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5-12-31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現在文學認識上的新思想有哪些呢，對于李健吾可能大家都不是很清楚，本文就對李健吾文學批評風格做了相應的介紹。本文是一篇文學論文。通過對李健吾先生文學批評生涯的簡短一瞥，我們窺得的不僅是一位批評家批評風格的變化，更深深為文學創作與批評的命運流
現在文學認識上的新思想有哪些呢，對于李健吾可能大家都不是很清楚，本文就對李健吾文學批評風格做了相應的介紹。本文是一篇文學論文。通過對李健吾先生文學批評生涯的簡短一瞥，我們窺得的不僅是一位批評家批評風格的變化，更深深為文學創作與批評的命運流轉而唏噓不已。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的價值與作用何在?文學藝術的有沒有終極標準呢?這些令人遐想的題目至今還沒有標準答案。筆者從李健吾先生文學批評生涯的變遷中得到些許的啟示，文學藝術作為人類精神、思想的結晶，具有個體性的、多元性因素，其價值和形態難以正面用語言涵蓋和界定，也難以找到確定的、不變的標準，更不能脫離具體時代語境而簡單機械的枉談對錯高低。但有一點可供借鑒，我們應該時常提醒、審視自己，我們是否真誠地以本心對待這個世界、對待我們寫下的文字，而我們與我們的文字是否會限制他人的真誠與應該享有的平等。這是每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思考堅守的底線。
摘要： 文章以《咀華集》、《咀華二集》及建國后批評為界，對李健吾文學批評創作特征進行分階段的解析，把握李健吾批評風格與社會語境間的聯系，進而對文學創作與批評的價值定位進行思考。
關鍵詞：李健吾,風格,文學批評,文學論文發表
李健吾，著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家，其以劉西渭之筆名所作《咀華集》、《咀華二集》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風行一時而成絕響，21世紀以來，對李健吾咀華批評的研究一直保持著一個持續、穩定的勢頭，眾多研究者將研究焦點集中在這兩部集子上，從“印象主義”、傳統文化特征等角度對李健吾的咀華批評風格進行深入研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李健吾的批評家之名鵲起于“咀華集”，其批評生涯卻不止于“咀華集”，他在“咀華”之后還創作了大量批評作品，尤以戲劇評論為著。這些批評作品在主旨意趣、著眼角度與“咀華集”有很大不同，而研究者對之的關注度與評價則較“咀華集”低得多。李健吾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狀態與特點，體現的不僅是其個人批評風格的變化，在更深層次上，鮮明集中體現了文學、批評的價值與定位與社會環境的微妙關系。李健吾先生一生涉獵甚廣，在文學批評、小說戲劇、外國文學研究等方面均建樹卓著，因此，從健吾先生批評風格之變思考文學與批評的價值定位便更加具有典型意義。
文學論文：《文學評論》，《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雙月刊)1959年創刊，辦刊方針是“中外古今，以今為主”，“百家爭鳴，保證質量”。文學研究作為當時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1977年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文學研究和理論批評的學術性刊物，一開始就團結了全國各地的著名學者。他們長期從事學術研究，積累頗多。由于他們紛紛賜稿，一時文學研究佳作連篇，真是中外古今，令人目不暇接，立時贏得了讀者的愛護和信任。其中不少文章都為上乘之作，今天讀來，猶覺新鮮與厚重!后來，為了加強對社會主義文學現狀的關注，加強對當代作家作品與文學現象的評論，于1959年初，文學研究改名為文學評論，一直沿用至今。
