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市場勢力、會計信息可比性與公司避稅

發布時間：2021-06-04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本文以滬深A股20102018年民營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會計信息可比性在公司避稅中的影響機理進行實證檢驗，并進一步揭示不同產品勢力下會計信息可比性與公司避稅關系的變化。研究發現：會計信息可比性與公司避稅顯著負相關;產品勢力則與公司避稅顯著正

　　摘要：本文以滬深A股2010—2018年民營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會計信息可比性在公司避稅中的影響機理進行實證檢驗，并進一步揭示不同產品勢力下會計信息可比性與公司避稅關系的變化。研究發現：會計信息可比性與公司避稅顯著負相關;產品勢力則與公司避稅顯著正相關;產品勢力顯著增強會計信息可比性對公司避稅的抑制作用。通過研究可以為推動稅制改革、公司合理開展稅收規避策略及提高稅收征管能力提供現實借鑒與參考，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同時還能為相關理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關鍵詞：產品勢力產品市場競爭優勢會計信息可比性公司避稅民營上市公司

　　一、引言

　　全球范圍內稅收規避是眾多企業普遍存在的現象，已成為一項重要的公司財務決策，并會對公司各項決策產生直接影響。從根本上講公司最終目標是獲得最大化的經濟效益，而稅收則是國家強制性的成為公司“股東”進行分紅，也就是說稅收機制的存在使得公司存在著天然的避稅動機，基于避稅收益理論認為避稅能為公司留存更多的自由現金流，降低企業的稅收負擔，從而使公司有更為充足的資本用于投資機會的把握，進而提升企業價值。但是這種理論卻忽視了避稅成本及風險帶來的損害效應，一旦避稅行為被發現就會面臨巨額的經濟處罰，同時還會對公司社會聲譽帶來不可挽回的負面沖擊與影響，不利于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最終實現。隨著國家稅收征管機制的不斷完善與資本市場中上市公司納稅意識的逐漸增強，避稅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有效改善，但近幾年由“明星陰陽合同避稅”事件的頻繁發生使得避稅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對其影響因素加以分析并尋求對應對策就具有現實必要。從本質上講能實施避稅策略主要是因為公司與外部資本市場及稅收征管部門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對稱，致使公司能通過非效率投資、在稅收優惠力度高的地區注冊分公司以及簽訂陰陽合同等多種方式實施稅收規避，而作為會計信息質量主要體現形式的可比性則能顯著緩解公司與外部利益相關者的信息不對稱，使得稅收征管部門能通過與該公司同行業企業公司會計信息進行比較從而獲知更多的特質信息，對其財務信息進行更為準確的評價，有效緩解彼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減少稅收征管部門收集、處理會計信息的成本，對企業的避稅行為能進行更有效的甄別。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在我國現行會計準則下與稅收制度存在較大的差異，會計信息的可比性能否發揮預期中的對稅收規避較好的抑制效應就成為本文研究重點。進一步，不同企業在市場中的地位是由其產品勢力所決定的，產品市場競爭具有較大優勢時就能在整個行業及供應鏈上下游公司中具有較強的議價能力，從而將稅收負擔轉移至同行其他公司及供應鏈上下游公司，并通過積極稅收繳納的方式從政府方面獲得更好的發展資源進一步鞏固自身的競爭優勢，那么產品的市場勢力是否會影響到會計信息可比性對公司避稅的作用呢?基于此，以滬深兩市民營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產品勢力、會計信息可比性與公司避稅三者關系進行實證檢驗。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會計信息可比性與公司避稅

　　從本質上講避稅企業采取的在稅收相關法律法規允許下實施的財務策略，以求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稅收負擔，獲得較好的稅收優惠政策。在現階段我國上市企業避稅行為中一般采取利用稅負差異、轉讓定價及避稅等方式，其中在現有避稅行為中以轉讓定價的方式為主，但會在極大程度上使公司結構更為復雜，使內部控制機制失效，但更多的企業由于需要留存更多的自由現金流等用于凈現值為正盈利項目的持續投資中會積極實施避稅行為，甚至出現眾多企業偷稅漏稅等現象，由此可以看出最終目標是獲得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公司具有天然的避稅動機，究其根本公司能實施稅收規避行為的最主要原因是公司與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程度越高公司實施避稅行為的動機與操作空間就越大，因此會計信息質量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企業的稅收規避行為及程度。Desai等[1]指出稅收規避行為的發生會使企業產生更高程度的委托代理成本，同時加劇了企業利用復雜且不透明的會計信息對稅收規避進行掩飾，管理層就會利用這種掩飾實施機會主義行為以獲得更多的私有收益，也就是說企業的避稅行為加劇了信息不對稱，降低了會計信息質量，但從根本上講避稅行為的發生主要還在于會計信息的質量。作為會計信息質量的重要體現形式，可比性越高，稅收征管部門越能從同行業其他公司獲得經濟相似或差異性信息，從而能更好的對公司經濟業務進行識別與評估，Lin等[2]發現會計信息可比性能通過顯著的信息溢出效應帶來更多的增量信息作用，極大程度降低了外部利益相關者搜索和分析公司財務信息的能力，降低其監督成本并提升監督效率，使得管理層通過稅收規避進行盈余管理以侵占公司資源及獲得更多私有收益的操作空間受到極大程度壓縮與抑制，機會主義行為就沒有實施的空間，避稅成本就顯著提升。

