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19-05-24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以南涼、西秦、代(北魏)、吐谷渾為代表的鮮卑部落聯(lián)盟國家自建立之時起就兼具部落制部落聯(lián)盟特征和皇權化傾向,在國家階段仍保留著部落制時期的尚武、好戰(zhàn)之風,并熱衷于對外用兵。對外戰(zhàn)爭的勝利不僅可以增加國家的領土,而且可以擴充國家的資源和人
[摘要]以南涼、西秦、代(北魏)、吐谷渾為代表的鮮卑部落聯(lián)盟國家自建立之時起就兼具部落制部落聯(lián)盟特征和皇權化傾向,在國家階段仍保留著部落制時期的尚武、好戰(zhàn)之風,并熱衷于對外用兵。對外戰(zhàn)爭的勝利不僅可以增加國家的領土,而且可以擴充國家的資源和人口,但戰(zhàn)爭的失敗則可能導致國家覆滅。因此可以說鮮卑部落聯(lián)盟國家其興在武力,其亡亦在武力。雖然鮮卑部落聯(lián)盟國家最終不可避免地消亡了,但對我國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女性地位提升等方面有著積極影響,并為后人留下了眾多石窟、寺廟等佛教文化遺產。
[關鍵詞]鮮卑;部落聯(lián)盟國家;興盛;覆滅
興起于魏晉之際的鮮卑部落聯(lián)盟,分布在我國現(xiàn)今北方大部分地區(qū)。由于受到中原政權及其他漢化政權的影響,他們在部落聯(lián)盟基礎上建立起了封建王朝,從而使這些國家中既有部落聯(lián)盟制印記又有封建政權特征。雖然這些部落聯(lián)盟國家存在時間長短不一、勢力強弱不同,但無疑對我國歷史進程的發(fā)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近年來關于鮮卑部落聯(lián)盟國家的研究已經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并有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問世,主要有樓勁的《關于北魏開國時期的文明程度》[1]、楊榮春的《沖突與交融: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涼與周邊政權關系研究》[2]和沈玉萍的《吐谷渾王國屢敗屢興之原因探析》[3]等,這些論文分別對北魏、北涼與吐谷渾等政權的發(fā)展軌跡及其與周邊政權和民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這也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撐。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既探討了鮮卑部落聯(lián)盟國家興起的原因,更對鮮卑部落聯(lián)盟國家覆滅后對后世民族和政權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以期能夠通過對鮮卑部落聯(lián)盟國家興起及覆滅原因的比較,說明鮮卑族不同部落的發(fā)展特色以及這種差異產生的原因。
一、鮮卑部落聯(lián)盟國家的興廢
鮮卑部落聯(lián)盟國家是建立在晚期鮮卑部落聯(lián)盟基礎之上的政權,主要包括拓跋部落聯(lián)盟建立的代國,禿發(fā)部落聯(lián)盟建立的南涼,乞伏部落聯(lián)盟建立的西秦以及吐谷渾部落聯(lián)盟建立的吐谷渾國等。鮮卑晚期部落聯(lián)盟大都是原檀石槐部落聯(lián)盟中的加盟部落。檀石槐部落聯(lián)盟解散后,原西部之部落拓跋部從中分離出來,并通過兼并周邊民族部落,建立起了以拓跋部為中心的部落聯(lián)盟。該部落聯(lián)盟建立后,積極與中原王朝建立聯(lián)系,并采取“與晉和好”的外政方針,為部落聯(lián)盟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使部落聯(lián)盟出現(xiàn)了“百姓乂安,財畜富實,控弦騎士四十余萬”[4]卷1:6的空前盛況。
