: “君者何也? 曰: 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 曰: 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這里“能群”以及“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等，實際指明了君子肩負的管理職能以及需要具備的領導才能等�？梢娙寮�“君子之學”并非僅僅是一個道德范疇，本質還是要培養能夠有效管理各級組織和共同體的領導者，即所謂“內圣”最終還是要激發出“外王”來，因此其本質是一門管理之學。就孔子自身而言，其非常重視“學而優則仕”，強調“不仕無義”。而 “仕”則意味著君子學業有成后出來做官，參與當時社會各級共同體組織的管理與領導。而相當一部分孔門弟子，如冉有、子貢和子路等，也確實都選擇了出仕做管理者。這些都進一步說明傳統儒家文化的管理學屬性。
當然按照西方管理學之標準，傳統儒家文化難以算是一門管理學。近代以來，自然科學的迅猛發展及其對社會的巨大影響塑造了西方世界對于學術的認知。西方世界中學術往往與科學乃至狹義的自然科學方法聯系在一起。這一點也影響到管理學。近代以來的西方管理學建立在實證主義哲學基礎之上，受科學主義影響至深。它以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以及現象為出發點，通過理性分析和邏輯推理發現現象背后的規律并以此構建各種概念和理論，在其看來只要管理者們掌握了這些理論和知識就能夠有效應對管理實踐所提出的各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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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于西方管理學，儒家管理學在形式和本質上顯然有著很大的不同。前者以探索、構建知識和理論為主，而后者則重在求善、求一種道德境界或智慧。但是這種不同也只意味著中、西方對有效管理內涵的不同理解，并不意味著前者是管理學而后者一定不屬于管理學之行列，更不意味著其不理性、不正式。管理世界的特殊性、復雜性及其與自然世界的本質不同，使得管理學作為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實際有著相當的開放性。管理的實踐本質決定了一種學說是否可以稱之為管理學本質上并不在于其是否具有成體系的概念以及理論模型等，而在于能否培養真正的管理者并有效指導實踐。因為學術若能反映現實世界之本質，必能對現實世界形成有效之指導，而若不能對現實世界形成有效之指導，則意味著其很可能未能反映現實管理世界之本質。因此，鄧曉芒認為: “一旦進入大科學和中間科學，就必須超越狹義的邏輯數學和當下的經驗，而擴展自己的范圍。對于社會科學來說，這個標準被擴大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①因此，一種學說只要從根本上有助于解決現實管理之問題、能夠培養有效的管理者就應該屬于管理學之范疇; 否則，無論其中的概念和理論模型在形式上如何漂亮，都難以稱之為真正的管理學。
以這樣一個標準看待西方管理學，則會發現其能否稱得上是一門真正的“學問”還存有疑問。因為學術和實踐“兩張皮”、難以得到實踐界的承認一直是西方主流管理學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② 這種挑戰的長期存在，也說明西方管理學作為一門學術在反映現實管理之本質方面還是有所欠缺的。這也決定了它不應該成為評判中國傳統社會是否有真正管理學的絕對標準。
而儒家管理學在形式上雖不符合西方主流管理學之標準，但能一直有效地指導實踐。歷史上，儒家文化一直被廣泛用來治理國家、社會以及其他社團組織，在培養眾多杰出管理者和領導者的同時，也為中華文明的綿延和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時至今日，儒家文化在各級管理實踐中仍有著極為廣泛的應用。而且這種應用不僅體現在中國大陸、港澳臺等儒家文明核心區，也體現在日本、韓國乃至東南亞等國家與地區。這說明儒家管理學雖不符合西方主流管理學之形式或者標準，但必定在根本上抓住了管理世界的本質。東亞地區幾千年的管理和社會實踐已經為儒家管理學之存在與成立做了最好的佐證。因此否定中國傳統社會存在著自己的管理學是不合理的，這種否定不僅忽視了管理學固有之開放性，也是對自身傳統文化之本質缺乏認識的表現。
實際上，不僅傳統儒家文化有著濃厚的管理學屬性，道家、法家等也形成了自己的管理學說體系。以道家為例，道家老子所強調的“無為”“自然”以及“虛靜”等概念本質上都是和當時的國家、社會、軍隊等的有效管理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其根本目的是保持領導階層與被領導階層之間關系的陰陽平衡與和諧，保證管理的有效性。《漢書·藝文志》強調: “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所謂“君人南面之術”從本質上說明道家之學問有著鮮明的領導學、管理學之屬性，只是其有著不同于西方管理學之外在形式而已。對此，相關學者對于傳統文化的管理學本質都有過一定的論述。如羅運鵬先生認為“管理乃是國學之本然”，“國學中的許多經典即是管理學經典”，而且“國學具備完備、科學的( 管理) 理論體系”①。這些研究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中國傳統社會本質上并不缺少管理學，相關觀點所認為的管理學是近代西方才有的、中國傳統社會缺少管理學的觀點值得商榷。
三、儒家管理學之范式特點
以上主要討論了傳統儒家文化的管理學本質問題。傳統儒家文化雖然在本質上是一門管理學，但是其在表面形態上與西方管理學相比還是有著很大差異的。西方管理學中常見的一些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方法等在傳統儒家管理學中也確實難以找尋到。這也是相關學者難以認同其管理學身份的根本原因。而儒家管理學之所以在外在形態上不同于西方主流管理學，根本原因乃是其相較于前者有著自己獨特的學術范式。這種學術范式體現了儒家對于管理的獨特理解，也從根本上決定了其外在的形態以及內容體系等。因此接下來有必要對儒家管理學之內在學術范式進行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只有從基本的學術范式入手方能全面、深刻地認識儒家對管理的理解及其特點。而如果僅僅從“仁”“義”“中庸”等具體的思想內容和理論出發探討儒家對管理之理解認識，則相關探討必定是膚淺的。
“范式( paradigm) ”一詞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 Thomas Kuhn) 提出并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系統闡述的。它指的是一個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等的集合，體現了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者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在其看來，范式是一種對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本承諾，是科學家集團所共同接受的一組假說、理論、準則和方法的總和，這些東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學家的共同信念。“范式”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在根本上決定了相關學科的發展形態及其具體理論內容等。例如西方管理學之所以表現出今日之學科形態、之所以發展出各種各樣的管理學理論，本質上根源于西方管理學者有著共同遵從的學術范式。這表現為其都秉持實證主義的哲學觀念; 重視人的純粹理性，相信相關邏輯推理與數據分析方法在發現管理規律、建構管理理論中的作用; 認可建構在實證主義范式上的知識和理論能夠有效應對實踐的挑戰等。正是因為這樣一些共識或者信念的存在，西方管理學才發展出了一系列科學化的理論、概念、模型等，并最終形成了今日西方管理學之學術形態。——論文作者：鞏見剛 衛玉濤 高旭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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