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8-03所屬分類：教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發展的動力在于人力資本的積累，特別是教育。正如新加坡的經驗所證明的那樣，教育可以引導和促進一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事實上，教育是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所真正應該首先關心的。本文就教育提出一條可能的薩伊定律，即通過造就一支達到一定規
摘要：發展的動力在于人力資本的積累，特別是教育。正如新加坡的經驗所證明的那樣，教育可以引導和促進一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事實上，教育是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所真正應該首先關心的。本文就教育提出一條可能的“薩伊定律”，即通過造就一支達到一定規模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技術工人隊伍，一國或可大量吸引需要雇用這些技術工人的國內和國際投資(通常是在服務業和制造業部門內)。也就是說，在造就這樣的一支技術工人隊伍的同時，或有可能也就造就了對這支隊伍的需求。在一個日益由全球供應鏈和生產鏈、全球直接投資和金融資本流動驅動的時代，教育的這種對技術工人的需求效應尤其明顯。那些在其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中優先考慮教育投資，而且其政府在這方面起到強有力的引領作用的國家，將尤有可能從其教育投資的這一效應中受益。
關鍵詞：教育投資;薩伊定律;新加坡;經濟發展
一、引言
本文關注教育在經濟發展中的推動作用。所用的經濟發展概念來自Lewis，即勞動力從傳統的低生產力部門(如農業)轉移到其他新興的擴張部門(如工業和服務業)，這些部門擁有比農業更高的勞動生產率。[1](PP.139-191)然而，盡管Lewis準確地抓住了經濟發展過程的本質，但他疏忽了強調一個重要的方面，即要成功地開展跨部門勞動力轉移，一個重要條件是在轉移之前，將被轉移的工人首先獲得合適的人力資本，而在不同形式的人力資本中，教育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Liu提出了一個經濟發展模型，在該模型中，一國的經濟發展由人力資本積累推動，特別是由教育投資推動。通過對教育進行投資，來自傳統部門的人員(或其子女)可以離開這些部門(如農業)，遷移到工業和服務業等其他正在發展的部門。理論上，通過這種轉移而可期望得到的更高收入應該能充分激勵潛在的轉移者事先投資于教育。然而，常常存在各種障礙導致個人教育投資市場嚴重失靈。Liu討論了政府可如何通過提供必要的愿景、領導和規劃來進行干預，以一方面引導個人和私營部門對教育進行投資，另一方面動用必要的公共資源補充私人投資。該文認為，只要政府積極發揮其作用，或許可以使教育投資和教育發展步入一種正向循環，一種類似于“薩伊定律”的效應，即通過造就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高技能工人，且達到一定規模，便有可能同時為利用這些工人創造足夠的需求。在此過程中，一國的經濟和社會也就同時得到了發展。[2](PP.37-53)
本文圍繞是否存在一條關于教育的“薩伊定律”繼續展開討論。首先回顧和分析教育市場所經常出現的缺陷，以及政府所能起到的作用，然后對可能存在的“薩伊定律”作進一步界定。一個真實的由政府主導的教育投資引領社會經濟發展的成功案例是新加坡。自其獨立之日起，新加坡政府通過各種干預措施有效地主導了該國的教育投資和社會經濟發展，其經驗似乎恰好印證了本文的假說，即存在一條關于教育的“薩伊定律”。然而，這一“定律”是有條件的，本文指出幾條重要的限定條件。下文第二節回顧發展中國家政府對教育市場進行強有力干預的理由，同時進一步詮釋關于教育的“薩伊定律”的含義。第三節介紹新加坡案例。第四節歸納總結新加坡經驗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借鑒意義，指出所存在的“薩伊定律”的有條件性。第五節總結全文。
二、教育市場上國家的作用
在以教育為導向的發展戰略下，政策關注的首要領域，或者說這一戰略的最核心部分，是對教育的投資。這種投資可以通過市場來組織，并且在世界許多地方，在不同程度上，市場也確實是這類投資的主要組織方式。然而，僅僅依靠市場往往無法提供一國所必需的教育投資，需要政府在這一關鍵領域進行充分和有效的干預。
(一)教育市場及其失靈
理論上，如果資本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如果人們對教育的未來回報有完美的預期，如果教育投資無外部性，個人應該能夠對教育投資做出對其個人(或家庭)和社會都最優的決策。然而，眾所周知，教育的外部性是存在的，而且對教育未來回報的預期不可能是完美的(因而存在不確定性)。因此，即使個人做出了規避風險的最優決策，對社會來說也不可能是最優的選擇。此外，資本市場可能存在嚴重的缺陷，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因此即使教育領域擁有良好的投資機會，個人也無法充分利用其未來的收入來獲取貸款，除非他們已有足夠的資產來充當抵押品。這也意味著貧窮的個人或家庭最終可能無法利用這些投資機會。①