西晉建興三年(315年),晉愍帝冊封拓跋部部帥拓跋猗盧為代王,并以代、常山二郡作為其食邑,于是拓跋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修故平城以為南都”[4]卷1:8。“于灅水之陽黃瓜堆,筑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確立起了拓跋部落聯(lián)盟的政治中心。拓跋郁律繼任部帥后,“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馬將有百萬。”[4]卷1:9迅速壯大了部落實力。
拓跋郁律子拓跋什翼犍繼任時,拓跋部的勢力較以往有了更大的發(fā)展,加之他在廣寧烏桓成長時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因此拓跋部建立政權的內外條件均已經具備。由是,拓跋什翼犍改其年為建國元年(338年),“始置百官,分掌眾職”[4]卷1:12,建立起了鮮卑民族歷史上第一個拓跋部政權———代國。其時,“東自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4]卷1:12部落聯(lián)盟有部眾十萬余人,疆域之廣、聲勢之大,前所未有。拓跋什翼犍率部遷都云中郡之盛樂,并在盛樂故城南八里處興建了盛樂新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南)。
自此,代國開始有了穩(wěn)定的政治中心。建國二十八年(365年),匈奴鐵弗部在首領劉衛(wèi)辰率領下脫離代國投靠前秦,引發(fā)了代國與前秦之間的矛盾,雙方戰(zhàn)事不斷升級。建國三十九年(376年),拓跋什翼犍被其庶長子拓跋寔君所弒,更為興盛強大的前秦乘機滅亡了代國,拓跋政權在發(fā)展初期遭遇了重大挫折。前秦國主苻堅將代國領土以黃河為界劃分為西、東兩部分,分別由獨孤部帥劉庫仁和鐵弗部帥劉衛(wèi)辰統(tǒng)領。前秦政權在與東晉的淝水之戰(zhàn)后(383年)不久崩潰,原來前秦統(tǒng)治下的北方各族乘機獨立,拓跋什翼犍的孫子拓跋珪在賀蘭部等原拓跋部落聯(lián)盟成員的支持下收復了代國領地。
公元386年,拓跋珪代王位,建元登國,恢復了代國。登國元年四月,拓跋珪改稱魏王,后又改代國為魏國,即歷史上的北魏。拓跋珪通過離散部落、分土定居的方式從形式上改變了部落聯(lián)盟國家的組織形式,削弱了加盟部落對皇權的掣肘。北魏后來又經歷了幾代皇帝的不斷漢化,終于隨著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漢化改革和遷都,北魏徹底去除了部落制國家的印記,變部落聯(lián)盟國家為封建政權,實現(xiàn)了封建君主制的高度集權化。但到孝文帝之孫孝明帝時,其母胡太后擅權亂政,造成了“上下離心,文武解體”[4]卷74:1657“所在亂逆,土崩魚爛”[4]卷13:339的局面,北魏由此陷入混亂。
權臣爾朱榮、高歡、宇文泰等人相繼以武力控制朝政,最終造成了北魏的分裂,盛極一時的北魏就此消亡。鮮卑禿發(fā)部源自拓跋部,其部帥拓跋匹孤乃拓跋部部帥拓跋詰汾長子。由于拓跋詰汾將部帥之位傳于幼子拓跋力微,拓跋匹孤乃率領所部脫離拓跋部西遷至河西雍、涼二州之間,并采用與“拓跋”同音而字異的“禿發(fā)”為部落名,建立起了以禿發(fā)部為中心的部落聯(lián)盟,后又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了南涼政權(397年)。南涼建立前,氐人部帥姚萇在關中攻殺苻堅、滅亡前秦,建立了后秦。前秦滅亡后,其將領呂光在涼州建立了后涼政權(386年)。
呂光死后,后涼陷入內亂,到后涼主呂隆時,南涼、北涼交相逼攻,后秦勢力也逐漸滲透到河隴一帶,對后涼壓力逐漸增大,最后呂隆降于后秦,后涼滅亡(403年)。“其地三分。武昭王為西涼,建號于敦煌。禿發(fā)烏孤為南涼,建號于樂都。沮渠蒙遜為北涼,建號于張掖。”[5]卷14:435至此,河西地區(qū)已經成為南涼、西涼、北涼、后秦四大勢力的角逐地。在這四大勢力中,以后秦勢力為最強,因而最初的爭奪在南涼、西涼和北涼三方展開,沮渠蒙遜首先率領北涼軍隊滅亡了西涼(421年),后又對南涼發(fā)動進攻。在此期間,匈奴鐵弗部劉衛(wèi)辰之子赫連勃勃建立了大夏政權(407年),西攻南涼,南攻后秦。后秦在東晉義熙十三年(417年)亡于東晉劉裕北伐,隨后赫連勃勃的大夏占有了關中等后秦故地。
