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5-22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鐵路建設是促使西部邊疆時空格局不斷發生變化的核心因素。與鐵路建設密切相關的時空壓縮、時空想象和時空記憶，有助于推動更為連續的國家空間的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西部邊疆鐵路運輸事業的發展產生了強大的社會政治效應，在不同時期為促進民
摘要：鐵路建設是促使西部邊疆時空格局不斷發生變化的核心因素。與鐵路建設密切相關的時空壓縮、時空想象和時空記憶，有助于推動更為連續的國家空間的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西部邊疆鐵路運輸事業的發展產生了強大的社會政治效應，在不同時期為促進民族團結和維護國家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前，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應摒棄單一經濟資本的研究維度，充分結合多民族國家的整體性與發展性視角對西部邊疆交通建設問題進行分析，通過與時空效應密切相關的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
關鍵詞：多民族國家;西部邊疆;鐵路;時空效應;中華民族
交通運輸是支撐經濟社會運行的基礎性、先導性和戰略性產業。自2000年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起，交通基礎設施投資不斷增加，①西部地區的發展動力持續增強。但是，目前中國東、西部經濟發展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且西部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不如東、中部明顯。因此，在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部分學界和輿論聲音認為未來應減少對西部交通基礎設施投資的傾斜，并加大對東部和中部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②多民族國家實現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與交通運輸事業的發展密切相關。西部邊疆地區的經濟建設與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問題相互交織，應如何客觀、全面地認識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建設及其社會效應?一方面，時空關系或時空結構是社會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但經濟學過去對時間的研究大多脫離空間基礎，對空間的研究也有忽視時間因素的傾向。③另一方面，民族學、政治學、社會學領域缺少從多民族國家的視角對西部邊疆交通發展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交通發展過程中的社會政治效應。鑒于交通運輸業(特別是鐵路)對社會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以及多民族國家內部的異質性與多樣性特征，有關西部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問題的分析，應當摒棄單一經濟資本的研究維度，充分結合多學科理論視角進行考察。本文在回顧建國后西部邊疆鐵路發展的基礎之上，深入分析鐵路建設所發揮的時空效應及其對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的重大意義。同時，結合當前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對西部邊疆的鐵路運輸事業進行展望，認為未來應積極推動西部邊疆鐵路網絡的發展，以多民族國家的整體性與發展性視角分析西部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進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堅實的基礎。
一、西部邊疆鐵路建設的三個階段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內陸深廣，鐵路在各類交通運輸方式中的比較優勢突出，對于西部邊疆鐵路建設歷程的梳理與分析，是深入認識鐵路在多民族國家發展過程中所起作用的重要前提。
(一)鐵路建設的三個階段
初始發展階段(1949年至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需要著力發展工業推動國民經濟的恢復和正常運作。同時，受美蘇爭霸與冷戰國際環境的影響，部分重工業基地亟待向西部地區轉移。因此，在西部邊疆鐵路初始發展階段，主要任務是將區域交通樞紐與部分邊疆省會或首府城市相連接，服務于建國初期的國防、政治與工業建設。這一階段具有代表性的鐵路工程包括成昆鐵路、蘭新鐵路、包蘭鐵路等鐵路干線。“作為一種社會與空間的連接工具，在現代民族國家中，鐵路越來越多地將不同地方的人和事物相聯系，而這些地方在工業社會到來之前并未直接或頻繁地聯系。”[1]以成昆鐵路為例，成昆鐵路經過眾多西南少數民族聚居區，部分地區甚至長期與世隔絕，社會發展程度較低，而鐵路作為國家權力的重要延伸通道，能夠促使當地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與外界產生更多交流與互動，不斷推動多民族國家內部族際整合。