　　相關期刊推薦：《財會通訊》創刊于1980年，介紹國內外財務會計理論研究中的新進展及相關資料。主要反映財會工作實際、報道財會考試信息、追蹤財會熱點、提供財會研究園地。設有：理論探討、考試復習指南、經驗交流、工作研究、意見與建議、會計電算化、審計、書評、鄉鎮財會、文摘等欄目。

　　在我國這樣全球最大的新興資本市場中，由于各種監管機制并不完善，再加上地域遼闊致使稅收征管機制及強度存在極強的區域差異性，使得眾多企業紛紛采取各種手段進行稅收規避行為，甚至有數量眾多的公司已然超過了相關法律法規允許的底線，這種現象出現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對稱，也就是說在我國資本市場中信息環境還有待于進一步提升。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提升能對整個資本市場信息環境起到較好的優化效應，也就是說會計信息可比性越高公司財務信息中就能融入更多的特質信息，就能極大程度緩解信息不對稱程度，對管理層行為更好的監督與約束效應，從而就能抑制避稅行為及程度。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H1：會計信息可比性與公司避稅顯著負相關，即會計信息可比性越高越能抑制公司避稅

　　(一)產品勢力與公司避稅

　　作為資本市場的主體，上市公司最終目標是獲得經濟效益的最大化，需要通過各種方式獲得競爭優勢進而收獲更高的市場份額，競爭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身產品的市場勢力。產品市場勢力越大，就越能獲得競爭優勢，就能對自身所在的行業產品價格、質量和性能等具有更強的話語權，并在供應鏈上下游中占據核心環節，從而具備更強的議價能力，獲得最大化的經濟效益，成為本行業產品的價格及標準的制定者，而其他公司則只能成為接受者。為保障這種優勢和勢力，產品市場勢力越大的公司就越需要為自身留存更多的自由現金流用于技術創新及投資機會的把握上以避免其他公司帶來的競爭威脅，就具有更強的動機實施稅收規避行為。McGuire等[3]發現產品勢力較強的企業有較高的失敗風險承擔能力，由于避稅失敗帶來的風險無法對其市場競爭優勢產生撼動作用，因此具有較強的稅收規避動機以降低全球經濟滑坡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在產品勢力較強的企業中還往往存在著管理層權力相對較高的組織特點，受到的監督和約束力度相對較低，更利于管理層通過稅收規避行為獲得更多的私有收益。同時在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下產品勢力越強的企業越能從政府相關部門獲得更多的優質資源，同時更能得到政策性的稅收優惠等，因此其尋租行為就更為常見，通過稅收規避所得的利益更容易兌現，也就是說產品勢力越強的企業越傾向與稅收規避行為的展開與運營。另外，產品勢力越強的企業在整個供應鏈中具有較強的議價能力和稅負轉嫁能力，因此就能實施較高程度的避稅將稅收負擔轉嫁到利益相關企業，加劇了實施稅收規避以獲得更多經濟效益的動機。在我國現行稅收征管體制和會計準則中存在著一定的差異，致使眾多企業有較大的動機實施稅收規避行為，尤其是對于處于行業領先位置的企業，其避稅動機和實施能力就更高。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H2：產品勢力越高，公司避稅程度越高，即兩者顯著正相關