《咀華集》1936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結集出版，收錄了李健吾以劉西渭筆名在20世紀30年代所作的10余篇批評文章，這些文章優美靈動、灑脫自由，以懷吟感悟、印象點染的批評方式為主，批評對象包括沈從文、李廣田、廢名、林徽因、卞之琳、盧焚、魯迅等人。這部集子風行一時，乃成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之絕響，綜觀其卓著特色，筆者以為有三點：一是對文學批評獨立地位的體認與踐行，李健吾在其中將文學批評視為享有獨立地位與尊嚴的創作文體，批評家既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摘者，更不受他人的要挾與收買，批評不是作家作品、更不是政治斗爭的附庸。他將文學批評視作一種獨立而有尊嚴的藝術與事業，這是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文體的重要創見。他所遵循的是基于現實人生基礎上的人性觀：“批評之所以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不在自己具有術語水準一類的零碎，而在具有一個富麗的人性的存在。”這種自由主義立場使得《咀華集》不同于當時大行其道的政治批判的左翼批評家與疏離社會的其他京派批評家。第二是李健吾在《咀華集》中以獨特視角敏銳發現、推薦了一大批現代文學大家，以沈從文、廢名、卞之琳、魯迅等為代表，其間展現出的批評家的敏銳與視角是基于其上述第一特征的結果，獨立的批評價值觀使李健吾能夠真心、靜心地深入作品，不受政治語境與文化風向的左右，以自己獨特的人性視角發掘出這些作品的價值，如他稱《邊城》是“證明人性皆善的杰作”，從人性的標準去感悟朱大丹的詩作，人性探究的角度發掘魯迅作品的價值，事實上李健吾咀華批評成功的根本即是從個體人的角度進入作家、作品的靈魂深處，能夠發掘出這些作家作品超越一時、一事的價值所在。第三點是李健吾在《咀華集》中賦予批評在評論、理解作家作品的任務之外更高要求或標準，即批評本身也應成為藝術創作，要具有自己獨立的靈魂與華麗的外表，我們在咀華集中看不到晦澀的語言、死板的理論與索然的枯燥，中國傳統批評的直覺感悟、西方印象主義的印象詩性與小品文的靈動優美融在了一起，這從文體角度促成《咀華集》的獨樹一幟，謂為絕響。
有研究者稱這時期的《咀華集》“是李健吾一生中最精彩、最成熟的文字”，精彩不可置疑，但“成熟”則要看如何理解。就李健吾先生個人而言，這時期的他恰恰是處在還不成熟的青春期。拋去社會境況、教育背景影響等因素，《咀華集》時期李健吾的才華橫溢離不開他青春熱血、我行我素、激情浪漫等個人情志因素。此時李健吾的藝術觀呈現出鮮明的自由主義特征，與左翼思潮、社會學批評方法相疏離，在對文學、批評價值的定位上，遠離政治風潮影響，這成就了他獨樹一幟的批評風格。事實上，古今中外有難以盡數的文人墨客的千古絕唱得益于青春性的情志動力，激情熱血、少不更事讓作家們有最大的勇氣與自由去追隨內心最真實也最寶貴的創作靈感，而當成熟到來時，技巧與閱歷日漸豐富，世事看得越來越透徹，但文學創作的羈絆也隨之而來，那澎湃的靈感已悄然遠去，不能不說，這是常常被大家忽略掉的以體悟、感性見長的《咀華集》乃成絕響的原因之一，胡風等眾多追隨者包括李健吾本人很難再現或超越這青春的絢麗。
相隔時間不久，《咀華二集》于1942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結集初版(現常見為1947年的再版本)，李健吾的批評在關注內容與批評方法上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對魯迅、茅盾、葉紫、蕭軍、夏衍等左翼作家作品的批評文章大幅增加，而對諸如廢名、沈從文那樣自由主義個性作家的關注度急劇降低;在批評話語與批評方法上明顯偏向社會學批評，以邏輯歸納和價值評判為特征政治審美清晰出現在李健吾的筆下;在文體語言上，雖然依然具有自然跳躍、隨意而談的散文特征，但因其負載著邏輯歸納與綜合判斷，終少了《咀華集》初有的神韻與華美，有點類似“舊瓶裝新酒”的感覺。如他這樣評價左翼文學作家的貢獻：“從《春蠶》問世，或者不如說，自從農業崩潰，如火如荼，我們的文學開了一陣絢爛的野花，結了一陣奇異的山果。在這些花果之中，不算戲劇在內，鮮妍有蕭紅女士的《生死場》，工力有吳組緗先生的《一千八百單》，稍早便有《豐收》的作者葉紫。”之所以產生如此的變化，重要原因在于當時中國時政的劇烈變動，民族危亡與政治斗爭日益激烈化，成為影響國人生存的首要社會問題，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反映社會、民族的主要矛盾，為人(人民)的生存尋求福祉，成為文學創作與批評的時代責任，左翼文學也因此成為文壇的主導力量。同時加之個人于社會的經歷感味日漸愈甚，李健吾在在印象感悟的批評中增加社會、政治的因素也就不足為奇。況且，李健吾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躲在象牙塔中遠離現實的“性靈作家”，他關注的人性是現實人生基礎上的人性，他只是以自己獨特的理解方式去擺脫現實的束縛，去建立自己藝術的高度。
