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12-29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構建一個四期的世代交疊模型，分析了天生稟賦、義務教育以及非義務教育對于收入差距和代際收入流動性的影響。本文發現除天生稟賦外，義務教育是影響收入差距和代際流動性的最主要原因。來自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子女盡管初始能力的差距不大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構建一個四期的世代交疊模型，分析了天生稟賦、義務教育以及非義務教育對于收入差距和代際收入流動性的影響。本文發現除天生稟賦外，義務教育是影響收入差距和代際流動性的最主要原因。來自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子女盡管初始能力的差距不大，但家庭的教育選擇和公共教育政策卻使得其最終的人力資本和收入在代際內的差距加大，并固化了收入在代際間的相關性。貧困家庭由于受預算約束限制，對孩子的早期教育投入較少，使得其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獲得的人力資本存量較低，并進一步導致其高等教育參與率較低，這是收入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模擬各種教育經費投入模式的結果表明，加大義務教育階段的公共支出力度，有助于彌補年輕父母在孩子早期教育時的預算約束，緩解代際內收入的不平等并增強代際間收入的流動性。
關鍵詞：教育投資收入差距代際流動性教育經費
一、引言
收人是否平等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運行是否穩定，機會是否平等的重要指標。Becker&Tome(1979)認為，收人不平等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方面進行度量。橫向不平等代表了收入或教育在同一代人內的差距;而縱向不平等則指收人或教育水平在代際間的流動性，代際間收人的相關性越高，則社會的代際流動性就越低。大量的經驗研究表明，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經超過了警戒線水平，甘犁教授(2012)計算的2010年中國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61，更是引起了學術界的嘩然。國家統計局在2012年首次公布中國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74，雖遠遠低于0.61，卻仍大大高于OECD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①李實和羅楚亮(2011)在修正了樣本抽樣偏差等因素后，發現我國最高10%人群的收入是最低10%人群收入的32.8倍，城鄉間居民收入的差距達到3.87倍，并且收入差距還有不斷上升的趨勢(Ravallion&Chen，2004;Mengetal.，2010);而從縱向來看，我國居民收人的代際相關性也偏高。相較于丹麥(0.089)、瑞典(0.141)、英國(0.198)、美國(0.357)等發達國家②，我國代際間收入相關性從1995年的0.47上升到2002年的0.53(Dengetal.，2013)。Gongetal.(2012)用2004年微觀數據估計的代際收人持續性更是高達0.63。代際內和代際間收人不平等的加劇已經對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了一定的影晌。
在有關收入不平等形成機制的研究中，個體的天生稟賦和后天教育無疑是最重要的兩個因素。先天稟賦主要包含了生物學上的遺傳因素，由于相應微觀數據的不可得性，個體后天接受的教育如何固化或弱化由先天稟賦在代際內差異和代際間的相關性造成的收人差距，一直是理論和實證研究的重點和難點。歐美等發達國家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早。Becker&TomeS(1979)最早探討了能力以及不同階段教育對收人不平等的影響。在此基礎上，Restuccia&Urratia(2004)、Maoz&M〇av(1999)發現在美國的教育體制下，收人不平等是天生稟賦和后天教育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教育因素中，同代間的橫向收入不平等主要由所接受的高等教育不同所導致，而父母對孩子早期教育投入的差別則是代際間收入流動性降低的主要原因。由于教育體制的差異，①我們并不能簡單照搬國外的結論，而就目前國內已有的文獻來看，對這一問題探討也還處在定性階段。?限于相應鎰觀數據的缺乏，實證研究很難給出定量結論。
