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5-08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本文站在音樂人類學的視域下，立足現有的文獻，對西府曲子的發展演變、生態環境、演唱內容、社會功能、文化傳承等五個方面的內容做了一些簡要的分析和研究，旨在比較全面地了解西府曲子這一音樂文化形式，加深大眾對西府曲子這一民間藝術形式的了解
【摘 要】本文站在音樂人類學的視域下，立足現有的文獻，對西府曲子的發展演變、生態環境、演唱內容、社會功能、文化傳承等五個方面的內容做了一些簡要的分析和研究，旨在比較全面地了解西府曲子這一音樂文化形式，加深大眾對西府曲子這一民間藝術形式的了解和認知，使它得到更好的傳承和發展。
【關鍵詞】音樂人類學;西府曲子;文化;傳承
人類學是研究人類的體貌特征、類型及其發展變化規律的學科。音樂人類學是指運用當代文化人類學學科的理論及方法對音樂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這一觀點由美國學者梅里亞姆提出。近年來，其內涵不斷擴展和延伸，西方學術界又將這門學科的主流傾向定義為：“在地方性、區域性或全球性的背景中，研究音樂的社會和文化功能。另一方面，傳統傾向仍然存在，即在相關的文化背景中研究音樂本體。”[1] 因此，音樂人類學是把音樂學和人類學結合起來，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和理念研究音樂文化。
西府曲子，在當地又被稱之為秦曲或清曲。作此名稱，是因為西府曲子是陜西曲子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流行于陜西寶雞、鳳翔、岐山、眉縣、扶風、千陽、麟游等西府區域。
一、西府曲子的演變和發展
西府曲子的起源沒有確切的文字記載，因此做出精確的判斷是比較困難的，但因為寶雞古稱陳倉、雍城，是炎帝故里和青銅器之鄉，是關中平原城市群的重要節點城市，所以，寶雞地區自古以來就有深厚的文化積淀。《詩經》里的《秦風·渭陽》中“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等，都與寶雞地區有很密切的關系。根據“西府曲子之王”鄭文顯的祖父——清末舉人鄭筱齋的記錄，西府曲子原來是秦穆公宮廷中的一種“宮曲詞”，有兩種形式：由樂工、詞工演唱的“正宮調”和由歌童、舞女演唱的“小宮調”。
曲子的正式形成可以追溯到隋唐時期，經過長期的選擇、加工和演變，它主要流行于城鎮和集市間，經過民間藝人的廣泛填詞，在當時被稱為“曲子詞”。曲子詞在流傳演變的過程中，到北宋時期，受到民間說唱藝術的影響。到了元代、明代以及清代初期，民間曲藝和戲曲成為陜西西府地區最為活躍的曲種之一。在當地經常會有聚會交流技藝，一些藝術家不但收錄曲目、積極編創大量曲目，還成立了“曲子研究會”，收集整理創編了西府曲子的常用形式：如《打棗桿》《賣雜貨》《鬧五更》等。曲子社發展到了高峰階段，凡有廟會，就會有諸多的曲子班社相邀斗臺，場面宏大熱鬧非凡。
解放后，西府曲子的斗臺形式成了一種民俗活動，不僅曲子社之間相互斗臺，而且還與地方其他劇種爭相斗臺，比如秦腔等。在這種形式下，藝人們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和藝術文化修養，同時也促進了地方音樂文化的交流發展。建國后，由于經濟文化水平的提高，西府曲子更加活躍，而且被搬上舞臺，受到了群眾的歡迎和喜愛。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西府曲子萌芽于先秦，形成于漢唐，發展于宋元明，盛行于明清時期，在長期不斷地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吸收其他各民間藝術形式，而最終形成了現在的“曲子戲”。
二、西府曲子的生態環境
寶雞，古稱陳倉，陳倉以古陳倉山(今名雞峰山)而得名，又因雞峰山有“晨寶雞鳴”“雞鳴之端”“石雞啼鳴” 之祥兆而改名為寶雞，此名沿用至今。[2]
一個地區文化與生態環境的關系，與文化的形成機制和生態的維護機制密切相關。任何一種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都與其外部生態環境、內部文化環境和社會制度密不可分，文化都需要從周圍的自然環境中獲取生存的物質。環境選擇就是一種文化選擇，文化選擇亦是一種環境選擇。在許多人類學家看來，“文化是人類與環境互動的媒介，文化是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沒有文化、人類就無法從環境中獲取其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源和社會資源”，[3] 這也是文化人類學關注的重要內容。
寶雞位于陜西省關中西部，地理位置屬于陜西、甘肅、寧夏、四川的結合地帶，而西府地區，處在渭水流域，關中西部。寶雞自古以來就屬于雍州之城，在商代是岐周之地，后來成為周的都城。所以，寶雞地區特有的地理、自然環境為其自身的發展創造了便利的條件。寶雞地區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發源地，有著深厚悠久的歷史積淀和文化底蘊，與寶雞地區鄰近的西安是十三朝古都，這使得寶雞地區社會環境比較安定，周邊民族相處也比較和諧，這些自然環境和文化環境都對日后西府曲子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三、西府曲子的歌唱內容
傳說西府曲子原來是秦穆公宮廷中的一種小曲，叫“宮曲詞”。分“正宮調”“小宮調”兩種。樂工、詞工演唱正宮調;歌童、舞女演唱小宮調。后來因為秦憲公讓一部分歌童、舞女還鄉，所以小宮調流入了民間。經過不斷的發展融合和演變，宮曲詞逐漸發展成了現在的西府曲子。
