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07-09所屬分類：科技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實現城市生活垃圾的有效治理需要政府、私營企業、社會組織及公眾等主體共同參與，激發多元主體治理合力。文章針對當前城市生活垃圾協同治理過程中出現的治理主體溝通不便、利益表達機制不健全等問題進行了總結和分析，在此基礎上，結合互聯網信息技術
摘要：實現城市生活垃圾的有效治理需要政府、私營企業、社會組織及公眾等主體共同參與，激發多元主體治理合力。文章針對當前城市生活垃圾協同治理過程中出現的治理主體溝通不便、利益表達機制不健全等問題進行了總結和分析，在此基礎上，結合互聯網信息技術手段的優越性，提出通過建立各主體通過構建多主體信息溝通平臺、結合互聯網技術，建立利益協調機制、運用互聯網和物聯網等技術，建立動態監管機制等措施來完善多元主體協調治理模式，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效率。
關鍵詞：“互聯網+”;垃圾分類;協同治理
1概述
近年來，隨著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生活垃圾也呈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據統計，2017年，中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已達到21521萬噸，并且全國城市垃圾正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長。沒有得到有效收集處理的生活垃圾，不僅污染了空氣、水源，也對城市居民的生命健康構成了威脅。
運用“互聯網”技術手段，建立政府、私營企業、社會組織及公眾等主體的協同治理機制，是實現生活垃圾的減量化、無害化和資源化處理的重要途徑。基于“互聯網+”技術所衍生出的協同治理平臺是利用信息化技術、大數據交互分析技術、網絡技術綜合形成的一種高效數據分析管理系統[1]，是目前提升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所謂協同治理(Synergisticgovernance)，是指眾多利益相關主體，面對共同問題，基于一定的共識、信任與合作，采取集體行動，致力于實現既定目標的行為與過程[2]。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模式通過有效激發多元主體的積極性及其專業優勢，有利于彌補單方面依賴政府進行管理的不足，也有利于減輕政府負擔并提高治理效率。
2傳統模式下城市生活垃圾協同治理的難點
2.1治理主體溝通不便
目前在城市生活垃圾治理中，由于缺乏信息公開機制和信息溝通機制，不同治理主體難以實現互聯互通的信息溝通與信息共享，進而導致政府各部門之間、政府部門與企業、公眾之間存在著信息孤島，各主體難以及時了解各自的工作進展。同時，由于缺乏統一指揮各治理主體的行動的信息指揮中心，各主體的工作進程也難以統一。
以垃圾處理和垃圾回收為例，生活垃圾處理由市城管委和各區城管局負責，而垃圾回收由經貿委負責，垃圾的基礎設施建設及相關轉運工作由相關企業負責，由于尚未建立各部門之間的信息交流平臺，不同部門之間以及相關職能部門同企業和民眾之間皆難以了解各自的工作進展，也難以實現協同作業，進而導致垃圾分類效果難以提升。此外，由于信息共享平臺的缺乏，居民對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現實需求也缺乏表達與反饋機制，進而難以激發公眾垃圾分類工作的積極性。
2.2利益表達機制缺失
利益表達機制缺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政府對公眾、企業及環保組織等主體利益訴求得不到響應。在社會組織在對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情況展開調研的過程中，部分主管部門拒絕公開其預算信息及相關作業信息，進而形成信息不對稱的局面。此外，相關社會組織在城市生活垃圾治理過程中所需要的資金、人力等方面也缺乏利益保障和資金扶持。
第二，承擔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處理的部分企業常采取回避公眾的現實需求，具體體現為在城市生活垃圾的源頭分類過程中，相關參與企業忽視居民對垃圾源頭分類減量的利益需求，盲目建設垃圾分類設施。
第三，相關企業的相關利益訴求得不到重視。相關企業在承擔城市生活垃圾分類設施建設及轉運過程中，存在著需要優化運輸路線、合理劃分職責等利益要求，對于部分超出合同約定范圍之規定的內容，也需要進行進一步的利益協商，但由于相關職能部門缺乏靈活的利益協調機制，導致城市生活垃圾的協同治理過程中存在著企業、政府同時“缺位”的現象。
2.3約束監管機制不完備
基于理性經濟人假設，在城市生活垃圾治理過程中，各參與主體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會出現走形式或不作為的現象，而監管機制的缺失會進一步助長其消極行為。目前，我國尚未出臺覆蓋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全過程、全產業鏈的法律監管體系，也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監管制度，所以在城市生活垃圾治理過程中依舊存在著違規操作行為。
具體而言，在生活垃圾源頭分類過程中，由于缺乏對居民生活垃圾分類行為的監管，居民為節省時間對生活垃圾進行“一包扔”的現象依舊普遍，導致生活垃圾分類依舊停留在宣傳層面。即使在社會義工及拾荒者對生活垃圾進行二次分類后，由于轉運監管機制的缺失，部分生活垃圾分類的試點城市依舊存在著對分類后的生活垃圾進行混合清運的現象。由于在清運過程中尚未進行建立臺賬登記制度，環衛部門及相關企業的清運數據、處理數據也極少對外公開，其作業情況也缺乏公眾的監督。
