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6-19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強調知識服務國家建設，通過學術救國，這在民國時期民族學家的知識生產中根深蒂固，是民族學本土化的重要特征，在學科屬性定位、學術范式出現及人才培養體系等方面均有體現。民國時期民族學本土化應用性格的生成，有文化傳統等結構性外因，也有民族國
摘 要：強調知識服務國家建設，通過學術救國，這在民國時期民族學家的知識生產中根深蒂固，是民族學本土化的重要特征，在學科屬性定位、學術范式出現及人才培養體系等方面均有體現。民國時期民族學本土化應用性格的生成，有文化傳統等結構性外因，也有民族國家建構的場景性影響，是多重因素作用下學者的一種應變之道。學術的應用性要求民族學首先是一門科學，它以探尋社會規律為目標，通過呈現社會事實求得問題解決之道。民國時期的民族學家大力宣揚民族學的科學屬性，在科學化轉型過程中，民族學講求闡釋和意義的人文屬性及對社會現象的批判屬性一定程度上受到壓抑，持續影響著中國民族學發展，亦成為今天民族學中國學派構建面臨的重要問題。
關鍵詞：民族學本土化;應用人類學;科學主義;學科史
民國時期是中國民族學①起步發展的關鍵時期，特殊的時代境遇時刻規制著民族學的知識生產。在早期民族學家的知識書寫中常帶有深刻的時代烙印，應用性格是其中之一。強調知識生產服務國家建設，用學術呈現社會事實，并求得問題解決之道，是早期中國民族學家的普遍共識。此思想特征在他們的學術自述或后世學術史研究中均有自覺認識。費孝通先生說：“我早年所追求的不就是用社會科學知識來改造人類這個目的嗎?科學必須為人類服務，人類為了生存和繁榮才需要科學。無須隱瞞或掩蓋我們這個實用的立場。”[1(] 314)王建民在《中國民族學史》一書中列專章討論民族學應用性格，“更主動地尋求將自己所學的知識與實際結合，將此看作應用民族學的田野實習，從而促進民族學的理論研究與中國現實研究的結合”[2(] 275)。顯然，此種應用性格根植于學科發展的本質，是轉型時期在中國特殊土壤中培育成長的，如果離開知識生成的外在決定力，只能理解知識表征，而不能觸及根本。
學界對民族學本土化應用性的討論較多，肯定應用性格是學科本土化的重要特征，并闡述了應用性的諸多表現等①，但對應用性格生成動力談及較少。麻國慶對民族學本土化中學術救國的特征作了深度分析，在論述動因時多從“格物致知”的文化邏輯入手，對學者特征、時代規制、學科內涵，以及知識應用性所附著的學科本體的科學轉向和人文性缺失等問題著墨不多[3] ，為本研究留出了討論空間。
一、知識分子的救國情懷：應用性格的學科表現
“應用性”指學者在學術議題的選擇討論中，以現實問題為導向而開展的學術研究。它所追問的更多是“是什么和何人”的問題，而基礎研究則更多強調“為什么”的問題[4(] 174)。具體到中國的場域，民族學緊密圍繞近代中國轉型、社會文化變遷、邊疆問題解決等關乎國家復興、民族獨立之緊迫問題，開展學術探索并力尋解答之道。此種以民族國家建設重大問題為導向的特征，逐漸在學科中形成潮流，成為學者的普遍認同，內化為學科的一種文化慣習，影響著知識生產過程及結果，成為民族學本土化的本質特征。從以下三個方面理解學科的應用性格更為清晰。
第一，從學科屬性看，民族學的應用性是普遍共識。蔡元培認為民族學具有應用價值，強調“吾國民族學的科學建設，并注意邊政邊教的推行和民族文化水準的提高”[5] 。他的主張得到學界廣泛認同。黃文山對民族學的應用性有明確見解，“民族學不只為一種文化的理論科學，而亦是一種應用的科學，與其實際政治與近代思潮之關系，最為深切，吾人少涉人類學史，當無不知之者”[6] 。梁釗韜亦有類似論述，“我們現在不應把人類學的研究視為純理論的學問，關于實用的邊政設施，似應就功能的觀念，予人類學與政治學貫通起來”[7] 。朱銘三將民族學的價值放置在抗戰建國的大局中考察，“今日我們所要求的，乃在于回顧往昔，經過在書齋中的深刻思索之后，策動現在促成將來，培養強勁的民族精神，因而打定民族發展的基礎，樹立民族發展的支柱，那么所謂民族政策才可以由此構成起來，這就是民族學的最可貴的價值”[8] 。上述諸論均將民族學的應用性與當時的政治建設聯系在一起，實際指涉民族學在國家統一、中華民族建設、國民意識塑造、邊政開發等方面的功用。