穩步發展階段(1980年至199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黨和國家將工作重心逐漸轉向經濟建設。但是，在改革開發初期，交通運輸仍然是制約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瓶頸，鐵路運輸能力嚴重不足，運輸能力的增長也遠落后于運量需求的增長。因此，這一階段鐵路建設的主要任務是將部分大城市與交通樞紐城市相連接，服務于改革開放以及西部地區商貿、物流、金融、資源等全方位的經濟建設，具有代表性的鐵路工程包括南疆鐵路、蘭新復線、南昆鐵路等鐵路干線和支線。“對一個國家而言，宏大的鐵路是重要的基礎設施，它對統一路網的要求、對時空差異的協調，它與國家經濟體系之間的再現與對應關系都表明它可以被視為現代性的代表。”[2]例如，“北疆鐵路和南疆鐵路的修建不僅提升了新疆內部交通網絡的聯通性，同時也展示出國家推動新疆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政治意志與國家能力”[3]。改革開放之后，鐵路對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所引發的各類社會效應從未像當時如此的廣泛和復雜，西部邊疆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也由此發生了諸多變化。
快速發展階段(2000年至2019年)：自2000年起，國家正式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是西部大開發的重點任務，在國家相關政策的支持下，西部鐵路營業里程獲得大幅提升。這一階段，鐵路建設的主要任務包括青藏鐵路(二期)和部分高鐵干線的修建以及加強鐵路支線與中小城市之間的聯系，服務于國家縮小東西部差距、平衡區域發展的戰略布局。具有代表性的鐵路工程包括青藏鐵路、蘭新高鐵、貴廣高鐵、滬昆高鐵等一系列高鐵干線和普鐵干線與支線。“鐵路是綜合運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合理高效的鐵路運輸系統有利于發揮交通運輸的支持引領作用。”[4]例如，被譽為“天路”的青藏鐵路，其建成與開通不僅大幅提升了單一通道進出西藏客貨運輸的能力，而且通過鐵路把西藏與內地融入一個更大的高效率網絡，實現西藏交通運輸的立體化布局，①直接推動了當地旅游業和特色農牧業的發展，對于促進廣大藏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不同階段的鐵路建設比較
從西部邊疆鐵路建設的發展歷程來看，所處歷史階段不同，鐵路建設的目的、特點及其對時空格局演變的影響均具有一定的差異，但其所引發的時空效應具有較強的相似性(見表1)。一方面，鐵路為國防和工業基礎的奠定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對于推動國家現代化進程和市場經濟體系建設具有重大意義。另一方面，鐵路所引發時空格局的變化及其時空效應的發揮日趨明顯，不斷促進各民族之間交流、交往和交融，鐵路也因此逐漸成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國之重器”。
總之，西部邊疆鐵路運輸事業的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鐵路網密度逐步提高，與東部和中部的聯系日益密切，促使中華民族共同體聚合的時空效應不斷強化。但是，與東部和中部地區相比，西部邊疆地區的鐵路仍然存在連通性差、運輸效率低的問題，網絡布局還具有較大的提升與優化空間。未來，應積極推動西部邊疆和民族地區的鐵路發展，構建多元化的戰略運輸通道，使西部地區形成較為完善的鐵路網骨架，充分發揮鐵路的政治、經濟、社會整合功能。
二、西部邊疆鐵路建設的時空效應分析
交換、位移和通信能夠帶給人類啟迪與進步，孤立和斷裂則是這一進程中需要跨越的障礙。鐵路改變了人類的地理觀念和對空間距離的認知，人們開始以時間而非空間來感知距離，即馬克思所說“用時間消滅空間”。“交通機關運輸機關的變更，會使舊生產中心地衰落，使新生產中心地崛起。而在運輸機關發展時，不僅空間運動的速度加速了;空間距離也在時間上縮短了。”[5]對于現代民族國家而言，交通技術的進步不僅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產生了深遠的社會政治效應。1949年后，鐵路運輸事業的發展逐漸重塑了西部邊疆的時空格局，為促進民族團結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揮了巨大作用。
(一)鐵路與多民族國家時空壓縮
鐵路、公路、航空等交通運輸方式的發展深植于人類不斷謀求進步和跨越時空的愿望。在前現代社會中，時間與空間是高度重合的，即空間上的低度延伸支撐著時間上的高度凝結，對于大多數人來講，社會生活的空間維度主要受到地域性活動的支配或影響。在現代社會中，“地點逐漸變得捉摸不定：即是說，場所完全被遠離它們的社會影響所穿透并據其建構而成。建構場所的不單是在場發生的東西，場所的‘可見形式’掩藏著那些遠距關系，而正是這些關系決定著場所的性質”[6]。鐵路網絡的建設使得廣大西部邊疆地區經歷了高度的時空壓縮，不同地點之間的空間距離正在轉變為一種“時空接近”的關系，發生在不同城市、區域的社會事件相互交織，不斷推動著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交往和交融。