經濟學和社會科學文獻包含了許多關于市場和政府失靈的討論。許多教科書為完全競爭的市場列了一套嚴格的標準，不滿足其中任何一項都可能導致市場失靈。實際上，很少有市場滿足所有這些標準。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政府可以采取以下任何一項行動：1.不采取任何行動(放任自由);2.規范和改善有關市場的運作(市場強化);3.與市場建立伙伴關系(公私伙伴或公私合營);4.直接接管全部或部分市場職能(市場替代)。積極的公共政策可涉及后三個方案中的任何一個或全部，但從最佳改善市場配置的和成本效益而言，哪一個方案是最好的則只能視具體情況而定。不一定要選擇可以有效改善現有市場配置但成本高昂的解決方案。而且，人們也普遍認識到，有時采用一系列相互協調和相互補充的政策措施以解決一組相互關聯的市場失靈，可能比單一進擊其中任何一個失靈都更為有效。
鑒于其在推動發展方面所起的關鍵作用，在教育方面采取積極的公共行動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不采取任何行動絕不是一個選項)。比如，在提供助學貸款方面，可以努力改善資本市場的運作。可以結合私人和公共資源在供給方面進行投資，以改善和提高各類教育設施(學校、學院、大學)及其教學質量，并在需求方面提供各種獎學金、助學金，以使更多貧困家庭的學生從中獲益。也可以直接動用獨立的公共投資分別在供需兩方補充次優的私人投資。為了確保這些投資不會“擠掉”私人投資，可優先考慮配置公共投資于那些特別缺乏私人投資的領域，或者那些出于外部性和公平性考量需要特別加以提升的領域。
其中一個領域就是普及基礎教育。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雖然部分人口已經享有相當高的教育水平，但仍有一些人甚至沒有接受到基礎教育。如果要讓這些人成為發展過程的一部分，接受基礎教育對他們來說尤為重要。隨著世界各地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雖然這種基礎教育不足以使一個人成為熟練工人，但它可能是該個人成為一個非熟練工人的必要條件(因為如果連這種基礎教育都沒有，他或許會完全失業)。
(二)政府的作用：愿景、領導和規劃
但是，國家的作用不應僅僅限于一切以市場為主、由市場來主導相關過程，而只在其中做一些修修補補的事。在教育這一關鍵的領域，國家的作用必須包括繪制愿景、提供強有力的領導，以及制定具體規劃，而且這些都必須充分地提前做。在教育上，一個很現實問題是：培養一名熟練工人需要數年甚至更長時間，并且最好在他/她還在接受基礎教育的年齡時就開始培養。因此，如果要滿足未來社會經濟發展對熟練工人的需求，就需要有一些長期的前瞻性規劃。
而且，愿景和規劃不應僅僅限于滿足未來對熟練工人的某些已知需求。畢竟，關于這些未來需求的明確信號有哪些呢，來自哪里呢?愿景、計劃和領導還必須與塑造期望和促使情況發展有關!不用說，從消除任何不確定性的意義上來說，對未來的任何期望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從政府那里獲得關于未來愿景的具體目標及規劃，以及由政府提供堅定不移的承諾和領導，可以幫助個人在教育其自身以及子女方面做出更好、更明智的決定，尤其是針對那些或許需通過借款來進行相關投資的個人或家庭。在放貸方方面，政府的這種愿景、承諾和領導力也將有助于他們在貸款方面做出更好、更明智的決策。
政府在擴大教育方面給出明確的愿景、提供強有力的領導和制定相關的戰略規劃，對于一個國家實現其經濟發展目標至關重要，但也不能認為政府只需要提供這樣的愿景、領導和規劃。即使政府對方向和目標提供了明確的信號，也不可能指望市場來完成所有工作。政府還需自己卷起袖子，與市場合作以共同實現其愿景。如前所述，這很大可能需要政府直接對教育進行投資，包括在需方和供方。政府還可以與私營部門建立某種伙伴關系。同時，政府還必須發揮其不可或缺的監管作用，嚴格監控公立和私營教育部門的教學質量和標準。
(三)薩伊定律
在經濟學中有一條古老的定律———“薩伊定律”。法國經濟學家Jean-BaptisteSay在其于1803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論著》中寫道：“一產品剛剛誕生，它就為其他產品提供了一個市場，其價值就是該產品的價值。”[3](P.138)這一“定律”常被簡單地概括為“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這一名言。但需要重申，薩伊實際上并沒有斷言在一個給定價值的產品A被生產出來的那一刻起，同等價值的對該產品的需求就誕生了。實際上，等同于該產品價值的需求是針對所有產品的：A、B、C等等。但如果每個產品都這樣做，那么對產品A的需求也就會等同于其自身的價值。
這條定律遭到了嚴厲的質疑，尤其是在凱恩斯的《通論》中。質疑的核心問題是商品和服務的普遍過剩是否可能。歷史不斷地證明了這種可能性。①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去追循薩伊或其他持有相同觀點的古典經濟學家以重申這條定律的有效性，而是通過它去指出存在關于教育投資的一種可能的良性效應。這一良性效應恰恰類似于一種“薩伊定律”———但這并不是字面上的，而是意境上的。這種良性效應可表述為：
