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6-04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以中國262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為研究樣本，基于本地-鄰地效應的視角，實證分析了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研究顯示：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本地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呈現倒U型，對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呈現U型;短期內
[摘要]以中國262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為研究樣本，基于“本地-鄰地”效應的視角，實證分析了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研究顯示：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本地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呈現倒U型，對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呈現U型;短期內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本地-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呈現U型，長期則表現為倒U型;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本地-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的短期效應與長期效應存在空間異質性。
[關鍵詞]協同集聚;城市經濟效率;“本地-鄰地”效應;空間異質性;動態空間杜賓模型
一、引言
縱觀世界城市的發展，我們不難發現這樣兩種現象：一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些依賴傳統重工業的城市，都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嚴重衰退，如美國汽車之城底特律、德國魯爾區、奧地利斯太爾冶金工業群等;二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使西方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政策重新得到審視，并得出過度發展服務經濟會為經濟危機埋下隱患的結論。其實，早在1890年，Marshall就指出依賴單一產業的地區容易走向蕭條，世界范圍內繁榮的大產業區早已形成“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的雙輪發展模式[1]。在當今國際經濟形勢錯綜復雜和疫情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優化經濟結構并實現要素資源的合理配置，從而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有效的動力，成為這一階段需要關注的戰略核心點。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而生產性服務業作為制造業實現產業鏈升級的有力支撐，具有專業性強、創新活躍度高等特點，正悄然改變著全球產業的發展秩序。因此，如何將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有機結合，通過二者的協同效應實現“雙輪驅動”的現代經濟發展，成為我們必須深思的問題。
城市經濟效率是判斷城市產業組織結構是否合理的重要標準，有序的產業組織結構不僅能夠強化城市的集聚經濟，更能促進經濟系統的優化與城市運行效率的提升。如今，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趨勢明顯，產業間相互融合滲透的動力日漸增強，正逐漸成為各國實施“雙輪驅動”發展戰略的制高點，推動著產業資源的優化配置。然而，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協同集聚到底是如何影響城市經濟效率的?其內在的作用機制怎樣?不同的時間和空間范疇內作用效果的差異性如何?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有一個系統性的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特別是在國際國內雙循環的背景下，如何通過產業的協同集聚來促進城市經濟效率的提升，對于革除循環“孔隙”的堵塞因素，打通循環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此，本文基于“本地-鄰地”效應的視角，實證分析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明確其作用效果，以期為實現產業協同集聚下的城市經濟效率提升獻計獻策。
二、文獻綜述
截至目前，學術界關于產業集聚對經濟效率的影響，仍未形成共識。大多數學者認為，產業集聚是一種有效的資源組織形式，能夠顯著促進經濟效率的提升(BrulhartandMathy，2008;劉修巖，2009)[2，3]。與之相對應的是，產業集聚對經濟效率的“無用論”甚至“抑制論”。Andersson(2004)[4]指出，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幾乎未對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產生任何作用。更細致地，有的學者認為產業集聚與經濟效率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孫浦陽等，2013)[5]。還有一些研究從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惠煒、韓先鋒，2016)[6]或制造業集聚(張平淡、屠西偉，2021)[7]的角度分析對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不難發現，對于產業集聚是否能夠促進城市經濟效率的提升仍存在爭議，且研究視角較為單一，以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為切入點的研究較少，尤其是缺乏對于“本地-鄰地”空間效應及其空間異質性的深入分析。
