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15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我國革新小說理論先行者夏曾佑在其論文《小說原理》中提出了一個頗具啟發意義的五易五難矛盾，即導世的寫作功能與熟悉的寫作題材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沖突。通過分析五易五難矛盾以及五易五難的唯樂天性的立論前提、啟蒙教化的提出目的，發現這一矛盾是建
摘要:我國革新小說理論先行者夏曾佑在其論文《小說原理》中提出了一個頗具啟發意義的“五易五難”矛盾，即“導世”的寫作功能與“熟悉”的寫作題材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沖突。通過分析“五易五難”矛盾以及“五易五難”的“唯樂天性”的立論前提、“啟蒙教化”的提出目的，發現這一矛盾是建立在小說的非功利性與功利性之間的，在本質上是無法解決的。但是，從其涉及到的寫作題材、寫作主體和寫作功能三個具體層面上來分析，這一矛盾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協調的。
關鍵詞:“五易五難”矛盾;夏曾佑;小說理論
夏曾佑是我國晚清時期的重要人物，在政治、史學、文學等方面都頗有建樹:夏曾佑與嚴復等創辦了《國聞報》，為維新思想的宣傳提供了一條重要的傳播途徑;倡導“史學革命”，運用資產階級進化論的思想編撰了我國史學史上第一部新式通史《中國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學歷史教科書》)[1];參與“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以文學界革命的形式開啟了救亡啟蒙的政治運動。
而在“小說界革命”中，雖然夏曾佑沒有為我們留下重要的小說作品，但是其論述小說理論的文章為后世的小說創作和小說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夏曾佑是我國革新小說理論的先行者[2]350。夏曾佑的小說理論新穎而深刻，不僅與嚴復合撰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被認為是晚清“闡明小說價值的第一篇文字”[3]2，而且其《小說原理》更是運用西方的心理分析來闡述小說的地位、性質及作用，是將小說問題當作一種“理論”來分析的首篇文章[4]。夏曾佑盡管在小說理論上做出了重要而寶貴的探索和研究，但在《小說原理》中留下了一個頗有意義的小說理論問題，即小說創作的“五易五難”矛盾。“五易五難”矛盾不僅揭露了當時新小說的問題，而且也是小說創作中常見的難題，具有普遍的啟發意義�？上У氖牵脑硬]有指出解決這個題材與功能之間矛盾的方法，而這一問題至今未得到深入而充分的研究。本篇文章將立足《小說原理》的文本話語，厘清“五易五難”矛盾的本質，并嘗試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促進小說理論中功能與題材之間的問題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研究。
一、辨析“五易五難”矛盾
《小說原理》是夏曾佑于1903年發表在《繡像小說》第三期上的，署名別士，是繼《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和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之后又一鼓吹“小說革命”的文章，闡述了小說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但是這篇論文并沒有一味夸大小說的教化作用和過分強調小說的政治功能，而是更多地關注小說的自身性質及其內在的藝術特征。
在《小說原理》中，對于小說應該如何創作，夏曾佑提出了一番獨特的見解，即“五易五難”:一、寫小人易，寫君子難。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為推，人多中材，仰而測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性;俯而察之，以燭小人，未有不見小人之肺腑也。……二、寫小事易，寫大事難。小事如吃酒、旅行、奸盜之類，大事如廢立、打仗之類。大抵吾人于小事之經歷多，而于大事之經歷少。……三、寫貧賤易，寫富貴難。此因發憤著書者，以貧士為多，非過來人不能道也。……四、寫實事易，寫假事難。……五、敘實事易，敘議論難。以大段議論羼入敘事之中，最為討厭。讀正史紀傳者，無不知之矣。若以此習加之小說，尤為不宜。有時不得不作，則必設法將議論之痕跡滅去始可……其法是將實景點入，則議論均成畫意矣。[5]學者劉錫慶很好地概括了“五易五難”，認為這其實主要是表達三點意思:一是作者容易寫好自己經歷過的事，二是作者容易寫好與自己思想境界相近或在自己之下的人物，三是小說不可有大段議論出現。[6]可見，夏曾佑提出的“五易五難”強調的是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以小說內容描摹是否真實與精彩為判斷小說質量優劣的標準[7]。
