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3-20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基于東西方不同文化模式所衍生的身體活動，武術與街舞在現代社會的發展面臨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受眾，本研究對武術與街舞的入奧歷程進行研究，認為：在身體文化的表達層面街舞對自由、多樣以及創造性的強調與武術強調的內外兼修、術道并重決定了文化群體與
摘要基于東西方不同文化模式所衍生的身體活動，武術與街舞在現代社會的發展面臨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受眾，本研究對武術與街舞的入奧歷程進行研究，認為：在身體文化的表達層面街舞對自由、多樣以及創造性的強調與武術強調的“內外兼修、術道并重”決定了文化群體與受眾的選擇性;街舞的新興與無國界特征使其具有跨文化宣傳的先天優勢，而武術所強調的文化意蘊美本身便限制了參與的自由性;街舞“做自己，享受生命，勇于挑戰”的理念迎合了年輕群體追求自由、表達自我的需要，而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之中的武術所強調的“身心合一”“中庸內斂”等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武術文化的傳播。中西文化的不可通約性、價值認知偏移、武術傳播發展動力不足是制約武術入奧的本質因素。武術入奧在面臨文化宣傳背后整體拆解的同時還將承受價值變形、形神皆散的文化謎題，經過入奧歷程整合后的武術如何面臨符號再造后的民族性保持應該引起關注。
關鍵詞武術文化;街舞;霹靂舞;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文化符號;民族性;身體表達
始于1896年的奧運會距今已發展一百二十余年，從第1屆的9個比賽項目到第31屆的28個大項，奧運比賽項目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奧林匹克運動規模與影響力的擴大。為了削減由項目增長所帶來的負擔，奧委會決議通過“從2020年起奧運會將確定25個核心項目，之后每屆奧運會設25個固定大項，另外最多可以增設3個臨時項目”[1]。奧運“瘦身計劃”的實施，進一步增加了體育項目入奧的難度，然而各個國家并未因此而放棄申請入奧。推選本國體育項目“入奧”走上奧運賽場仍是眾多國家的心之所向，武術作為具有悠久傳承歷史和文化積淀的中國體育項目，武術入奧是近些年我國不懈的追求。隨著國際武聯的地位得到國際奧委會認可，同時也隨著武術對入奧其他要求的滿足，武術具備了入奧的條件。然而滿足入奧條件并不等于一定入奧，經過多方努力，武術未能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成功入奧，而是以特設比賽項目的形式呈現在奧運賽場。在往復的申請與落選中，關于武術入奧、如何入奧、是否需要入奧的討論并未停息。雖然2020年1月8日武術被列為第四屆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比賽項目[2]，但武術何時能夠正式被納入奧林匹克運動會仍存在未知性。奧林匹克運動作為西方興起的比賽，其始終受到西方文化和價值引導�？v使倡導文化交流，但也無法否認目前的奧運項目中僅有跆拳道和柔道兩項來自亞洲，馳騁在奧林匹克賽場的仍以西方體育項目和文化為主。武術入奧所要思考的不僅是如何根據西方規則、要求調整自己，還需要直面中西文化價值的本質差異，尋找走出去的出路。2016年12月6日，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宣布，舞蹈、空手道、攀巖，將被增設進布宜諾斯艾利斯2018青年奧運會現有的28個項目計劃中[3]。