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04-28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論文以留學歐洲的中國學生為研究對象，采用問卷調查和訪談相結合的方法，對當代中國留歐學生新媒體消費的主要類型、新媒體消費內容及原因、新媒體對當代中國留歐學生文化適應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分析研究。研究發現：社交媒體是留學生群體使用最頻繁的
[摘要]論文以留學歐洲的中國學生為研究對象，采用問卷調查和訪談相結合的方法，對當代中國留歐學生新媒體消費的主要類型、新媒體消費內容及原因、新媒體對當代中國留歐學生文化適應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分析研究。研究發現：社交媒體是留學生群體使用最頻繁的新媒體類型;大部分留學生群體在東道國的媒體消費沿襲了出國前的習慣，對中文媒體內容消費比東道國媒體內容多，但全球性的媒體內容也構成了其媒體消費的一部分;社交媒體對留學生文化適應的初期階段起到了積極作用，緩解了文化沖擊和孤獨感，但同時社交媒體的使用也阻礙了中國留歐學生進一步融入東道國社會，造成疏離東道國文化的媒體消費和文化適應策略，甚至帶來一些人身安全隱患。
[關鍵詞]歐洲,留學生,社交媒體,新媒體,文化適應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全球化進程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遠渡重洋學習深造。薩默斯(Samers)將那些離開原生國家去國外學習，沒有獲得東道國國籍和永居權利的學生定義為留學生。[1]2016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54.45萬人，較上一年增長3.97%。1978—2016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累計已達458.75萬人。[2]
留學生在國外學習、生活的情況，吸引了來自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學者的關注，他們從留學生的教育適應、異文化適應、文化認同、社會分化等多個角度對留學生群體進行研究。[3]留學生媒體使用尤其是新媒體使用的研究多以量化為主，質化研究較少。[4]
其研究對象的東道國也以北美、澳洲為主。[5]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也是留學的理想國度，尤其英國碩士學位完成時間短，留學意向比例僅次于美國。2016年中國在主要留學國家的留學生人數及占該國留學生人數的比重，11個主要留學國家中包括3個歐洲國家。[6]2016和2017年度留學意向排名前十的國家，其中包括比例位居第二的英國、第五的德國和第九的法國3個歐洲國家，并且2017年相較于2016年，這3個歐洲國家所占比例均有提升，3個國家留學總比例已高于美國。[7]
由于歐洲國家的眾多，除英國外，其他歐洲國家的留學生數量無法與北美、澳洲相比，因此，對歐洲留學生的研究尤其是新媒體和文化適應方面的研究較為鮮見。本研究以當代留學歐洲的中國學生群體為對象，采用問卷調查和焦點小組相結合的方法，輔以筆者在英國訪學期間的參與式觀察，試圖從樣本中展示全球化背景下當代留歐中國學生日常新媒體的使用情況和原因，以及新媒體對留歐中國學生文化適應的影響。具體而言，本研究將聚焦三個問題：一是留歐學生使用最多的新媒體為哪種類型;二是留歐學生主要消費的新媒體內容及其原因;三是新媒體對留歐學生文化適應有哪些影響。
一、研究理論視角
(一)全球化視野下的媒體景觀和文化接近性
印度學者阿帕杜萊(Appadurai)在分析全球化的構成時提出了媒體景觀，認為媒體景觀是指生產和傳播信息所需要的電子設備分布，也指各種媒體所塑造的世界圖景。[8]在全球化的視野下，他指出了媒體景觀的變化，并強調受眾的認知和消費習慣等均會受到全球性媒體的影響。[9]
但和媒介帝國主義理論范式不同，全球化理論家將受眾視為能夠積極選擇媒介內容、協商甚至對抗全球性媒介力量的主體。[10]在將受眾看作是媒介內容主動的接收者和解碼者的基礎上，斯特勞哈爾(Straubhaar)提出了文化接近性理論(culturalproximity)，對媒介帝國主義理論進行了修正。他認為媒介產品從西方流向欠發達地區的單一圖景已被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媒介產品的出口所挑戰，全世界范圍內逐漸呈現出媒介產品區域性流動的趨勢，這種區域性的流動是受眾主動選擇與自己文化相接近的媒介產品所帶來的結果。[11]
(二)兩棲性和媒體消費去地域化
