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02-29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文化得以表現、傳播和傳承的途徑在于將其符號化，民族旅游場域更是由眾多文化符號構成的符號域。本文通過長期觀察和理論思辨，將民族文化符號劃分為空間(場域)符號、物象符號、行為符號、意象符號、景觀符號和衍生符號六種類型，并以草原旅游場域中蒙
摘要：文化得以表現、傳播和傳承的途徑在于將其“符號化”，民族旅游場域更是由眾多文化符號構成的“符號域”。本文通過長期觀察和理論思辨，將民族文化符號劃分為空間(場域)符號、物象符號、行為符號、意象符號、景觀符號和衍生符號六種類型，并以草原旅游場域中蒙古族文化的“符號化”為案例，分析了革原旅游開發中對蒙古族文化“符號化”的內容，提出應在“符號化”程度、“符號化”內容及表現形式等方面進行優化。
關鍵詞：民族旅游;民族文化;符號;“符號化”;蘋原旅游
DeanMacCannell將旅游者的旅游活動歸結為一個匯集符號的過程，指出旅游經驗的構建來自符號的消費與收集。Culler將旅游者形容為“符號大軍”，指出旅游者追求的是異地的不尋常和本真性，追求的是異國文化的符號，旅游者對任何作為符號的事物皆感興趣。111事實上，旅游者在出行過程中，都在有意無意地尋找、觀賞、體驗甚至研究當地作為符號呈現出的一切事物。符號系統形成了旅游地特有的場域氛圍�？梢哉f，游客對于符號的追求、識別與賞析貫穿于整個旅游活動之中。因此，旅游的過程即“符號化”的過程，旅游體驗的形成得益于游客對當地符號系統的解讀。故旅游地的“符號化”質量既影響著旅游地吸引力系統的品質和游客感知，也影響著旅游體驗的效果。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因其獨特的魅力，已成為向外界展示、與外界交流的重要形式，民族旅游更是獨具吸引力。不論是民族文化還是民族旅游，其交流與傳播的載體就是“民族文化符號”。因此，恰當、巧妙地運用民族文化符號，對其進行合理的“符號化”，既能在旅游發展過程中更好地傳播本民族文化，使民族旅游更具生命力。同時，也能滿足游客“符號化”旅游的需要，為其營造旅游體驗的素材。草原旅游以其廣袤的自然環境和獨特的民族文化獨具魅力，其核心吸引力就在于蒙古族文化�？梢哉f，蒙古族文化“符號化”的過程直接影響著游客體驗質量及草原旅游的形象和品質，也影響蒙古族群體對自身文化的自省和自覺。因此，在草原旅游開發過程中，蒙古族文化如何“符號化”才能被游客更好的解讀，創造更加深刻的旅游體驗?同時，蒙古族文化如何“符號化”才能促進民族文化的自省與振興?本文試圖通過民族旅游場域中文化符號系統的構建，對民族文化的“符號化”問題進行探究。
一、民族旅游開發中文化“符號化"的必然與窘境
(一)民族旅游開發中文化“符號化”的必然
人們對某一文化的了解，首先建立在對當地文化物質層面的感知和認知上。物質文化不僅反映物質客體本身，還反映著物質客體背后的人的行為，因此人們可以通過物質文化快速地構建起相關人、物、事的認知。可以說，文化的呈現需要借助物質形態的符號來展現，一些文化可以通過物質客體直接表達，即使是涉及人的行為及更深層次的東西，也需要借助于物質客體也就是各種形式的符號來呈現。如蒙古族文化中的某個儀式，即使不出現在旅游場景之中，當它呈現在眾人面前時，無疑是一個文化符號，這個文化符號的表達需要應有的場景、專門的器具、該場合特定的服飾裝飾等，這些都是一個個物質層面的符號，儀式便是人、物等多種符號元素在特定環境下的統一。在民族旅游中，游客所能感知并體驗的文化正是由符號和人們對符號的運用及操作過程共同構筑的。