不同于武術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街舞的出現較晚但卻以迅速的發展速度傳播到各國、甚至更快被奧林匹克所接納。雖然關于街舞是否屬于體育舞蹈、體育項目的討論莫衷一是，但不容否認其入奧引起了我們的反思。為何街舞作為新興項目其申奧及入奧速度要快于我們準備許久的武術?為何其種類多、規則復雜、富有爭議卻能比武術更早獲得青奧資格，并成為2021年法國提議的四個新增項目之一?其背后的深層原因是什么?本文采用文獻資料法和邏輯分析法，將對武術與街舞申奧背后的文化、價值進行分析，分析武術與街舞的本質區別，為何未能入奧，入奧的好與壞，以期為武術入奧提供新的思考。
1武術與街舞入奧的比較
1.1“武”與“舞”的身體表達方式
20世紀70年代興起于美國紐約市的嘻哈活動于短時間內在眾多國家的年輕群體中迅速風靡，雖然其興起與發展時期短暫，然而它的接受群體卻呈現出規模化擴大態勢。這與有著悠久發展歷史的武術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千年的文化積淀中傳承與發展起來的中國武術，雖以其獨特的文化和魅力吸引了國內外的武術愛好者，然而總體來看接受群體規模仍顯不足。尤其在與席卷而來的街舞進行對比時，更是形成了強烈的群體反差，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離不開武術與街舞不同的身體表達方式。從街舞的歷史起源與發展來看，它原本是一種通過藝術的創造鼓勵人的自我突破、自我提高與自我完善，追求自由和多樣化，反對集權及制度化管理的舞蹈[4]。動感的節奏、變換的舞步、動作姿態的自由設計、富有趣味與創新性的舞蹈等對年輕群體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被巴黎作為申奧項目的霹靂舞，更是以其酷炫的技巧與節奏擁有著龐大的習練群體。Breaking(霹靂舞)是一種類似體操的地面動作，其動作以旋轉為主，翻身為輔，以手部為主要支撐點，肢體在空中的翻騰、旋轉的技巧性街舞[5]。街舞以其表演性、觀賞性、創新性吸引著來自不同文化的不同群體。街舞鼓勵動作創新和設計，個體在街舞訓練中可以跟隨想法創意進行自由編排，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街舞的參與魅力。自產生之初便帶有極強互動性的街舞，鼓勵人們通過交流活動(cypher)和斗舞活動(battle)進行舞技展示與創作，在交流互動、斗舞中按照一定規則評出高低優劣。不同于具有創新性、動感性的街舞項目，武術項目的身體表達方式具有更強的約束性、莊重感。武術的技術與套路常常是固定的動作傳承習練，講究傳統和原汁原味的文化傳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武術的創新。武術原本是寓武于術、注重“內外兼修、術道并重”的身體文化[6]。與街舞的外放式交流不同，武術在長久的文化氛圍中更強調身心合一、自我提升，武術的習練相較街舞更加靜穆、莊重。雖然我國古代也有比武擂臺賽事，然而這種賽事的舉辦具有周期性、間隔性甚至節日性，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常規性。大眾對武術的身體表達方式認知主要集中于技術型和套路型兩種，武術的習練群體也多被冠以“練家子”“門派”出身，頗具神秘色彩、技術難度和對基本功要求較高的武術因此而局限了參與群體。目前我國正積極申請的武術項目主要圍繞武術套路入奧。從原始社會的“戰舞”、商周時期的武舞、漢代出現的簡易套路、兩宋時期基本形成的武術體系、明代成熟的武術套路形式、再到清代武術套路多樣化和哲理化的拳派出現[7]，武術套路隨著時代的發展需要也不斷進行著更新。從史料記載可以看出，武術套路的價值屬性是實戰性、娛樂性、表演性、健身性，未明顯體現競技性[8]。為了符合奧運關于入奧的標準，我國對部分武術套路規則進行了多次的刪減和更新。符合奧運規則的競技武術雖在逐年調適中越來越規范化、標準化、可操作化，但也同時面臨文化拆解后的缺失和內行越來越看不懂的怪相。