西府曲子作為民間戲曲演唱活動，有三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比如：西府曲子座唱、社火曲子演唱、西府曲子戲。不同的民俗活動伴有不同的曲子表現形式，如在神社廟會、婚喪嫁娶、祝壽滿月、驅邪還愿等民俗活動中是西府曲子座唱;春秋祈�；顒�、搶山神、鬧元宵等大型民俗社火活動中是社火曲子演唱;而西府曲子戲以出演小型傳統劇目和新編現代小戲為主，常見于各種晚會演出活動中。
據調查，西府曲子的傳統曲牌，目前有一百多支。根據題材內容，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以民間社會生活為題材，具有濃厚的世俗化氣息，其代表曲目有《繡荷包》《姐兒思情》《放風箏》等，這些曲牌表現了普通人民的風俗世情;另一類以講述古代歷史人物、神話傳說故事或表現帝王將相建功立業、征戰殺伐故事為主，如《古城聚義》《秦瓊觀戰》《伯牙捧琴》《醉罵祿山》等。綜上，西府曲子有口頭性、即興性、集體性等特點，能夠抒發人們的內心情感，所以，在當地民間有“不卑不亢、剛柔合宜、雅俗共賞”的贊譽。根據調查，現存的西府曲子有 800 多首，作為寶貴的民間文化遺產，西府曲子已被列入第一批陜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四、西府曲子的社會功能
藝術是人們社會生活中極為重要而又較為普遍的文化形式，其作為一種精神，不但與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且還能通過審美創造活動使人們的精神獲得愉悅，身心得到調節。無論是哪種民間音樂形式，它最大的特點就是能夠扎根于生活，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密切聯系，西府曲子之所以能夠傳承到現在，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傳唱滿足了人民的心理訴求，是與關中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它作為陜西關中地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西府曲子與民間的其他音樂類別一樣，具有群體娛樂的功能，在民間的婚喪嫁娶、孩子滿月、老人祝壽、新房搬遷以及廟會等民俗活動中，主家都要在家演唱好幾天，這說明，西府曲子有一定的社會交往功能。除此之外，農閑時，它也是農民們自娛自樂的好方法。在音樂人類學家、“功能主義之父”馬林諾夫斯基看來，“文化根本是‘手段性現實’，為滿足人類需要而存在，其所取的方式遠勝于一切對于環境的直接作用。”功能主義者認為：“一切文化現象都具有特定的功能……所以，文化在滿足人類的需求時，也創造了新的需要。”[4]
五、西府曲子的文化傳承
西府曲子的保護與傳承，是一個現代性語境中的話題。在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西府曲子這種傳統文化也在遭遇現代化帶來的挑戰。在中國全面融入全球化，經濟和社會加快現代轉型的過程中，西府曲子的傳習地區寶雞同樣被納入這樣的總體進程之中。所以，西府曲子的傳承必須考慮以下因素：
(一)欣賞地點與接受心理變化
在現代化社會中，人們對西府曲子的接受心態、審美訴求均發生了重大變化。一個地區的一切音樂活動都與民俗活動有重大關系，西府人民的一切禮俗活動都離不開曲子，兩者互相依存，沿著歷史的長河生生不息。然而隨著市場化和現代化，西府曲子受到了外來文化的沖擊，大眾的欣賞口味也在一點點發生變化，很多人覺得民間曲藝太土太舊且不合時宜，缺乏時尚感，這使得許多民間曲子失去了觀眾，當然也就失去了很多傳承的機會和土壤，所以西府曲子的民俗傳統在逐漸消失。
(二)現代語境與審美體驗轉型
在傳統意義上，西府曲子是一種自娛自足的民間藝術，在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它必然從封閉走向開放。他者視角和標準的介入，使其向內的審美正在走向開放，這無疑給受眾帶來了全新的審美體驗。為了應對挑戰，這需要不斷借鑒其他藝術形式并為我所用，為西府曲子的不斷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三)社會變化與傳承選擇
西府曲子傳承的主體是歌師與民俗社，傳承方式是口傳心授。傳統社區的開放性，人口流動性的增加，使傳承主體發生變化。與此同時，文化產業化和音樂教育的功能需求又使傳承走向學科化和體制化，這必然帶來傳承主體和傳承模式的重新構建。因此，我們不但要保護當地的藝術作品，還要重視保持它與本區域的相互聯系。
總之，某種地域文化的形成、成熟和發展，看起來是一個線性遞進過程，但它的成因遠遠不是如此簡單。事實上，音樂文化形式不管如何繁復，它終只不過是一種表象而已。如果我們無法深入地去理解它背后的地域文化所反映的深層含義，傳承保護也就失去了意義。民族民間藝術多通過聽者的視聽系統激發審美體驗，在他者的視野中往往呈現的是一種淺表文化印象，我們更要把它置于音樂人類學的視角下加以認知與分析。
因此，民族民間藝術的發展不僅僅是某一族群或地域的事情，它關乎整個社會共同體的文化心靈。西府曲子作為陜西關中地區的民族民間藝術，這種特定文化的表征體系聚合了這一地區人們的意識觀念與行為習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認為，作為民間藝術的西府曲子是基于這一地區人們共同認知的一種精神與物質而創造的。另外，這些藝術化、抽象化的經驗，又反過來成為新的藝術形式，從而對這一地區的人們的觀念和行為產生新的作用，如此綿延不斷。西府曲子的曲調音樂，是關中地區的文化縮影，它的歌詞，更是一座豐富的民間文學、民間文化的知識寶庫，是研究中西部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價值。——論文作者：嚴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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