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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該文對比論述了三國時期曹操和曹丕用人制度的差異。曹操用嚴刑峻法抑制豪強，立國、治國做到德法術并用，隨時致宜，推行任人唯賢的用人政策，使各領域化亂為治。曹丕對外采取戰略防守政策，撫邊優降、輕刑薄賦，大興儒學，實施九品中正制選拔官員，開
摘要：該文對比論述了三國時期曹操和曹丕用人制度的差異。曹操用嚴刑峻法抑制豪強，立國、治國做到德法術并用，隨時致宜，推行任人唯賢的用人政策，使各領域化亂為治。曹丕對外采取戰略防守政策，撫邊優降、輕刑薄賦，大興儒學，實施九品中正制選拔官員，開創了士族政治，鞏固了統治。
關鍵詞：曹操;曹丕;用人制度;差異
漢末權貴弄權，禍國攘民，傳統的“天命論”與“德主刑輔”觀念發生動搖。“名法”思潮興起，為曹魏集團新的政治思想和人才觀念的產生提供了適宜的土壤。曹魏集團的官方政治思想是德法術并用，隨時致用，[1]曹操深明事理、謀略出眾，用嚴刑峻法抑制豪強，任人唯賢，對人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2]
李世民贊賞曹操：“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乎往代。”[3]曹操憑借人才資源的優勢奠定了魏國立國的基礎。曹丕對外采取戰略防守政策，撫邊優降，輕刑薄賦，大興儒學，實施九品中正制選拔官員，開創士族政治，使魏國走向了繁榮發展的道路。
一、曹操：德法術并用的政治思想和任人唯賢的用人方針
在政治黑暗的漢末，曹操“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4]全面推行法治政策，既用嚴刑峻法抑制豪強，又任人唯賢，做到了政治清明、百姓喜悅，天下慕德，毛澤東稱贊說：“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曹操統一中國北方，創立魏國。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5]
(一)官方政治思想：德法術并用，隨時致宜
曹操立國、治國、理政做到了德法術并用，隨時致宜。早期，曹操與漢室利害一致，以此擴大“挾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優勢。建安十三年，曹操廢三公，恢復丞相制度，自任漢朝丞相，開設霸府，任人唯賢，壯大了實力。大權在握后，曹操野心膨脹，逐步清除擁漢派，要求人才惟命是從，這使他成為功過參半的歷史人物。曹操早期用人亮點較多，選拔人才的渠道多樣，察舉、征辟等方式相互貫通，綜合運用。他征辟了很多謀士：破袁氏，領冀州牧后，征辟崔琰為別駕從事;臨兗州，征辟毛玠為治中從事;平荊州，征辟韓暨為丞相士曹屬。
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質、出身下層的人，曹操也注意提拔。王夫之稱贊：“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謀之士，而士之長于略者，相踵而興。孟德智有所窮，則荀彧、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無遺策。”[6]曹操說：“夫刑，百姓之命也”[7]“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用嚴刑峻法抑制豪強，選用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
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4]173，做到了吏治清明。經濟方面，曹操興修水利，頒布法令，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扶植自耕農經濟。他采納棗祗、韓浩建議，安撫流民，在各州郡興辦屯田，使“所在積粟，倉廩皆滿”，“豐足國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4]225，逐步恢復了社會經濟。
用兵方面，曹操以漢天子的名義征討四方，北破袁紹定燕、冀，南虜劉琮占荊州，東擒呂布收濟袞，西夷張魯取漢中，對外降服南匈奴、烏桓、鮮卑，在一系列戰斗中，曹操和謀士們盡顯兵家風采，靈活運用各種戰略戰術，譎敵致勝，九州百郡，十并其八，最終統一了北方。朱敬則：“昔魏太祖兵鋒無敵，神機獨行，大戰五十六，九州靜七八。”[3]曹操依靠正確的政治思想和英明的用人政策，群策群力，撥亂反正，最終統一了北方。
