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10-18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西方音樂的發展遵循著理性化特征，這與西方人長期以來尊重和崇尚的理性思維方式不無關聯。本文嘗試站在媒介環境學理論的角度，從印刷機、時鐘、字母文字等人類媒介技術的發明探尋它們與理性思維產生的關聯，并嘗試反思人類思維、媒介技術以及伴隨著技術
摘要:西方音樂的發展遵循著“理性化”特征，這與西方人長期以來尊重和崇尚的理性思維方式不無關聯。本文嘗試站在“媒介環境學”理論的角度，從印刷機、時鐘、字母文字等人類媒介技術的發明探尋它們與理性思維產生的關聯，并嘗試反思人類思維、媒介技術以及伴隨著技術發展的音樂藝術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音樂理性化印刷機時鐘字母文字
緣起:由“媒介環境論”引發的“我思”對于西方世界而言，理性思維方式有著悠久和深厚的文化傳統，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理性”便已成為西方人長久以來孜孜以求的精神內質。人們運用理性的方式思考，不斷地試圖尋求各種“確定性”，并為自身和自然立法;人們將認知的外部世界現象化繁為簡:用一個公式、定理、概念來理解事物的規律，以便更準確和精細地認識它們的本質。當然，西方音樂也是理性思維傳統下的產物�；厮菸鞣揭魳窔v史發展的進程，無論西方音樂的理論、記譜法，還是作曲技法與和聲體系，都能找到“理性”精神的影子。正如漢斯·亨利希·艾格布雷特(HansHeinrichEggebrecht)、馬克斯·韋伯(MaxWeber)等西方學者所認為的那樣，西方音樂的本質特征和其主導原則是“理性”。如果我們說理性之思(“我思”)是西方人長期以來培養的思維習慣，那么西方人這種根深蒂固的理性思維是如何產生的，音樂的理性化如何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生根的……我們不妨圍繞西方音樂文化展開“我思”之思。
對于以上問題的思考，傳播學的媒介理論給予筆者很大啟發。
信息傳播媒介，是現代傳播學領域中的研究對象和課題，它是夾在信息傳播者和接受者之間，用以承載信息的工具和渠道。人們之間的信息交流最簡單的方式表現為:傳播者通過某種媒介渠道將信息傳播給接受者，并通過某種媒介渠道接收到后者的反饋。西方對于信息傳播媒介的研究，大致開始于兩次世界大戰時期，主要研究成果來自于美國經驗學派，他們主要關注通過媒介渠道所輸送的內容，對信息接受者的影響。而在歐洲大陸興起的、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批判學派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也把研究的矛頭指向了大眾傳播媒介。他們站在意識形態的角度，抨擊大眾媒介作為資本主義傳播手段，對大眾進行奴化引導。
除了以上提及的媒介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一個新的媒介學派在20世紀中葉悄然誕生。這一學派很少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媒介承載的內容以及它們對受眾的短期影響上，而真正關注“媒介技術本身”。他們認為媒介雖然是人類創造的，用以承載信息的工具，但它構成一個“環境”，我們僅僅是生活在它所構筑的環境之中。其中，我們的行動、思維無不受到媒介作用的影響。1968年，美國傳播學者尼爾·波茲曼(NeilPostman)首次公開使用“媒介環境學”這個術語，他給“媒介環境學”的研究任務界定為:“把媒介當作環境的研究”。他指出:媒介環境學是研究傳播媒介是如何影響人的感知、理解能力，以及感覺和價值觀的;并且我們與媒介的互動是如何有利于或者阻礙我們生存的。美國歷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和英尼斯等人是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
從“媒介環境學”理論的研究目的來看，傳播媒介已經成為塑造人類思維、建構社會歷史文化的重要因素。筆者嘗試順著這一學派對媒介的研究邏輯和成果，找尋各種媒介技術與西方音樂理性化進程的聯系。