Ellison和Glaeser(1997)[8]突破單一產業集聚的視角，率先提出“產業協同集聚”一詞，認為相互關聯的產業也可以在空間上實現有機布局，這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極大關注，目前已有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關于產業協同集聚機制的研究，國外學者已做出了相對成熟的解釋。不同產業之間究竟為何能夠形成協同集聚，最先分析其決定因素的是Venables(1996)[9]，其最大的理論貢獻在于將產業協同集聚納入垂直關聯模型(CPVL模型)的分析框架，并從市場鄰近度、產業關聯與交易成本的角度進行探討，認為這三者是影響產業協同集聚的決定性因素。同時，以Krugman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派，圍繞中心-外圍模型進一步研究了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機制。Koh和Riedel(2014)[10]建立了兩國三部門模型，通過產業間的水平關聯分析，得出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可以在空間上形成協同集聚的結論。截至目前，學術上已經形成需求遵從論(Macpherson，2008)[11]、供給主導論(EswaranandKotwal，2002)[12]、產業互動論(Preissl，2007)[13]以及產業融合論(Cui，2012)[14]四種產業間的互動關系，佐證了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能夠在空間上形成協同集聚。目前關于產業協同集聚形成機制的研究已相對成熟，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二是關于產業協同集聚影響效應的研究，目前研究相對匱乏。張虎等(2017)[15]通過研究中國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的空間效應，得出中國產業間關聯程度較弱，但存在空間溢出效應的結論。唐曉華等(2018)[16]基于耦合的視角，測度了中國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協調性，結果表明，二者的協調度呈逐年上升趨勢。但是，這些學者的實證方法偏向于靜態，伴隨著產業集聚的轉移，集聚效應的大小和方向都將發生改變，從而改變對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效應，如何從中長期來把握集聚的整體影響，還需要重點關注。蔡海亞和徐盈之(2018)[17]探究了產業協同集聚、貿易開放與霧霾治理之間的邏輯關系，認為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滲透發展，有利于引導貿易向質量型轉變，從而改善霧霾污染。紀祥裕和顧乃華(2020)[18]實證分析了協同集聚對于城市創新的影響與作用機理，結果表明，協同集聚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擴大市場規模促進了城市創新�？墒�，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真得能夠協同集聚嗎?這些學者的研究忽視了微觀主體作為“理性經濟人”對于市場的選擇，因此，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還需考慮微觀主體的空間類分與選擇。
綜上，盡管當前不乏產業集聚對于經濟效率影響的探討，但在研究視角、研究方法以及局限條件的討論上仍存在一定的缺憾。相對于已有研究，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三個方面。第一，突破單一產業集聚的研究局限，基于“本地-鄰地”效應，實證分析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同時，在理論機制上按照集聚理論的時間發展線索層層遞進，由淺入深地論述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本地-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更為細致地展現二者的作用機理與影響效應。第二，在計量方法上，創新性地將靜態空間計量模型與包含長短期效應的動態空間計量模型納入實證分析中，不僅克服了傳統計量方法掩蓋空間交互作用的弊端，而且在考慮時間、空間滯后效應的作用下，詳細識別了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本地-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的長期與短期效應。第三，綜合考慮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微觀主體、中觀產業及宏觀層面區域的異質性特征，對城市經濟效率的空間效應與長短期效應展開全面分析，為各地區差異化地制定產業政策提供理論支持。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研究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離不開對Marshall與Jacbos集聚外部性理論的追溯。不論是專業化還是多樣化外部性，大量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均表明，集聚與增長相伴而生，生產要素的集聚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對于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而言，隨著分工的專業化，內生于制造業的生產性服務業從中分離，但不同的是，生產性服務業偏向于知識密集型產業，二者協同集聚不僅能夠降低制造業成本與交易成本，而且帶來了高端的人力資源儲備及營商環境的改變，使制造業廠商能夠實時了解消費者的需求，保證市場的良性互動。同時，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會進一步加速產業之間的知識溢出，從而盤活城市經濟效率。在空間層面，成本關聯和需求關聯可以實現二者在空間上的協同定位，通過空間范圍的聯動形成知識溢出效應，也可以緩解地方產業同構、惡性競爭以及“資源詛咒”等困境，使城市經濟結構得以優化，城市經濟效率不斷提升。當然，集聚也會產生負外部性，過度集聚會導致成本上升、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問題，使集聚效應向擁擠效應轉變，城市產業的投入產出比降低，致使城市經濟效率降低。
縱觀世界范圍城市的發展，我們不難發現，涓滴效應與虹吸效應、馬太效應與貧困陷阱同時存在，城市是巨大的集聚經濟體，因此，在分析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時，應充分考慮空間溢出與資源錯配兩種力量。傳統區位理論表明，與制造業的區位選址思路不同，服務業企業的“最佳”選址區位是市場潛力較高的地方。如今，雖然信息技術的發展為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帶來更遠、更分散的市場服務，但以勞動力技能為代表的“非標準化信息”會由于地區距離與差異引起詮釋誤差，導致其作用的發揮受到較大的局限性。因此，由于技術與要素結構不匹配等原因，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可能會對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產生負向作用，只有當協同集聚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時，才會產生正向溢出作用，促進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的提升。據此，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本地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呈現倒U型，對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呈現U型。