兩棲這個概念源于生物學，一般指動物可以水陸兩棲。貝克(Beck)在《什么是全球化》一書中使用了“多地婚配”(placepolygamy)來表達在全球化背景下個體的多地點生活特點。[12]有研究者引入兩棲性概念來分析中國留學生如何借助社交媒體在原有的中國文化與東道國文化之間展開各種日常實踐活動。[13]
這里的兩棲性指的不僅是留學生活地點上的兩棲性，更是文化上的兩棲性。全球化時代，文化和媒體內容隨著移居者主體的移動在新的跨國空間傳播和消費，文化、地理及社會領土的自然關系喪失，媒體內容的消費呈現去地域化特點，再造了消費母國媒體內容的新環境。[14]新媒體使跨國媒體消費環境的再造更加便利，移居者到了移居國，借助于新媒體保持與原生文化和媒體內容的聯系，無論是對移居者的跨文化適應還是保持母國認同都可能產生積極作用。
(三)新媒體使用和跨文化適應
跨文化適應不僅涉及到文化環境的改變，同時會引發個體心理層面的變化。貝里(Berry)強調跨文化適應過程中個體經歷的文化和心理的雙重改變。[15]福布什和布魯克(Forbush&Brooke)認為，在不同文化群體的交流互動中，個體會經歷不同程度的文化適應壓力，這些壓力會影響個體的生理和心理，會導致個體健康水平的降低。[16]一般跨文化適應的壓力包括焦慮、沮喪、身份認同的困惑、被邊緣化。美國人類學家奧博格(Oberg)提出了“文化震蕩”的概念，表現為個體進入異文化環境，失去了熟悉的社會交往符號所引發的焦慮心理。[17]
這種焦慮心理體現在孤獨感、不安感等方面，是因缺失原有文化符號而造成的心理變化。奧博格將文化適應過程分為四個階段：蜜月階段、沮喪階段、恢復調整階段、適應階段。[18]蜜月階段表現為對新環境的好奇，一般持續幾天到數月;當個體在異文化環境持續生活，語言障礙、日常生活瑣事的煩惱會讓個體對異國產生敵意和抵觸情緒，個體進入了沮喪階段，也是文化震蕩階段;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個體語言交流沒有太大阻礙、能夠應對生活中的各種瑣事，沮喪感逐漸消失，進入了恢復調整階段;最后，通過長時間的異國生活，個體逐漸接受異國的文化、習俗，并能夠無心理焦慮感地生活，則進入了適應階段。貝里將跨文化適應劃分為整合、同化、疏離、邊緣化四種策略。[19]
整合策略表現為既保留自己原生文化特征又在日常生活中與其他群體交往;同化策略表現為個體不愿意保持母國文化傳統，積極融入到異國的主流文化中;選擇疏離策略的個體保留了原生國的傳統文化，但是抵觸與其他文化群體的交往;選擇邊緣化策略的個體對保持原生國家和接觸異國文化均無興趣，并且有抵觸情緒。貝里認為，這些文化適應策略的選擇與移居個體的原生社會文化及東道社會的文化支持都有較大關聯。[20]
華人學者曾做過關于諾丁漢地區華人留學生與當地社會的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學生與同為中國來的同學結為朋友的比率為80%，遠高于與其他類別的人結為朋友的比率。[21]與來自母國的朋友進行日常交往是留學生跨文化適應的一種策略。新媒體在留學生的跨文化適應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有研究認為，在跨文化適應過程中，個體需要各種不同的信息來幫助其克服在東道國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及緩解心理上的壓力。[22]
阿德爾曼(Adelman)認為，來源于社會網絡的幫助是處理東道國生活中問題的重要渠道。[23]以往的跨文化研究關注在東道國新建立的社會關系網絡及來自母國的遠距離社會關系網絡在跨文化適應過程中的積極作用。[24]借助互聯網的發展及網絡社交媒體的興起，留學生能夠跨越時空的限制，既與母國原有的社會關系網絡保持聯系，又能迅速高效地建立新的根植于東道國的社會關系網絡。社交媒體為留學生提供了一個現代的刺激的方式去適應他們的留學生活。[25]
在新加坡做的一項關于留學生文化適應的研究表明，社交網絡可以實現留學生的社會化、促進知識交換及緩解文化適應的壓力。[26]還有研究表明，旅居者對母語網絡媒體的依賴性越強，對東道國的行為適應就越好。[27]基于網絡的社會關系為留學生克服在跨文化適應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提供了幫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初到東道國時心理上的孤獨感和焦慮感。但新媒體除在跨文化適應中起到積極作用之外，也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有研究發現，留學生過度依賴社交媒體，會導致現實人際交往的缺失，弱化其行動力，對融入當地生活不利。[28]本研究將聚焦新媒體使用對當代中國留歐學生跨文化適應的影響和結果。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問卷和焦點小組的方法，輔以參與式觀察。線上焦點小組(onlinefocusgroup)與傳統面對面的焦點小組相比有其獨特優勢：不僅可以節省租用訪談房間和攝像錄音設備的費用，而且線上焦點小組的同步性減小了小組成員之間的影響。[29]