一、印刷機對世俗精神的催生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經嘗試解釋和分析西方人在包括音樂行為中的理性思維成因，他認為西方人理性行為方式，和16世紀宗教改革以及新教倫理相關。他的觀點受到了美國傳播學者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批評，她直言不諱地說:“韋伯關心的發展變化(含理性與科學)正是在印刷術這種新媒介的強大影響下產生的，但他的著作給予印刷術的地位卻很不引人注目。”在宗教改革的背后，愛森斯坦看見了印刷媒介的推動力量，認為印刷媒介技術發明以后，西方文化里的理性化和系統組織化逐漸實現，進而把西方理性的產生和實踐著眼于人類所發明的媒介技術
我們知道，西方的記譜法產生于公元900年前后，法國和德國的修道院中的僧侶們，創造了一種能夠提示人們音樂旋律走向的紐姆譜。進入第一個千年以后，圭多(Guido)發明了能夠記錄音高的線譜。不過這些樂譜都以費時費力的手抄形式記寫，制作成本高、效率低，成品大都歸貴族和教會所有。15世紀中葉，德國商人古登堡發明了印刷機，音樂樂譜的印刷和出版也因此方興未艾。根據德裔美國音樂學家阿爾夫萊德·愛因斯坦(AlfredEinstein)的介紹，在古登堡印刷首次嘗試的25年后，德國和意大利印刷技師印刷出版了祈禱書。樂譜的印刷由弗索姆布隆(Fossombrone)的奧塔維亞諾·德·佩特魯奇(OttavianodeiPetrucci)完成，威尼斯成為復調音樂印刷和出版的中心。
正如書籍印刷在歐洲文化史上的作用，音樂印刷的發明在音樂史上也產生了革命性影響。從時間維度看，印刷機對于音樂文本的復制功能有益于書本和樂譜文獻在時間上的保存，這保證了大量手抄文獻，不至于因為社會動蕩而瞬間毀于一旦;從空間維度看，印刷機伴隨著紙張的普及，使得書籍和樂譜便于運輸和普及。
更重要的是，由于印刷機的發明，無論是德文版的《圣經》還是樂譜都以相對低廉的價格售出，并在大眾中得以普及，教會對《圣經》和拉丁語圣歌的壟斷被印刷機摧毀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廣闊市場。這種“摧毀”不僅把長期壟斷于教會對文本的解釋權轉移到了每一個普通人手里，也大大地削弱了教會對人性長期以來的打壓和遏制，世俗人文精神因此覺醒與發展起來。有學者提及到“基督教音樂長期獨秀獨尊的局面被打破，在中世紀備受壓制的歐洲世俗音樂的傳播日趨發達，并因其傳播之影響而終至形成與宗教音樂分庭抗禮的局面。”正是因為這樣，在印刷術的推動下，“我思”在長期宗教信仰的黑暗中，綻放出理性和智慧的光芒;“我在”從神權神授的尷尬地位中擺脫出來，孕育了獨立和個體的地位。印刷技術加速了音樂家們擺脫宗教意識和傳統束縛進程，作為“作曲家”的自我意識從嚴酷的宗教環境中萌發出來，以“我思”和“我在”的獨立意識和身份投入到音樂實踐活動之中，并按照自我的審美意趣和音樂自身的法則進行音樂創作，當時作曲家作品的成名以及其名望的上升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在筆者看來這是西方人獨立思考、用理性的方式面對音樂而邁出的重要一步。
二、機械時鐘與音樂“有量”節奏觀念
然而，美國歷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并不認為愛森斯坦所關注的印刷媒介就是西方文明理性化的源頭。在他的觀念和筆下，西方理性精神的誕生足足提前了幾個世紀。芒福德察覺到時鐘以及此后發明的機械鐘表對西方文明以及人類社會活動的作用。
7世紀時，修道院的僧侶們“即使是在難以判斷時間的夜晚、陰天，也必須致力于保持統一的作息習慣，他們需要在天黑時出現，在合適的時間中誦詠合適的祈禱文。”因此“本篤會把修士禱告的次數增加到一日7次。教皇薩比尼埃納斯(Sabinianus)的圣喻就規定，修道院一天24小時要敲鐘7次。敲鐘的時間就成為‘禱告時間’，用以記錄禱告次數，確保有規律的作息。”芒福德認為這種計時的方式要求修道院的僧侶們養成按時祈禱和生活的習慣，目的是讓宗教生活與世俗的變化無常相隔絕。在1300年前后，時鐘第一次出現在法國和德國。同時期，西方人發明了機械鐘表，并對時間做出了刻度的劃分。此后，城市中數不盡的鐘塔揭開了西方文化歷史中的定量(quantification)時期，培養了文藝復興的人們協調一致的作息和生活習慣�？傊瞬蛔杂X地被推到了由機械時鐘所構筑的整齊劃一的思維活動中，這成為西方的理性精神發展的推動力。