　　(三)產品勢力的調節作用分析

　　會計信息質量是信息使用者制定各種決策的基本依據，更是公司治理水平的有效體現形式，其內部治理水平越高、盈利能力越強越傾向通過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向外部資本市場傳遞利好信息，以期進一步從資本市場獲得更多發展資源和加大競爭優勢，進而獲得最大化的經濟效益。在激烈的資本市場競爭中，為獲得更好的發展資源公司會通過降低會計信息質量和實施盈余管理等方式對自身財務報表進行粉飾，在這種情況下實施避稅行為的操作空間和主動性會顯著提升，作為會計信息質量主要體現形式的可比性能有效提升外部利益相關者通過同行業相同經濟業務和財務信息的方式對公司自身信息進行有效補充和對比，進而獲得更多的公司特質信息和真實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進而有效抑制公司的避稅行為及降低避稅程度。但是會計信息是公司及其管理層向外披露的，具有極強選擇性和機動性，一味地提升會計信息可比性并不能充分保障透明度等其他會計信息特征，反而加劇公司及管理層通過選擇性信息披露方式對自身特質信息進行掩飾的動機，也就是說會計信息可比性與避稅之間的關系受到其它因素的干擾。對于公司競爭來講，不僅要面臨復雜的且時刻變化的外部經營環境和市場，更需要面對同行業其他公司的挑戰，但在每一個行業中都會有一定數量的標桿公司。這些公司在整個行業中具有極強的話語權和定價能力，能對整個行業的發展起到關鍵推動作用，還同時在整個供應鏈中具有極強的議價能力，將自身需要承擔的稅收負擔轉嫁到其它公司，因此具有較強的動機進行稅收規避策略，也會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產生直接影響，袁知柱等[4]通過實證檢驗發現產品市場競爭程度與會計信息可比性顯著負相關，也就是說在競爭激烈的資本市場中會加劇信息不對稱程度，致使管理層出具可比性較低的會計信息以對自身的盈余管理等進行掩飾，進一步發現產品市場競爭程度對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抑制作用在審計監督較弱及投資者保護程度較強或非國有控股企業中表現更為顯著。由此可以看出產品勢力越強的公司越具有進行激進稅收規避的動機和開展能力，并能對稅收規避失敗形成的風險進行較好的承擔，再加上與政府相關部門更強的關聯程度均會對其避稅產生促進效應。在這種情況下會計信息可比性就顯得尤為重要，會計信息可比性越高公司實施稅收規避的操作空間就越少，公司的避稅就會受到更為嚴格的監督與約束，其避稅程度就會顯著降低，也就是說在產品勢力越強的公司中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提升更能對避稅產生顯著的抑制效應�；�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H3：產品勢力顯著增強會計信息可比性與公司避稅之間的相關性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在我國資本市場中民營公司是實施避稅的主體，因此本文選擇滬深兩市A股民營上市公司為初始研究樣本，時間區間為2010—2018年，并剔除其中的金融類和保險類樣本、研究期間的ST及PT樣本及財務指標缺失的樣本，最終得到有效樣本量為2178個。在數據來源方面，避稅等相關數據由樣本公司所在地方政府官方網站及年報獲得，其余數據均通過Wind數據庫搜集獲得，進一步為消除數據中異常數值的影響，對所有連續型數據采取5%和95%分位下縮尾處理。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在全樣本描述性統計表2中，公司避稅BTDDD的均值為-0.009，表明現階段民營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避稅行為，同時其最小值為-0.288，最大值為0.127，標準差為0.063，表明不同樣本公司避稅程度存在巨大差距，部分企業避稅程度過高會形成高程度的財務風險，更會產生避稅過程中較高的代理成本等，不利于企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會計信息可比性COMP的均值為-0.052，表明樣本企業在會計信息可比性方面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也表明民營公司會計信息質量及披露質量有待于進一步加強監管，同時其最小值為-0.334，最大值為-0.001，表明不同樣本公司的會計信息可比性存在顯著差異;產品勢力MP的均值為-0.013，最小值為-0.614，最大值為0.428，中位數為-0.023，表明樣本中公司產品勢力相對較低，容易出現一家獨大及壟斷現象，大量公司在行業及供應鏈中缺乏足夠的議價能力和話語權，不利于整個資本市場的良性競爭。

　　(二)相關性分析

　　在所有變量的相關性分析結果表3中，主要變量的相關性系數絕對值均小于0.5，說明變量之間不存在共線性問題。同時，會計信息可比性COMP與公司避稅BTDDD的相關系數為-0.344，且通過顯著性檢測，即表明兩者顯著負相關，也就是說會計信息可比性對公司避稅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初步對假設1進行驗證;產品勢力MP與公司避稅BTDDD的相關系數為0.166，且通過顯著性檢測，即表明兩者顯著正相關，也就是說產品勢力越強的公司避稅程度越高，初步驗證假設2。