但是，假設1中Marshall等學者的理論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的基本假設上，同時也缺乏對規模經濟的探討，局限性很明顯。這意味著要在現有產業布局的基礎上實現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協同集聚，達到城市經濟系統優化的目的，不僅要考慮空間溢出與資源錯配的作用，更要注意到原有的路徑依賴與生產要素的充分調整。20世紀90年代以后，Krugman將空間因素納入產業集聚的解釋框架，以此建立了中心-外圍模型。該理論假設一個國家只存在農業和制造業兩種基本的生產活動，考慮了以運輸成本為主要變量的條件下短期均衡與長期均衡時工人分布的情況，并指出長期均衡時制造業為“中心”、農業為“外圍”的結構是穩定的。同時，由于規模報酬的存在，集聚的產業存在“區域黏性”，其演化路徑易按照特定歷史事件的發展趨勢進行，不會輕易發生改變。Villar和Rivas(2001)[19]在Krugman中心外圍理論的基礎上，增加了對生產性服務業的探討，研究表明，在一般均衡框架內，會形成生產性服務業為區域“中心”、制造業為“外圍”的新產業空間布局。所以，在明確的產業政策導向作用下，雖然會吸引相應的企業在城市布局，但短期內難以打破原有的路徑作用，生產要素得不到充分調整，這一舉措會擾亂原有城市的穩態，短期內對城市經濟效率產生負向影響。此外，城市的主導者作為一個理性經濟主體，為了城市自身的發展，往往會將落后的產業進行“戰略性”轉移，而這一過程會給周圍城市帶來冗余與負擔。然而，當協同集聚達到一定程度后，路徑依賴性逐漸得到緩解，促使資源在產業之間高效配置，從而提高城市的經濟效率(車明好等，2019)[20]。與此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站在生產理論“長期”角度來看，長期內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會得到充分調整，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的局面，形成集約化與高效率的城市要素配置，進而優化產業布局，推進城市增長向創新驅動轉變，重新煥發城市經濟的活力。可是，如果形成過度集聚，擁擠效應則大于集聚效應，城市經濟效率又會表現出下降趨勢。據此，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短期內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本地-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呈現出U型，但長期表現為倒U型。
Krugman將空間因素納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并沒有考慮空間異質性，且“同質性企業”的假設與現實相差甚遠。最先將異質性納入理論模型的是Melitz(2008)[21]，并指出異質性包含外部異質性和內部異質性兩個方面。
外部異質性主要是由區位條件所導致的外在差異，但這種差異是企業進行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從世界范圍產業集聚的趨勢來看，制造業廠商在考慮到運費、勞動力成本等因素的基礎上，率先形成集聚，以便與原材料廠商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這在自然資源稟賦較好、地理位置優越的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制造業扮演著生產性服務業的“客戶”，其集聚本身形成的循環累積效應影響著城市的經濟結構與活力，從而影響生產性服務業作為一種高級生產要素作用的發揮，這決定了產業之間能否形成良性互動，即在不同地區產業之間能否形成“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有效的協同集聚。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效應存在空間異質性。
內部異質性是集聚的微觀個體之間的異質性，空間類分與選擇作為集聚理論的前沿問題，為空間異質性研究提供了貼切的參考�？臻g類分是指企業在進入一個地區前會面臨巨大的沉沒成本與生產效率的不確定(BaldwinandOkubo，2006)[22]，在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下，能力低的企業將無法生存，只有效率高的企業才會與大市場相匹配。因此，一些城市生產效率高并不僅是因為產業集聚的存在，而是由于這一過程伴隨著更優質的生產要素，這是空間類分的結果�？臻g選擇偏向于“事后進入機制”，企業根據自身部門性質、產業間的關聯程度(Lafountain，2005)[23]等來進行選擇，所以在某個特定區域內，只有最有效率的企業才會在此盈利、生存。這意味著，不是所有類型的企業都適合在某個城市集聚，從而達到一種協同集聚的理想狀態。即使是每個地區都能實現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協同集聚，但地區間企業的能力也存在較大差異，在企業進入與退出市場的動態變化中，不僅集聚效應的大小和方向發生改變，城市的經濟效率也相應隨著改變，因此會產生不同的短期與長期效應。據此，本文提出假設4。
假設4：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本地-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的長短期效應存在空間異質性。
五、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全國層面城市經濟效率空間的相關性，并估計空間計量模型結果來驗證假設1，在此基礎上對包含動態效應的空間計量模型進行長短期分解來驗證假設2，最后通過分區域檢驗驗證假設3和假設4。
(一)空間相關性分析
要研究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城市經濟效率影響的空間效應，首先要進行空間相關性分析。