那么問題來了，如何評價和理解這個時期李健吾批評的價值和成就呢?是不是可以簡單的用藝術水準降低來定位《咀華二集》呢?理解、評價任何問題都應該結合具體的歷史情境。就李健吾《咀華二集》時期的批評風格變化而言，筆者以為不是批評家的水平退步，而是其在當時社會環境之下成熟與發展的結果與表現。古往今來，任何一個處在在政治動蕩、民族危亡的社會變革期作家文人，都躲不開藝術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兩難的抉擇，既不乏將二者處理得相得益彰作家與群體(典型如左翼作家)，印證了“史家不幸詩家幸”的厘定;而相當一部分作家在這種境況下，放棄或改變了自己的個體創作所長，轉向到社會擔當、歷史責任的行列中，讓自己耀耀奪目的藝術才華埋藏于歷史塵煙中，假若他們不遭遇那樣的時代，我們可以對他們的藝術成就有更多的假想與期待。李健吾是否就屬于后者呢，筆者也不敢斷言，畢竟他只能屬于自己的那個時代。但他無疑經歷了這樣的抉擇，主動擔起了作家的社會責任。正因如此，李健吾在所難免的犧牲掉自己所長所熟的個性與靈動，引政治尺度和社會學批評標準到《咀華二集》中，而這遠不是李健吾所長，因此《咀華二集》在相關作家作品的批評深度和影響上不及胡風、馮雪峰等。這樣的結果或許令人扼腕嘆息，但卻不是認定李健吾的批評水準倒退的證明，倒應該是批評家在當時社會狀況下成長發展的體現，在一定層面而言，這也一個時代的作家批評家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交集的必然結果。
雖然《咀華二集》中社會學批評的骨架已經鮮明呈現，但李健吾也明確認識到并提醒自己和作家們處理好政治與文學之間的關系，警惕政治對文學藝術的壓制：“我們現代前進的作家，直接間接，幾乎人人在為這個理想工作。一種政治的要求和解釋開始壓到藝術的內涵。”這是李健吾作為優秀批評家所具有的本性的自覺。新中國成立后，他的這種自覺又何以自處呢?“整個中國的政治文化形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文學以及文學批評理所當然地被納入到執政黨和國家意識之中。”“藝術的自足性和審美性因素不僅被淡化，甚至可能被視為資產階級文學觀念而遭到批評和整肅。”在這種政治文化環境下，李健吾基本放棄了之前所珍愛的文學批評創作：一是將工作重心轉到外國文學研究，在“學術”圈子里躲避文化界的政治運動，少有當代作家作品的批評創作;二是對自己以前注重文學作品審美感悟的批評特征進行徹底的“反思”與“否定”，代之以政治立場上的階級分析與價值判斷，批評家劉西渭不復在焉。在《讀〈茶館〉》(1958年)、《于伶的劇作并及七月流火 》(1962年)、《獨幕劇―――〈時代的尖兵〉》(1963年)、《風景這邊獨好――談話劇〈英雄工兵〉》(1963年)等文章中，李健吾完全采用當時流行的“階級、工具、社會現實”等政治標語式語言，其原以見長的審美風格已不見蹤影，成為文藝為政治、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精神的范文模本。類似這種創作上的變化，李健吾不是個案，而是這一時期的普遍現象，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成為廣大文藝創作者鮮明、集中的模板指南，如有偏違，將遭受足以致毀滅的批判。在這種政治語境下，作家與批評家已經喪失了個體話語權，而淪為官方話語的傳聲筒。這是知識分子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漩渦與損失。事實上的李健吾文學批評創作，在這里成為斷點。常常設想，假如(當然這沒有意義)李健吾先生能夠從上世紀四十年代穿越到新世紀，續寫他的咀華批評，又將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呢?韓石山先生感慨遺憾李健吾熱沒有到來，而筆者則深深感慨遺憾時代給才華橫溢的李健吾先生的創作生命太過短暫。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