(二)三次頒布求賢令
東漢時期，選舉、征召等拔取政治人才的制度，一變而被扭曲為“道德比賽”的工具，成為士族獵取官位或沽名釣譽的憑借。曹操吸取了東漢的教訓，認識到國家的興衰敗取決于用人制度的好壞。從公元210年到217年，曹操下了三次“求賢令”，采用任人唯賢的用人方針，運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種方式公開求賢于天下。曹操“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4]26選拔了一批有戰功、有才干的將吏擔任地方行政長官，控制地方政權。
“拔于禁、樂進于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余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4]25改變了不良社會風氣，可是當時有人抵制這一政策，議論“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公元203年，曹操頒布《論吏士行能令》，批駁上述論點，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用人思想。
曹操鼓勵謀士們推薦人才，汝穎士族荀彧曾將汝穎士人荀攸、郭嘉、戲志才謀士推薦給曹操，郭嘉也推舉過參謀劉曄，這樣促成了“汝穎多奇士”的局面。公元208年，赤壁戰敗后，三國鼎立局面基本形成，曹操實現統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大。為穩定內部，公元210年，曹操頒布《求賢令》，希望謀士們舉薦更多的埋沒在下層的“賢人君子”，來共治天下。
公元214年，曹操頒布《赦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對于德才無法兼備的“進取之士”，要求主管人事部門予以“棄瑕錄用”。事實上，謀士們參差不齊的品德舉止的風評并沒有損耗曹魏集團的戰斗力，陳壽說：“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于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4]
214雖然在品德舉止的風評上，程昱和郭嘉等人不如荀攸，但在軍事謀劃上，郭嘉是首屈一指的。郭嘉屢獻奇謀，屢立軍功，官渡之戰前，他提出著名的“十勝十敗”論，幫助曹操擬定了遠期和近期的作戰目標，打消其顧慮。
郭嘉不守封建禮法在曹操看來只是白璧微瑕。曹操引郭嘉為知己和奇佐，稱贊他“自在軍旅，十有馀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眾，逾越險塞，蕩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4]200在征戰生涯中，他們隨時切磋，見機行事，共成大業。
公元217年，曹操頒布《舉賢勿拘品行令》，要求各人推舉所知道的人，只要有文武才略，即使名聲不好，缺少封建道德品質(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行)，也可以被推舉。雖然曹操選材不拘品行，但他看重大節的忠，他曾褒揚郭嘉盡忠為國，忠良賢德;稱贊崔琰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
贊揚樂進、于禁、張遼“質忠性一，守執節義。”開明的用人政策既閃耀著人性的光輝，又展示了曹操聚才、知才、愛才的真心誠意。在戎馬生涯中，曹操提拔了很多庶族和平民階級里有能力的人才，羅致地主階級中下層人物，如劉祁所言：“士大夫各欲擇主立功名，如荀攸、賈詡、程昱、郭嘉，爭以智能自效。”[3]魏國憑借人才優勢逐漸成為三國中實力最強大的國家。
二、曹丕確立九品中正制，開創士族政治
曹丕對于魏國經濟的發展,實力的壯大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后世對他的功過得失,抑揚褒貶不同。葉嘉瑩贊揚說：“魏文帝在即位后，曾下了息兵詔，下了薄稅詔，下了輕刑詔。他實在是一個很有理想的皇帝，希望能夠把天下治理得更好。”[8]
(一)政治思想：戰略防守，撫邊優降，輕刑薄賦，大興儒學