民族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是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得以傳播、傳承的途徑在于將其“符號化”，即將抽象的文化具化成一個個可以被人感知的符號，便于人們感知和交流。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茲將文化界定為“從歷史沿襲下來，體現于象征符號意義中的意義模式，是由象征符號表達的傳承概念體系，人們以此達到溝通、延續和發展他對生活的知識和態度”，即文化以象征符號為基礎，是由符號構成的系統，并通過符號實現內外部的傳播與傳承。在文化人類學視角下，文化主要揭示著三組人類社會的基本關系，包括人與環境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和人與自我的關系，故也有學者將文化定義為“人在改造客觀世界、協調群體關系，調節自身情感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時代特征、地域風格及民族樣式”氣可見，文化的目的在于人與內外部環境的溝通和交流，而這一目的的實現需要借助于符號，即將文化“符號化”。民族文化符號是民族文化的高度濃縮，也是進行文化交流最直接、高效的手段，這些符號所形成的“符號域”闡釋著場域內的民族文化�？梢哉f，文化的“符號化”是文化得以被感知、傳播和傳承的前提，也是人類生存過程中長期積淀而成的智|慧。
盡管“符號化”是進行文化交流、傳承的普遍方式，但在民族旅游開發過程中，文化的“符號化”愈加明顯，會被強化。因為，除了滿足文化群體內部交流需要的“符號化”之外，更要滿足游客的“符號化”旅游需求。在旅游者眼里，旅游場域內的一切景觀、一切事物都具有符號的意義。所以旅游活動就成為一個收集、解讀旅游符號的過程。旅游地需要對吸引物進行“符號化”，甚至要通過強化這種符號表達，將旅游地的文化簡化并象征性表現，為游客營造旅游地的“符號空間”，以便游客在有限的到訪時間內盡可能的領略旅游地文化，創造旅游體驗。
相關期刊推薦：《青海民族研究》(季刊)創刊于1989年，是由青海民族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學院主辦的民族學類學術刊物。主要發表有關民族學、社會人類學、宗教學、歷史學、藏學、蒙古學、民族語言學、民族民俗學、民族經濟學、民族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論文和調查報告.特別注重對青海高原諸世居民族歷史和現狀的研究。歡迎學風嚴謹、言之有理有據、論證嚴密、文字流暢的學術論文投寄本刊。
(二)民族旅游中文化“符號化”的窘境
雖然民族文化的“符號化”有其必然性，但“符號化”的展現內容、形式、程度等方面并沒有統一的標準，存在主觀性，需要掌握好“度”。如果“符號化”不足，游客在有限的時間內無法通過符號獲得關于當地文化的有效信息，旅游體驗不深;如果“符號化”太強或被扭曲，游客的愉悅感體驗在一定程度內或許不受影響，但文化的真實性降低，這既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傳播，也不利于旅游地的持續發展。因此，旅游地的“符號化”水平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能夠讓游客盡可能的獲得當地文化的真實信息，同時體驗深刻。而現實中，“符號化”水平太低或“符號化”過度、失真都是民族旅游開發過程由登的狀態
在草原游開發過程中，對于蒙古族文化的“符號化”總體上表現出以下幾個困窘的局面，這可能也反映著民族旅游開發的普遍狀況。
1.文化“符號化”水平低，文化氛圍不濃
草原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是蒙古族文化，而非草場本身，因為文化的魅力更加持久，游客的可參與性也更強。但事實上，大部分草原旅游地的文化符號在數量上不足，形式上較為單一，“符號化”水平太低，大多只通過蒙古包、餐食、歌舞表演、騎馬等簡單的文化符號試圖表現蒙古族文化體系。眾多草原旅游依托的仍為廣袤的草場資源，文化氛圍不濃，文化內涵缺失，這也是游客體驗不深的關鍵原因。文化是一個系統，當符號被抽象出來表現文化時，也應構成相對完整的體系。文化符號的不足，造成旅游地所呈現的文化支離破碎，游客在旅游地期間獲得了暫時的感官愉悅和發現異域符號的滿足感，但游客獲得的旅游體驗和精神收獲甚小，對當地文化的認知程度較低。
2.符號沒有所指或形不達意，游客流于表象“符號化”旅游之列