然而，在敘述“五易五難”之后，夏曾佑表示“吾謂今日欲作小說，莫如將此生數十年所親見、親聞之實事，略加點化，即可成一絕妙小說。然可以牟利而不可以導世”[5]，即小說作者寫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可以使小說成為一部獲得讀者喜愛和閱讀的好作品，但這樣的小說卻難以承載重大的、積極的社會意義。由此可以看出，“五易五難”矛盾揭示的是“熟悉”的寫作題材與“導世”的寫作功能之間的難題。這是小說創作的一個重要的藝術問題，對小說創作與研究而言頗具啟發意義。
二、解析“五易五難”矛盾的背景
在嘗試解決“五易五難”矛盾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其背景進行分析，分析其立論前提和提出目的。因為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深入地抓住“五易五難”矛盾的本質，找到矛盾產生的原因，進而更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方法。
在提出“五易五難”之前，夏曾佑便在《小說原理》中立論道:“人所以樂觀小說之故既明，則作小說如何下筆亦可識”[5]，可見“五易五難”的立論前提是人的唯樂天性[2]355。夏曾佑從讀者接受的角度來解釋人們喜愛閱讀小說的原因，認為小說是“無所為而為之事，則本之于天性，不待告教而為者也”[5]，能供人自娛;并且夏曾佑提出人心之所以樂者有二———不費心思;時刻轉換。通過對比圖畫、史書、科學書、經文，夏曾佑證明了小說不僅能用詳盡之筆廣闊地敘述實事，讓讀者不用費心地去揣摩故事;而且可以使讀者不以切于身、不與境適相湊合的形式時刻轉換豐富的娛樂之境。這正體現出夏曾佑是從小說的非功利性來看待“五易五難”的，即從小說具有娛樂作用的角度來提出“五易五難”。以唯樂天性作為小說創作的立論，一方面可以看出，在當時“小說界革命”一味追求小說的教化功能的氛圍中，夏曾佑卻注意到小說的藝術性，實在難能可貴;另一方面也說明，這與后面夏曾佑提出“導世”，即強調小說的功利性，在本質上是難以調和的沖突，因此“五易五難”矛盾的產生也是必然的。
分析“五易五難”的立論前提，我們已經把握了“五易五難”矛盾產生的根本原因，即小說的非功利性與功利性之間的矛盾，我們還有必要對其提出目的進行解析，找到矛盾產生的現實原因，這樣才能全面地看清“五易五難”矛盾。在提出“五易五難”矛盾之后，夏曾佑便針對當時的新小說進行論述，指出了新小說的創作問題，犯了“五忌”，即寫君子、寫國家大事、寫富貴人、寫虛構之事、有議論，所以新小說最后的結果是“五忌俱犯，而欲求其工，是猶航斷港絕潢而至于海”[5]，即犯了“五忌”的新小說難以繼續革新和發展。隨后，夏曾佑分析了歷代小說的發展，又指出沿襲傳統小說創作的舊小說犯了“五弊”，即寫君子、寫大事、寫富貴、寫虛無，唯議論可無。但是夏曾佑發現，這些舊小說在當時卻備受人們喜愛。他認為，“犯此諸病，而仍能如此之普及，非上文所設之例，有時不信也;因此輩文理不深，閱歷甚淺”[5]，更容易與日常俗事產生共鳴。這其實正是說明晚晴小說在古今中外文化的碰撞中所處探索階段的困境:晚清時期正是我國危難之際，因此“小說界革命”興起，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8]886，希望通過小說革命來啟蒙民眾，拯救國家。然而，一方面，新小說師法域外小說，尤其受到具有實用性的歐美和日本的政治小說的影響[8]172，雖然能夠承載啟蒙教化的作用，但是由于偏于議論，大談國家大事，變為“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8]5609，與百姓的生活與認知相脫離，讓人難以卒讀;另一方面，承襲傳統小說的舊小說雖然情節精彩，能夠吸引人閱讀，但是在思想上卻無知荒誕，不足以啟迪民心。從夏曾佑分析新與舊小說的問題可以看出，“五易五難”針對的是小說的廣泛傳播和啟蒙教化的現實問題。