當教育的初始投資達到某個臨界點，以至于成功地培養出了一支達到某一臨界規模的熟練工人群體時，該群體的存在將有助于吸引大量需要雇用這些熟練工人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投資。或者可以說，當教育投資在造就這樣的熟練工人時達到了一定規模，就有可能同時吸引針對這批熟練工人的需求，而且有時該需求甚至可以超過這支隊伍的現有人數。
在考慮勞動力市場上的供需平衡時，當然還需說到工資，并區別短期與長期。圖1給出相應的勞動力市場模型，其中橫軸代表經過教育投資的勞動力人數。與傳統勞動力市場模型不同，圖1中的橫軸還考慮到各工人、職員的加班工時，也即在某個時間段(天、周、月)內超出某個標準小時數的工作時間。在任何一個社會，通過法律或約定俗成，都對這樣的標準工時數有嚴格的規定，超出的部分即為超時數或加班工時數。由于所考慮的是經過一定教育投資的工人，在短期該勞動力市場上的實際供給人數是給定的。但通過把工人們的超出標準工時數的工作時間按這些標準工時數折算成額外工人人數，則短期勞動力的供給量還是可變動的。長期來看，通過教育投資，實際工人人數當然是可變的。
通常把一個參與勞動的工人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資叫做保留工資。圖1中，存在兩種這樣的保留工資：WAR和WIR。WAR為未經教育投資的工人(或低技術工人)的保留工資，可由其“勞動主觀成本”決定，或由其客觀“最低生活成本”決定。前者為由收入邊際效用調整過的勞動邊際負效用水平，后者則指為維持一勞動者的生理和心理在可見的未來正常運作所需的成本。不必糾結于選取哪種解釋———對本文來說，其中任何一種都可以。WIR則為經教育投資的工人的保留工資。如圖所示，它是WAR外加一個追加項，代表一經過教育投資的工人為獲取其教育而付出的成本，再分攤到其生命過程中的各工作時間單位的成本。①
圖1假定已有ON個工人經過教育投資。供需平衡取決于需求曲線。圖中標出三種可能的情況。(A)如需求曲線為D1，則有部分經教育投資的工人沒有在WIR工資水平上被需求單位雇用，相關教育投資的市場效果欠佳;(B)如需求曲線為D2，則需求和供給在WIR工資水平上恰好相等;(C)如需求曲線為D3，則經教育投資的工人人數少于用人單位所需人數。在長期，市場均衡只在情況(B)中出現。然而，在短期，如出現情況(C)，加班工時可以是一種解決辦法。為鼓勵工人們超常工作，用人單位需為加班工時提供高于通常的單位小時工資的報酬。在圖1，把這些增加部分(加班費)分攤到一工人的所有工時，則短期供需均衡會在W∗工資水平上實現。在長期，這些超出平常保留工資WIR的高收入會起到鼓勵更多工人投資于教育，成為經過教育的工人中的一員。
依據圖1，有幾點需要澄清：首先，本文所說的關于教育的薩伊定律效應，是指在長期，一國的教育投資，當達到一定規模時，會對需求曲線D所起的外移作用。這種外移，或者可使得需求充分跟上供給的步伐，并在WIR工資水平上與新的增加了的供給恰好相等，或者可使需求在該工資水平上超出新供給數。當然，不排除新需求仍然少于新的供給量的可能性，但我們重視的是前兩種情況。
新需求沒有跟上新供給的情況最近得到了世行等研究單位和學者的注意，通常指在一些國家，一些大學或得到過其他類似教育的畢業生沒有能夠很快找到適合他們的工作。②原因大都被歸結于所在國相關教育的質量欠佳、課程設置不合理，等等。這些或許確實是問題，表明一國不但需要有規模地進行教育投資，而且還需全力改進教育質量、改善課程設置，等等。但根據本文的分析，或許還需甄別以上現象是否是長期的還是僅僅是短期的，教育投資規模又是否已達到了某個規模或臨界水平。從長期來說，完美的教育質量、完全合理的課程設置是很難一蹴而就的，甚至事前都無法準確知曉，只能在實踐中摸索。只要這些不構成一國教育投資中的大問題，則真正的挑戰往往與教育投資的規模有關，以及給予相關教育投資足夠的時間去發揮其功效。
其次，處在一個動態的全球經濟中，要抽象準確地確定前述教育投資的臨界規模是幾乎不可能的。下文新加坡的例子將說明，關鍵是一國善于從全球經濟的變遷中找到根據自身條件能夠抓住的機會，并且果斷行動，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及時展開相關教育投資。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一國所需的教育投資內容將是不同的，或者說其教育戰略是需要不斷變化的。在發展初期，重點可以是基礎教育，之后則轉到高等教育，再之后或許應有更高的目標。這些與本文提出的“薩伊定律”效應并不矛盾，只不過是該效應在不同階段中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
第三，雖然強調教育投資及其規模，但也必須指出，其他條件同樣重要。很顯然，一個開放的國內經濟和全球貿易及投資體系，深度的生產碎片化以及廣泛的地區性和全球性生產網絡與供應鏈，也包括支撐這些生產鏈和供應鏈的各種物質條件，如快捷、高效的交通和通訊設施等，都將有助于一國在人力資本投資成熟時充分吸收海外投資。在圖1中，這些均表現為需求曲線的外移。因此，如同下文將指出的，本文提出的關于教育的“薩伊定律”，可被看作是一條“有條件的”薩伊定律。