南涼處于北涼和大夏的夾攻下,而此時的南涼國內則是危機重重,其國主“(禿發(fā))傉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5]卷126:3151,在內外雙重打擊下,國力大不如前。東晉義熙十年(414年),同是鮮卑族建立的西秦政權利用禿發(fā)傉檀率部西掠鮮卑乙弗部之時偷襲并攻占了南涼的都城樂都,南涼太子禿發(fā)武臺與文武官員及百姓萬余戶被遷至枹罕,禿發(fā)傉檀乃降于西秦國主乞伏熾磐,南涼由是滅亡。西秦是由鮮卑族乞伏部落聯(lián)盟建立的政權,建立之初一度受到外部的夾擊而淪為后秦的附屬國。
而后,乞伏部首領乞伏乾歸、乞伏熾磐父子利用后秦受到多方進攻而一蹶不振之機,再度恢復西秦政權,但西秦的外部環(huán)境依然嚴峻。東邊的大夏不僅鞏固了對關中地區(qū)的控制,還不斷窺伺西秦邊界;南邊的吐谷渾“招集秦涼亡業(yè)之人及羌戎雜夷眾至五六百落”[4]卷101:2235勢力逐漸轉強;西面的北涼在滅亡了西涼后,對西秦也由戰(zhàn)略防御轉為軍事進攻。
西秦雖然在此時僥幸滅亡了南涼,但國內天災人禍不斷,乞伏熾磐之子乞伏暮末繼位后,由于他“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民多叛”[4]卷99:2200,加之此時西秦國內又發(fā)生了大范圍的自然災害,造成了“民流叛者甚眾”[6]卷121:3821。最終使西秦無力維持,在與大夏交兵時敗于大夏,乞伏暮末投降被殺,西秦滅亡。吐谷渾源自鮮卑慕容部。慕容吐谷渾是遼東鮮卑慕容部帥慕容涉歸的庶長子,慕容涉歸死,幼子慕容廆繼立,慕容吐谷渾率所部西遷,至于枹罕,子孫相承,建立起了部落聯(lián)盟,其孫葉延時以祖父之名吐谷渾為姓氏和族名。至阿豺為部帥時,吐谷渾“兼并羌氐,地方數千里,號為強國”[4]卷101:2235。并建立起了行國政權———吐谷渾國。吐谷渾國建立之初,曾一度為西秦的藩屬國,至慕王繼任吐谷渾王后,不僅擺脫了與西秦的藩屬關系,而且多次出兵攻打西秦,直接加速了西秦的衰亡。大夏勝光四年(431年),大夏主赫連定滅西秦后,渡黃河進攻北涼時遭吐谷渾襲擊,赫連定兵敗被俘,被吐谷渾送往北魏,大夏于此滅亡。
及至隋初,吐谷渾內有呂夸“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7]卷83:1843,造成的國內政局動蕩,外受隋朝西進行動的軍事打擊而屢次戰(zhàn)敗,大片領地亦為隋朝所有,其國王伏允率部依附于黨項。至“(隋煬帝)大業(yè)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7]卷83:1845,再度恢復了政權。至唐貞觀九年(635年),本已歸附唐朝的黨項族和洮州羌族部落紛紛叛逃吐谷渾,唐朝聯(lián)合突厥、契丹發(fā)動了對吐谷渾的夾擊,吐谷渾戰(zhàn)敗,吐谷渾王伏允自縊而死,吐谷渾國再無反抗實力,成為唐朝屬國。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吐谷渾為吐蕃所滅,故地盡入于吐蕃。
鮮卑政權建立在部落聯(lián)盟基礎之上,各部落聯(lián)盟的加盟部落都是以地域為中心選擇加入部落聯(lián)盟,這也造成了各部落聯(lián)盟中民族成分復雜。其中拓跋部落聯(lián)盟的主體是鮮卑,但國內人數最多的民族卻是漢族,此外還有匈奴、烏桓等民族居民大量存在。而禿發(fā)部源于拓跋部,因而其內部民族與拓跋部落聯(lián)盟大體相同,只是由于其居地與漢人聚居地較遠,因而部落聯(lián)盟中人數最多的民族仍是鮮卑族,但乞伏部落聯(lián)盟和吐谷渾部落聯(lián)盟則由于活躍于西部地區(qū),進而造成其內部有數量眾多的當地土著民族氐族和羌族部落的加入,這也造成其內部民族成分更為復雜。
由于各部落聯(lián)盟民族構成不同,不僅造成其各自政權內民族勢力強弱不等,民族矛盾錯綜復雜,更對這些政權覆滅后各民族的走向有著直接的影響。北魏建立后通過不斷的對外擴張,基本統(tǒng)一了我國北方地區(qū)。隨著其疆域版圖的擴大,漢族取代鮮卑族成為當時北魏國內人數最多的一個民族。為了緩解漢人與鮮卑人之間的民族矛盾,北魏皇帝積極推廣漢文化,并引入了在漢人心中根深蒂固的門閥制度,積極倡導鮮卑貴族與漢人門閥世族間的等級婚姻。特別是經過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后,鮮卑人與漢人間實現(xiàn)了廣泛的通婚,進而使鮮卑人與漢人高度融合。
