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5-10所屬分類：農業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通過個人在文萊華人社會田野工作經驗的描述和思考，強調田野關系和情感互動在人類學田野工作中的重要性。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情感互動是獲得田野材料和理解地方社會文化的重要渠道，被研究者的情緒或情感表達與田野中獲得的文字、影像或訪談資料一樣，
摘要：通過個人在文萊華人社會田野工作經驗的描述和思考，強調田野關系和情感互動在人類學田野工作中的重要性。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情感互動是獲得田野材料和理解地方社會文化的重要渠道，被研究者的情緒或情感表達與田野中獲得的文字、影像或訪談資料一樣，都是重要的研究材料的一部分。研究者要在田野中獲得真情實感，需要回歸到人類學長期的田野工作中，并在深入細致的參與觀察中投入情感。
關鍵詞：田野關系;情感互動;文萊華人;田野工作;海外民族志
一、研究緣起
“以非西方社會未開化民族”為研究對象的人類學自20世紀初傳入中國后，逐漸在中國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發展形成了與西方人類學不一樣的研究脈絡，那就是“中國人類學的主流和常規是做國內研究，在家鄉(本國)做田野工作是中國人類學很發達的傳統”①。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日趨緊密以及中國人類學學科發展需要等多種因素的推動下，中國人類學“在本國做田野”的傳統逐漸被打破，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走出國門，開始對不同于“我們”的“異域”進行探索和研究。②
2017年初，廣西民族大學東盟學院建立文萊研究所。田野工作是認識“異文化”不可或缺的一步，對于研究文萊這樣一個缺乏文獻資料、缺少深入的民族志研究成果的國家來說，“田野”顯得尤為重要。2017年7月，筆者與研究團隊一行4人第一次前往文萊，開始了文萊華人社會田野工作的探索和實踐。在過去三年多時間里，筆者5次前往文萊，深入體驗文萊社會的文化與習俗，并通過文萊華人的移民歷史、宗教信仰、華文教育和華人社團等方面了解文萊社會和國家的發展狀況。據悉，筆者是中國內地第一個在文萊進行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學者。通過個人的田野經驗和實踐，筆者發現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在田野中很容易得到當地華人(被研究者)的接納和信任，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基于共同的族群身份、文化認同以及由此所激發的個人情感與共鳴，影響著筆者在文萊田野關系的建立、互動和研究工作的進程�；趥�人在文萊田野工作的經驗，本文試圖探討在人類學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情感關系的建立、互動以及這一過程所產生的情感共鳴對田野工作的影響。
二、進入田野與田野關系的建立
(一)關于文萊
文萊(BruneiDarussalam)全稱文萊達魯薩蘭國，是位于東南亞加里曼丹島北部的一個馬來伊斯蘭君主制國家。文萊北瀕南中國海，與越南隔海相望，和馬來西亞接壤，并被馬來西亞東部的沙撈越州分隔為東、西兩部分。文萊國土總面積為5765平方千米，海岸線長162千米，是東南亞國土面積較小的國家。①根據文萊經濟規劃與統計部提供的數據，文萊2019年全國人口總數為459500人，其中主體民族馬來人(Malays)為302200人，華人(Chinese)為47200人，其他族群(others)為110100人。②文萊以伊斯蘭教為國教，大多數居民信奉伊斯蘭教。文萊伊斯蘭文化氛圍濃厚，首都斯里巴加灣市2015年被選為亞洲伊斯蘭文化之都。③文萊是君主制國家，蘇丹是國家最高元首，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文萊盛產石油和天然氣，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國家之一。