1.全局空間相關性分析。從表2可以看出，在2008—2017年間，中國城市經濟效率的Moran’sI均為正值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中國城市之間的經濟效率沒有表現出隨機分布的狀態，而是存在顯著的空間相關性，所以，本文使用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后續實證分析。從變化趨勢來看，中國城市經濟效率的相關程度在2008年出現下降，但2009年之后表現出穩步上升的趨勢，到2017年又略微波動式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城市的財政狀況、產業結構、對外貿易、社會穩定等方面產生了相當大的沖擊，經濟發展表現出不穩定性，削弱了城市之間的空間相關性。2009年之后，經濟開始進行自我調整并緩慢復蘇。2017年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提出，要求我國經濟由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結構性調整使原有的產業格局發生變化，空間相關性表現出略微下降的特點。
相關期刊推薦：《山西財經大學學報》目前設置五個欄目，分別是“國民經濟管理”“金融與投資”“產業經濟”“工商管理”“財務與會計”。作者稿件之選題，必須是上述五個欄目所涵蓋的學科。選題不符合上述欄目的稿件，自動視為無效投稿。
2.局部空間相關性分析。為更清楚明了地表達空間相關性，本文采用LISA圖來觀察2008—2017年間城市經濟效率的局部空間相關性，圖1報告了2008年、2011年、2014年、2017年城市經濟效率的空間演化過程。
從圖1可以看出，城市經濟效率的空間演化格局總體比較穩定，但第一象限(高-高集聚區)表現出一定的擴散效應。2008年城市經濟效率的高值集聚區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遼中南、山東半島、長三角及珠三角地區等東部沿海地區的47個城市，由于這些地區輻射效應較強，到了2017年，高值集聚區增加到51個城市，并逐步向江西省、內蒙古自治區進行擴散。與之相對立的是，東部地區強烈的馬太效應使得中西部地區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乏力，尤其是西部地區低-低集聚相當明顯，空間關聯程度低，區域差距的擴大不利于中國產業的協調發展。
(二)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本地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
關于空間計量模型的選擇與參數設置，本文在對(3)式進行不包含空間效應OLS估計的基礎上，依次進行LM檢驗、LRWald檢驗、Hausman檢驗以及聯合顯著性檢驗，以確定最合理的空間估計模型，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從LM檢驗結果上看，計量模型中存在空間效應，但是LM(lag)與LM(error)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無法拒絕空間誤差模型與空間滯后模型中的任意一個。為確保模型的可靠性，本文進一步采用LRWald檢驗來判斷空間杜賓模型是否會更具一般意義。經過檢驗得出，P值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所以拒絕原假設，選擇空間杜賓模型進行后續的實證計量分析。對于固定效應與隨機效應的選擇，通過Hausman檢驗確定出選擇固定效應模型。對于時間固定、個體固定、雙固定模型的選擇，通過聯合顯著性檢驗得出答案，在1%的水平下拒絕了只存在個體固定效應的假設，因此選擇雙固定效應模型。所以，對于靜態空間計量模型，本文選擇雙固定空間杜賓模型進行后續的實證分析。此外，為檢驗模型的穩健性，本文同時使用地理矩陣、嵌套矩陣與動態SDM模型進行計量分析，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靜態雙固定SDM模型、動態SDM模型以及分別使用地理矩陣與嵌套矩陣的計量結果可以看出，本文選用的計量模型具有較強的穩健性。一般而言，動態SDM模型包含了時間與空間的雙滯后效應與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模型內生性的問題，而一般的靜態空間計量模型只包含了空間滯后效應，所以，動態SDM模型更具解釋力。從R2的擬合效果來看，利用嵌套矩陣的估計值要優于地理矩陣。因此，本文將重點關注嵌套矩陣下的動態SDM模型，接下來將重點分析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本地-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
從主變量來看，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對本地城市經濟效率具有顯著的提升作用，而過度集聚在5%的水平下表現出負向作用，整體影響呈現出倒U型。從城市經濟效率滯后一期的參數估計來看，在1%的水平下表現出正向作用，說明城市經濟效率在時間上存在明顯的慣性，上一期的城市經濟效率對本期城市經濟效率具有同向作用。但是，對于鄰地城市的經濟效率，不但沒有產生正向溢出效應，還起到抑制作用，只有當協同集聚達到一定程度時才會發揮正向效應，呈現出U型的特征。這意味著，中國目前各地區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可能是低質量的，本地與鄰地的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產業組織結構存在空間錯配，無法通過地區之間的產業關聯形成協同效應，未能對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產生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因此，假設1成立。
從控制變量上來看，制造業集聚對本地城市經濟效率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影響不明顯，但對于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的影響均在1%的水平下起負向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中國產業發展的問題。盡管近年來各個國家重視“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的雙輪驅動模式，然而，中國生產性服務業技術創新不足、附加值低，導致對制造業發展的滲透力不夠、支撐能力匱乏。同時，在各地紛紛盲目效仿、對城市缺乏合理規劃的情形下，容易出現違背當地資源稟賦優勢的重復建設、同質競爭等問題，導致了本地與鄰地城市產業發展需求脫節，無法建立起緊密的地區間合作。對于其他控制變量而言，人力資本與外商投資的符號與預期相符，對本地與鄰地城市的經濟效率均起到正向作用。但是，信息化程度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當今的信息化發展真正融合進產業之間的成分較少。值得注意的是，產業結構合理化并沒有對本地城市經濟效率的提升起到促進作用，卻在1%的水平下起到抑制作用，但是對鄰地城市經濟效率的提升起到了促進作用，原因是當今不少城市盲目進行產業結構升級，這也許與城市功能定位不同，導致了效率與結構的不匹配，但第三產業的服務半徑大，容易提供跨區域的服務，可能會給周圍城市帶來一定的好處，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產業規劃布局存在問題。——論文作者：張明斗1，王亞男2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