1.2“武”與“舞”背后的文化符號
奧運會作為國際賽事為運動員和體育項目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臺，在展示與競賽中展現的不僅是運動水平和技藝能力，更通過體育競技展現了其背后所屬的國家、文化與精神，促進了文化的交流與宣傳。奧運比賽背后所內含的文化價值、政治價值、經濟價值等也正是吸引各國不懈努力將本國特色體育項目申請入奧的主要原因之一。奧林匹克運動會作為興于西方、成于西方的國際賽事，其本身蘊含著豐富的西方文化。體育項目入奧已不僅是項目本身的被認可與接納，其中更加含有文化被西方接納、政治地位被西方認可等含義。尋找并挖掘武術與街舞差異背后的文化符號差異，為我們進一步分析武術入奧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嘻哈文化形成之前有組織叫NationOfGodsAndEarth(又稱The5%Nation，1964年在紐約創建)，該組織成員認為這個世界人可分為3類：85%的人缺乏知識;10%的人知道真理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選擇欺騙大眾;最后5%的人(也就是他們)背負著傳播真理的職責。”[9]很多嘻哈藝術人都深受The5%Nation的影響，重視知識和想法的分享，目的不是自身利益而是大眾甚至大世界的利益，而街舞作為嘻哈文化的一種，舞者跳舞不是自己為自己跳舞，也不是為了觀眾而跳，而是跟其他舞者能一起享受好玩的藝術交流活動而跳[10]。對于街舞參與來說，所有參與者都是平等的，大家抱著分享知識與交流想法的目的而進行自我展示。街舞以其“做自己，享受生命，勇于挑戰”的理念[11]吸引著廣大的年輕群體。正如巴黎奧組委主席托尼·埃斯坦蓋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霹靂舞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契機，也與巴黎2024年奧運會希望呈現的內容不謀而合。我們希望舉辦一屆獨具創新、更接近年輕群體、更有都市氣息、更能走向場外的奧運會。”[12]蘊含外放、共享、自由等文化符號的街舞在傳播之初便迎合了年輕群體追求自由、表達自我的需要。反觀我國武術項目背后的文化可以發現，注重“身心合一”“安土重遷”“中庸內斂”等的中華文化深深影響著我國武術的發展與演變。雖然中國“早在遠古時期即具有競爭觀念和競技活動”，而且發展至漢唐時期“競技精神昂揚，競技活動極為興盛”[13]。然而在儒釋道等文化的長期熏陶規訓之下，武術的競技性逐漸消退。講究“內圣外王”的武術愈加偏重于個體的修身養性、獨善其身。不同于街舞的共享與無門檻參與，武術在早期便出現了門派、派系之爭，不同門派的武術各具特色又有著各自不同的固定習練與傳承方式，然而其對人與自然的關系認知卻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即強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仁義禮智信的傳統文化進一步使得武術“去競技化”“中庸內斂”。也正是街舞與武術背后文化符號的巨大差異，使得它們分別吸引了不同的參與群體。參與街舞的多是喜動喜新的年輕人，而武術諸如太極拳等則吸引了更多的中老年人。參與群體的活力與創新力是體育項目生命力和吸引力的重要源泉，年輕群體的加入無疑促進了街舞的傳播與文化認同，而反觀具有較強儀式性、整體性、專業性的武術文化則在追求個性、易操作、自由的時代面臨承繼與發展的現代化思考。
1.3“武”與“舞”所蘊含的價值意識