因此，本研究對五人一組的兩組焦點小組進行了2～3小時的線上訪談。第一組成員留學時間在兩年以內，第二組成員留學時間在三年及以上。焦點小組訪談的對象主要來自英國，此外，還有一位來自意大利及兩位來自荷蘭的留學生。以往的研究發現，留學時間的長短會對留學生的跨文化適應產生影響。[30]
利斯加德(Lysgard)的研究表明，6～18個月的留學生不適應程度高于生活短于6個月和長于18個月的留學生。[31]考慮到焦點小組樣本均為碩士及以上學歷(英國碩士一年，歐洲其他國家碩士兩年)并且留學時間都在6個月以上，故將兩年作為時間劃分，分為兩年以內和三年及以上兩組。參與式觀察時間為一年整，從2016年2月至2017年2月，所有參與者的姓名在本文中均進行了匿名處理。問卷采用簡單隨機抽樣和滾雪球兩種方式進行收集，共收集到有效問卷199份。主要目標群體集中在一個名為“PETD歐洲分舵”的博士留學生QQ群A，從該群收集問卷約100份。此外，筆者還借助該群的官方微博號進行問卷的擴散，完成了40多份問卷，因此本研究的問卷中約有150份來自該博士群的關注者。剩下約50份問卷主要通過滾雪球方式在德國、荷蘭的幾個留學生QQ群中收集。剔除無效問卷后，共獲得199份有效問卷。
本研究的199份有效問卷的學歷層次普遍為碩士、博士，以博士為主。年齡范圍在17～31歲之間，其中20～25歲被調查者數量最多。參與問卷調查的留歐學生中男生83位，占42%;女生116位，占58%。從隨機抽樣的數據看，留學人數在兩位數以上的省市有：湖北省、廣東省、江蘇省、山東省、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黑龍江省。除黑龍江以外，留學人數超過兩位數的省份都是我國經濟較發達的省份。
另外，湖北和山東省均為教育產業大省，無論在生源數量還是質量上都居全國前列，從教育產業的發展水平來看，也與出國留學人數存在一定關聯。從留學的東道國來看，英國留學生人數最多，共84位，占42%;德國和法國均為26位，各占13%;荷蘭22位，占11%;其他留學東道國家有41位，占21%，包括瑞典、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挪威等國家。根據有關統計報告，英國成為美國之后，中國學生留學意向第二多的國家，除英國外的歐洲國家中，德國、法國留學意向人數緊隨其后。[32]這與本研究的樣本比例基本相符。
三、研究發現
(一)當代中國留歐學生新媒體消費的主要類型
媒體類型按照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進行劃分，其中傳統媒體包括報紙、廣播、電視，新媒體則根據其使用的終端類型分為手機和電腦。被調查的199名留學生中最常使用的均為新媒體，其中最常使用手機的人數為148人，占74.4%。留學生通常租住在學校周邊或學生公寓，租住房配備電視的情況極少。英國等歐洲國家看電視需要購買電視執照(TVlicense)，所以大部分留學生幾乎不看電視，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新媒體網絡視頻平臺。問卷網絡鏈接主要通過電腦QQ發送給被調查者，約占80%。
從發放問卷平臺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僅有37份問卷是通過電腦鏈接完成的，其余163份問卷均來自手機提交，占比81.5%，可以佐證手機是被調查的留歐學生最常使用的新媒體終端�；ヂ摼W的崛起讓信息、文化得以在全球傳播，身處國外的留學生群體也能通過互聯網消費母國媒體內容。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留學生使用新媒體功能排名前三的是網絡社交、看新聞、看影視劇視頻，其中網絡社交的使用人次遠超其它選項。這里的網絡社交是指網絡社交平臺的使用，包括使用臉書(facebook)、微博、微信等建立人際關系并與朋友保持聯系。與家人聯系是指通過新媒體與家人通話、視頻，既包括傳統的電話通話功能也包括使用skype等軟件進行通話或視頻。
將網絡社交和與家人聯系這兩個選項合并后，筆者發現，新媒體最大的功能在于幫助留學生建立、維持人際關系網絡和情感聯系。獲取新聞信息僅次于網絡社交排在第二位，新聞來源以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平臺為主，也有部分留學生通過專門的新聞客戶端收看新聞。通過新媒體平臺收看影視劇等視頻排在第三，youtube和一些海外華文視頻網站是留學生收看視頻的主要平臺。
四、結語
新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已成為全球范圍內媒體消費的主流形態之一。中國當代留學生在海外的兩棲生活，一方面離不開新媒體技術為其提供媒體內容，另一方面也依賴于新媒體的社交功能。本研究有以下發現：