因此,在北魏滅亡后,國內鮮卑族大都融入漢族之中。隨著各民族政權間的混戰(zhàn),南涼為西秦所滅,其國中貴族與文武及百姓萬余戶被遷往枹罕。同樣,西秦為大夏所滅,其國內所部勢力為大夏所控制,隨后大夏又被吐谷渾所滅,這些鮮卑部落勢力大都為吐谷渾所控制。及至隋唐時期,黨項族居地“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7]卷83:1845,成為活躍于今四川、甘肅、青海三省境內的重要民族。黨項興起之初,依附于吐谷渾,并配合吐谷渾對外作戰(zhàn),這也使黨項與吐谷渾的聯(lián)系日益緊密。在吐谷渾國衰敗后,長期居于此地的鮮卑部落便進入黨項,成為其中勢力較大的部落,并最終成為黨項族的一部分。
二、鮮卑部落聯(lián)盟國家興廢的原因
鮮卑國家自建立之時起,始終將國家的重心放在對外征戰(zhàn)上,而不是放在發(fā)展農業(yè)自給自足上。這也造成了鮮卑政權之間以及鮮卑政權與周邊政權之間戰(zhàn)事不斷。戰(zhàn)爭極大地消耗了這些政權的國內資源,最終導致鮮卑政權的全部覆滅。
1.鮮卑政權滅亡的整體原因
鮮卑是興起于我國北方地區(qū)的古老游牧民族,長期的游牧生活使他們養(yǎng)成了“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8]卷30:832的生活習性,他們“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8]卷30:832。
此時鮮卑人生活物資全部依賴畜牧業(yè),水草豐美、氣候適宜的優(yōu)良牧場就成為鮮卑部落競相爭奪的資源,也造成了他們對武力的推崇,并將“勇健能理決斗訟者,推為大人”[9]卷90:2986。這一狀況在鮮卑部落聯(lián)盟中也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如拓跋部落聯(lián)盟部帥拓跋綽和拓跋猗盧分別由于“雄武有智略,威德復舉”[4]卷1:5和“天姿英特,勇略過人”[4]卷1:7而被推選為部帥;吐谷渾部落聯(lián)盟部帥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杰,羌虜憚之,號曰項羽”[5]卷97:2538。其后繼者視羆亦“性英果,有雄略”[5]卷97:2540。部落聯(lián)盟國家建立后,仍延續(xù)了鮮卑族尚武的傳統(tǒng),這也直接導致了鮮卑政權熱衷對外征戰(zhàn),以至史書中對鮮卑政權皇帝的記載無一不從夸耀他們的武功開始。
以北魏、南涼、西秦和吐谷渾國為代表的鮮卑部落聯(lián)盟無一例外地將對外征討、擴張領地作為基本國策。戰(zhàn)爭勝利者雖然能夠從戰(zhàn)敗之國那里掠奪人口、牲畜乃至領地,但戰(zhàn)爭的傷亡卻也極大地消耗了國內的人口、牲畜和武器,無形中也削弱了國家的綜合國力,而戰(zhàn)敗國則不僅要面臨人口、牲畜和領地被掠奪,更會有國家滅亡的危險。如義熙六年(410年),禿發(fā)傉檀“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余戶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5]卷126:3152。
在此次戰(zhàn)爭中,南涼與北涼互有傷亡,南涼從北涼處掠奪了人口,而北涼亦通過打敗南涼部落獲取了人口和物資。戰(zhàn)爭極大的削弱了雙方的國家實力,加速了他們各自的衰亡。此外,在鮮卑部落聯(lián)盟建立后,部落聯(lián)盟內的小部落也仍然存在,他們“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9]卷90:2979。有著極大的自主性,這些部落的部帥仍然負責管理本部事物,只是在對外戰(zhàn)爭中需要接受部落聯(lián)盟的調遣,與其他部落協(xié)同作戰(zhàn)。一旦部落聯(lián)盟戰(zhàn)敗,他們便會迅速四散而逃,有時甚至會造成部落聯(lián)盟的瓦解。部落聯(lián)盟國家建立后,這種狀況也仍然存在,主要表現(xiàn)為:部落聯(lián)盟國家實力轉弱或戰(zhàn)敗后,其中的一些部落便會脫離政權,投靠其他強國或戰(zhàn)勝者。如在北涼與南涼的戰(zhàn)爭過程中,“(沮渠)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5]卷126:3153最終導致了南涼的全面戰(zhàn)敗,被迫向北涼求和并遷都。