符號是文化的濃縮和表征，是文化被形象化和具體化后的外在形式。符號都有著意義指向，意義便是符號所指代的涵義和內容。即如皮爾斯符號學中指出的“三元關系”(TriadicRelation)，包括表征符號形體的能指、表征符號意義的所指和使用者對符號意義認識的解釋項。[4]如果符號只有外形，而沒有可以延伸的意義項，那么這些符號就只是一個個外在的空殼，沒有實質內容和內涵。在草原旅游開發過程中，最普遍的局面就是將各種蒙古族符號散布于草原之上，僅供游客觀賞其外形，并沒有指向意義及相關文化內涵的引導。同時，各地蒙古族文化符號幾乎相差無幾，都通過草原環境、蒙古包、騎馬、蒙餐、歌舞表演等符號元素展現其文化，展現形式和內容也基本趨同。在這種情境下，蒙古族文化符號被無差異的到處復制，在缺乏將符號意義進行演繹的情況下，造成游客僅能追逐符號外形，進行草原環境下文化符號的觀光，而無法獲得更多的符號意義，游客流于了嚴重的表象“符號化”之列，文化旅游體驗不深。同時，一些符號的設置形不達意，符號的陳設與當地文化及環境毫無關系，而只為滿足游客對旅游地“符號”的涉獵需求，也促使了表象“符號化”旅游的形成。
3.“符號化”過度或扭曲，旅游地文化失真
在民族旅游開發中，如果對于文化符號過度陳設或過度設置，即“符號化”過度，那么旅游場域就完全成為了符號堆砌、過度裝飾的“表演舞臺”，給游客造成過度“符號化”的審美負荷。同時，一些旅游地在“符號化”過程中，對文化曲解、誤讀或過于迎合游客的娛樂需求，使得表現出來的文化符號已偏離了文化實際，嚴重影響了民族文化主體的自覺和尊嚴，使得游客對當地文化的體驗失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傳播。草原旅游也存在此種局面，在這種狀態下，既不能使民族文化魅力得到延續和發揚，也不能給游客創造深刻的旅游體驗和心靈收獲。
可見，在民族旅游地進行“符號化”的過程中，需要把握兩個關鍵問題，一是“‘符號化’什么”?這是決定旅游地文化呈現狀態的核心問題;二是“‘符號化’到何種程度”?這直接影響著旅游體驗的質量和民族文化的延續及振興。綜上，“符號化”水平應掌握好適度原則，不能不足，也不能過度，更不能偏離實際。“符號化”程度應以游客體驗最大化和民族文化真實性為雙重考量標準。而對于“符號化”什么，有必要進一步對旅游場域中的文化符號系統進行梳理和分析。
二、民族旅游場域中文化符號系統的構成
對于旅游地符號系統的研究，近幾年已受到了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陳崗(2013)依據Hall的編碼與解碼理論，將旅游吸引物符號描述成3種形態，即標志符號、文化符號和群體符號，其中文化符號是建立在旅游資源基礎之上，泛指游客在目的地吃、住、行、游、購、娛所涉及的一切活動所對應的符號內容，直接影響游客體驗的真實性[5]。楊麗婷(2015)在其碩士論文中進一步將旅游地的文化符號系統闡釋為旅游活動的項目符號、空間符號、行為符號和物象符號%本文通過長期觀察及理論思辨，認為草原旅游場域的文化符號系統主要由空間(場域)符號、物象符號、行為符號、意象符號、景觀符號和衍生符號構成。這些符號是對草原旅游開發中文化“符號化”的依據，構成了草原旅游的基本空間特征，是游客體驗的對象和基礎。通過這些符號類型的構建，可以形成相對完整的草原旅游文化符號系統，呈現草原旅游的文化內涵。
(一)空間(場域)符號
旅游空間一方面是游客開展旅游活動的地理空間，同時也是當地居民進行生活、生產性活動的空間。這一空間既可以是當地居民真實的生存空間，也可能是為了向游客進行展演而創設的舞臺化空間�？臻g構成了群體相對明顯的邊界，也為“符號化”旅游中各項符號的布局提供了場所，發揮著“容器”的功能，是旅游活動得以開展的大背景。但旅游空間又不僅僅是個“容器”的概念，其本身也是符號，就像是一個裝著各種物品的盒子，盒子本身也是人們審視的對象，因為人類具有空間知覺的需要和能力。所謂空間知覺，是指動物(包括人)意識到自身與周圍事物的相對位置的過程，主要涉及空間定向知覺以及對事物的深度、形狀、大小、運動、顏色及其相互關系的知覺%如裝有各種物品的盒子，盒子的材質、形狀、樣式與所盛的內容有著彌合之效。人們對空間符號的感知既依賴于其各種要素的組合方式、層次感、質量等，也有賴于空間本身表現出來的形狀、位置、大小等。因此，旅游空間符號的打造既要符合“容器”功能，因為它是承載各類文化符號的單位;同時，空間本身也要體現“符號化”審美的功能，因為它也是游客審視的符號對象，對游客開啟“符號化”旅游發揮著“大背景”和“情境帶人”的作用。