(二)去文萊：田野的開始
“在個人層面上，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跨出他們自己的文化安全地帶，進入一個陌生的、有時是令人不安的世界。田野中的人類學家有可能遇到許多挑戰——生理的、社會的、精神的、政治的、倫理的。”④除了要面對上述的種種挑戰，人類學家要開辟一處新的田野還要遇到諸多困難。日本人類學家黑谷沢認為，所有有經驗的田野工作者都知道，讓自己進入一處新的研究地點時，都要花費許多金錢、時間和精力。⑤這包括得有一個地方生活和工作，有交通工具且對當地足夠了解以便四處走動，以及在他感興趣的社會群體中結識關鍵人物并與他們友好相處等。與很多人類學家進入田野之初所遇到的種種困難相比較，筆者在文萊田野的開始可謂是一個例外。
2017年6月底，筆者收到文萊華人沈先生發來的微信，他詢問筆者當年7月中旬是否能安排去文萊做田野，如果能去，他將幫忙安排行程，其中包括參加文萊蘇丹71歲華誕慶典。沈先生2017年4月底與文萊大學的一名教師到筆者任職的廣西民族大學東盟學院訪問，那時文萊研究所剛剛成立，相關研究尚未開始。當筆者談及有關文萊的研究以及未來計劃去文萊做田野時，沈先生說，如果筆者去文萊做田野，他可以幫忙安排，但筆者沒有想到，這個“安排”來得這么快這么突然。7月恰好是暑假，而此次田野能有機會參加文萊蘇丹的生日慶典，這是認識文萊社會非常好的一次機會。于是筆者沒有太多猶豫，決定安排時間，半個月后去文萊開展初步的田野考察。與筆者同行的還有廣西民族大學東盟學院潘艷賢老師和碩士研究生馬莉莉、趙凱莉。
文萊是馬來伊斯蘭君主制國家，有不同的文化與習俗。盡管筆者長期以來在廣西中越邊境地區的壯族、瑤族、京族鄉村社會開展田野工作，積累了一定的田野經驗，但要漂洋過海到文萊開辟新的田野點，仍然感到有些緊張，尤其擔心自己因為對文萊社會文化了解不足會在田野中造成不必要的誤會或不適。所幸在研究團隊出國前，沈先生特別提醒我們要注意著裝和訪問的禮儀等問題：因為要拜訪華人社團和華人領袖，衣著要比較正式，不能太隨意;文萊是伊斯蘭教國家，盡管我們不是穆斯林，但著裝也不能太短太露，裙子要長過膝蓋;盡量不要穿黃色的衣服，因為黃色是皇室的顏色;我們將出席文萊蘇丹的華誕晚宴，為此要準備一件白色禮服，禮服要求是有領子的長袖長裙。此外，沈先生還建議我們制作個人名片以及印制有廣西民族大學東盟學院名稱、院徽的小錦旗，以便與訪問的社團或學校交換。這次文萊田野之行的準備工作與筆者過往在中國鄉村社會的田野經驗完全不同，大家在臨行前趕著印制名片和錦旗，到布料市場量身訂制白色禮服，準備各種有中國或廣西特色的禮物，比如茶葉、中國結和刺繡品等。尚未踏出國門，我們已經感受到了去異國開展研究的氣息。
三、在文萊做田野：個人經驗與實踐
文萊給予中國公民14天的赴文萊落地簽待遇，因此確定了行程，購買了往返機票，筆者與研究團隊一行4人如期踏上了前往文萊的旅程。這次僅有10天的短暫的“田野”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志田野工作，只是一次對田野點的初步考察，然而它的特殊意義在于這場由文萊華人引薦的、被安排好的“田野”是筆者進入文萊的方式，它使筆者對文萊社會的理解和研究不可避免地從華人社會開始，并以團隊的形式展開。“從中國來的”“碩士生導師”或“教授”“研究生”等標簽在團隊進入田野之時就開始在這個錯綜復雜的田野空間中呈現，并影響著我們(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關系的建立和田野工作的進展。
(一)一場被安排好的“田野”：田野關系的建立