在對學科應用性認識的基礎上，民族學家或用民族學知識推動中華民族整體性和邊疆社會建設，或直接投身社會實踐，用知識完成社會改造的目的。黃文山對民族學在中華民族建構方面抱有重大期望，提出細致方案。“中華民族在數千年間已經搏捖主要的民族，已成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今后吾人之任務，不外繼續歷史上之使命，根據上述之基本原則，實行下舉數端。”[6] 抗戰時期，大批民族學家通過社會調查呈現社會事實，為官方社會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1937年，國民政府內政部組織全國風俗簡易調查，凌純聲、衛惠林、徐益棠、柯象峰、孫本文等人參加籌劃，“此項調查完成后，于民訓及民俗改革當有極堅固基礎”[9] 。亦有民族學家在各級政府部門擔任職務，指導各地邊疆建設。凌純聲擔任國民政府邊疆教育司司長;吳文藻在國防委員會參事室、蒙藏委員會等機構擔任參事、顧問職務;楊成志在廣東省邊政指導委員會擔任研究主任委員，為邊區開發出謀劃策;江應樑任云南省車里縣縣長期間，對云南邊疆建設多有推動。
第二，從學術范式產生看，邊政學是民族學應用性格的突出表現�？箲饡r期出現的邊政學是中國民族學研究的一個高潮，它以民族學為核心，具有多學科綜合性和強烈應用傾向的鮮明特征[10] 。邊政學促使民族學的社會認可度進一步增強，民族學在當時知識界的地位有重要提升。在邊政學指引下，學者對社會重大問題的關切更深入全面，并在實踐中不斷拓展范圍、檢驗理論，有利推動民族學本土化的進程。“邊政學的提出，是中國民族學家試圖將民族學應用到實際的政治建設中的嘗試，民族學不再被看作純理論的學問，把民族學的理論與實踐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了。”[2(] 268)
吳文藻和楊成志是邊政學學科化的先鋒人物，他們對邊政學的應用屬性有明確表達。“邊政學范圍的確定，可使邊疆政策有所依據，邊疆政治得以改進，而執行邊政的人對于治理不同族不同文的邊民，亦可有所借鏡，‘為政由學始’就是這個道理。這是邊政學的實踐的功用。”[11] 楊成志極力倡導學術救國，他對學術與國家危亡的關系問題態度更為堅決。“凡專家學者仍未本所學站在某一種有把握的本崗位上，努力貢獻于國家，共挽危局，同圖生存，試問所學何事?寧不會‘匹夫愧死’我們固不愿從政，但秘望研究工作的開展，本學術救國的大義，誰也愿意參加。”[12(] 162)其后，邊政學研究亦如他們所構想，對邊疆教育、邊民生計、邊疆文化、邊疆民族認同、中華民族整體性建設等開展多方位研究，產出了大批優秀成果，對抗戰時期民族意識整合作出了重要貢獻�？梢哉f，抗戰時期的邊政學是民族學本土化學科范式的一次更新，促使民族學與實際問題進一步結合，民族學應用性研究及具體實踐在范圍和深度上都有重大拓展。學者們不僅在議題選擇中強調學術為現實服務，同時注重知識產出的實際效果，此種強烈現實關懷成為民族學學科的重要標識。
第三，從人才培養體系看，注重學術與現實結合是重要特征。民國時期民族學人才培養主要依托社會學系、人類學系或邊政學系開展，課程設置中凸顯理論與現實結合的特征。
