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10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革命文學不是對五四運動的重復展開，也不是從文學革命中簡單發展而來。它成為一種可以實現的文學狀態，并且只有經過改造了階級意識并且獲得了新生的無產階級文藝家才能實現。革命文學作為一種具有強大包容性的文學形態，它的意義、概念、內涵充滿了復雜
摘要:“革命文學”不是對五四運動的重復展開，也不是從“文學革命”中簡單發展而來。它成為一種可以實現的文學狀態，并且只有經過改造了階級意識并且獲得了新生的無產階級文藝家才能實現。“革命文學”作為一種具有強大包容性的文學形態，它的意義、概念、內涵充滿了復雜性: 一方面，它屬于文學理論上的范疇，具體表現為一種文學活動; 另一方面，“革命文學”又遠非文學這一范疇所能涵蓋。“革命文學” 是一種具有鮮明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它不僅以文學、文化、藝術批判的方式，更是以直接參與革命的姿態，與無產階級解放運動有效的融為一體，建立了自己的話語權力。“革命文學”將文藝與革命合理的統一起來，有利于促進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發展，推動革命的進程。
關鍵詞: 革命文學; 話語權力; 命運; 姿態
“革命文學”是指 1930 年代興起于中國現代文壇的一種文學運動，并且一直持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作為革命戰爭時期在現代文學史上樹立起來的一面旗幟，“革命文學”的概念大約在 1922 年至 1926 年間就初現端倪。當活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文學革命”在 1922 年前后，開始退出歷史舞臺、影響逐漸衰弱之際，為了促進中國現代文學有個更加新穎的未來，同時也為了給民主主義革命探索一條更好的發展道路，以魯迅為核心人物，結合茅盾、畫室( 馮雪峰) 、華漢( 陽翰笙) 、沈端先( 夏衍) 、錢杏邨( 阿英) 、丁玲、馮乃超等為主要成員的 50 余位左聯成員，作為“革命文學”的先驅，在與之相關的革命與文學二者問題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為了能夠更好地將文學服務于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以左聯為核心的社會團體，將“革命文學”融入了中國現代歷史的艱難進程，并且實實在在地促進了文學的發展，又帶動了革命的興起。經由創造社、太陽社、左聯等文學團體的大力提倡，“革命文學”以一種有別于以往純粹文學的方式，力求在大革命失敗后擔負起文學的歷史使命，發揮文學社會救贖的功能，積極探索自身的話語體系，建立一種新的話語權力。“革命文學”希望能夠以一己之力喚醒整個沉寂許久的文壇，促進中國現代文學的新發展，以此來推動革命前進。
一、 “革命文學”的提出
筆者通過大成老舊期刊全文數據庫、晚清民國期刊數據庫、中國現代報刊數據庫、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上海圖書館等，統計出 1927 年至 1928 年間，超過 60 余家報刊在這兩年內，發表了 400 余篇有關“革命文學”的論著。1927 年大革命失敗后，全國都籠罩在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中。在民主主義革命偃旗息鼓之際，一種高舉革命旗幟的新型文學運動———“革命文學”，在白色恐怖之下異軍突起。當全國革命普遍處于低潮時期，一種冠之以“革命”的文學如何能夠從理論到實踐，從文學內部擴大到整個社會，并且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
這得益于那批在炮火下成長起來的近現代知識分子。以郭沫若、成仿吾、沈雁冰等為代表的創造社成員，以蔣光慈、錢杏邨( 阿英) 、孟超等為代表的太陽社成員，以魯迅、茅盾、畫室( 馮雪峰) 等為代表的左聯成員，以及其他文藝團體的百余位文學先驅，奔波流離于戰亂中的他們，有許多人都深切地體驗到了社會生活的困難、人民大眾的艱辛。這批文學先驅非常敏銳地意識到民主革命的重大意義，紛紛加入了革命隊伍，投身于偉大的革命事業。一方面，這批近現代文人、知識分子盼望革命成功之心日益迫切，于是他們希望文學能夠為革命提供切實可行的助力。另一方面，由于這些社團的部分成員直接投身于革命斗爭，他們豐富復雜的親身體驗，使得這批文藝工作者對“革命文學”的建設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更加實際的主張和更加可行的理論。在此基礎上，“革命文學”以一種有別于其他文學的全新姿態，在中國大地上空前繁盛起來。在革命中心的廣州、漢口等地，在北京、上海知識分子聚集等地，以《新青年》《民國日報》《中央日報》《晨報副鐫》《學燈》《創造月刊》等為主的報刊上，有關“革命文學”的理論、創作、實踐撲面而來不絕如縷，一時之間“革命文學”受到大家的熱忱歡迎。
相關期刊推薦：《宜賓學院學報》(月刊)創刊于1979年，由宜賓學院主辦。設有：政治哲學、法律經濟、文學、教育文化、歷史、生物、數學物理等欄目。本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貫徹“二為”和“雙百”方針，提倡理論和知識創新，實行學術自由和討論自由，為提出新理論、取得新成果營造良好的氣氛;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鼓勵、引導和支持對全局性、前瞻性、理論聯系實際問題的研究。