對于這一現實問題的解決，夏曾佑認為，小說創作應“以粗淺之筆，寫真實之理，漸漸引人入勝，彼婦人與下等人必更愛于平日所讀誕妄之書矣”[5]，去看既能自遣又有所裨益的書。這是從小說題材方面來解決新與舊小說不成功的問題，可以說獨辟蹊徑且一語中的，畢竟現實主義小說直接反映社會，貼近人們的生活，不僅能讓讀者易于理解和閱讀，而且最能讓人們意識到當世的問題，進而達到救世目的;而且，夏曾佑將小說創作的描寫對象和服務對象從上層社會轉向下層社會，極具一定的進步意義[9]419。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夏曾佑是依據當時小說發展和時代背景的境況來提出小說的現實題材與啟蒙教化之間的關系，明顯帶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過于絕對。因此，盡管“五易五難”所提出的目的，即“教化啟蒙”功能，注重的是小說的功利性層面，毫無疑問地與其“唯樂天性”的立論前提相對立，但如果從“五易五難”矛盾的具體內容，即寫作題材與寫作功能之間的關系上入手，這一沖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決。
三、解決“五易五難”矛盾
從上述分析可知，夏曾佑提出“五易五難”矛盾主要集中在寫作題材與寫作功能之間，即寫作者熟悉的事才能寫出好小說，而要寫對社會有重大意義的小說必然會超出作者的經驗范圍。可以看出，寫作題材與寫作功能之間又是通過寫作主體來連接的，因此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即寫作題材、寫作主體和寫作功能來具體闡述解決“五易五難”矛盾的方法。
(一)注重寫作題材的提煉與開掘
夏曾佑提倡小說寫日常生活中的實事，確實具有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進步意義，但是他過分地強調小說“寫什么”，而忽視“怎樣寫”，故而夸大了題材的作用[9]419，犯了題材決定一切的認知錯誤。因為作者寫自己熟悉的事不一定會成為好小說，關鍵在于作者對生活的理解以及對題材的提煉和開掘[10]95，畢竟，極具浪漫色彩的虛構故事也能起到教化育人的作用。當然，正如我們上文提到的，由于處在國難的晚清時期，夏曾佑偏于追求小說的啟蒙教化功能，而相較于浪漫主義等小說，以社會生活為題材的小說確實更容易實現這一目的。但這依舊不能否定，小說題材的根本在于題材的提煉與挖掘，而不是題材的類型。
至于夏曾佑認為熟悉的日常生活小事難以實現小說的“導世”價值，則又過于注重題材的大小。題材確實對作品的思想意義有著重要的影響，而且重大的題材也更容易表達出作品的社會意義。但是一方面，我們不能以此而否定小題材的價值，因為對于題材本身而言并無高低之分，不能以題材的大小來衡量作品的價值[10]95，小題材的小說也能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另一方面，作品是否能夠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依舊關鍵在于作者對題材的提煉和挖掘，畢竟，日常小事也可以因為作者深入的挖掘而以小見大，表達出深刻的社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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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夏曾佑指出我國傳統小說雖然故事簡單且精彩，但是“書中升沉離合之跡，皆成無因之果”[5]，只能供人們消遣娛樂，卻不能達到教化作用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夏曾佑注重的是題材的深度問題[11]，小說不能浮于題材表面的曲折與精彩，而應該挖掘題材內在的深刻含義。可見，從寫作題材來調和與寫作功能之間的矛盾，根本在于對題材的提煉和開掘，而不是囿于題材的類型和題材的大小。
(二)兼顧寫作主體的經驗與感受
寫作主體是連接“五易五難”矛盾———寫作題材與寫作功能之間的中間媒介，因此如果是從寫作主體來解決這一矛盾的話，那么主要是從寫作主體在寫作之前所運用的聚材方式來入手。由于夏曾佑在“五易五難”矛盾中明確表明，是因為常人大多經歷的是小事，所以難以寫出一部具有社會意義的小說，因此有人便直接針對作者經歷平常的問題提出，可以借鑒清代張竹坡的作者自救方法，讓小說作者“入世”深刻，即讓作者多去經歷種種層面的“人情世故”[12]，通過擴大作者的經歷范圍來增多作者社會經驗，進而縮小作者小經驗與小說大題材之間的距離�？梢钥闯觯@是從作者的直接經驗方面來解決矛盾。而除了增加作者的直接經驗，作者也可以通過積累間接經驗來擴大自己的經驗范圍。魯迅在為葉紫的《豐收》作的序中就說過“作者寫出創作來，對于其中的事情，雖然不必親歷過，最好是經歷過。……我所謂經歷，是所遇，所見，所聞，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13]，可見，獲得間接經驗一樣可以有助于填補作者經驗與寫作題材之間的差距。雖然這種間接經驗對于作者創作小說的刺激可能沒有直接經驗那么強烈，但這也不失為一種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