曹丕稱帝后，三國鼎立的局勢已穩固，他實行戰略防守的政策，在軍事、經濟、文化上采取各種舉措，進一步鞏固魏國的統治，使魏國逐步走向繁榮發展的道路。在職官用人方面，曹丕改革官制，加強皇權，有鑒于歷史和乃父作為丞相擅權的經驗與教訓,廢丞相而復三公之制,復三公官,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改奉常為太常,郎中令為光祿勛,大理為廷尉，大農為大司農,皆為榮職,不與朝政。
同時，設立中書省，開創了政歸中書的新體制，原由尚書郎擔任的詔令文書起草之責轉由中書省官員擔任，機要之權漸移于中書省。曹丕輕刑罰，除禁令，禁止私仇，整肅朝綱：嚴禁宦人干政、宦人為官，最高只能充任“諸署令”，從制度上鏟除宦官干政的根源。定令婦人不得預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
郝處俊稱贊：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9]曹丕先后頒布《日食勿劾太尉詔》、《禁誹謗詔》和《百官不得干預郡縣詔》，革除無辜歸咎股肱大臣的弊端，改變相互誣告與朝臣頤指的世風。
文治方面，曹丕認識到儒家思想對鞏固政權的重要作用,在各地大興儒學，尊孔復禮。黃初五年，封孔子后人孔羨為宗圣侯，享食邑百戶，重修孔廟，立太學，置五經課試之法，設立春秋谷梁博士。經濟方面，曹丕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農業生產的措施,繼續推行屯田政策,興辦水利灌溉事業,修造陂堨,廣興稻田，薄賦稅,與民休養。施行谷帛易市，穩定社會秩序。
輕關稅，促進了各地人民之間的貿易和交流,加快了商業的發展，使北方地區重現安定繁榮局面，黃初末，魏國國庫充實。他關心人民疾苦，黃初三年,“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曹丕的詔令雖不是帶有普遍性的政策,但是對人民是有益的。曹丕的軍事建樹有：平定叛亂，收復失地，撫邊優降和三次征吳。
第二次征吳以曹真、張郃、夏侯尚從襄陽攻打荊州始，曹軍諸軍并進，諸路大捷，奪據江陵中洲、擊敗孫盛、火燒諸葛瑾。東吳戰線或潰或敗，僅朱然守江陵獲勝，曹丕勝利在望，不料遇到疫疾，孫權乘機遣使納貢言和。第三次，曹仁率兵攻濡須，但曹仁不聽蔣濟勸諫，大販。公元225年，曹丕再出舟師，“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率十余萬,大有渡江之志,但因冰封江面無法行舟而回師北上,被吳將高壽率兵冥夜偷襲,棄車驚駕。可見征吳均沒有取得太大的效果。
但田余慶評價說：“曹丕在廣陵之役中最終解決了青徐豪霸割據一方的問題……廣陵之役解決了青徐問題，使東方歸于一統，魏國國勢更加強大起來”。[9]曹丕繼位后，在洛陽的青、徐兵發生騷動，曹丕采取撫而不討的策略，穩住了青、徐一帶以臧霸、孫觀等為首的割據勢力，控制了局面;公元222年，曹丕以孫權不納質子為由，三路伐吳，借機剝奪了臧霸的兵權。
公元224年、225年，曹丕兩次親自督師伐吳，均止步于廣陵，未與吳軍交鋒，卻平息了利城兵變，徹底解決了青、徐的隱患，充分表現出他作為政治家的小心謹慎又不失堅決果斷的素質。各領域的舉措處處顯示了曹丕是一位舊式的明君典型，但平心而論，曹丕也有氣質才性方面的缺陷，他剛愎自用，不聽謀士勸諫，不善于把握出兵時機，這導致曹魏政權長期無法統一全國。公元221年，劉備討伐孫權，孫權遣使向曹丕稱臣，送還降將于禁，群臣道賀。
侍中劉曄卻認為：吳蜀“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大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4]205可是曹丕聽不進去，錯失滅吳的天賜良機。胡三省評論說：“若魏用劉曄之言，吳其殆矣。”毛澤東曾說：“曹丕也有些才華，但遠不如曹操。曹丕在政治上也平庸。”[9]這個評價是客觀的。
(二)推行九品中正制，開創士族政治
曹丕即位后，為鞏固政權，改革了官制，用尚書陳群之議，出臺并實施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開創士族政治之先河。“九品中正制”的選官流程為：在各州郡選擇有識見、有名望、善識別人才的官員任“中正”，查訪評定州郡人士，分成九等，作為吏部授官的依據。州置“大中正”，郡置“中正”，均山本處人在中央任職者擔任。各郡中正將所能了解到的人才狀況集中匯報給大中正，大中正便根據這些情況來品定人才，得到的品位稱為“鄉品”。
