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1-08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 居民低碳生活認同程度影響低碳社會與生態文明社會的建設進程，提高居民低碳生活認同度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利用 2010 年南昌市居民低碳意識與低碳生活調查的原始數據，運用多選題選擇總數分析法及定序變量 logit 模型分析了居民低碳生活認同的影響因素。結
摘要: 居民低碳生活認同程度影響低碳社會與生態文明社會的建設進程，提高居民低碳生活認同度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利用 2010 年南昌市居民低碳意識與低碳生活調查的原始數據，運用多選題選擇總數分析法及定序變量 logit 模型分析了居民低碳生活認同的影響因素。結果發現，居民低碳意識、低碳認知、低碳補償意愿、性別及學歷程度影響居民低碳生活認同。
關鍵詞: 居民 ; 低碳生活認同 ; 影響因素 ; 定序變量 logit 模型
0 引言
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背景下，發展循環經濟、建設低碳型社會作為協調社會經濟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途徑，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同 [1] 。認同形成有兩種邏輯：自然選擇和文化選擇 [2] 。目前各國發展低碳經濟多基于自然選擇的邏輯，即迫于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壓力而選擇低碳發展之路。為了促進低碳發展，在大力推進技術進步和政策優化的同時，更應重視文化領域的變革，強化低碳文化理念的社會認同 [3] ，對生態公民身份的識別和認同將成為政府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重要課題 [4] 。認同概念來自心理學，眾多學者對認同的構成進行了界定。如 Botv in 等(1995)編制了族群認同的測定模式，包括出生背景、認知、行為和情景等測定維度 [5] 。Ponterotto 等(1995)認為認同是一個包含著復雜的認知、情感因素的圖式，從圖式可以測定出認同的不同維度和發展水平 [6] 。 Carla 等(1998)把民族認同界定為個體對本民族的信念、態度，以及對其民族身份的承認，并認為群體的認同包括群體認識、群體態度、群體行為和群體歸屬感四個基本要素 [7] 。中國學者王毅杰、倪云鴿(2005)對流動農民的社會認同進行了操作化定義，認為它應包括分類意 識、目前身份意識、未來歸屬意識三個層面，并從地位結構觀的年齡、婚姻狀況、收入等方面，探討了目前流動農民社會認同的現狀 [8] 。
作為當代人對傳統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主導人生觀的揚棄，生態人生觀的基本精神將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同、踐履，成為 21 世紀占主導地位的人生觀 [9] 。學者關于認同的研究多基于心理學范疇，更多涉及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政治認同、社會認同等方面�？偨Y學者關于認同結構的研究，包括認知、情感、意識、態度、行為及歸屬感等認同維度。認同的影響因素包括個體特征(學歷、性別、年齡、收入等)、家庭背景、傳媒介質等影響因素。本研究的創新之處在于將低碳生活認同這一抽象概念具體為日常生活中的 “低碳生活的行為意向”程度，首先借助問卷調查中的多選題設置對居民“低碳生活的行為意向”進行測量，進而得出居民低碳生活認同度。并在本研究中將低碳意識、低碳認知、低碳態度、低碳補償意愿等認同的“內生變量”納入低碳生活認同的回歸模型，作為低碳生活認同的“外生變量”進行分析，理論模型中同樣假設人口學特征會導致居民低碳生活認同的差異，通過構建模型檢驗假設。