邊政學系在中國民族學人才培養中的地位特殊，其設立主要由于邊事危機成為共識，開發邊疆呼聲的日漸高漲，與之相應的人才培養被提上日程，它是基于現實需要的一項學科體系改革。中央大學邊政學系特別注重知識傳授的應用性，強調對邊疆基本認識和實踐方法的訓練。課程分為兩類：一類是社會調查方法;另一類是邊疆語文和歷史，還專設“邊政實習”“邊教實習”等實用性較強的課程，學生們在讀期間遠赴青海西寧做社會實踐調查[13(] 355)。西北大學邊政學系的教育目標除建立邊政學體系、研究邊疆治理原則外，特別突出分析邊疆發生的實際問題，推進邊政事業的兩個目標。教學過程中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提出了“實地到邊疆去”的口號，組織四年級學生到邊疆調查見習，成效顯著[14(] 81)。
相關期刊推薦：《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創刊，設有：邊疆民族研究、民族歷史研究、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宗教研究、民俗學研究、民族教育研究、民族法制與民族政策研究、民族經濟研究、西夏學研究、哲學研究、文學研究等欄目。
人類學系和社會學系的人才培養亦把知識應用性作為重要方向之一。楊成志在規劃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時認為，人類學設置符合現實的需要，人類學學生的培養目標要體現應用性，提出人類學應該在民族體質改進、民族政策推行制定、邊疆問題處理、社會集團管理、人類集團關系等方面均為近日應用人類學設法實施之大目的[15(] 363)。浙江大學建立人類學系后對其培養體系進行了一次改革。教育目標設定中除造就人類學高級研究人員外，其余四條均與應用有關，分別是訓練邊區工作人員、培植博物館和陳列館技術人員、訓練有關實用之體質測量員，在教育方針中直接指出“重應用，與社會發生密切聯系，偏重技術，注重中國材料”，改制后的浙江大學人類學系向邊政方向和應用方向傾斜[16(] 117)。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是民國時期民族學人才培養的重要陣地，為喚起邊疆建設熱情及增強邊疆認識，設有邊疆問題講座，后應教育部令突出應用性，改為邊疆建設講座，增設邊疆語言、地理、社會組織等實用科學，漸變為跨學科的系統性研究，也更加注重實用性[17] 。
民國時期民族學應用性格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本土化過程中都有所體現，對學科應用屬性的認知得到民族學家的普遍認同，學術體系創制中邊政學的出現充分表現了民族學對現實問題的關切，人才培養體系中把知識應用性作為教育目標之一，成為學科建設的普遍做法之一。應用性在民族學本土化過程中的表現比較全面、徹底，不僅是學者個體的自覺，且已內化為學科發展的一種性格，深刻印記在學科本質之中。
二、知識生產的外在決定性：應用性格生成的四重邏輯
應用性格成為民族學本土化最深刻的本質內涵之一，絕非僅是民族學本身應用特征所致，背后蘊含著多重邏輯，需從知識生產的外在因素出發，方能對其做出準確判斷。吉爾赫穆(Gerholm)和漢納茲(Hannerz)在《國家人類學》一文中特別強調國家處境與本土人類學形成的特殊性格與價值之間的關聯性，為以國別為界限的人類學史研究提供了思路[18(] 238)。除文中提到的知識生產中邊緣對中心的依附效應外，本土文化對以國家為單位的人類學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學者本身的社會階層、人生際遇等對學科特色的形成亦有助力。第一，個人經歷。中國民族學從 20 世紀 20 年代逐步發展壯大，早期學科的奠基人多出生于 1900年、1910年左右，他們成長的年代正是國家積貧積弱和列強縱橫中國的時代，“國難和危亡”成為他們那一代人的集體記憶，而“拯救國家于水火之中”亦成為他們從事各項工作的最終使命。