奧林匹克運動會除了具有極強的競技魅力、文化意義，同時也具有極強的商業價值，通過轉播權、廣告等獲得的巨額收益，成為奧運運轉的保障之一。隨著享受到商業化所帶來的紅利，國際奧委會在申奧項目評選中也會考察體育項目的商業價值，而商業價值獲取的前提條件之一便是廣泛的參與群體與觀眾。街舞作為興起較晚的項目，雖然發展時間短但卻具有傳播速度快、受眾數量多的特征。據世界體育舞蹈聯合會(WDSF)2018年公布的數據：法國有100萬人參與霹靂舞運動，年齡基本在30歲以下，擁有350家注冊俱樂部。每年法國都會舉辦約11場大型國際賽事和560場全國性賽事[14]。由街舞賽事舉辦而帶來的系列收入提高了資本市場對街舞傳播的動力，而觀眾則在鋪天蓋地的商業宣傳中進一步知曉了街舞的存在，街舞在資本與市場的良性互動下提高了商業價值也提高了知名度，為其申奧提供了良好的商業價值基礎。而反觀我國的武術賽事，雖然我國也舉辦了形式多樣的武術比賽諸如世界武術錦標賽等，但并未取得良好的市場回應。雖然我國民眾認可武術所具有的文化與健身等價值，然而仍未改變武術參與人數少、武術賽事觀眾上座率低的事實。有數據表明，目前我國習武的人數不足總人口的5%，國內各大城市的中國武館也寥寥無幾，年輕人熱衷于跆拳道、瑜伽術，武術卻被國人“束之高閣”[15]。我國的武術習練者也多集中于中老年群體，武術對年輕群體缺乏吸引力。雖然隨著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意識的增強，民眾認識到武術文化傳承與保護的重要性，一些家庭也選擇了武術作為培養兒童的方式之一，然而這種武術參與卻存在動力不足、持久性不高的現象，最終致使武術的整體商業價值偏低。除去商業價值，存在于街舞與武術之間的價值差異還體現在民眾價值認知與意識形態的差異上。街舞作為嘻哈文化的一種，“嘻哈文化是多元素相互碰撞產生的結果，特別重視人間團結、無國界和反種族主義”[16]。街舞的新興與無國界特征使其具有跨文化宣傳的先天優勢，文化內涵的相對不豐富不僅是街舞的短板同時也是街舞的宣傳長板，不同國家的群體在街舞的接受中不需要先了解其中所蘊含的深厚文化。而武術作為具有千年中華文化積淀的體育項目，其所強調的意蘊美本身便限制了參與的自由性，大眾對武術的價值認知更多帶有欣賞性而缺乏參與性。同時，我國作為具有較強民族性的國家，武術申奧背后更加蘊含著頂層意識形態的價值賦予。“1964年日本柔道打入東京奧運會，1988年韓國跆拳道進入漢城奧運會，于是2008年中國能否將武術帶入北京奧運會，這不僅是一個關系到中國奧運軍團的競技問題，還成為一個反映民族情感的文化問題，更成為一個關系國家聲譽的政治問題。”[17]長期以來舉國體制、金牌戰略成為我國體育發展的重點，其背后蘊含著通過奧運賽場奪冠重拾民族自信、進行國家形象宣傳等的價值賦予。武術申奧也不例外，我國的武術申奧工作一直以來都被政府所重視，其中所蘊含的國家和歷史使命成為競技武術甘愿調整迎合奧運要求的原因之一。商業價值、民眾的認知、價值背后的意識形態差異等都構成了街舞與武術在申奧進程中的不同表現。
2省思武術入奧的坎坷歷程
2.1中西文化的不可通約性
“人類歷史的前進，離不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對于任何一個民族文化而言，擁有文化輸出與文化接受的健全機制，方能獲得文化補償，贏得空間上的拓寬和時間上的延展。”[18]全球化的發展縮短了國與國之間的溝通距離、促進了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與經濟發展，適應全球化進程、參與全球化賽事活動成為各國在世界展現自我的重要舞臺。武術作為中國傳統體育項目的代表，奧林匹克作為國際體育賽事的代表，促進兩者之間的融合成為展現中國文化和形象的途徑之一。距離武術開始申奧二十余年過去后，武術的申奧之路仍在行進中，反觀較為年輕的街舞反而相對更易獲得奧委會的認可，在對比研究后我們可以發現，文化的不可通約性成為限制武術入奧的重要原因之一。開放性奧林匹克文化與內斂性的武術文化在相遇時必然會出現文化的沖突與磨合。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競賽項目規定必須遵循三大原則：必須是在世界范圍內普遍開展的運動項目;對促進身體健康有益的運動項目;目前制定有統一的競賽章程和規則的運動項目[19]。