大革命失敗后，全國文藝基本上都沉浸在一片寂靜中，然而次年圍繞著創造社、太陽社，加上后來成立的左聯等文藝團體，以李大釗、陳望道、陳獨秀為早期代表的無產階級，在吸收借鑒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后，一直認為當前的文學若是想要有新的發展，那么就一定要從五四“文學革命”中脫胎出來，形成一種新的文學形式。隨著郭沫若、魯迅、茅盾等不斷加入，“革命文學”初露端倪，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當首推郭沫若《革命與文學》一文。他在這篇論著中，通過從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到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的百年歷史梳理，著重論述了在革命影響下兩國文學的發展境況。郭沫若指出，在當前中國大革命的時代背景下，文學不僅要與時俱進，有時候還可以在大革命偃旗息鼓之際充當先驅。大革命的發展為我國現代文學的新變提供了非常豐富的社會材料，因此文學要抓住社會變革之際的新事物，通過具有先鋒性的言語振聾發聵，以期達到讓國人覺醒的效果。正是在以郭沫若為首的《革命與文學》一文中，“革命文學”開始登上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舞臺。
1927 年初，成仿吾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把“革命文學”看成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 “文學革命”的“完成”[1]。之所以會用“完成”一詞，是因為在作者看來，“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 二者在參與主體、大眾成分、白話文形式、實踐內容、價值指向、社會變革等許多方面，都有著很大的相似性和同一性。無論是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還是之后新起的“革命文學”，都是社會實踐、政治革命、民主主義對文學藝術的直接影響，都是它們在文學領域的有效反映。不過到了 1927 年底，成仿吾在另一篇文章中《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更改了自己先前文中的觀點，認為“革命文學” 當在此時承擔歷史使命: “它將從事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批判，它將描出近代帝國主義的行樂圖，它將解答我們‘干什么’的問題，指導我們從哪里干起。政治、經濟、社會、哲學、科學、文藝及其余個個的分野將從‘革命文學’明了自己的意義，獲得自己的方略。‘革命文學’將貢獻全部的革命的理論，將給予革命的全戰線以朗朗的光火”[2]。在這篇著作中，作者有意識地強調“文學革命”和“革命文學”是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的兩個不同階段。也就是說，作者意識到“革命文學”已經不同于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革命文學”是一種全新的文學形態。而這“革命文學”的“新”，恰恰是與社會變革的“新”，相互聯系、密切配合。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是成仿吾在“革命文學”提出之后，于 1928 年 9 月發表在《創造月刊》上的一篇名文。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充分肯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的歷史功績和現實意義。在此基礎上，成仿吾著重反思了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體身份、“文學革命”的意識形態、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等幾個重要問題。基于此，成仿吾結合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面貌、政治革命需求，提出了告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劣根性”[2]，將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與工農兵大眾、無產階級充分結合，讓無產階級掌握辯證法的唯物論，向“革命文學”的發展方向合理轉化。流行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的“文學革命”，其本身與 1927 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期，由中國共產黨人、革命作家、左聯成員、無產階級文藝工作者等倡導的“革命文學”，都是屬于中國近現代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軍閥割據的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樣看來 1928 年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這個轉折不僅僅只是在當時產生了影響，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并且還持續了一段時間。