2.鮮卑政權滅亡的個體原因
除了尚武好戰(zhàn)消耗了國家的人口、財富外,通過對比我們還可以發(fā)現(xiàn),鮮卑政權的滅亡也有著明顯的個體原因,這些原因直接影響著政權的存續(xù)時間。后涼呂氏政權滅亡后,在屬地中同一時期內建立起了西涼、南涼和北涼三個政權,而后涼呂氏的本部勢力則幾乎全部為后秦所有。由是,河西地區(qū)逐漸成為南涼、西涼、北涼、后秦四大勢力的角逐場。
在這四大勢力中,以后秦為最強,戰(zhàn)爭首先在南涼、西涼和北涼這三個政權間展開。其中南涼由于同時與北涼、大夏作戰(zhàn),造成了國家經濟和軍事上的困境,而成七兒叛亂和梁裒、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則造成了國內政局動蕩。致使后秦有機會進攻南涼,給瀕臨崩潰的南涼以沉重的打擊。西秦則乘南涼西征鮮卑乙弗部之機突襲南涼都城,直接滅亡了南涼政權。如果說南涼的滅亡的主要原因是外因,內因是次要原因的話。那么,西秦滅亡的主要原因則是內因。
西秦乞伏乾歸復國后,就面臨著來自其西、東、北三面的北涼、后秦和大夏國的威脅,與此同時,國內民族矛盾也不斷上升。被西秦主乞伏熾磐強行遷往枹罕的羌人和漢人首先發(fā)動了聲勢浩大的反抗運動,并迅速波及全國。不久,西秦國內又發(fā)生了吐谷渾部帥握逵等率部叛歸吐谷渾的事件,這些不僅直接削弱了西秦的軍事實力,更直接撼動了西秦的政局穩(wěn)定。加之乞伏暮末繼任后“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民多叛,人思亂矣”[4]卷101:2199。與此同時,西秦又“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眾”[6]卷121:3821,使西秦無力維持,只得率部退往南安郡。
隨即,南安城內也爆發(fā)了羌人起義,西秦國內官員開始頻繁外逃,西秦主被迫投降然后被殺,西秦滅亡。與南涼、西秦覆滅于內外因的共同作用不同,北魏和吐谷渾則分別亡于內部的民族矛盾和外部的軍事進攻。北魏自太武帝統(tǒng)一北方后逐漸轉強,孝文帝繼任后,通過遷都和漢化改革,實現(xiàn)了鮮卑民族的全面漢化。但全面的漢化變革卻直接造成了北魏北方六鎮(zhèn)鮮卑貴族經濟、政治、軍事特權的喪失,使他們的社會地位急劇下降,引起了他們極大的不滿。
此外,孝文帝南征和建設洛陽又將國家財力消耗殆盡,自宣武帝以后,在財力和糧食匱乏的情況下,北方六鎮(zhèn)叛亂不止。加之此時宣武帝又“委任高肇,疏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6]卷146:4556,導致了以高肇、于忠為代表的一批權臣當道,朝廷內派系林立、傾軋不已。孝明帝繼位后,生母胡太后掌權,由于她施政不力,造成朝廷內“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4]卷13:339的嚴重后果。孝明帝與胡太后母子間的權力爭奪更直接造成了以爾朱榮為代表的武臣當道,成了北魏亂亡的直接原因。爾朱榮被殺后,其手下將領高歡和宇文泰分別擁立新君,北魏由是分裂為東魏、西魏。
不久,高歡子高洋廢東魏孝靜帝自立,建立北齊。宇文泰子宇文覺也廢西魏恭帝自立,是為北周。由是,拓跋部政權最后的根基完全崩潰,北魏徹底覆滅。吐谷渾是鮮卑部落聯(lián)盟政權中最后一個滅亡的。在其他鮮卑政權忙于爭奪領地之時,由于吐谷渾實力相對較弱,很少參與其中,這也使他們能夠在亂局中得以維系自身,并在周邊民族政權相繼滅亡后,收編其殘余勢力而逐漸壯大。及至隋初,在隋朝和鐵勒的聯(lián)合打擊下,吐谷渾戰(zhàn)敗,依附于黨項。至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歸附唐朝的黨項族叛歸吐谷渾,引發(fā)唐朝與突厥、契丹等族對吐谷渾的聯(lián)合軍事進攻,吐谷渾王伏允戰(zhàn)敗,吐谷渾國名存實亡。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興起于吐谷渾南邊的吐蕃對吐谷渾發(fā)動攻擊,吐谷渾戰(zhàn)敗,屬地盡為吐蕃所占,吐谷渾王諾曷缽內附于唐,吐谷渾國就此消失。
