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世界文學研究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世界文學觀

發布時間：2021-04-10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后很快就在中國得到長足的發展，經過幾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努力和中國化過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獨特形式，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以及最近提出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革命的

　　摘 要：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后很快就在中國得到長足的發展，經過幾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努力和“中國化”過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獨特形式，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以及最近提出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革命的長期實踐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直接產物。其在文學藝術上的遺產已經由新一代領導人繼承并發揚光大。在今天的世界文學語境中，重讀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一系列關于文學藝術創作和理論批評的著述，結合閱讀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就能更為深刻地理解這兩篇講話的理論意義和對中國的世界文學研究的重要指導作用。毛澤東的講話著重強調了特定時代文學的階級性和民族性，而在今天的新時代，習近平的講話則更加強調文學的世界性以及中國文學可能對世界做出的貢獻。他們的講話分別體現了不同時代的精神和歷史的必然發展。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世界文學;毛澤東思想;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世界文學觀

　　馬克思主義一經傳入中國，就立即與中國本土的實踐產生了交互作用，并生成一種新的東西，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它主要包括毛澤東思想以及后來逐步演化和發展延續下來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因此，要想使得馬克思主義這一“舶來品”在中國的語境下取得長足的發展，就必須使之經過這樣一個“中國化”的過程。今天，我們欣慰地看到，經過幾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共同努力，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當今時代已經不算是一個全新的話題了，因為我們都知道，中國革命的長期實踐證明，毛澤東思想已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直接的產物。在今天的世界文學語境中，毛澤東寫于 70 多年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或簡稱《講話》)等一系列關于文學藝術創作和理論批評的著述，有著更為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對中國的世界文學研究也有著極大的啟迪和指導作用。毋庸置疑，作為一篇綱領性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文獻，《講話》同時也一直被認為對新中國的文學藝術創作和理論批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它對全球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也有著卓越的貢獻，它的許多精辟理論和思想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沒有過時。但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的文學藝術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也應該不斷為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加以發展，以便能指導新時代中國的文學藝術創作和理論批評。在本文中，將從毛澤東的《講話》開始，對毛澤東的文藝思想進行新的闡釋。并且，通過對比鄧小平的一些關于文學藝術的講話以及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進行研究，我們將展現這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軌跡和延續脈絡。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毛澤東文藝理論的形成

　　任何來自國外的文學理論思潮一旦進入中國，都會經歷某種“中國化”的過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也是如此。① 作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毛澤東的文學和文化理論不僅在國內有著廣泛的影響，在全世界也備受關注，并已成為國際學界的一個前沿理論課題，尤其在英語世界更是影響巨大。在本文中，將通過聚焦毛澤東的文藝理論和思想來繼續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世界文學觀的研究。②

　　我們首先集中探討毛澤東文藝理論的綱領性文獻《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因為它在毛澤東所有關于文學藝術問題的著述中有著最廣泛和持久的影響，因而被認為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最重要文獻。毫無疑問，《講話》是中國文化土壤里長出的碩果，曾經啟迪了許多東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左翼知識分子，因而實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化和全球化。本文在此想證實，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也像文化的全球化一樣沿著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方向是，將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普遍的革命原理引入一個特定的文化語境，這樣便促使一種有著鮮明本土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誕生;另一個方向則在于，將諸如毛澤東思想這樣一種強有力的、產自特定地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推向全球，使之產生世界性的影響。如果我們注意到毛澤東思想的全球化經歷，我們就會很容易地發現它是一種典型的、“全球本土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其文藝理論部分更是如此。③ 毛澤東文藝理論是毛澤東受到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啟迪，將其與中國的文學藝術創作和理論批評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作為一個東方社會主義大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必定成為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也即中國的主導意識形態。但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并非教條主義、機械地從西方或俄國“進口”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而是毛澤東以及另一些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先驅者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發展建構出來的產物。正如美籍華裔學者劉康所正確指出的：“毛澤東的遺產，盡管有著爭議和矛盾，但一直有著持久的影響，因為他不僅為中國革命制定了政治基礎，同時也提供了一種有著全球意義的理論，至少在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如此，那個時代以全世界范圍內的政治和社會波動而著稱。毛的理論尤其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諸國得到響應，正是那些國家和地區共同形成了一個第三世界。”④