3“互聯網+”技術在城市生活垃圾協同治理中的優越性
基于“互聯網+”技術的協同治理平臺拓寬了各主體的參與渠道，有利于聽取民意、及時回應居民訴求，為城市生活垃圾的協同治理提供了開放化、社會化、集成化的政府信息服務，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的協同治理的透明度和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同時，基于“互聯網+”技術的協同治理平臺也提供了海量數據，有利于打破信息孤島限制，實現多方信息共享，合理調動各項資源，逐步形成覆蓋社區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網絡。
此外，結合互聯網平臺將城市生活垃圾治理中居民的個性化服務需求與社會組織、企業及政府部門的服務進行對接調配，有利于降低城市生活垃圾治理中各主體互動的成本，提高公共服務設施的可及性。通過各部門的及時溝通，也有利于實現形成統一的管理意見，進而避免各自為政、推樓扯皮等問題的發生。
4基于“互聯網+”技術的城市生活垃圾協同治理創新路徑
4.1構建多主體信息溝通平臺
在城市生活垃圾協同治理過程中，結合“互聯網+”技術，建立線上多方信息溝通平臺有利于擺脫以往信息自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層級傳遞，實現各治理主體之間及時、平等的信息交流。公眾通過線上信息交流平臺，及時表達自己對城市生活垃圾分類、轉運、處理各環節中的意見與需求，有利于實現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收集治理的“因區施策”，高效統籌資源配置;政府各部門通過線上信息交流平臺，對各自的工作進展進行及時的溝通交流，統一工作部署，促使各部門治理措施相互銜接，相互配套。
此外，政府可通過該平臺明確界定政府部門與企業各自的工作范圍，企業對自身所承接的各項服務及時同政府部門溝通，形成政府企業各自“不缺位、不越位”的局面，發揮各自的優勢，同時及時征求公眾意見、回應居民需求并公布工作進程，接受居民監督，提高政策執行的公信力。
4.2結合互聯網技術，建立利益協調機制
在城市生活垃圾的協同治理過程中，政府可借助“兩微一端”平臺，建立各主體的利益表達機制，同時也需發揮大眾傳媒在各主體利益表達中的作用。其次，政府需要通過教育引導和輿論導向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共識以規范各主體的利益動機及利益獲取行為。在決策部署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方案時，可結合大數的技術手段，對各主體的利益表達及城市生活垃圾設施分布等信息進行數據匯集，進而通過遺傳算法、神經網絡、智能仿真等大數據分析技術對各治理方案可能的結果進行分析，優化決策方案。
通過互聯網平臺，匯聚各治理主體的觀點和經驗，依據各自的利益要求優化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方案。對城市居民而言，垃圾中轉站在居民社區的選點要進行地理數據測評，選擇影響較小的合理區域，對所影響到的居民可根據數據建模分析的結果及實地狀況提供一定量的利益補償。對參與企業的工作程度可以根據其在工作的范圍、程度及任務完成情況進行不同等級的補貼。同時，對所建立的分級利益補償機制還需通過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形式確立下來。
4.3運用物聯網等技術，建立動態監管機制
在城市生活垃圾協同治理的過程中，需要充分運用互聯網和物聯網等技術，建立全面覆蓋城市垃圾治理動態監測系統。相關管理部門的后臺信息系統能及時追蹤各治理主體的工作進程、計劃完成情況及其行為動態，并通過結合相關數據對協同治理工作進行規律分析，及時發現其中的不正常情況，對相關部門不作為或偏離決策部署的情況進行及時通報，根據治理實際動態調整治理策略和工作進程。通過結合傳感器、物聯網技術及二維碼掃描技術，對城市生活垃圾全過程進行監控。在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的源頭設置智慧分類設施，及時監督各試點社區居民的垃圾分類情況，將垃圾分類的責任落實到居民個人。
通過建立生活垃圾轉運臺賬登記制度并結合GPS技術對垃圾的清轉情況進行實時監控，減少生活垃圾在轉運過程中的二次污染，同時避免分類后的生活垃圾的混合運輸。在生活垃圾處理的末端，通過聯網的視頻監控及垃圾處理率的及時公布，對城市生活垃圾的無害化處理情況進行實時公布。此外，相關職能部門可通過數據分析、民意測評等方式及時發現設施運營的安全、污染問題。同時也需對各參與主體所公布的數據信息引入問責、質詢機制，確保其數據資料的真實性和精確性。
參考文獻：
[1]裘是寅，楊子睿.基于“互聯網+”的協同創新平臺構建[J/L].電子技術與軟件工程，2018(24)：2.
[2]黃開興，王金霞，白軍飛，等.農村生活固體垃圾排放及其治理對策分析[J].中國軟科學，2012(09)：72-79.
相關刊物知識：《中國軟科學》(月刊)創刊于1986年，是由江澤民總書記題寫刊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主管的國家中文核心期刊和國家一級學術期刊。本刊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軟科學研究會理事長成思危先生擔任名譽社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長宋健院士任本刊總顧問，18位領導同志及國內外知名專家任本刊顧問，馬俊如任社長。榮獲國家一級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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