2017年7月13日，筆者一行4人從廣州白云機場起飛，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轉機后順利抵達文萊首都斯里巴加灣市。沈先生和他的哥哥(沈校長)到機場接機，并將我們送到預訂好的酒店。①當天我們在一家中餐館吃完晚飯后，沈校長給了我們每人一份日程安排表，日程表將我們在文萊每一天的安排都計劃得清清楚楚，包括接車時間、訪問的人物(社團或學校)、時間、地點和事件等。原來在我們到達文萊前，沈先生和沈校長就已經為我們的田野做了周全的安排，并提前與要訪問的華人社團及華人領袖取得了聯系。在這場“被安排得很好的”10天的“田野”里，我們參加了文萊蘇丹71歲華誕慶典，訪問了8個華人社團和3所華文學校，拜訪了3戶華人家庭和1戶當地土著伊班族家庭。研究團隊在很短的時間里從城市到鄉村，訪問了文萊全國4個區的文萊—摩拉區、都東區和馬來奕區，除了被馬來西亞沙撈越州分隔的淡布隆區因為交通不便沒能到訪外，其余的3個區都有訪問。
相關期刊推薦：《民族藝術》(季刊)創刊于1985年，是由廣西民族文化藝術研究院主辦的民族藝術刊物。刊發各類關于中華民族民間文化藝術研究的文章，尤其歡迎選題獨特、材料豐富、方法新穎、視野開闊的文稿，提倡立體性跨學科研究。設有：特稿、前沿話題、學術訪談、特別策劃、文化研究、藝術探索、田野觀察、書評等欄目。
這次初步的田野考察讓研究團隊在很短的時間里對文萊社會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時也讓文萊的華人開始認識我們——來自中國的學者和年輕的研究生們。除了沈先生，沈校長在研究團隊進入文萊的田野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文萊長大的沈校長熱心收集當地華人的歷史資料，并時常在華文報紙發表文章，加上他熟悉文萊社會，社會脈絡廣，不僅是我們認識更多華人的引薦人、“司機”，還是我們在田野中的關鍵顧問(keyconsultant)。沈校長沒有受過人類學的訓練，他因為我們在文萊的田野才知道“田野”的概念，但他努力從筆者的解釋中去理解“田野”，并幫助我們把這一信息傳達給我們的研究對象。2017年7月，沈校長帶著我們第一次訪問馬來奕縣華人機器公會和詩里亞新村互助社。當我們到達座談會現場時，筆者驚訝地發現在主席臺上掛著“熱烈歡迎廣西民族大學東盟學院汶萊①田野考察團”的長條橫幅。
國家都有關于華人歷史的著作，唯獨文萊沒有，他對此表示很遺憾。沈校長希望通過研究團隊在文萊的田野工作，收集資料，記錄華人口述歷史，最終能出版一本文萊華人歷史的書，以記錄華人在文萊的奮斗歷程。沈校長同樣把他的這個想法傳達給華人社團代表或華人領袖。當他第一次把我們介紹給受訪的個人或社團時，通常都會提到我們來文萊的目的是做“田野”，并幫助我們進一步解釋“田野”的含義，同時強調我們在文萊收集資料、做口述訪談的重要意義，那就是要完成一本有關文萊華人歷史的書。因此，他提醒受訪人家里如果收藏有歷史資料，比如老照片、舊證件等，請提供給我們復印或收藏，以便用于研究。
(二)文萊紙媒：田野關系的擴展
2017年7月18日，一篇名為《廣西民族大學收集資料擬出版汶華人發展史》的報道在文萊的主要華文報紙《星洲日報》(馬來西亞)的《今日文萊》頭版發表。這則配有研究團隊與華人社團代表大幅合影的報道寫道：“東盟各國已有相關史冊出版，唯缺汶萊一頁，中國廣西民族大學為彌補此項缺憾，特派四名代表到汶萊進行汶萊華人社團和社區田野考察，收集第一手資料，也盡早將隨時湮沒的史料，記錄成冊……希望華人華團會員、家眷或民眾，如手上還保留的刊物、史料、相片等，盡可能提供給考察團……”除了頭版報道，報紙A5版還圖文并茂地報道了研究團隊近幾日拜訪各個華人社團的活動內容和照片。與此同時，另外兩家在文萊銷售的華文報紙《聯合日報》和《詩華日報》也陸續報道了我們在文萊的“田野工作”。
研究團體的“田野工作”成了地方報紙的新聞，這是筆者完全沒有想到的。這些新聞內容，有的是記者跟隨拍照報道，有的是沈校長為報社提供新聞素材，還有的是受訪的社團或個人給報社投稿。這些新聞報道了研究團隊有關的活動內容，通常還配有照片以及個人的信息，包括姓名、工作單位和學歷等。沈校長告訴筆者，通過報紙報道可以讓更多華人了解我們在文萊做的田野，進而支持我們的研究工作。果然，確實有不少田野報道人還沒有與我們見面，就已經通過報紙“認識”了我們。2017年7月，我們在沈先生的幫助下有幸登門拜訪德高望重的華人領袖林先生。那時林先生已有99歲高齡，平時較少與外界聯系，但當沈先生向他說明中國來的老師和研究生想要訪問他時，他欣然接受。記得那天中午訪談結束，我們正準備離開林先生的家時，林先生恰好看到他兒子手中的華文報紙，便笑著對筆者說：“看到報紙，我就知道你們來了。”林先生的這句話，讓筆者感動了很久。