做到行為的協調統一，同樣也是基督教音樂儀式和禮拜活動的基本要求。早在公元6世紀時，本篤會的規章中就明確規定，“唱詩班詠唱詩篇應該就像只有一個人，任何歌手不得唱得比其他人更快或更響。”可是，早期基督教圣詠音樂并沒有明確的節奏，單純根據文本的節律僅僅能夠滿足單聲音樂齊唱的要求，而面對多聲音樂，僧侶們在歌唱時便很難做到預想的統一。有西方學者這樣論述當時的歌唱情景:“如果我們試圖齊唱，同時開始、歌唱和停止都不困難。如果我們試圖唱幾個相對獨立旋律聲部的復調，開始很簡單，但是立即就會陷入混亂。我們需要節奏和實踐上的引領;我們需要知道歌唱進行的速度……”因此，一種極力精確和量化的記譜方式便呼之欲出。13世紀，科隆的弗朗科在其著作《有量音樂的藝術》中，用獨立的音符形狀記錄節奏，實現了對于音樂節奏的精準量化。筆者看來這絕非偶然，恰在當時，機械時鐘賦予人們的時間觀念推動他們產生了對于時間(音樂中的時值)有量化的興趣，并對音樂的節奏記錄進行有意識地創造。和時鐘一樣，人們通過“有量”記譜的方式將每個音符的時間視為一個單元，并將這個單元的時間間隔量化和可視化。有材料顯示，13—14世紀，音樂理論家們認為:“時間有單元，基本的單元被成為‘拍’(tempus)，那么一拍有多長呢?1300年左右，格羅奇的約翰內斯(JohannesdeGrocheo)說:‘一拍是最小音高和最小音符被完全呈現或者能夠被呈現的時間間隔。’(intervalinwhichthesmallestpitchorsmallestnoteisfullypresentedorcanbepresented.)”由此，人們音樂實踐活動便有了“有量”可依的標準，克服了他們在面對復調音樂歌唱難以統一的窘困。
無論是時鐘還是音樂的有量記譜方式，最終改變了人們的時間觀念。有學者說:“農業社會心理時間觀形成的影響主要來自人們的物理生存環境，自然界的變化及其規律是心理時間觀形成的主要參照體系。”與其說古代原始人對于時間有種觀念和概念，倒不如說他們對自身生活的綿延狀態有一種體悟。時間本身和人合為一體，不分表里，它內化于人的身體的感覺之中。而有量化的媒介把人們限定在了外化于自己身體的時間刻度中，人不再根據自己的身體和感官去體悟時間，相反，時間成為一個獨立于人的客觀之物。它作為一種被人理性抽象的對象，甚至控制著人的身體。麥克盧漢認為:“(鐘表)不靠個人獨特的經驗計量時間，而是用抽象的統一單位來計量時間，這種方式計量的時間慢慢滲透進了一切感知生活。”正如前文所言，早期基督教圣詠音樂并沒有明顯的節奏，僧侶們在音節式的音樂吟唱中并不是根據準確的有量時值，也沒有確定的時間觀念，而是根據經文的句讀(或者說憑借自身的呼吸)進行斷句，換句話說，僧侶們評判音樂的節律來自于他們自身的體悟。然而有量化的樂譜產生之后，它就像一臺精準而巧妙的時鐘，以可視化的方式準確地告知人們每個音符的時間單元，使人按照“外在于人”的時間觀念處理每一個音符的節奏。從此，人們在音樂實踐活動中不再按照自身的感覺和體悟，而必須遵循每個音符的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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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作為人類文明的媒介技術，沒有任何一種能像時鐘一樣把人們卷入一個統一協調的行動之中;也沒有任何一個像時鐘一樣，把人們從對自然的依賴和感性體驗中抽離出來，進入一個精確計數和數量切分的世界。在音樂文化的進程中，樂譜起著和機械時鐘一樣的作用。
三、字母文字對音樂的符號化記錄
還有一群傳播學者并不能同意劉易斯·芒福德的觀點，比如加拿大的麥克盧漢就在論著中提到:“芒福德沒有注意拼音字母表的影響;使時間的視覺切分和統一切分成為可能的，正是拼音字母表。事實上，他沒有意識到拼音字母表是西方機械主義之源。”麥克盧漢把西方理性思維的動因又向前推了幾個世紀，給出的答案是西方的字母文字。真正直面以上問題的是英國學者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Havelock)和美國學者沃爾特·翁(WalterJ.Ong)。他們一致認為在口語文化中，人們憑借記憶能力無法進行抽象分類、形式邏輯推理，“聚合式的、情景式的、重視冗余的”的思維方式，使他們不從事任何“研究”，而字母文字作為一種可視的、可記錄的代碼系統對人們的思維能力進行了重構，促進了人們抽象的、形式邏輯的理性思維。