在草原旅游中，整體的草原空間構成了游客旅游的大背景，藍天、白云、成群的牛羊和一望無邊的草原，這些體現空間(場域)特征的符號能迅速將游客帶人草原旅游情境之中，由于這個空間所表現出來的符號特征明顯區別于游客的生活環境，因此也是游客首先審視的符號對象。如果空間符號特征明顯，能使草原文化表現的更加生動。此外，除了自然要素形成的空間符號外，當地人的生活、生產空間也具有符號特征，如村落、聚居區等。需要說明的是：第一，空間符號反映旅游地的整體性特征。這種被游客感知的空間符號特征會根據場域的不同類型被游客聚焦于某些方面上，也就是說，游客在到訪該旅游場域前，就對該場域類型的空間整體性特征有一定的心理預期，在游覽過程中也會積極的驗證或者加強對于空間符號的認識。第二，空間有大小之分，大的空間內還可以存在小的空間，如草原旅游地本身是一個大的空間，但根據其自然形態、功能等不同，又可以進一步分解為若干個小的空間，如博物館、村落、商業街、度假區等，這些空間同樣都具有符號屬性。
(二)物象符號
物象符號，即所指對象為旅游地真實存在的物質形態，典型代表場域文化特色，是游客通過視覺、味覺等感官可以直觀感知到的屬于該場域環境的物質實體，也是當地文化群體生產、生活過程中的真實物質寫照。物象符號呈現的是一個個具體的形象，它包括旅游地的餐飲、住宿設施、當地居民使用的生產工具及各種器具、交通工具、服飾、建筑、樂器等。物象符號是物質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它根植于當地居民真實的生活和生產情境，是民族文化在歷史進程形成的真實且恒久存在的具體體現。這些物質實體在游客眼中轉化成了一個個富有指向性和代表當地特色的符號。它們通常以靜態陳設的方式布局在旅游空間之內，給游客創造感官上的旅游體驗，也可以作為某些場景、活動的配飾和“道具”，以動態的方式呈現。
蒙古包、紅白食、勒勒車、蒙古族服飾、馬頭琴、蒙古文字等，這些都是草原旅游中最典型、最基本的符號要素，也是游客在草原旅游場域中首先審視的符號對象，需要重點突出，但呈現的方式可以靈活多樣，動靜結合，勇于創新。通過旅游項目及旅游活動的策劃還原這些物象符號原本在場域內的實際功用和存在方式，延伸其意義指向，讓游客可以透過這些物象符號的外在了解其背后的符號意義，從而擴寬對當地文化的認知，增強其文化內涵的體驗。如游客對馬頭琴這一物象符號的直觀感知體驗為形狀、材質，甚至音質，這是最表層的，也是最淺顯的。當游客對于馬頭琴的制作工藝、彈奏技巧、聲樂特點、在蒙古族文化中地位、演變歷史、傳承人物等一系列潛藏的內涵有了更深人了解時，旅游體驗和精神收獲必然加強。因此，當物象符號僅僅表現為外在形態時，就趨于表象“符號化”之列，必須對其背后的符號意義及文化內涵進行深度挖掘，讓游客對物象符號能上升為相對理性的認知層面。同時，要突出這些物象符號的地域特色和差異性，確保草原各個地域的物象符號所體現的文化的真實性。
(三)行為符號
行為符號主要指旅游地的東道主居民在日常情境下所表現出來的具體行為。在旅游場域中，這些行為都具有了符號的意義。游客眼中的行為符號有的是當地人生活、生產的真實場景(游客對這些真實的行為場景往往不太容易接觸得到，也不易于察覺)，大部分則是為了讓游客迅速了解當地文化而進行的舞臺化表演，或在與游客創設的交往情境中而產生的有著符號特征的行為方式。東道主通過對禮節、節日、歌舞、娛樂活動、技藝等行為的情景化編排，通過特定的場景，精心的準備，使這些行為具有了特殊的符號意義。游客通過參與到這種情境中與東道主進行符碼的交流和意義的獲取，通過相對深人地了解當地文化而獲得旅游體驗。行為符號是營造游客體驗峰值的極佳方式，也是游客可以通過參與的方式深入了解當地文化符號之意義的最佳途徑。