“一種文化現象或學術思潮的產生往往是特定歷史語境下現實生活的需要”[3]，從 1928 年開始，“革命文學” 已經取得了合法性地位，中國現代文學的性質發生了一種質的轉變。以左聯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投身于無產階級革命的知識分子，開始自覺地使用嶄新的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來發展新文學。可以說，這些新的文學動態構成了 1928 年以后中國現代文學界的重要特征。
一直以來，在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中，“以民主革命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文學，也還有相當的革命作用; 然而世界上沒有單純的社會組織，所以被壓迫民族本身也一定包含著至少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的工農大眾”[4]。當我們面對千千萬萬“沉睡的民眾已經醒來了，幾百萬的機器勞動者，與一部分的貧苦農民，早已站在戰斗的前鋒上，呼號革命了”[5]的社會現實，蔣光慈在《關于革命文學》一文中干脆利落地說道: “什么是革命文學呢? 革命文學是以被壓迫的群眾做出發點的文學”[5]。因此，在這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革命文學”中，以工人、農民為主要成員的無產階級大眾，在極其困難的大革命時期，被歷史賦予了主體的崇高地位，他們對于“革命文學”來說極具價值。這意味著“革命文學”書寫的主角應當是群眾，“革命文學”反映的社會現實主要是群眾的生活實踐， “革命文學”要為千千萬萬的大眾發聲。
為了確定“革命文學”的基本內涵，以郭沫若、郁達夫、田漢、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馮乃超、李初梨等核心成員為代表的創造社團體，自認為是最早為“革命文學”提供了理論基礎，并且這些成員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不遺余力地倡導“革命文學”。“對自身的澄清是獲得實在意義的根本”[6]，或許我們可以從郭沫若發表在《創造月刊》上的《革命與文學》一文中略窺端倪。他在該文中大聲疾呼: “我希望你們成為一個革命的文學家……你們應該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漩禍中去，你們要曉得我們所要求的文學是同情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我們的要求已經和世界的要求是一致，我們昭告著我們，我們努力著向前猛進。”[7]從以上這段話的聲音和口氣可以看出，與其說是郭沫若是向青年一代發出的一種革命倡議，毋寧說這種革命倡議更像是一種帶有強制性的命令。在這篇文章中，郭沫若要求廣大青年積極投身革命，深入基層大眾，宣揚“革命文學”，為民族革命和農民群體服務。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郭沫若所表現出的“到民間去”的文藝追求，反映了他要求青年認清文藝創造的主要潮流。這種文藝創造的主要潮流，在郭沫若筆下便是“革命文學” 運動。他提倡青年要深入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漩禍中去”，目的是希望青年的文藝創作、“革命文學”主張，要為廣大的人民群眾打算，要與大眾融為一體，去獲得大眾的認可。
二、 “革命文學”話語體系的探索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為了適應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社會、反對資本主義，更是為了適應民主革命斗爭的迫切需要，沉寂許久的文壇迎來了“革命文學”。當五四“文學革命”從爆發之初的沸沸揚揚、轟轟烈烈，到 1926 年前后偃旗息鼓、影響微弱之際，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支援當時的政治變革，1930 年至 1936 年左聯活動時期，他們倡導的“革命文學”推陳出新，進一步鞏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領導地位。大致說來，1915 年至 1926 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 “文學 革 命”倡 導 的 是“人 道 主 義”和“人 的 文學”，其價值取向主要有人性、博愛、自我、個性、自由、藝術自律等。1927 年至 1949 年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文學”倡導的是“馬克思主義”和 “無產階級文學”，其價值取向更多傾向于階級性、唯物論、集體、人民、政治、工具等。“革命文學”延續了五四以來“文學革命”的基本文藝實踐，但又告別了“文學革命”的主要價值指向。