古希臘時期(約公元前5世紀)字母文字的普及和內化，無疑給西方文明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包括音樂在內的“口述”文化逐漸轉型為“文本記錄”的文化。史詩曾經是古希臘輝煌而燦爛的文化象征。在相當長的歲月中，音樂伴隨著巨幅長篇的史詩在人們一遍又一遍的口頭吟唱中流傳，人們并不愿運用文字和我們所謂的“樂譜”將它們記錄下來，而是希冀于通過記憶加以保留。雖然詩歌通過詩人們的口頭吟唱會發生各種變異，然而它仍被看作是詩人感性幻想的產物，甚至是出自繆斯所賦予的神啟，這種人類活動非理性的產品最初并不被視為“藝術”(等同于“技術”)。當然，音樂最終成為了藝術———“自由的藝術”，一門理性參與的實踐活動，其程度與數學家的活動所表現的情形相仿。有西方學者這樣論述:“對希臘人來說，一切都是算計。例如，他們計算出八度音、四度音和五度音是和諧音，而三度音和六度音則不是。他們是否真的喜歡五度音程和四度音程似乎有點可疑，一個真正的希臘人不值得依靠自己的自然感覺，他覺得自己注定要在數學的神圣事業中受盡折磨。”顯然，這是古希臘人對于“音樂”這門“藝術”態度的變化，更是他們在音樂實踐活動中由感性體驗到理性思維的改變。這個過程和字母文字記錄方式的產生不無關聯。
首先，在口頭傳播形態中，信息傳承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進行。人發出聲響的一瞬間，音樂或(詩歌)言語即生即滅，音樂從誕生伊始便與音樂實踐的主體“融為一體”，甚至成為主體的一部分，可謂人在哪，聲音便到哪。因此詩人完全投入到對于音樂的感性體驗之中，并進入“物我同一”的“無我之境”的狀態。哈弗洛克認為在口語文化傳統中，“我”很難從自身的感性體驗中抽離出來，因此也就無法形成“自我”意識，并站在“我”的角度把活動的對象當作異己的“客體”，對其進行理性的抽象和分析。然而，正如翁所言:“文字把知識持有人和已知對象分離開來，使人的內省日益清晰，打開了心靈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門。”通過書寫記錄(尤其是西方字母文字)手段，曾經口語發生中瞬息萬變和偶然性的聲音“凝固”下來，成為一個脫離于人們身體的，相對于自身(主體)的客體存在，這也就造就了人們將其視為“客體”對象，并將自己視為面對“客體”的主體，“主、客”二分的對立便由此產生了。這樣，由于文字記錄手段的出現，詩歌被作為人們理性思考和運算的對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次，通過書寫記錄，人們從口頭文化中依賴“耳朵”的“聲音世界”，進入了依賴“眼睛”的“視覺世界”，這個過程打破了人們感官的平衡，尤其“延伸”了“視覺”感官功能。古希臘時，idea(觀念、理念)和拉丁文video派生出相同的詞根，它們和“看”有著密切的聯系。在沃爾特·翁看來，柏拉圖的理念(idea)世界正是建立在文本之上的“看”的世界，它排斥了口語文化中熱烈的、人與人直接互動的感性直觀，塑造了凌駕于生命的理性抽象世界。如果說黑暗通常代表了愚昧、無知、野蠻和非理性;光明則表征了知識、理性、科學和文明，這里的黑暗就是人們無法被人所看見的狀態，光明則是照亮黑暗，成為看得見的東西。而這一過程也就是通過人們的眼睛去“看”的過程，更進一步說也就是一個“去蔽”和“啟蒙”(theenlightenment)的過程，即“把某種事物從不可見的狀態中解救出來，使之處于光天化日之下，成為可以看見的東西……從黑暗的不可見狀態，向普遍的、光明的、可見狀態的轉變。”那么，通過“看”的書寫方式，人們被引向了理性之路，人們的眼睛就像一座燈塔，向包括音樂藝術在內的一切事物投射出“去蔽”之光。對此，西方學者J.C.卡羅瑟斯(J.C.Carothers)的心理學研究提供了論據，他對未掌握文字的土著人和掌握文字的西方人加以觀察和比較，他發現非洲人生活在聲音的世界中，他們不把眼睛當做接收信息的器官，而西方文字使得西歐人邁入一個視覺的世界中，不僅失去了聽覺世界的動態特征，還形成了機械的理性邏輯。——論文作者：方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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