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5-31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是衡量一個地區旅游發展水平和旅游發展潛力的重要標準。本文采用集對分析方法，從旅游資源稟賦等5個方面對2009-2018年我國各省旅游綜合發展能力進行綜合測度，并分析其空間分異特征和演變過程。研究表明：(1)從時間序列演化上來看，20
摘要：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是衡量一個地區旅游發展水平和旅游發展潛力的重要標準。本文采用集對分析方法，從旅游資源稟賦等5個方面對2009-2018年我國各省旅游綜合發展能力進行綜合測度，并分析其空間分異特征和演變過程。研究表明：(1)從時間序列演化上來看，2009-2018年我國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整體上不斷提升，且階段性特征明顯，區域差異隨時間推移不斷減小。(2)從空間格局演化上來看，我國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空間分異明顯，空間集聚效應明顯，總體上東部高于西部，南部優于北部;“東—中—西”三大區域內部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的相對和絕對差異都逐步減小，逐漸趨于均衡態勢;三大區域旅游發展狀況相比，中部較均衡，西部最不均衡。旅游發展基礎條件、內部動力和外部動力共同作用于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時空格局演化。
關鍵詞：旅游綜合發展能力;集對分析;GIS分析;時空演化;形成機理
一、引言
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旅游業快速成長，“十三五”以來，我國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提出要把旅游業培育成國民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是衡量一個地區旅游發展水平和旅游發展潛力的重要標準。提升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既是增強旅游競爭力的有效途徑，也是促進旅游業加速發展的內在要求。目前我國各省份旅游業發展特征性明顯、水平程度不同，差異性和不均衡性表現較為突出，因此有必要構建一個完整的評價指標體系，對我國31個省份(未含我國港澳臺地區)的旅游綜合發展能力進行全面評價，為各地區制定旅游發展策略提供參考和依據。
旅游業的蓬勃發展使得國內外學者對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研究的熱度也在不斷提高。國外學者對目的地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需求、旅游資源、旅游地形象打造與市場營銷等視角[1]。如Divisekera認為，研究旅游需求是十分必要的，只有抓住游客的旅游需求，才能夠更有效地保持或提高目的地的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和旅游競爭力[2];Melingonzie和Garcfalcn等提出，目的地所擁有的特定資源稟賦是決定旅游產業發展潛力的關鍵因素，這里所指的特定資源包含自然資源以及參與特定旅游經濟活動時的一切要素和資源[3];Buha⁃lis則認為，地區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與市場營銷、旅游形象塑造關系緊密，開發商制定的旅游市場營銷戰略顯得越來越重要，旅游目的地在注重旅游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也不可忽視對自身旅游形象的塑造[4]。國內學者在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方面做了很多實證研究，多數學者以省級區域為研究范圍，分析該區域內部的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并討論其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差異和形成差異的原因。陸相林以產業結構與功能為出發點，構建出地區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的評價指標體系，以山東省17個地市為例，做了旅游發展能力優劣類型的劃分[5];梁濱和鄧祖濤以長江中游城市群最新地域空間范圍為研究對象，選取標準差作為衡量地區絕對差異的指標，變異系數用于衡量相對差異的變化，研究長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間旅游經濟發展狀況[6]。
國內外與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相關聯的研究內容多樣化，且集中性相對比較明顯，國外學者偏向理論研究，國內學者則更加注重實證研究;整體來看，目前已有的關于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的研究，很少有將橫向比較與縱向比較相結合的面板數據分析，研究對象范圍有待于進一步拓展;另外，學者們在進行定量分析時雖然都建立起相應的評價指標體系，但指標的選取面較為狹窄，一定程度上缺乏全面性和結構化，相關評價指標還需進一步完善。本文在對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的構成要素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構建出一套相對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在此基礎上，主要采用集對分析法和GIS空間分析法，將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對我國31個省份(不包括港澳臺地區)的旅游綜合發展能力進行時空演化分析，從而為各省區市調整旅游發展方向、制定旅游發展策略等提供參考和依據。
二、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是旅游目的地通過開展旅游經營活動，在成長積累的過程中不斷擴大旅游發展規模、增加旅游發展效益的一種現實或潛在的綜合性的能力，反映了目的地旅游發展的條件和水平。本文在參考和借鑒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的基礎上[7-11]，遵循科學性、典型性、系統性、全面性、目標導向、可操作性等指標體系構建原則[12]，建立了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其中包括旅游資源稟賦、旅游基礎設施、旅游接待能力、旅游發展現狀和旅游環境承載力共5個要素，19個具體指標。
(1)旅游資源稟賦�？紤]到數據的可獲取性，本文選取了A級景點數量這一指標對我國各地區的旅游資源稟賦進行分析。
(2)旅游基礎設施。本文中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由星級飯店數量、客房數量、床位數量、醫療衛生機構數量、互聯網普及率、每萬人擁有公共廁所數量、每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數量7個指標來反映。
(3)旅游接待能力。本文主要選取3個指標來進行衡量，分別是旅行社數量、旅游業從業人員數量、旅客周轉量。
(4)旅游發展現狀。該要素考察地區內目前旅游發展狀況，包括國際游客接待量、國際旅游(外匯)收入、國內旅游者人數、國內旅游收入、客房出租率5個指標，宏觀層面上反映了旅游業發展對經濟的貢獻程度。