第四，圖1中主要考慮的是教育的私人投資，而本文倡導的是國家的作用。實際上，兩者并不矛盾。首先，如上文已強調的，充分的私人投資迫切需要國家地引領和支持。另外，即使由國家主導相關的教育投資，投資的主體一般仍是私人部門。
相關知識推薦：有影響力的教育核心期刊
最后須指出，我們提出的針對教育的“薩伊定律”，在一個關鍵方面不同于原來的薩伊定律：借用“后向聯系”概念，可把原有薩伊定律描繪為“向后看的”，因為關于它的解釋是完全根據一產品在其生產過程中應計的要素收入的;而本文提出的關于教育的“薩伊定律”則是“向前看的”(如同在“前向關聯”概念中那樣)，因為它完全取決于所創造的人力資本的潛在生產力。
三、教育在新加坡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作為上世紀東亞四個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之一，新加坡的經濟發展長期以來一直是學者和決策者關注的焦點。1965年至1995年期間，新加坡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4%。[4]經濟增長的巨大成功，促使發展經濟學家研究并思考是否可在其他國家復制新加坡的增長模式。研究人員將新加坡快速的經濟增長歸因于多個因素，如國家干預、地理位置、教育，甚至包括灌輸理性主義、實用主義和精英主義的國家價值觀。
本節旨在分析新加坡經濟發展背后的原因，并討論教育在這一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對新加坡經濟增長背后的驅動力的解析表明教育雖然不是新加坡經濟快速增長的充分條件，但卻是一個必要條件。前瞻性的教育政策與不斷變化的經濟需求相結合，使得新加坡始終擁有能夠滿足這些需求的合適勞動力。事實上，正如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光耀多次重申的那樣，新加坡的發展戰略即是“開發新加坡唯一可以利用的自然資源，即人民”。然而，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府干預和擁有一個確保教育與經濟需求協同作用的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這一切都不可能實現。①
本節首先簡要概述新加坡的經濟發展軌跡，然后對新加坡經濟發展的現有理論進行批判性介紹，之后分析教育是如何與新加坡多年來實施的不同發展戰略相互作用的。本節所說的新加坡教育是指旨在提高人口技能水平的正規教育或培訓，以所達到的正規教育水平為基準。
(一)新加坡的經濟發展
雖然大多數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著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過渡的挑戰，但新加坡不必克服這一初始階段，而直接躍升為制造業密集型經濟。該國處于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貿易航線之一的戰略要道上，使它在18世紀和19世紀成為了東南亞最重要的商業、運輸和通訊中心。這為新加坡獨立后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非常重要的優勢”。[5](P.1)
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65-1980)可被描述為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經濟。后殖民主義初期，不少新獨立的東南亞國家采取了進口替代型發展戰略，減少了對進口商品的依賴，新加坡也不例外。與馬來西亞分離后，新加坡國內市場規模急劇縮小，其發展戰略逐步轉向出口導向型工業化。到20世紀80年代初，面向出口市場的制造業貢獻了28%的GDP和34%的就業。②
經過二十年的制造業擴張，新加坡被迫進入第二個發展階段(1980-1990)，從勞動密集型經濟轉變為資本密集型經濟。不斷上升的勞動力成本和來自鄰國的日益激烈的競爭逐漸侵蝕了新加坡的比較優勢，迫使其重組經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開展對高技術產業的投資和提高勞動力的科學技術水平，目標是從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制造業轉向高技術和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微芯片和半導體制造商受到了積極地鼓勵和追捧。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新加坡進入了經濟發展的第三階段，其特點是知識經濟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快速的技術進步促使新加坡進入了當前的發展階段，重點是在創新和創造力中應用知識，使經濟重心偏離傳統生產和傳統工業生產要素。——論文作者：劉民權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