由鐵路建設所催生出的時空壓縮首先縮短了邊疆地區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時空距離。以西藏為例，拉鐵摩爾在分析中國的邊疆形態時認為，“位于中國西南部的西藏則是第三種邊疆地區，它的歷史是受那個難以逾越、無法侵入的地理環境特征支配的”[7]。盡管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修建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西藏落后的交通運輸條件，但頻繁的地質災害、有限的運輸能力和較長的運輸時間等始終限制著西藏可達性的提升。作為西部大開發標志性工程之一的青藏鐵路，則為西藏與其他區域的時空關系注入了更多的流動性與動態性。巴菲爾德在研究內陸亞洲游牧民族時也曾指出，“鐵路的發明改變了中國沿邊與內地的關系。貨物可以通過鐵路從城市中心便捷地遠距離運輸，而漢族移民也沿著鐵路的盡頭進入廣闊的蒙古地區”[8]。交通和通信技術的每一波創新都帶了一種徹底的轉換，空間得以重新組織，并打破對相對有限的生物區的依賴，①在時空壓縮的歷史進程中，西部、中部和東部地區的聯系日漸緊密，為現代民族國家社會生活的有序化提供了運行機制的保障。
鐵路是現代民族國家實施領土工程的重要工具。首先，鐵路作為一種“加速器”，所引發的時空壓縮可以將中央權威擴展到遙遠的邊緣地區。②“在現代社會中，民族國家治理形式的變化與速度的提升密切相關，主要表現在對于人口和資源流動速度的控制之上。”[9]隨之出現的時空壓縮能夠構建出更為連續的國家空間，對于維護多民族國家的領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其次，鐵路是探索空間與權力運作的一個重要面向。鐵路運輸的重要特征是對人員和貨物實施集中行政管控，政治權力的運作正是在時空壓縮的過程中控制、增強或削減各種“流動”，進而表現出國家對領土主權行使的完全獨立和絕對控制。最后，長期以來，交通成本一直被認為是制約經濟發展與城際聯系的關鍵因素，而鐵路的出現不僅大幅降低了物流運輸的時間成本與貨幣成本，也推動和優化了國家資源的再分配，對于維系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秩序至關重要。
例如，自1985年至2015年，蘭新鐵路陸續實現了西沿線全線通車、復線建設、電氣化改造。蘭新鐵路的修建以及列車運行速度的不斷提升，促使新疆與內地的時空距離大幅縮短(1981年上海直達烏魯木齊的列車運行時間為79小時08分鐘，①當前直達列車運行時間為38小時16分鐘，從上海出發經蘭州換乘高鐵的全程運行最短時間僅為21小時32分鐘)，進而直接推動了新疆與內地之間人員和物資的往來，時空壓縮效應非常明顯。在時空距離不斷縮短以及國家物質資源日益豐富的共同影響下，如表2數據顯示，1985年至2015年，新疆與北京、上海、江蘇、廣州等東部發達地區的鐵路貨物交流總量呈逐年增長態勢。“頻繁、大量的物資交流與地區間的產業轉移、技術傳播、文化旅游、教育合作密切相關，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容易催生出一種相似的經濟組織結構與現代文化形態。”[10]伴隨著鐵路運行速度的逐步提升以及時空壓縮效應的日趨強化，新疆與東部發達地區之間持續、便捷的物資交流，有利于更好地傳播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國家意志，對于維護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運動速度的提升以及位移手段的增加，使得以鐵路為代表的現代交通基礎設施逐漸成為重要的國家資源分配工具。”[11]作為支撐多民族國家建設的必要組成力量，鐵路在現代社會中也日益發揮著更多的社會政治效應。
(二)鐵路與多民族國家時空想象
時空壓縮促使人們的社會行動從傳統的地域化情境中被“剝離”出來，并跨越廣袤的時空距離重組各類社會關系，進而產生現代性的時空想象。與交通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的時空壓縮，為人員、商品、信息等提供了一種恒常而密集的流動形式。與傳統社會中多數人處于相對隔絕的狀態比較而言，現代社會中的高度流動性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眾多方面將人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生成一種全新的時空觀念。“由于速度新近獲得了可變能力和擴展能力，在現代的時空之戰中，空間是笨拙遲緩、僵化被動的一方，而時間則是積極主動、具有充分活力的一方。”[12]因此，人們逐漸開始通過時間而非空間感知距離，想象多民族國家的存在和“通向”多民族國家的方式也習慣借助于日常生活中的高度流動性和現代性的時空想象而進行構建�；蛘哒f，交通運輸為多民族國家的時空想象創造了特殊的社會條件。