1 數據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用江西農業大學 2010 年 4 月對南昌市居民低碳意識與生活調查的原始數據。考慮到不同調查地點居民的代表性，問卷調查采用判斷抽樣法確定調查地點，即南昌市青山湖區青山路街道辦和湖坊鎮鎮政府附近、東湖區公園街道辦事處和八一橋街道辦事處附近、西湖區南浦街道辦事處和桃花鎮鎮政府附近等共 3 個區 30 個調查地點。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 3000 份，回收問卷 2788 份，回收有效問卷 2759 份，有效問卷率 98.96%。在 30 個調查地點，將偶遇的且愿意接受調查的居民作為調查對象。
1.2 研究方法
1.2.1 多選總數分析
低碳生活的認同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如要對其進行實證研究，則首先需將其具體化�；诖丝紤]，本研究中將居民對低碳生活認同這一抽象概念具體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低碳行為意向，設置“您愿意為‘低碳生活’做些什么”的多選題對居民低碳生活認同進行考察(表 1)。首先統計每位被調查者的選擇總數，數據統計時前十二個選項分別賦值 1 分，最后一個選項“以上均不愿意做”賦值 0 分，可得出每位被調查者的低碳生活認同得分。然后，根據統計思想及多選總數分析法 [10] ，將得分 0 至 3 重新定義為新變量“低碳生活認同低”，占 28.2%，得分 4 至 6 定義為新變量“低碳生活認同一般”，占 43.8%，得分 7 至 12 定義為新變量“低碳生活認同高”，占 27.9%。
1.2.2 定序變量logit模型
針對重新定義的“居民低碳生活認同”(1= 低碳生活認同低;2= 低碳生活認同一般;3= 低碳生活認同高 ) 這一因變量 ( 定序變量 )，本研究采用了定序變量 logit 模型。
1.2.3 因變量與自變量的選取
在定序變量 logit 模型中，將因變量設為“對低碳生活的認同”，即低碳生活認同低、低碳生活認同一般、低碳生活認同高。根據理論支持、文獻回顧及單變量似然比檢驗，將低碳意識、低碳認知、低碳態度、低碳補償意愿、性別、年齡階段、月均收入及學歷程度等變量擬納入回歸模型，并對因變量與自變量作如下描述(表 2)。
2 結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定序變量 logit 模型對居民的低碳生活認同進行了影響因素的考察，并對“嵌套模型”進行了似然比檢驗。根據模型選擇的簡約原則選擇了模型 2(表 3)。
從 表 3 中， 可 以 看 出 模 型 2 對 數 據 的 擬 合 程 度 較 好(Log likelihood=-2847.7465，p=0.0000)，自變量中的“低碳意識”、“低碳認知”、“低碳補償意愿”、“性別”、“學歷”呈顯著統計學意義(p<0.05)。即在控制其它變量的條件下，居民因“低碳意識”、“低碳認知”、“低碳補償意愿”、“性別”、“學歷”的差異引起了低碳生活認同的顯著統計學差異，這說明這些變量對于居民的低碳認同有一定的影響作用。
就居民低碳意識而言，在以低碳意識弱為參照組、控制其它變量的條件下，可以看出，隨著居民低碳意識的增強，對低碳生活認同也在不斷增高，如與低碳意識弱的居民相比，低碳意識一般的居民對低碳生活的認同增加了 50.38% (=e0.408 -1)，低碳意識強的居民對低碳生 活 的 認 同 增 加 了 68.37%(=e0.521 -1)。隨著居民低碳認知的提高，對低碳生活認同也在不斷增高，如與低碳認知低的居民相比，低碳認知一般的居民對低碳生活的認同增加了 34.31%(=e0.295 -1)，低碳認知高的居民對低碳生活的認同增加 了 44.77%(=e0.370 -1)。 與 低 碳 補 償意愿低的居民相比，低碳補償意愿高的居民對低碳生活的認同增加了 90.60% (=e0.645 -1)，但在本模型中，低碳補 償意愿一般的居民較之低碳補償意愿低的居民并沒有呈現出不同低碳生活認同的顯著性統計學差異。男性居民低碳生活認同的發生風險低于女性居民 16.72% (=1-e -0.183 )。與初等學歷的居民相比，高等學歷的居民對低碳生活的認同增加了 78.25%(= e0.578- 1)，但在本模型中，中等學歷的居民較之初等學歷的居民對低碳生活的認同并沒有顯著性統計學差異。
3 結論與討論
3.1 基本結論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居民的低碳意識、低碳認知、低碳補償意愿、性別、學歷等特征的差異導致了居民對低碳生活認同的統計學差異。表現為：相對低碳意識強、低碳認知高、低碳補償意愿高、女性、高等學歷的居民對低碳生活的認同相對更高;低碳意識弱、低碳認知低、低碳補償意愿低、男性、初等學歷的居民對低碳生活的認同相對較低。而居民的低碳態度、年齡、月均收入等變量因素并未對居民的低碳生活認同產生統計學差異。