三、鮮卑部落聯(lián)盟國家的影響
建立于部落聯(lián)盟基礎上的鮮卑政權如雨后春筍般驟然出現(xiàn)并興盛一時,但又迅速土崩瓦解,鮮卑民族也隨之消失,為后世留下了許多不解之處。但這些鮮卑政權仍對我國歷史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些影響并未隨著鮮卑政權的消亡而消失,而是長期存續(xù)下來,有的一直影響到今天。
1.積極影響
首先,鮮卑民族國家積極處理國內民族矛盾,直接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在鮮卑部落聯(lián)盟興起之時,其內部就存在著眾多民族,建立于部落聯(lián)盟基礎之上的鮮卑政權,也延續(xù)了部落聯(lián)盟時代多民族混居的狀況。在鮮卑部落聯(lián)盟中,除了一直以來共生相處的鮮卑、烏桓和部分“自號鮮卑”的匈奴部落外,拓跋鮮卑部落聯(lián)盟中還出現(xiàn)了來自高車族的部落。禿發(fā)部落聯(lián)盟則由于“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5]卷126:3141,從而在部落聯(lián)盟中出現(xiàn)了羌族部落的身影。
乞伏部落聯(lián)盟又增加了聚居區(qū)域內的氐族和羌族部落。吐谷渾部落聯(lián)盟中的鮮卑成分較其他部落聯(lián)盟更少,氐族和羌族部落成為人數最多的部落。此外,隨著他們對中原用兵以及戰(zhàn)爭的不斷深入,很多漢族居民或是被他們以武力掠奪入部落聯(lián)盟內,或是為了躲避戰(zhàn)亂而主動來歸附。眾多民族部落的存在造成了建立在部落聯(lián)盟基礎上的各鮮卑政權都是多民族共同體,能否解決好民族問題就成為決定這一時期鮮卑政權是否穩(wěn)固的關鍵。
西秦就是由于解決民族矛盾不利,造成國內民族起義不斷,從而牽制了國家的軍力,更造成了政權的動蕩,直至亡國。而對民族矛盾解決比較成功的,國祚就比較長久,政權也相對穩(wěn)定,北魏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北魏自建國后便開始不斷地對外用兵,戰(zhàn)爭不僅擴張了北魏的國家領地,更使戰(zhàn)敗國的軍民被掠入北魏,補充了戰(zhàn)爭帶來的人口消耗,但這也加劇了國內的民族矛盾,其中尤以漢族與鮮卑族人數最多,二者的矛盾也最為突出。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北魏皇帝先采取胡漢雜揉的方式改革官制,后又將漢人的門閥世族制度引入北魏,建立起了兼及鮮卑與漢人的世族制度。
此外,孝文帝還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漢化改革,并通過對鮮卑族語言、文字、服飾乃至姓氏的全面改革,實現(xiàn)了鮮卑族的全面漢化,緩和了國內的民族矛盾,也為日后的北方民族大融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次,由于鮮卑國家大都篤信佛教,熱衷于興修寺廟和石窟,為后人留下了眾多佛教文化瑰寶。在古代社會,宗教信仰影響著人們的民族情感,共同的宗教信仰是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要基石。
早在漢代,佛教就已經傳入了中原地區(qū)并為漢人所接受,但鮮卑族原居朔漠,對“風俗淳一,無為以自守,與西域殊絕,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4]卷114:3030。他們自“先世以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10]冊50:392。隨著鮮卑政權內漢人的不斷增多,佛教也開始在鮮卑政權內傳播,并逐漸為鮮卑人所接受,特別是隨著鮮卑族漢化的逐漸深入,他們最終也成為虔誠的佛教信徒和推廣者。北魏建國初期,道武帝就以推廣佛教信仰來籠絡歸附的漢人,并“敕有司,于京城建飾容范,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4]卷114:3030。明元帝在“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4]卷114:3030。