不得不說，夏曾佑重視作家的生活閱歷、生活體驗和生活積累，無疑點出了文藝創作與社會生活關系的關鍵[9]419，對當時概念化的新小說起到了警醒的作用，對小說創作的理論也有著重要的貢獻。但是，過于強調作者經驗的有無與小說質量的好壞之間的必然，則將問題絕對化了。一方面，聚材的方式不僅僅只有經驗積累，還有許多其他方式，如閱讀、觀察等;另一方面，對于小說本身而言，其本質特征是虛構[10]157，并不是還原和照搬現實生活，而應是超越生活，這樣才能反映比生活表面真實更高層次的本質真實[10]158。因而，一味追求增多寫作主體的經驗來實現寫作的社會功能過于片面化。
更為重要的是，作者聚材的核心是感受。所謂感受，是指由“感”而生發的“想”，由“感”生發的“情”，以及在“感”和“情”作用之下對客觀事物的主觀把握。[14]162換句話說，感受的核心是客觀事物引起的作者主觀上的波動、情感。[14]160因此，并不是作者經歷的事情越多，其積累的寫作題材就越多，而是在于作者所做所見所聞的事情能否引起情感反應。當然，與生活的各種事物有更多的接觸的確可以增大聚材的幾率，但是只有能引起作者情感波動的事物才能真正地成為寫作題材。所以，對于聚材而言，作者真正需要做到的是強化自身對事物的感受力。至于如何強化，則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除了上述提到的，增多作者的閱歷，還有更多其他因素，如深化作者的思想、加深對事物的理解和認識、多培養作者的興趣等[14]160-161。總而言之，只有當經歷之事進入到作者的情感反應之中，才有可能實現小說的教化作用，甚至其他的小說作用，所以，對于寫作主體而言，解決“五易五難”矛盾，不僅要重視經驗的積累，更重要的是增強對事物的感受力。
(三)關注寫作功能的實現與多樣
盡管“五易五難”矛盾的本質，即“唯樂天性”的非功利性與“導世”的功利性無法協調，但兩者卻可以在具體的作品中達到有機統一。正如帕克曾對情詩的評價:“情詩雖然是為了說服一位女郎而寫的，它的價值卻不能僅僅用它的成績來衡量，因為如果它很美，那么，在女郎應允以后，甚至在沒有贏得女郎的愛情的情況下，它仍然是有價值的。”[15]這一評論對于小說來說同樣是適用的，在一部《紅樓夢》中，有的人哀嘆寶黛的悲劇愛情，從而批判封建制度對自由愛情的束縛;有的人了解貴族人家的起居飲食，得到欣賞和消遣……從上述可以看出，小說寫作功能的實現其實涉及到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寫作主體，作者在創作時會根據自身的寫作意圖而賦予小說一些特定的寫作功能，但是這些寫作功能是潛在的;另一方面，寫作受體即讀者在接受過程中，由于自身的興趣愛好、文化素養以及所處時代背景等，對于作者在小說中所賦有的潛在寫作功能會有所選擇和強化，甚至有所發展和創造。[10]46這樣一來，“五易五難”矛盾中小說的“導世”與“唯樂天性”可以同時實現，兩者在寫作主體和寫作受體之間進行滑動和化解。而夏曾佑強調通過寫作主體的經驗、寫作題材的現實主義來實現“導世”的寫作功能，只是從寫作主體一端來抓住寫作功能的實現，失之片面。當然，從創作角度出發，只能通過寫作主體一端來實現“導世”的寫作功能。那么，小說創作者所能做的是在作品盡量滲透個人的寫作意圖，但更為重要的是，運用不限于作者經驗的各種方法，提煉和開掘寫作題材，創造出一部值得讀者閱讀的文學作品。因為只有作品被人閱讀，作者所賦予小說承載的寫作功能才可能得到實現。
另外，“五易五難”矛盾中，雖然“唯樂天性”與“導世”的寫作功能相互對立，甚至基于歷史局限性，夏曾佑偏于追求“導世”的寫作功能，但是我們還是應該審慎地看待這兩種寫作功能:無論小說追求哪一種寫作功能都是具有價值的，小說創作者應該認可寫作功能的多樣性，并同等重視每一種寫作功能。
不得不提，雖然我們是分別論述解決“五易五難”矛盾所涉及到的寫作題材、寫作主體與寫作功能，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三個方面其實是相互照應和補充的。在闡述寫作題材方面，對應的關鍵是寫作主體對題材的提煉與挖掘，這其實與寫作主體的感受是相呼應的，因為如果寫作主體對于生活素材沒有深刻而獨特的感受，那么也談不上對題材的提煉與挖掘;寫作主體的經驗與感受在寫作功能方面得到補充，因為寫作功能的實現對寫作主體有著一定的素養要求;而寫作功能與寫作題材方面也有一定的關聯，作者對題材的提煉與挖掘越深刻越新穎，小說才有可能呈現出潛在的，甚至多樣的寫作功能�？偠灾�，夏曾佑小說理論的“五易五難”矛盾盡管本質上無法解決，但在具體層面上可以得到不同方式的調和，而這些解決方法之間是互相關聯的，本文分別闡述，只是為了清晰、有條理地陳述和展現。——論文作者：戴霞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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