第一，當代中國留歐學生限于留學條件，對新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的依賴遠超過其他媒體。通過留學時間長短來劃分的兩個焦點小組成員在媒體消費和跨文化適應方面沒有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新媒體和新的社會關系在其跨文化適應方面起了促進作用，緩解了剛到異國的不適應感。
第二，當代中國留歐學生屬于“全球代”，早在留學前就形成了自己的媒體消費習慣，這種媒體消費在留學前就呈現出去地域化的特征。在留學后這種去地域化的媒體消費則體現在對中文媒體內容的消費和原有媒體消費習慣的保持。留學生對東道國的媒體使用呈現出一定的疏離特征，語言和文化差異是導致疏離的主要因素。這種疏離特征在非英語的歐洲國家更為明顯。
第三，當代中國留歐學生在東道國或多或少會經歷不同程度的文化震蕩，而新媒體在緩解文化震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得益于新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留學生既能夠保持與母國原有的社會網絡，緩解初到東道國的孤獨感和失落感，也能在東道國迅速建立新的社會關系網絡以便更好地適應新生活。留學生個體的文化適應情況根據個體差異和周圍社會關系的差異而有所不同。這種文化適應程度的不同取決于有沒有在東道國建立現實或者虛擬的人際關系，而非留學時間的長短。
社交媒體在緩解文化震蕩的同時也會對留學生的文化適應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比如過于沉浸在和母國或東道國華人的聯系中就會阻礙其融入當地社會。由于當代中國留歐學生接觸全球性媒體內容多，對多元文化的接受程度大，所以其跨文化適應策略介于整合和疏離之間，偏向于疏離。同時本研究還發現，不適當地依賴社交媒體還會造成一定的隱私泄漏，甚至帶來人身安全隱患。本研究的質化和量化分析偏重留學英國的中國學生媒體使用和文化適應策略，較少比較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中國留學生的差異。今后的研究將對在歐洲不同國家留學的學生媒體使用和文化適應策略進行比較，并加大分析東道國環境對其媒介消費和文化適應的影響。
[注釋]
[1]Samers，M.，“Migration”，JohnAgnew，TheWileyBlackwellCompaniontoPoliticalGeography，NewYork：Routledge，2010，pp.478-492.
[2]教育優選：《2017中國出國留學發展趨勢報告》，http：//www.eol.cn/html/lx/report2017/yi.shtml，2018年9月10日瀏覽;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6)》，http：//www.ccg.org.cn/Research/View.aspx?Id=5418#_Toc462933302，2018年9月10日瀏覽。
[3]朱佳妮：《中國出國留學生教育適應狀況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劉莉莎：《中國海外留學生跨文化適應研究》，遼寧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徐瓊：《在日中國留學生異文化適應的社會人類學研究》，《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丁夏：《中國留學生成人依戀多元文化人格和跨文化適應關系研究》，華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Yin，H.
“Chinese-languageCyberspace，HomelandMediaandEthnicMedia：AContestedSpaceforBeingChinese”，NewMedia&Society，Vol.17，No.4，2015;鄭雪、王磊：《中國留學生的文化認同、社會取向與主觀幸福感》，《心理發展與教育》2005年第1期;Biao，X.&Shen，W.，“InternationalStudentMigrationandSocialStratificationinChina”，InternationalJournalofEducationalDevelopment，Vol.29，No.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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