孝文帝又興建了建明寺、思遠寺、報德寺。宣武帝也興建了景明寺、瑤光寺、永明寺等寺廟。此外,孝文帝、宣武帝和孝明帝在位期間分別開鑿完成了龍門石窟、云岡石窟和鞏縣石窟,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藝術遺產。在皇帝的積極倡導下,佛教在北魏境內迅速傳播,“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4]
卷114:3039南涼在禿發(fā)利鹿孤執(zhí)政時期,就已經傳入了佛教,并得到了國家的推廣,甚至還在國內出現(xiàn)了佛教高僧“出入街巷百姓并迎為之禮”[10]冊50:392的景象。除了寺廟的修建和石窟的開鑿,佛經的大規(guī)模翻譯和名僧的盛名傳播都成為當時重要的社會事件。雖然偶有滅佛事件,但總的來說,鮮卑國家以政治力量推進佛教的傳播,使佛教成為國民共同的宗教信仰,不僅有利于緩和國內民族矛盾,穩(wěn)定國家統(tǒng)治,更奠定了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認同的情感基礎。
第三,鮮卑國家極高的女性地位,也有助于后世王朝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地位的提升。建立于部落聯(lián)盟制之上的鮮卑政權由于在奴隸制發(fā)展尚不成熟的階段就已步入了封建社會的行列,因而在其社會生活中還保留有鮮卑族的婚姻習俗,即“嫁娶皆先私通,略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為聘娶之禮。婿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8]卷30:832。
從這些婚俗中可以看出,鮮卑男性不僅要在婚后到妻家服役,其最初獨立生活的物資也都來自妻家,這也造成鮮卑族中有著“俗從婦人計,至戰(zhàn)斗時,乃自決之”[8]卷30:832的傳統(tǒng)。婦女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她們不僅在家主事,更積極參與對外交往活動,上層婦女更善于利用母家勢力參與部落權力傳承,進而自己主導部落事務。
在部落聯(lián)盟時代,鮮卑族尚未形成嫡庶觀念,部帥的傳承只是禁錮在一個家族之中,前任部帥的兄弟子侄都是合法的繼承者,這也造成部帥之位的爭奪異常激烈,他們母族或妻族的支持就顯得尤為重要。部帥繼承人選如果出于母族或妻族的支持而能夠勝出,一旦他們繼任,其所依靠的母族或妻族部落也會獲得巨大的權力,有時貴族女性在支持丈夫或兒子繼任后,自己則成為部落的實際掌權者,并一度使部落聯(lián)盟出現(xiàn)“女國”之稱。
這些獨特的習俗造就了女性在鮮卑部落中極高的政治和社會地位,也使鮮卑婦女有著極強的參政、理家的意愿。而她們的參政之路也并未遇到中原漢族政權那么大的阻力,即便在建立政權后,鮮卑婦女的社會地位也并未受到影響。強烈的參政意愿造成北魏政壇上多次出現(xiàn)以賀太后、竇太后、常太后、馮太后、胡太后為代表的諸多太后臨朝稱制,在民間也出現(xiàn)“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11]卷1:48的現(xiàn)象。無論是參與國政還是主持家務,無疑都是鮮卑婦女較高社會地位的直接體現(xiàn),這種母權制影響一直延續(xù)到了唐朝,從而形成唐代婦女地位明顯高于其后歷代王朝的特點。鮮卑政權滅亡后,鮮卑族也隨著漢化的推行而融入北方漢族中,這也直接造成北方漢人婦女在家庭中也有著較高的地位,并逐漸成為固有的家庭觀念之一,一直延續(xù)至今。
2.消極影響