如圖1數據所示，改革開放后，在鐵路運輸事業發展和市場經濟建設的雙重背景下，西部邊疆地區的鐵路客運量呈持續攀升的狀態。鐵路客運量的不斷增大，首先反映了人口流動的頻繁以及流動數量的增多，并體現在旅游、投資、商貿、文化、教育、醫療等諸多行業的發展之中。時空距離的縮短與交流互動的頻繁，從兩個方面促使各民族成員生成關于多民族國家的時空想象，為多民族國家的社會整合提供了認知基礎。一方面，“中國各民族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發展水平是非常不平衡的，漢民族的先進性對各少數民族有一種天然的、強大的吸引力”[13]。在時空壓縮的背景下，漢族社會中具有明顯現代性特征的社會文化因子不斷向西部邊疆地區輻射與擴散，各民族的同質性因素日益發展，民族融合步伐加快，時空想象的相似性與中華民族的統一性同步持續增強。另一方面，現代交通和通信的改善促使不同群體之間發生更頻繁、更對稱、更全面的相互作用，①廣泛的交流和互動意味著各民族成員能夠更為深刻地認識中華民族“一體多元”格局的發展歷程�，F代性的時空想象并不是一個完全同質化的過程，時空壓縮效應鮮明地展現了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整體性與多元性特征，為人們客觀認識各民族成員共同開拓祖國疆域提供了現實條件。
現代性的時空想象是多民族國家時空秩序形成的基礎，而統一的時空秩序對于維系社會正常運行至關重要。在前現代社會中，人們基本不具備統一時間或編制跨區域時刻表的客觀條件，更無強烈的管理時空秩序的欲望。在現代社會中，與時空壓縮密切相關的時空想象，是人們對于時空秩序設置、遵守與適應的主觀基礎。“鐵路消滅了舊有的空間與時間概念。傳統的空間——時間連續體，是舊式運輸技術的特點，在人們的體驗中它正在被消滅”[14]，同時，交通運輸的發展也要求標準化時間秩序的形成，以使鐵路、航空、航海等交通運輸管理及其相關社會活動能夠有序進行。“時——空秩序設置是現代組織的核心，只有通過時間表，時——空中前后相繼的活動才得以籌劃。”[15]標準化的時間秩序以及現代性時空想象的形成，是多民族國家在領土空間內實施社會管理的基本條件，促成不同社會結構和功能實現有機結合，進而強化多民族國家內部統一的社會秩序的維護。西歐的發展經驗也表明，交通基礎設施不僅將領土范圍內距離遙遠的各部分連接起來，大幅提升了邊疆地區交通網絡的運輸效率，時間秩序的形成與管理也通過各類經濟活動將越來越多邊遠地區的民眾帶到了民族國家的政治舞臺上，創造出“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等民族共同體形象，并激發了直到今天依然強烈的信仰與歸屬感。②
進一步說，統一的時空秩序與現代性的時空想象能夠縮短人們之間的心理距離。“現代的民族太大，不可能讓所有的成員面對面地相遇，因此，對于民族同胞、民族成員的承認……變成了人的想象產物，它依賴于對成員之間的相似性的信念。”[16]對于內陸深廣的多民族國家而言，鐵路在長途運輸上所擁有的速度優勢本身也更有利于服務邊疆建設，③以時間而非空間感知距離的現代性時空想象，通過鐵路這一流動的公共空間創造出一種連接的體驗。時間與空間一樣，是人類經驗的基本形式，但時間經驗比空間經驗更為普遍，因為它在印象、情境、觀念等沒有空間秩序的內心世界中也同樣適用。④因此，隨著不同文化群體交往的加深，心理障礙以及某些舊觀念被打破，以鐵路為代表的現代交通基礎設施逐漸成為一種傳遞情感與認知的真實載體，現代性的時空想象則是這一物質載體的心理表征，不斷推動著多民族國家的內部聚合。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論述民族主義的起源時所言，“只有在當很大一群人能夠將自己想成在過一種和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行的生活的時候——他們就算彼此從未謀面，但卻當然是沿著一個相同的軌跡前進的，只有在這個時候，這種新的、共時性的嶄新事物才有可能在歷史上出現”[17]。
(三)鐵路與多民族國家時空記憶
時空記憶是構建多民族國家認同與促進民族共同體聚合的必要性條件。民族共同體形象不僅在空間上有界限，而且在時間上有深度，社會中的個體參與者不僅認為自己與現在共同參與國家建設的人密切相關，而且與過去在同一領地內從事同樣活動的人密切相關。⑤正因為如此，民族主義審視內部和回顧過去，為民族共同體創造一種歷史感，但同時也展望未來，為民族共同體的發展與復興創造一條進步的道路。“民族的構建是一個歷史領土化和領土歷史化的過程”[18]，時間與空間的交替和相互作用締造了民族共同體的發展進程，時空記憶在其中被構建、保存與詮釋，生成一種與英雄往昔類似的輝煌未來，從而激勵著人們朝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前進。在中國，鐵路機車型號的命名，通車都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例如，1952年，青島四方機車車輛廠成功組裝了中國第一臺蒸汽機車，當時我國大部分地區已相繼解放，因而這臺機車被命名為“解放”;2000年后，國家提倡建設和諧社會，適逢我國研制的新一代交流電傳動機車面世，即命名為“和諧號”;十八大之后，“中國夢”逐漸凝聚了中國人民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期望，以“復興號”命名的動車組列車，寄托著中華民族成員對美好未來的憧憬;2017年，新疆鐵路部門開通“民族團結一家親號”特快旅客列車，以“流動的民族團結大課堂”形式，為各族群眾的交流與互動構建了一種社會公共空間。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在有規則的時間間隔中維持和再確定集體情感和集體思想，而這些促使構成社會的統一及其個性。①為機車命名，既是中國鐵路一項優良的政治傳統，也是中華民族維系與再生產特定時空記憶的重要方式。