草原旅游中，蒙古族熱情的迎客禮節、各種節日和節慶、反映當地文化的舞臺表演或實景演出、篝火晚會、“男兒三藝”體驗項目、非物質文化遺產等都可以轉換成行為符號。這些由當地人表演、示范且代表當地文化的行為，是對當地文化的動態演繹，對游客有著十分強烈的吸引力。需要注意的是，行為符號可以動態展示，也可以讓游客參與。當然，游客全面參與當地行為符號的體驗過程勢必會創造更加深刻的旅游體驗。行為符號也是旅游地應積極強化的，但也要把握適度原則，“符號化”不足或“符號化”過度都不益于當地文化的展現和游客體驗的滿足。
(四)意象符號
意象是在感知覺基礎上形成的表現在記憶和思維活動中的一種感性形象，是當前物體不存在時的一種心理表征。意象符號即意象主體用一些具體的方式諸如圖形、符號、文字等表述抽象的觀念或原則。旅游地的意象符號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文化群體長期與自然相適應而產生的抽象意象，用以象征群體的某種觀念或思想，如神話、傳說等;二是文化群體創造了某些符號來象征一些神秘的自然法則，如族標、字符、圖形等;三是通過藝術創作的方式來表現創作者或族群的情感和意念，如詩歌、畫作、書法、楹聯等。意象符號體現著文化群體古樸的文化內涵和民族傳統觀念，是民族旅游開發可以挖掘和應用的素材。這些符號既可以為旅游地營造濃重的文化氛圍，也可以強化旅游地文化符號的象征、指示功能，突出地域內的文化特色。
草原旅游開發中，意象符號包括各類神話故事、傳說、蒙古族標志性圖形、圖騰、字符、蒙古書法，及表現蒙古族情懷的文學史詩等，因為這些符號存在于蒙古民族的意念與意識之中，并非顯性，因此常常在旅游開發過程中被忽視和遺漏。而意象符號卻是真實反映民族思想情感和民族精神的文化素材，需要借助于一定手段對其進行顯化。如通過強化成行為符號、情景再現、形成場域標志等方式將其呈現，這樣既可以形成濃重的場域文化氛圍，也可凸顯旅游地的特色，擴寬游客對民族文化的認知范圍。
(五)景觀符號
旅游者對任何作為符號的事物皆感興趣，他們在旅游地除了追求和探尋十分明顯的、直接代表當地文化的物象符號之外，還會自動將場域內的一切景觀賦予符號的意義。H景觀符號不同于物象符號，它并非旅游地文化系統中的物質實體，而是將旅游地隱性文化外在表達的方式，是人為創設的符號類型。將這些隱形文化景觀化既可以幫助游客更加深人地了解當地文化，擴寬游客對旅游地文化的認知范圍，也可以強化游客“符號化”旅游的體驗經歷。其表現方式可以是景觀小品、標志物、門景系統、蠟像等。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景觀符號為人為創設，但其主題應當圍繞當地的真實文化，展現內容可以包括：一是對意象符號的形象化，如旅游地的傳說、神話故事、事件等，對其進行情景再現，凝練為可見的符號。二是對于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形象化表現，由于非物質文化本身的非物質性，其在旅游開發中的應用程度較低，傳播比較困難，將其轉化成景觀符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做法。
草原旅游中，關于蒙古馬、成吉思汗、狼圖騰等素材的傳說故事眾多，這些傳說故事都從深層次反映著蒙古族的傳統觀念和民族精神，可以重點挖掘并形象化成景觀符號。同時，草原地區眾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可以符號化的對象，景觀符號一方面強化了旅游地文化內涵和品味，強化旅游體驗，另一方面也能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和延續。
(六)衍生符號
這里所指的衍生符號特指民族旅游紀念品。旅游紀念品也有著特別的符號意義，對于游客來說，通過購買特定的旅游紀念品，可以“強化”并“固化”當時的感受，以此形成未來美好回憶的“貯藏物”。同時，它也是直接關聯旅游地的標志性“符號”，通過此物構建起了和旅游地之間的關聯，強化旅游體驗。民族旅游紀念品需要根植于當地文化，以物質的和非物質文化符號元素為題材，對其進行創新和創造，充分體現其獨特性、紀念性、審美價值和實用價值。
草原旅游的民族旅游紀念品目前尚處于薄弱環節，文化性、獨特性、實用性都比較差，但是草原旅游開發中必須強化的符號項目。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