為了滿足申奧條件，我國進行了一系列的規則設置與套路內容調整，變得愈加規范、量化的競技武術向奧林匹克愈走愈近卻與中國武術的內涵愈走愈遠。奧林匹克作為西方興起的體育賽事，其賽事舉辦與發展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與引導。“在項目設置上表現得尤為突出(現在奧運會共設28個項目，其中26個來自于西方國家，只有日本的柔道和韓國的跆拳道出自東方的亞洲)。”[20]同時容易被忽略的一個問題是，同樣具有悠久歷史的奧林匹克與武術，為何經歷了時代的洗禮后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發展態勢，奧林匹克成為國際性賽事，而武術則不僅要面對傳承的艱難同時也要為入奧而迎合奧運標準進行自我拆解，須知衡量能否入奧的評委亦多來自于西方，讓原本就不了解中國文化內涵的西方人來評判其價值本身就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除此之外，中西文化之間本身的不可通約性同樣限制了武術的申奧。強調征服自然的海上文明孕育了西方民眾競爭與自由的氛圍，西方文化以分析思維為核心，西方體育注重直觀性、可量化、規范性;而安土重遷的農耕文明孕育了中華民族內斂、中庸的文化，中國文化偏重于系統、整體思維，中國武術講究意蘊，起源于這種文化下的武術更強調陰陽平衡、天人合一[21]。武術復雜的規則與評分標準，以及既要外在美還要內在意蘊美的要求，使得武術入奧不僅要進行文化、類型、內容的刪減，同時也要進行規則的再三調整。當武術為了迎合奧運需要而不斷進行自我調整成為競技武術時，其申奧初心中原本蘊含的文化價值也隨之向西方競技同質化。這種同質化帶來的不僅是原本文化意蘊的淡化，同時也將使競技武術陷入與已有奧運項目如體操等的重合。武術申奧似乎在努力獲得西方價值認同的過程中忽略自己，不可通約的文化差異決定了一味迎合反而更容易迷失。如何定好“文化依附”和“文化借鑒”的界線，既保持特色又兼具普及性調整成為武術申奧所要思考的問題之一。
相關期刊推薦：《體育與科學》(雙月刊)創刊于1978年，是由江蘇省體育科學研究所主辦的中文體育類核心期刊。注重前沿性的開拓性研究成果的交流，是一本學術性、思想性并重的體育科技期刊。以新概念、新理論開發、以及體育科研服務于運動訓練，學校體育和社會體育的研究論文為主體，兼顧基礎理論和科學理論建設。
2.2價值認知偏移
我國對武術申奧的迫切似乎更多是出于憑借奧運平臺進行文化宣傳、國際形象樹立、民族自尊心的滿足、商業價值的挖掘等，而相對缺少武術申奧入奧本身對滿足大眾需求的思考。經年的申奧歷程使得武術也如奧運“瘦身計劃”一般進行著“瘦身”，這種“瘦身”背后不是為了更好地提高武術文化價值，而更多地是為了迎合奧運標準而改變。當迎合成為習慣，其文化精神也隨之流失，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則要從政府對奧運價值的認知、民眾對武術的認知偏移說起。“中國人的嚴肅性和責任心大概是舉世無雙的，就連離婚———這種本屬于‘尋求自由’的行為也被大家看得很嚴重。同樣，本屬于游戲的體育，自從輸入中國以來就變得不再游戲了。沉重的政治氣味和復雜的民族情結，早已成其基本色調。”[22]競技武術雖然已經發展了較長時間，然而仍未改變其缺乏市場生存能力、需要政府扶持的現實。武術申奧具有著濃厚的民族情懷，其申奧過程也是我國政府各部門通力合作的過程。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武術申奧，已不僅僅是武術作為體育項目能夠被西方體育文化所接納，同時也隱含中國是否被西方國家接納的深層意味。包含意識形態價值認知的武術申奧，在多元動機下承擔著歷史責任與使命，在滿足“更快、更高、更強”理念的同時也要“更有益于國家、更有益于民族”。同時，群眾對武術的價值認知存在行動與認識的偏移。