“解放”“建設”“東風”“和諧”“復興”等，不僅展現了不同時期的社會風貌，在鐵路機車的發展沿革中也逐漸成為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符號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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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機車命名類似，時空記憶中的“鐵路精神”也是彰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鐵路包含著持續流動與循環的發展愿景，多民族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上的統一都是建立在這一愿景基礎之上的。“進入現代社會后，鐵路不僅被廣泛用于民族國家的經濟建設，同時作為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支點，也被用于重建民族共同體的集體信仰和加強集體榮譽感。”[19]創造一個強大的“歷史與命運共同體”，是民族主義最重要的正向功能之一。對于多民族國家而言，鐵路在邊疆地區的修建與使用，不僅體現了國家實現空間控制的能力，也被視為一種政治紐帶或是關于民族團結的集體經驗。憑借鐵路建設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義，“鐵路精神”始終構建與傳播著獨特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在回溯光榮歷史的同時，也產生了新的情感關系與社會想象力，其將歷史與現實相聯系，使各民族成員面向一個發展更加美好的未來。
例如，成昆鐵路的貫通，穿越了被國外專家斷言為“筑路禁區”的復雜地質環境，創造了世界鐵路建筑史上的奇跡。以鐵道兵為核心的“成昆精神”，在成昆鐵路建成的近五十年中，始終記錄著中華民族在特殊歷史背景下的團結統一、不畏艱險和敢于奉獻。再如，建設青藏鐵路是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愿望，青藏鐵路的建設不僅是對國家綜合實力與科技實力的檢驗，也是對人類自身極限的挑戰。以“挑戰極限、勇創一流”為核心的“青藏鐵路精神”，彰顯了中華民族的自強不息與勤勞勇敢，并再次向世人昭示，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有志氣、有信心、有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時至今日，無論是“成昆精神”“青藏鐵路精神”，還是其他鐵路精神，不僅是中華民族在歷史進程中時空記憶傳承的載體，而且始終發揮著強大的精神聚合作用，逐漸成為一種多民族國家建設中的積極力量。
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西部邊疆鐵路發展前景展望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西部邊疆鐵路又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一方面，在交通強國建設的推進下，鐵路技術裝備、發展理念、運營模式等將會持續創新，日益滿足人民美好的出行需求，特別是高速鐵路網絡的發展進一步改善了民族地區鐵路沿線城市的可達性;②另一方面，在中國和整個世界均處于新舊轉換的關鍵期，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中美貿易摩擦、地緣格局變動等現實背景下，西部邊疆鐵路也被賦予了更為重要的歷史使命。未來，應密切結合時代特征與相關國家戰略，從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性視角認識西部邊疆的鐵路建設。
(一)西部邊疆鐵路建設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完備的交通系統是維系多民族國家統一的重要條件。“從社會史、文化史的角度看，交通網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決定了文化圈的范圍和規模，甚至交通的速度也對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節奏有重要影響。”[20]從印度、秘魯、老撾等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看，“由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所產生的領土想象、人員流動、文化傳播、商品交換等，也是促使不同族群構建國家認同的重要因素”[21]。再以中國為例，長期以來，受特殊地理自然條件的影響，廣大民族地區的軌道交通發展較為緩慢，始終制約著西部邊疆與其他區域更為廣泛、密切的交流。目前正在修建的川藏鐵路以及規劃設計中的滇藏鐵路、新藏鐵路、甘藏鐵路等，未來能夠大幅提升西部民族地區的鐵路運輸能力，釋放更多由交通發展所帶來的各種社會“紅利”，為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論文作者：王浩宇，王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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