楊堃青年時立志用知識拯救國家，“那時，我的主要思想是不甘心中國受列強鐵蹄的踐踏，一心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途徑”[19(] 391)。吳澤霖亦有類似表述，“我還親眼看到一些殖民主義分子在我們國土上肆無忌憚地蔑視和侮辱我們的同胞。我在內心充滿憤慨的同時，又深怕國家真會被瓜分而滅亡”[20(] 自序4)。林耀華回顧幼年經歷時亦談道：“當時的青年與現在的處境不同，一腦袋的救國思想。在當時的國際國內氛圍下，研究中國的社會問題，找出中國貧弱的‘病根’是很多青年人追求的目標。我就是在這種由時代和社會設定的目標引導下，選擇了社會學。”[21(] 3)此種共同的成長經歷使得那一代學者普遍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
從兩代學者的求學經歷看，第一代中國民族學學者多系海外留學歸來，李濟、吳澤霖、潘光旦、吳文藻、許烺光、衛惠林、芮逸夫、凌純聲、陶云逵等，他們大多是官派或其他形式的公費留學生，有些還屬著名的“庚款生”。他們身上所附著的國家使命感，在目睹了西方先進文明與中國積弱的差距后更加強烈，“求知即為救國”成為共同心聲，其學術研究表現為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極端關注。這在當時留美學生的博士論文中有集中體現，他們的研究“彰顯了求實致用現實觀照、以解決中國各種社會問題為旨歸的本土化研究旨趣”[22] 。不論第一代和第二代學者間個人經歷的差異性有多大，在成長與求學期間形成強烈的家國心態，并沒有因各自經歷的豐富而有所減弱，也恰是此種學術報國理想，使中國知識分子在救亡圖存意識的指引下，引入被認為有實用價值的科學知識，成為拯救社會危難的工具，為民族學應用性格的形成注入了動力。
第二，學科特色。民族學應用性格與西方民族學誕生之初的特殊使命有莫大關聯。19世紀，歐洲國家紛紛向海外開拓殖民地，大批殖民地官員、商人和傳教士率先構建起關于域外文明的知識體系，因殖民統治的需要，知識界開始探求異文明的統治之術，民族學迅速發展。民族學家通過調查殖民地國家的風俗習慣等地方知識為殖民統治政策的設計提供知識支撐，其后，雖然民族學一度轉向追求宏大敘事的社會哲學，但由于功能主義出現，使得知識的實用功能再次受到關注和凸顯。可以說，現實需求是民族學產生的社會基礎，之后學科發展一直致力于現實問題的解決，逐漸發展為獨立的應用人類學分支學科。民族學的產生是知識自主積累、穩步發展的結果，但現實需要亦是學科產生的“催化劑”，此種強烈的實用傾向屬學科的本質屬性，不論引進哪個地區、何種文化，其本身的應用傾向不但不會被滌凈，反而會在本土化中得到強化，在處于邊緣區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尤為如此。
第三，國家需要。19世紀中葉開始，實現現代化是中國十分重要的目標。此種源自西方的文明形式以一種被動形式傳入中國后，在其后的一個世紀里，中國的方方面面都被卷入其中。作為“西學”之一的民族學也不例外。一方面，它是現代化的產物，是知識分子向西方學習之結果;另一方面，它通過知識生產的特殊形式服務于中國現代化進程。
許紀霖指出：龐大的人口壓力與自然資源的相對短缺、亡國滅種的生存危機與政治衰敗、國家四分五裂的亂世局面。“總而言之，國民的基本溫飽、民族的獨立生存、社會的統一安定諸問題重疊并存。”[23(] 8)上述諸問題，尤其是前兩者，恰是民族學擅長的領域，并已形成了系統知識。民族學以參與式的、整體性的田野調查，為中國由傳統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提供認識境內多元族群的客觀知識，同時為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社會整合、文化變遷、邊疆開發等提供諸多切實的改造方案。因此，從理論上說，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迫切需要民族學知識，這為民族學應用性格的生成奠定了基礎。