隨著我國的發展進步、國際地位的提升，大眾的文化自覺與自信意識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對武術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與價值都持有積極肯定的態度，然而在現實的體育參與中卻鮮少有人選擇習練武術。同時由于武術是中華傳統體育項目之一，在大眾的認知中武術競賽的冠軍理所當然是中國人，人們并未完全地將武術視為一項具有比賽結果未知性的體育項目。當大眾認為武術賽事冠軍的獲得者理所當然是中國人時，項目本身又該以怎樣的競技魅力吸引別國運動員的參與;當競技武術因過于迎合奧運規則而脫離于原本的習練群體，使得習練群體都無法適應新規則新內容時，競技武術的生存空間又在哪里;當競技武術成為了少數的競賽精英們的舞臺而不是平常百姓的實踐物[23]，而少數精英為了獲得比賽成績而重動作訓練輕內涵理解時，面對習練者都無法深挖的文化精髓又能盼望誰去挖掘其文化意蘊呢?雖然國際武聯已在五大洲成立了上百個會員協會，在數據上達到了項目入奧普及化要求，但現實狀況是，世界武術人口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練習武術的人還是少、知曉率還不高[24]。國際舞臺上武術運動員“高、難、美”的技藝展示、影視作品里“排山倒海”的夸張特效，都在一定程度上誤導了西方大眾對武術的客觀認知。當強調內外兼修的現實武術遇上“飛檐走壁”的形象塑造，當酷炫的想象與按部就班的套路形成對比時，武術的魅力也因此而下降、西方人對武術認識落差也將影響其對武術價值的客觀評價。
2.3武術傳播發展動力不足
武術在中國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其中“源流有序，拳理明晰”自成體系的拳種共有131種，如果將各種養生氣功進一步統計將是一個更大的數字[25]。種類繁多而又各具特色的武術門派在一段時期內豐富了中國武術的文化。例如明代時期，武術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諸多風格迥異的流派;清代不僅武術門派林立、名目繁多，并出現了以哲學闡發拳理的拳術和拳派[26]。不同派別的競爭對武術的整體發展形成了良好的刺激，甚至促成了武術文化的“百家爭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武術的文化和傳播活力。然而隨著西方競技體育的傳入、經濟生活的發展，大眾似乎缺少了扎實基本功、層層提升的耐心，更易習得、更具感官刺激性的體育項目占據了社會體育參與的主流。門派的縮減、習武人數的驟降，使得武術氛圍低迷。大眾對武術的認知也逐漸從實際參與向文化保護遷移，作為動力源泉的習練群體的減少削弱了武術的發展動力，而靠政府支持、少數的體育傳承人呼吁明顯是不夠的。雖然我國近些年也舉辦了一些武術賽事促進了武術的跨國宣傳、吸引了部分武術愛好者，然而需要我們正視的是真正能夠將武術練習堅持下來的人并不多，精益求精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武術內生發展動力的不足本身便桎梏了武術的普及，雖然武術的普及達到奧運要求，但自我歡愉的總體數字攀升并不能否認武術受眾窄、幾家獨大且普遍不足的傳承現實。在武術傳承發展動力不足的背后，也反映了我國青年群體對武術承繼意識匱乏、興趣不濃。意大利武術聯會58歲的教練曼卡·吉安卡拉曾指出“現在世界上很多年輕人都在練中國武術，可我發覺學武術的中國人卻不多，真誠希望中國能好好弘揚普及這項本民族的文化瑰寶”[27]，而“青年是運動發展的根本，如果奧運會的項目設置不與時俱進，不對年輕一代的口味，奧林匹克運動將沒有未來”[28]。如果想要成功使武術入奧，我們還要反思的是如何讓武術符合年輕一代的需求，從根本上增強武術的傳播魅力和發展動力。街舞或酷炫或性感的肢體動作、不拘泥于一種套路或形式鼓勵自由創新的理念、雖講究藝術審美但更容易被大眾所感知評判的競技可行性、強烈的社交溝通屬性等對青年群體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而反觀武術在常年的文化形態呼吁下，反而與大眾的距離愈拉愈遠，原本難易可控、廣泛適應的武術在人們的認知中逐漸變為了神秘復雜、意蘊深厚的文化形式，其趣味性、可根據個人情況有選擇地練習的操作性反而被淹沒甚至遺忘。展現在大眾面前的恢弘的武術習練場景、武術精英高難度的技術展示、整齊劃一的氣勢磅礴將武術抬高至一個普通人需要仰望的高度時，自然也就降低了群體的參與意愿。