然而，當“革命文學”發展到 1930 年之后，由于共產黨內部的一些人對于當前社會形勢和革命前途的發展捉摸不定，對革命將要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沒有作出一個準確的預判，即部分共產黨員將無產階級參加的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誤以為是無產階級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將當時的民主革命視為俄國十月革命后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將中國的民主革命錯當成世界無產階級的主要分支，因此“革命文學”便被認為是一種“資產階級文學”。實際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本是存在很多差異的兩個不同政治成分，只是由于時代潮流的混亂、社會局面的動蕩，使得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未能及時認清它們之間的區別，導致了一些錯誤的判斷，影響了“革命文學”的發展。
有鑒于此，為了讓“革命文學”有一個明確的發展方向，同時給它爭取更多的學術資源，讓它產生更廣的社會影響，如上所言，從 1927 年開始，圍繞在上海的知識分子、出版機構創辦了許多刊物，這些刊物陸續發表了許多文論，成為“革命文學” 的發聲地。這諸多的前提，為之后左聯的成立作好了充分的準備。1929 年秋中國共產黨指示原創造社、太陽社成員與魯迅及在他影響下的有志青年聯合起來，成立革命作家的統一組織。為了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文藝理論號召，1930 年 2 月 16 日，魯迅、蔣光慈、畫室( 馮雪峰) 、沈端先( 夏衍) 、錢杏邨( 阿英) 、柔石、彭康、華漢( 陽翰笙) 、鄭伯奇、馮乃超、洪靈菲、戴平萬一行人成立了籌備委員會。3 月 2 日，左聯在上海多倫路 201 弄 2 號成立。除去上述 12 人之外，到會的還有郁達夫、田漢、李初梨、潘漢年、陶晶孫、馮憲章、孟超、林伯修( 杜國庠) 、徐殷夫、龔冰廬、沈葉沉、莞爾、邱韻鐸、王一榴、朱鏡我、王堯山、周全平、黃素、許幸之等 40 余人。左聯成立大會上，推選魯迅、沈端先( 夏衍) 、馮乃超、田漢、鄭伯奇、錢杏邨( 阿英) 、洪靈菲7 人為常務委員，周全平、蔣光慈 2 人為候補常務委員。稍后，1928 年東渡日本的茅盾于次年 4 月回到上海，參加左聯的工作。左聯的成立，有效地將“革命文學”帶上了一條有利于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
于是，“革命文學”在中國共產黨、左聯、無產階級、工農大眾等各方面的有力領導下，積極探索自身的話語體系，開始尋找一種新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文學實踐。作為一種帶有時代標志、痕跡鮮明的現代文學新形態，“革命文學”顧名思義便是文學依托革命，將文學與革命二者緊密聯系在一起。1928 年 2 月，李初梨發表了《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文章雖然沒有長篇大論，但是我們卻不能否認他的這篇論著是早期有意探索“革命文學”話語體系的重要文獻，因此該文也就成為“革命文學”話語體系的提綱挈領。在該文中，李初梨擲地有聲: “在我們，重新來定義‘文學’，不惟是可能，而且是必要”[8]。延續了幾千年的文學，李初梨希望重新定義文學，真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既然要重新定義文學，那么他所認為的文學是什么呢? “一切的文學，都是宣傳。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傳; 有時無意識地，然而常常故意地是宣傳。”[8]這短短的 38 字，旨在突出一個關鍵詞———“宣傳”。
在該文中，李初梨認為“革命文學”的性質，是要將“無產階級文學”發展成為一種“為完成他主體階級的歷史的使命，不是以觀照的———表現的態度，而以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產生出來的一種的斗爭的文學”[8]。李初梨的這個主張是一種要將“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充分融入“革命文學”的創作中，他強調要想成為一名純粹的“無產階級文學家”，就一定要擔負起文學的社會救贖功能，而“革命文學”恰恰是一種具有了社會救贖功能的新文學形態。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李初梨的“革命文學”主張，其邏輯是呼吁一切文藝工作者，不管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工人農民、無產階級，他們一定要在不同程度上獲得“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在李初梨之后，還有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闡釋了“革命文學”，為探索“革命文學”的話語體系獻策獻計。——論文作者：馮能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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