事實亦是如此，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對民族學的需求更加強烈，不僅組織各類由民族學家主持的邊疆視察團，如西康科學調查團等對川康地區自然人文的考察，且于1939年在厘定大學課程時，把民族學的課程作為社會學系公共必修之科目。更進一步，民族學相關課程成為文、理、法、師范四學院學生的必修或選修科目[24(] 1418)。1941年，由蒙藏委員會主持設立，知名民族學家參加的中國邊政學會，是民族學應用性格的標志性學術組織�！哆呎摗分袑υ搶W會的緣起及宗旨有過簡約陳述，可直接說明國家對邊政知識的需求，“邊疆工作這一部門，現在的還如一座新寶，真正面目，猶未為大家所認識。一切的研究和學說，都應以切合時用為最終的目標，方可產生偉大的效果。故我們對于邊疆問題的研究也必須根據學理和事實，同時根據國策，以求真能與當前的邊疆政治相配合”[25] 。
國家需要對學者的學術轉向有深刻影響。抗戰時期，吳澤霖在貴州開展了6次大規模調查，受國民政府內政部，貴州省教育廳、民政廳等單位資助，研究主題集中于鄉土教材搜集、民族語言調查、地方知識挖掘等，并提出邊區開發的諸多措施，供政府施政參考。上述官方資助的調查開啟了吳澤霖西南民族研究的序幕，他從傳統的社會心理學轉向對西南民族文化的調查和分類，試圖通過文化的親緣關系建構起中華民族的一體性，在調查中，他著力搜集文物標本，建立文物陳列室，組織文物展覽會，以此激起廣大民眾對西南族群的了解，實現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目的。
第四，文化邏輯。民族學家常把人類行為、組織、思想置于文化背景中考察，強調文化賦予行為意義。但吊詭的是，學科史研究中，更多強調個人、社會約制和思想的內在延續，對學者所處文化脈絡與知識生產的關系較少涉及。學者的知識生產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活動。一方面，他們在各自文化網絡中開展學術實踐;另一方面，個體行為意義的獲得和價值實現也要在文化網絡中找尋。因此，“中國民族學學科史是一個必須探討的主題。除了國家社會脈絡、學術思潮背景之外，還有文化的層面值得深入探討”[26(] 394)。
民族學本土化應用性格的形成與幾千年來綿延不絕的中國文化密切關聯。儒家思想對于“學” “用”關系一直以來講得比較透徹。《論語·子張》中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禮記·大學》中強調知識分子要“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即所謂修、齊、治、平，表達了知識要面向社會，通過學習實現人生價值和社會價值，并承擔起國家責任。北宋張載“橫渠四句”中的“為生民立命”和“為萬世開太平”的主要含義是學用結合，把社會和國家前途與個人價值的實現聯系在一起，類似的古句在典籍中十分常見。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雖遭強烈批判和沖擊，但根植于文化深處的思維結構并沒有太大轉變，通過知識實現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傳統觀念直到今天依然未被顛覆。費孝通曾考察上一代知識分子的價值理念和思想境界，“中國文化的底子是有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容的。它不倡導從個人出發，而總是以集體為權衡的導向，至少也是從一個家庭為出發點，而要求推之于國家天下。這種從群體出發的文化生生不息地傳下來，它是超越個人生死的”[27] 。——論文作者：張福強1 ，董茂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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