(5)旅游環境承載力。本文中旅游環境承載力主要指自然生態方面的承載能力。本文選取了3個具體指標進行衡量，分別是人均水資源量、城市污水處理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
三、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1.EVM法
EVM法即熵值法。熵在信息理論當中是用于測度和衡量模糊性的，按照該性質，各個指標的離散程度能夠使用熵值來判斷，指標的離散程度決定了其對綜合評價的影響(即權重)，即指標越離散，權重值越高[13]。
四、結果與分析
對區域要素或特征的時空分異研究是經濟地理學、區域經濟學的經典研究方法，本文運用熵值法、集對分析方法和GIS空間分析法，對2009-2018年我國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進行了綜合測度，并分析其時空格局演化特征。
(一)我國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時間演變特征分析
1.我國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整體上不斷提升
表1反映了2009-2018年我國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的總得分，可以看出，我國31個省份10年來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通過計算不同年份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得分的平均值可以發現，2009年為0.759，2010年為0.857，且10年間平均值一直處于增長的態勢，可見我國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整體上不斷提升。根據由自然間斷點分級法得出的我國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等級劃分結果，就各等級的地區數量而言，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較強和旅游綜合發展能力中等的地區數量最多，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強的地區數量最不穩定，但總體變化趨勢是波動上升的。整體上看，我國大部分省份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提升幅度明顯。
3.我國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變化的階段性特征明顯
根據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總得分的變化特點，可看出我國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在時間序列演化上呈現明顯的階段性特征。2009—2011年，旅游綜合發展能力中等的地區占據主導地位，并且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強的地區數量逐漸增多;2012—2014年，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強的地區數量不斷減少，同時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弱的地區數量增多并維持在穩定的狀態;2015—2018年，旅游綜合發展能力中等的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強的地區數量呈現出先減少后增多的“U”字型趨勢，而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較弱的地區數量卻呈現出先增多后減少的倒“U”字型趨勢，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較強的地區數量不斷減少，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弱的地區數量基本穩定。由我國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時間演變上呈現出的階段性特征可以推測，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變化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如政策法規、社會環境、經濟狀況、體制機制等，某個時間段內，任何單方面或多方面因素影響都會使得區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發生變動。
(二)我國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空間格局演變特征分析
1.我國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總體空間演變特征
(1)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較弱的區域逐漸向中部和東北部方向演變。2009年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較弱的區域主要有甘肅、貴州、天津、海南，自2010年起吉林由旅游綜合發展能力中等的區域開始演變為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較弱的區域，隨后山西、黑龍江等也成為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較弱的省份。綜合來看，2009—2018年，中部和東北部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較弱的地區數量增加，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較弱的區域逐漸向中部和東北部方向偏移。
(2)就全國而言，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東部地區高于西部地區，南方地區優于北方地區。東西方向上，呈現出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東強西弱的分布格局，東部以浙江為代表屬于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強的區域，西部以西藏和青海為代表屬于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弱的區域;南北方向上，呈現出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南強北弱的分布格局，南方大部分省份都屬于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強和能力較強的區域，而北方大多數省份屬于旅游綜合發展能力中等和能力較弱的區域。
(3)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空間集聚效應明顯。除北京、山東等省份以外，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強和能力較強的區域大部分集中在我國東南部地區，且以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云南、四川等為圈線呈半環帶狀分布;中部地區的旅游發展也表現出較強的相關性，10年間中部六省的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水平基本處于較強和中等的等級，呈現出片狀分布特征;西部以寧夏、青海、西藏為代表形成一個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弱的低水平區域。