中央司徒再根據鄉品授予其具體的官職，得到的品位為“官品”。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將用人權從地方收歸了中央，使魏國的人才軍團一直保持著清新的活力和旺盛的戰斗力。但它本質上卻是曹魏政權與門閥世族妥協的產物，是門戶制度的護符。它作為亂世選擇官員的權宜之計，但卻被持久運用，滋生了腐�。核鼮榇筚F族官僚地主的復辟創造了條件，又使出身低微的官員基本上升遷無望。寒門子弟徐庶與石韜只能充當中下層官吏。
魏文帝時，徐庶官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諸葛亮出隴右，聞韜、庶仕財如此，嘆息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4]412曹丕還規定取士不限年資、戶口但糾其實，黃初二年，下令人口十萬以上的郡國每年察舉孝廉一人，如有特別優秀的人才，可以不受戶口限制。黃初三年又頒布《取士勿限年詔》，提出無論老幼只要“儒通經術，吏達文法”都可試用。
曹丕重用老臣舊將和心腹密友，前者如：賈詡、蔣濟、王郎等，后者多涉入爭儲之事，如：曹真、曹休、夏侯尚、朱鑠、陳群、司馬懿、吳質、劉楨等。曹丕對漢獻帝和楊彪做到了盛德以待。如張溥所言：至待山陽公以不死，禮遇漢老臣楊彪不奪其志，盛德之事，非孟德可及。”[10]曹丕“在政治家的風度上有時還可以說是勝過他的父親。”[9]曹丕提拔以“博古”和“高才”聞名的新秀，如嚴苞以高才入為秘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為西平太守。
薛夏以“博古”在黃初年間做了秘書丞。曹丕對曹植、曹彰等兄弟，既予以封王封侯：他繼位后遣曹植就國臨淄,曹彰就國鄢陵。同時，他又有防諸弟謀為不軌之虞，避免重蹈漢朝諸侯國作亂的覆轍，實行削奪藩王權利的政策，并且頻繁徙封,使無常封之地。由于封地時常變更，藩王沒有治權和兵權，因而空其名而無其實，且舉動受到嚴格監視，形同囹圄。這導致曹氏宗親勢單力薄，日后無力阻止外臣奪權。
后世對此指刺較多：史學家劉知幾認為：“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疏忌骨肉。”[11]郝經也貶斥說：“輕薄佻靡，未除貴驕公子之習，不矜細行，隳敗禮律，刻薄骨肉，自戕本根，亂亡基兆，已在于是。孔明謂為土龍芻狗，宜哉!”[12]雖然貶斥較為苛酷，但都言中了曹丕對宗親的過度防范。曹丕才性氣度也有缺陷，他氣量狹小，對待私敵和降敵者很殘酷，沒有古代賢主寬容大度的作派，主觀方面導致了政治上無大作為。
性情剛正的鮑勛因數次直諫，得罪并激怒了曹丕，被收付廷尉處死，類似的還有曹植的謀士丁儀、丁廛兄弟。對降將于禁，曹丕“欲遣使吳，先令詣鄴謁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慚恚發病薨。”[4]240上述做法顯然欠妥。綜上所述，曹操和曹丕由于攻守形勢各異，用人政策也相應不同。
曹操借助德法術并用，隨時致宜的政治思想來治國，推行任人惟賢的用人方針，選拔了大量的士族、庶族和平民階級中的人才，奠定了魏國立國的基礎。曹丕實行戰略防守的政策來鞏固統治，推行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開創了士族政治，也留下了某些隱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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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夫之.舒士彥，點校.讀通鑒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3.
相關刊物推薦：《南京大學學報》創刊于1955年，是年共出版1期，為文、理科綜合版。自1956年起，分人文科學版和自然科學版出版。此后，人文科學版(1973年改為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改為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每年出版一卷，期間，1960-1961、1966-1972曾兩度休刊，1975年經教育部批準公開發行，2000年起改為雙月刊，至2002年共出版3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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