　　(三)回歸分析

　　在表4模型1的回歸分析結果中，會計信息可比性與公司避稅間的回歸系數為-0.523，同時通過1%水平下顯著性檢測，表明會計信息可比性與公司避稅顯著負相關，即作為會計信息質量的主要體現形式，會計信息可比性越高越能有效抑制公司避稅，驗證假設1。避稅行為的實施需要依托公司與稅收征管部門及其它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即需要通過盈余管理等方式對財務報表進行粉飾以掩飾自身的避稅行為，同時避稅行為的發生還會顯著提高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委托代理成本，且更容易引入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問題，究其根本就是信息不對稱為避稅及經濟后果產生的主要因素。而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使得稅收征管部門及其它利益相關者能通過同行業其它公司的財務數據對樣本公司財務數據進行更好的分析與掌握，極大程度降低了公司及其管理層利用信息不對稱實施稅收規避的動機與操作空間，對各項經營與管理行為產生更好的監督與約束，避稅成本顯著提升進而顯著抑制公司避稅行為、降低避稅程度。

　　在表4模型2的回歸分析結果中，產品勢力與公司避稅間的回歸系數為0.506，且通過顯著性檢測，表明產品勢力與公司避稅顯著正相關，即產品勢力越大的公司避稅程度越高，驗證假設2。一方面，產品勢力能對公司在整個供應鏈中的議價能力和稅負轉嫁能力進行有效的體現，即產品勢力越強，在整個供應鏈中的議價能力就越強，其稅收轉嫁能力就越強，就能將自身需要承擔的稅收轉嫁到供應鏈上下游其它公司，同時外部對其監督與約束能力就相對較低，公司避稅動機與操作空間就更高;另一方面，產品勢力越大公司就能在同行業中具有較強的話語權和定價能力，從而獲得更好的經濟效益，為維持并提升競爭優勢會實施更為激進的稅收規避政策，同時還具有相對較高的風險承擔能力，由于避稅失敗帶來的風險與影響并不足以對其產品勢力造成實質性影響，因此會實施高程度的避稅策略。

　　在表4模型3的回歸分析中，交乘項MP*COMP與公司避稅間回歸系數為-0.485且通過5%水平下顯著性檢測，表明交乘項與公司避稅顯著負相關，綜合前文假設1的結論，表明產品勢力顯著增強了會計信息可比性對公司避稅的抑制作用，驗證了假設3。由分析可以看出產品勢力越大公司避稅程度越高，其主要原因是產品勢力越大的公司在整個資本市場中的競爭優勢越顯著，越有動機進行激進的稅收規避策略，而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提升對公司會計信息質量起到較好的促進作用，極大程度緩解股東與管理層、企業與外部利益相關者尤其是稅收征管部門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使得會計信息真正對公司及其管理層形成較好的監督與約束，發揮其內部治理效應，顯著壓縮稅收規避策略實施的空間，其避稅程度也就隨之降低，也就是說在產品勢力較強的公司中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提升能對避稅產生更好的抑制作用。

　　五、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國有企業承擔著更多的諸如稅收等社會責任，避稅動機和概率相對較低，而民營企業最終目標是獲得最大化的經濟效益，再加上民營企業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有待于進一步提升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在民營企業中存在著更高的避稅動機和實施空間。以滬深兩市A股民營非金融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了產品勢力、會計信息可比性與公司避稅三者之間的相關性，經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結論：會計信息可比性的提升能顯著抑制公司避稅，即兩者顯著負相關;產品勢力越強的公司避稅程度越高，即兩者顯著正相關;產品勢力顯著增強會計信息可比性與公司避稅間的相關性。針對研究結論可從如下方面提出相應對策建議：首先，所有公司應在稅收征管相關法律法規允許下進行積極的稅收籌劃等策略，可以通過積極實施創新戰略、參與新能源工程等方式獲得政府更多的稅收優惠政策，盡快對落后產能等進行轉型升級;其次，應不斷提升會計信息可比性以促進整個資本市場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為信息使用者提供良好的信息環境，同時利用會計信息的治理效應不斷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障公司健康可持續發展;最后，行業領先公司也就是高產品勢力的公司應充分發揮引領同行業及供應鏈上下游公司協同發展的模范作用，利用自身優勢構建更多的行業標準，提升整個行業在資本市場中的競爭能力，同時避免因產品勢力形成的壟斷、過度議價及稅負轉嫁行為的發生，為社會發展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論文作者：龔健1向東方2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