尚武習俗作為游牧民族的顯著特征之一,在鮮卑族中表現(xiàn)得極為明顯,無論部帥還是部民,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熱衷于習練武藝。君臣上下普遍尚武直接造成鮮卑政權頻繁對外用兵,戰(zhàn)爭雖然可以擴張領土、增加人口和牲畜數量,但也極大的消耗了國家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如南涼曾于東晉隆安五年(401年)和義熙六年(410年)兩次派兵突襲北涼,俘獲北涼人口達萬余戶。義熙六年(410年),北涼王沮渠蒙遜親率五千騎兵襲擊南涼的顯美郡,大敗歸附南涼的鮮卑車蓋部。
在南涼與北涼的頻繁戰(zhàn)爭中,雙方互有傷亡,不僅消耗了兩國的有生力量,更極大地浪費了國家的財力物力,為兩國日后的衰亡埋下了禍根。北魏孝文帝繼位之時,北魏已經統(tǒng)一了我國北方地區(qū),為了實現(xiàn)北魏皇帝一直以來統(tǒng)一南北的夙愿,他多次率兵南伐,并“詔選天下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wèi)”[4]卷7:178,又“詔冀、定、瀛、相、濟五州發(fā)卒二十萬,將以南討”[4]卷7:183。但北魏的南伐卻以失敗告終,由于南伐嚴重損耗了國家的綜合國力,為日后北魏的衰敗埋下了隱患。
可以說,鮮卑部落聯(lián)盟國家時期以武力建國,建立政權后雖然也有過發(fā)展生產、與民休息的階段,但在舉國上下崇尚武力的態(tài)勢下,總是不可避免地要頻繁對外征戰(zhàn)。戰(zhàn)爭雖然能夠為戰(zhàn)勝國帶來些許利益,但最終卻將交戰(zhàn)雙方的人力、武力、財力消耗殆盡,給交戰(zhàn)雙方的人民造成生活困境,致使國內起義不斷,并最終導致了國家的覆滅。此外,十六國時期戰(zhàn)亂頻發(fā),人民流離失所、生活困苦。為了緩和民族、階級矛盾,統(tǒng)治者常利用佛教學說達到維系人心、穩(wěn)固統(tǒng)治的目的。
各鮮卑政權大都在國內推行佛教,加之佛教賑濟災民的行為和“因果報應說”迎合了當時全境上下的心理需求,佛教信仰在鮮卑政權統(tǒng)治內迅速普及。以北魏為例,道武帝建國之初即將佛教引入國內并加以推廣,他不僅建立了五級佛圖、耆阇崛山及須彌山殿,還設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并以佛教高僧法果為沙門統(tǒng),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僧官制度。文成帝復興佛教后,在中央設監(jiān)福曹作為中央僧官機構,并在地方各州設僧曹,管理地方僧務。在北魏,“能歲輸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
……于是僧祇戶、粟及寺戶,遍于州鎮(zhèn)矣。”[4]卷114:3037在國家的倡導下,皇帝、太后、官員以至宦官都十分熱衷于興建佛寺,其中宣武帝先后建景明寺、瑤光寺、永明寺;靈太后建永寧寺;靈太后從姑建胡統(tǒng)寺;太傅、清河王元懌建景樂寺;權臣爾朱世隆建建中寺;宦官劉騰建長秋寺;其他眾多宦官則共同建造了昭儀尼寺。聞名于世的龍門、云岡等石窟也于此時開始開鑿。
至北魏末年,國內僧尼總人數已多達二百余萬人,建立寺廟三萬余座。修建如此眾多的寺廟、供養(yǎng)為數眾多的僧尼,不但耗費了國家的財力,而且許多居民或出于信仰、或為了躲避罪責而成為僧祇戶、粟及寺戶,這都造成了國家財政收入的流失,從而使國家面臨困境時,無法為國家提供有效的財力保障,最終導致國家財政的入不敷出,加劇了國家的衰亡。
綜上所述,從共性上說,鮮卑族固有的尚武習俗,造成了鮮卑族國家巨大的軍力消耗;而部落聯(lián)盟時代的部落建構,更使建立在部落聯(lián)盟制基礎上的鮮卑政權內部存在著巨大的離心力。從個性上說,南涼、西秦都是在內外力共同作用下滅亡的,其中南涼的滅亡主因在于外部的軍事進攻,而西秦的滅亡主因則在于內部的人民起義;與他們不同的是,吐谷渾和北魏的滅亡則是單一原因造成的,吐谷渾亡于外部的軍事戰(zhàn)爭,北魏則亡于內部的權力爭奪。鮮卑政權對于促進北方民族大融合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其建造的寺廟,翻譯的佛經,尤其是開鑿的佛教石窟都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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