3武術入奧的利與弊、憂與思
3.1文化宣傳背后的整體拆解
武術申奧背后蘊含著廣泛的積極意義，如果武術申奧成功則將成為中國文化被西方文化所逐步接納的象征之一，我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促進國際交往、全球共同進步具有積極意義，然而不容忽視的是長期以來西方文化霸權占據國際話語的主導地位，作為發展中的大國、不同社會制度的大國、同時也作為具有悠久文化歷史積淀的大國要想真正獲得西方文化的認可與接納并不容易。武術作為中國文化的典型代表，雖然為了迎合奧運標準進行了自我拆解，但一旦被接受其背后所蘊含的民族性將得到進一步激發;同時，如果武術申奧成功無疑為我國的武術文化提供了一個世界型的宣傳平臺，雖然在比賽初期因對項目的不熟練會出現參與競技團體少的可能，但在文化的逐漸滲透、競技精神的激發下對促進各國的武術參與具有積極意義。武術申奧的歷程也是文化宣傳的歷程，也正是奧林匹克的項目普及性要求，促進了我國舉國同心將武術傳播出去的決心。雖然目前只是在總體數量上達到奧林匹克要求，在真正的普及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期間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當獲得意識形態的認可時武術的推廣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有了基礎保障。當今國家間已不僅是經濟、軍事的比拼，同時也是文化的比拼，文化愈得到認可，國家愈能得到發言權。武術借助申奧實現了國際化的發展與傳播，這種傳播帶有選擇性但也帶有積極性，面對“青黃不接”的本國傳承困境，積極激發國際市場活力對促進傳承意義重大。然而在想到由武術申奧所帶來的系列價值福利時，我們同樣要清醒地認識到可能因過度拆解迎合而出現的文化消解現象。為了滿足奧林匹克對競技規則的要求，我國多次進行了武術項目刪減和規則更改，進行申奧的主要是武術套路項目。具體的奧運武術設項方案是競技武術套路中的男子長拳、南拳、刀術、棍術和女子長拳、太極拳、槍術、劍術8個單項[29]。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部分武術項目實現了入奧目標，但并不代表中華武術全部進行了轉型，使大眾知曉入奧武術只是武術的一部分至關重要，否則就會在自己閹割中華武術的同時出現他人對中華武術的誤讀”。進行正確的武術文化宣傳，使大眾一開始便形成系統整體的武術認知，防止大眾武術認知割裂、武術認知混淆不僅是對文化的保護，同時也是對其他武術發展的良好鋪墊。我們要積極吸取其他國家傳統項目申奧的經驗，諸如日本的柔道、韓國的跆拳道雖然經過改造成功入奧，但也在迎合標準中丟失了傳統特色、降低了項目文化趣味。“在剛開始入奧的時候，柔道門票常常售罄一空，但20世紀90年代后，奧林匹克柔道的現場觀眾越來越少，賽事收看率也逐漸降低。”[30]既滿足入奧標準，又保持文化活力和魅力并不容易，尤其對本身便存在強烈的中西文化反差的項目來說更是難上加難。申奧為武術提供了一個可選擇的發展方向，但我們也要多方拓展武術發展渠道，既有符合西方要求的項目、又有自身不可替代的項目是保持武術活力和競爭力的思路之一。——論文作者：周義義1，于海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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