　　確實，在漫長的革命進程中，由毛澤東等人能動地“發展起來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確實具有這樣的特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代特征和本土特征。甚至在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后也是如此。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依然號召人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盡管這一實踐后來被證明是失敗的。但在毛澤東本人看來，這仍然是實踐馬克思主義的一次嘗試。好在毛澤東未竟的事業最終由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的領導集體完成了。

　　由此可見，如同其他從西方引進的哲學和文化思潮，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翻譯過來” 并在中國本土建構的馬克思主義。在翻譯的過程中，自然不可避免地帶有譯者和闡釋者的能動理解與創造性建構意識，同時也加入了一些中國的元素，例如儒學及其他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元素就浸潤在毛澤東及其他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中。不可否認，在過去的一百年里，中國共產黨及其早期領導人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通過翻譯馬、恩、列、斯的著作將馬克思主義完整地譯介到中國。而在建黨之前，馬克思主義則是碎片式地被譯介過來的，它最初的譯本并非譯自德文原著，而是從日文或俄文轉譯過來。在這方面，熊得山、朱執信、李大釗等人對將馬克思的著作譯介到中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特別是李大釗的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率先全面地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介紹給中國讀者。他的這些奠基性工作，無疑對當時正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的青年毛澤東產生了某種啟迪作用。

　　毛澤東成功地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因此，毛澤東在長期的中國革命實踐中發展了一種“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它在國內被稱為毛澤東思想，在國外則被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左翼知識分子稱為“毛主義” (Maoism)。應該承認，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左翼知識分子主要出于對毛澤東本人的崇拜和對他的學說的興趣，而并非真正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真諦。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澤東生前并不喜歡自己的學說被稱為“毛澤東主義”，他認為用“毛澤東思想”是一個比較恰當的概念。但在國際上，人們卻依然將他的思想和教義稱為“毛主義”，并且在這面大旗下集合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追隨者，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和文學家也結合本國的實踐建構出不同形式的“毛主義”。因而毫不奇怪，這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又通過國外追隨者翻譯的中介從中國走向世界，為全球馬克思主義做出了中國的獨特貢獻，并提供給他們中國的經驗和教訓。筆者認為，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雙向旅行之結果。

　　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看，毛澤東不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領袖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和文學家。他熱愛文學藝術，對中國古典文學和中國的各種地方戲曲情有獨鐘。他尤其擅長作古體詩詞，并寫下了一些不朽的詩作。正是出于對文學藝術的鐘愛，他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并將其與中國的文學藝術創作相結合。同樣，毛澤東也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和批評，將其用于中國的文藝批評和研究。即使在中國共產黨未掌握政權的年代，他依然十分重視文藝人才的培養，將其當作對中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因而，他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標志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學藝術生產和批評的指導原則的形成。在《講話》中，他首先回答了這樣一些對中國文學藝術界十分緊迫的問題：文藝究竟是為誰創作的?文藝的作用是什么?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的文學藝術應當首先為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服務。具體說來，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并且是為工農兵而創作的。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后，他仍然堅持這一原則。毛澤東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文學藝術應當“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① 因此，在他看來，與其審美和娛樂性相比，文學藝術的政治實用性或許更為重要。當然，這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時也很有必要。在毛澤東文藝理論的指引下，我們對中文語境下的世界文學作品也做了自己的選擇，② 這當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蘇聯文學教義的影響。③ 在大學里開設的世界文學或外國文學課上，通常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和高爾基這五位世界文學經典作家是必須講授的，盡管在有些大學對世界文學經典作家的選取名單還包括荷馬史詩和但丁，甚至包括拜倫、雪萊和雨果等浪漫主義作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上述這些作家都有著批評性的評點，并給以較高的評價。

　　當然，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對文學藝術的政治標準和傾向性的強調被一些極“左”分子推向了極端，以致在“文革”中甚至之前形成了一種片面弘揚“三突出”的作品模式。這種模式曾一度在廣大讀者中十分流行，尤其在那些青年讀者中更是頗受歡迎。這些作品中人物的一些格言已經深深地銘記在他們的腦海里，甚至成為他們的言論和行動的座右銘。可見文學作品的寓教于樂作用是多么重要。當然，毛澤東對于這一點也有著清醒的認識，所以他時刻不放松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斗爭，在他看來，文學藝術正是這一意識形態的具體審美表現。——論文作者：王 寧

　　相關期刊推薦：《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雙月刊)創刊于1958年，是由上海師范大學主辦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刊物。設有：經濟、法學、政治、語言文字學、外國文學、漢語言學、圖書館學情報學、上海文化等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