田野中的新聞報道幫助文萊華人了解研究團隊的田野工作，并由此產生對我們的信任，這可能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田野關系的建立方式。我們最初也曾因為能夠“上報紙”而感到興奮，但隨著田野的深入以及田野活動的頻繁報道，筆者開始陷入困境。那就是田野工作中受訪者的個人信息是否應該公諸于眾，這涉及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隱私以及研究者如何保護他們的研究對象等問題。另外，田野中的新聞報道是否會引起華人社團內部或個人之間的矛盾或競爭，因為“誰上了報紙”“誰沒有上報紙”或者“為什么我的訪問沒有見報”等問題可能都會在當事人之間引起猜測和懷疑，甚至會引起研究對象的誤會而產生隔閡，影響田野中的關系和工作進展。如何理解地方社會，了解田野中不同群體或個人的意愿、想法甚至需求，仍需要在未來長期的田野工作中不斷地觀察、發現和理解。
四、田野中的情感關系與互動
人類學是關于“人”的研究。田野中的感情因素對田野工作的影響開始不斷受到研究者的關注。費孝通指出：“社會調查關鍵是在有豐富的感性知識，在有行為有感情的實際生活中去觀察、去發現問題、去分析研究。”①周大鳴和秦紅增強調：“田野工作的情感因素與客觀性并不互相矛盾，在田野中帶入情感并不等于收集資料的主觀性，而‘分離’并不總是導向客觀;人類學田野工作者不僅不能排斥情感，而且必須正視情感，融情感于田野中。”②伊達·費德澤拉指出，田野工作過程充滿參與者的活力和感情，而參與者則包括田野工作者本身和她的研究對象。③
古塔·阿基爾(GuptaAkhil)和詹姆斯·弗格森(JamesFerguson)指出：“人類學的田野是社會的、相互的，需要關系、行動、利益乃至身份建構方面的互動。”④在文萊的田野工作中，筆者能夠深切感受到田野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情感關系與互動影響了田野的進展和資料的收集。作為一名女性的中國學者，筆者的性格、性別以及建立在與當地華人共同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之上的情感因素在田野中不斷地被糅合并產生共鳴。這些情感因素在田野中不僅影響著筆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系、研究資料的獲得，還激勵著筆者將文萊研究作為一種使命和擔當，無法推卸。
(一)身份認同、文化認同與情感互動
黃應貴認為，“以參與觀察為主的田野工作并非是絕對客觀的研究方法”，即使是訓練有素的田野工作者，“個人的自我實踐、民族志知識乃至文化背景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其成效與結果”。⑤云昌耀(Chang-YauHoon)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華人社會的田野表明，他的性別、階級、族裔、教育背景等社會身份影響了他的田野工作。⑥林恩·休謨在澳大利亞一個土著部落的田野工作發現，“幾十年種族歧視所造成的土著對白人的不信任”影響了他在當地的田野工作，他被認為“不過是又一個來刺探他們生活、問東問西然后轉身離去的白人研究者”⑦。高雅寧在廣西靖西壯族農村地區的田野工作首先要突破個人“臺灣人”的身份障礙后，才能順利得到當地人的信任并在女性儀式專家的研究中獲得性別的優勢。⑧——論文作者：潘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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