3.2 討論
隨著居民低碳意識、低碳認知和低碳補償意愿的增高，低碳生活認同也在不斷增高。模型似然比檢驗驗證了低碳意愿、低碳認知和低碳補償意愿可作為 “外生變量”的假設，即證實了將低碳意識、低碳認知、低碳補償意愿作為低碳生活認同控制變量的可行性。居民低碳生活認同是居民對于低碳概念不斷理解，對低碳生活方式不斷認可，對低碳行動不斷內化的過程。而低碳認知、低碳意識和低碳補償意愿恰好對應居民低碳概念理解、低碳生活方式認可和低碳行動內化，因此，提高居民低碳認知、增強居民低碳意識、增高居民補償意愿的所有舉措正是提高居民低碳生活認同過程。
男性居民低碳生活認同的發生風險低于女性居民 16.72%，再一次驗證了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支持環保的結論。Ergas 等(2012) 對 其 有 兩 種 解 釋， 一 是 基于女權主義理論，認為這是由于婦女的傳統角色，如照顧者、生活食品生產者、水和收入的管理者所決定的。二是婦女的地位和環保掛鉤，因為對婦女的剝削和剝削的性質是相互聯系的過程 [11] 。
高等學歷(�？�、本科、碩士、博士)相對初等學歷(小學及以下)的居民低碳生活認同的發生風險高出 78.25%，中等學歷(初中、高中)相對初等學歷沒有統計學上差異。但依舊說明學歷對居民低碳生活認同產生重要的影響，只是受到現代網絡社會的影響，對信息的獲取和信息的分析影響著居民對低碳生活的認同，而中等學歷與初等學歷居民受到現代網絡社會的影響差別不大，導致中等學歷與初等學歷低碳生活認同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但由于高等學歷和初等學歷之間存在巨大的知識獲取渠道的不同，即高學歷的居民由于自身的低碳知識儲備和對未來環境破壞而帶來不好影響的預期，更易認同低碳生活。正如吳衛(2010)的觀點，相對于其它學歷，大學學歷者對餐飲方面的低碳行為認同程度最高 [12] 。
低碳生活認同模型中，居民月均收入不對居民低碳生活認同構成統計學上的差異。即收入的不同不會影響居民低碳生活的認同。吳衛(2010)的研究顯示，收入越低者對住宿行為認同程度越高，而對餐飲方面的認同較低，中等收入者對游覽行為的認同程度高。即收入對低碳行為產生復雜的影響，收入的增加并不直接導致對低碳行為認同的增加或減少。可能的原因是居民基于社會理性選擇，因為目前的低碳生活并不能帶來眼前的收益，甚至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代價，所以居民不愿意為更多的低碳生活而損失自己的利益。因此，收入的不同不對居民低碳生活認同產生統計學上差異。
不同年齡階段的居民并沒有產生低碳生活認同的統計學上的差異，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對低碳生活的認同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即年齡階段的不同不對低碳生活認同產生影響。這一結論與其他學者的觀點不大相同，如 TNS (2003)的調查顯示，55 ～ 64 歲之間的公眾對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具有最高的認知度，而 16 ～ 24 歲之間的年輕人則呈現較低的技術認同，年紀超過 64 歲的公民也較難接受新的技術 [13] 。戴亦欣(2011)發現在可持續發展和低碳概念尚未普及的時候，年齡較大的公眾對于低碳技術(例如可再生能源)具有較強的認同程度，而年輕人則呈現較低的認同 [14] �？赡艿慕忉屖堑吞忌钫J同和低碳技術認同不相關，即導致對低碳或環保技術的認同并不一定會導致居民對低碳生活的認同。低碳技術具有一定的科技含量，需要相應的知識儲備，知識的儲備和年齡有關，如此才導致了年齡對低碳技術的統計學差異，卻不對居民低碳生活的認同產生影響。
本研究定量分析了低碳意識、低碳認知和低碳補償意愿對低碳生活認同的影響關系。證實了居民性別、學歷會對低碳生活認同產生影響，月均收入和年齡不對居民低碳生活認同產生影響。然而限于數據的獲取渠道和自身水平的不足，文中并未將居民家庭背景和社會傳播介質等因素納入回歸模型中，還可能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影響因素。當然這些不足也為筆者后續研究提供了方向。——論文作者：吳春梅 張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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