(4)直轄市的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整體提升緩慢。4個直轄市的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總體呈上升趨勢，但提升速度較為緩慢。尤其是上海市和天津市，上海市在2011年以前處于旅游綜合發展能力中等的區域，之后卻劃分到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較弱的區域，天津市在2011年之前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較弱，2011年以后落后到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弱的區域。
2“.東—中—西”三大區域的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演變特征
根據我國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總得分(見表1)，結合對“東—中—西”三大區域的劃分，可計算得出“東—中—西”三大區域內部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的歷年平均得分，以及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歷年總得分的標準差和變異系數，并繪制出變化趨勢圖(見圖2~圖4)。
(1)三大區域的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平均水平總體呈現上升趨勢，東部和中部地區在2011年以后提升速度變得緩慢，且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平均水平相近，西部地區在2015年以后提升速度也開始放緩(見圖2)。
(2)就區域整體水平而言，2009—2018年，西部地區的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平均得分曲線始終位于東部和中部下方(見圖2)，說明西部地區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平均水平始終比中部和東部地區低。2013年之前，東部地區的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平均得分略高于中部地區，2013年之后卻一直低于中部地區，表明2013—2018年中部地區的旅游業發展速度加快，旅游綜合發展能力逐漸追趕上甚至超過東部地區。
(3)2009—2013年“東—中—西”三大區域的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平均得分東部>中部>西部(見圖2)，基本呈現出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東—中—西”階梯狀遞減的格局。具體來看，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強的省份絕大部分位于東部地區，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較強和旅游綜合發展能力中等的省份在三大區域均有分布，而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較弱的省份集中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區，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弱的省份除天津和海南外，全部位于西部地區(見圖1)，說明我國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東—中—西”階梯狀遞減格局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與地區經濟發展狀況有關。
(4)“東—中—西”三大區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歷年得分的標準差和變異系數都呈現出波動減小的趨勢(見圖3、圖4)，表明三大區域內部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的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都逐步縮小，旅游發展趨于均衡態勢。(5)2009—2018年的10年間，三大區域內部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的標準差和變異系數都是中部<東部<西部(見圖3、圖4)。西部地區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差異最大，旅游發展最不平衡，中部地區的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差異最小，旅游發展相對均衡。
五、影響因素與形成機理分析
(一)影響因素識別
影響我國省域之間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差異的因素很多，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結合我國旅游發展特點，本文選取人均地區生產總值(x1)、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x2)、第三產業法人單位數所占比重(x3)、居民消費水平(x4)、旅游類居民消費價格指數(x5)、人均財政支出(x6)、客運量(x7)、貨運量(x8)為解釋變量，旅游綜合發展能力(y)為被解釋變量，通過對2009—2018年間的旅游綜合發展能力與其影響因素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得到結果如表2所示。
根據回歸分析結果(見表2)，假設的8項影響因素均與旅游綜合發展能力有著較為顯著的相關關系，且不同年份的主要影響因素略有差異。由歷年回歸分析結果可知，8個解釋變量對于我國省域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的影響程度不同，綜合來看，2009—2018年的10年間，人均財政支出(x6)的影響最為顯著，在1%的水平下與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呈現出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其余各項影響因素隨著時間的變化分別與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呈現出不同程度的正相關關系。2009—2011年，除人均財政支出(x6)外，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x2)和貨運量(x8)對旅游綜合發展能力也有重要影響;2012—2016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x1)和第三產業法人單位數所占比重(x3)對旅游綜合發展能力的影響程度低于人均財政支出(x6);2017—2018年，與旅游綜合發展能力呈現顯著相關關系的影響因素主要有兩個，且影響程度由強到弱的關系表現為人均財政支出(x6)>客運量(x7)。——論文作者：侯丁冉1，馬慧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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