本文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結合我國獨特的九年義務教育體制和經費投入模式，探討天生能力及不同的階段的家庭和公共教育投資在收人不平等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具體而言，文中構建了一個四期的世代交疊模型，分析天生稟賦、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教育的私人和公共支出對于同代間收入差距和代際收人持續性的影響。除了定性討論之外，我們還通過數值模擬的方法對各級教育在收人不平等擴大過程中的作用加以量化，探討了如何更加合理地制定公共教育財政政策。其意義在于：第一，在模型構建上，明確了先天能力和后天教育在收入不平等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并通過校準模型定量分析了二者對于收人不平等的貢獻。第二，從理論的角度對代際內和代際間的收人不平等進行了區分，分別研究了二者在義務教育和后義務教育階段變化的趨勢。第三，結合我國教育體制的實際情況，利用校準和數值模擬的方法定量分析了公共教育政策對于收人不平等形成的影響。第四，相較于實證研究，本文所采用的理論模型結合數值模擬的方法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相應政策試驗的外部有效性也更強。盡管這一方法已成為近年來國際相關問題中的主流，但國內尚屬起步階段，相信對以后國內相關領域的研究能夠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我們發現，在現有的教育支出體系和公共教育支出結構下，教育會強化由于能力在代際內和代際間差距而造成的收人不平等。在代際內，教育使得收入的橫向不平等相較于能力差別擴大了約四分之一;而在代際間，教育對于收入不平等的貢獻超過了50%。家庭在子女義務教育階段的投人對子女后期的人力資本積累和收人的影響要大于高中和大學教育。政策模擬的結果顯示，教育公共支出的改變對于不同家庭背景和能力個體的高中和大學的參與意愿的效果存在著差異，在不改變教育公共支出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前提下，適當加大義務教育的公共支出的比例，也可以緩解收入在代際內的不平等，增強其在代際間的流動性。
文章結構如下：引言之后的第二部分構建了四個時期的人力資本迭代模型，并借助模型討論各個階段的教育對于代際內收人不平等和代間流動性的影響;第三部分對模型參數進行了較準，并借助校準后的模型分析了收人不平等和代際持續性的根源;第四部分為模型的參數敏感性檢驗;第五部分模擬了各種政策的實施效果;最后一部分給出了結論。
二、模型設定
(一)家庭效用最大化問題
引言中已述，天生稟賦和后天教育是研究收人在代際間流動性的兩個關鍵因素。因此參照Becker&T〇mes(1979)，我們構建了一個四期的異質性世代交疊模型來研究教育對我國收人的不平等和收入代際流動性的影響。模型中的一期代表15年，經濟中的人口增長是外生的。個體的生命周期分為四個階段，依次為幼年期(1—15歲)、少年期(16—30歲)，青年期(31—45歲)和壯年期(45—60歲)。在任意時刻，經濟也由上述的四類個體組成。經濟中的決策單位是家庭，由處于青年期(父母)和幼年期(子女)或處于壯年期(父母)和少年期(子女)的個體組成。下文中，我們用家庭中父母所處的年齡段來代表家庭的年齡，因此整個經濟由處于青年期和壯年期的家庭組成。家庭的決策權掌握在家庭中處于青年期或壯年期的個體中(父母)，處于幼年期和少年期的個體(子女)不參與家庭決策。在家庭壯年期期末，家庭中的父母會退出經濟，而處于少年期的個體(子女)會生育后代并在下一期組成新的家庭。
相關期刊推薦：《經濟研究》是1955年創辦的全國性綜合經濟理論刊物，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辦，國內外公開發行。主要發表經濟學界新近的理論研究成果，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理論的 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及其機制的研究;我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大課題的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特點、新趨勢研究;世界經濟發展問題研究以及反映我國經濟領域中的新情況、新問題的調查報告和當代國外各派經濟理論的介紹和評價等等。
除幼年期外，處于各個階段的個體在各期均擁有1單位的勞動稟賦，勞動的供給是無彈性的。家庭中的父母對子女是單向利他的，這體現在年輕父母和年長父母會分別關心其子女在下一期時的人力資本水平上。由于我國實行9年義務制教育，假定子女6歲人學，家庭的青年期正好包括了義務教育階段(小學和初中)，而其壯年期則涵蓋了高中教育和大學教育階段。除了年齡之外，青年家庭的異質性體現在家中父母的人力資本水平\和子女的天生稟賦7T上;壯年家庭的異質性體現在家中父母的人力資本水平子女的天生稟賦7T以及經過義務教育投資后子女積累的人力資本7;■上。下文分別說明青年家庭和壯年家庭各自的最大化問題以及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
四、敏感性檢驗
由于模型中的參數較多，且不同參數組合可能會影響到模型結果的穩健性，本節我們檢驗模型中幾個關鍵的參數變化對于模型結果是否與預期一致。
首先，我們檢驗天生能力的一階自回歸項中參數P和對于模型結果的影響。在前文的數值模擬中，教育擴大了天生能力在同代不平等，并降低了收人的代際流動性(P增大)。因此可以預期，收人、義務教育后的人力資本在代際內不平等和代際間的相關性會隨著P和^同方向變化。敏感性分析驗證了這一結論。③當P從基準模型的0.208減小到0.008時，收人的代際流動性有所提高，同代間的收人差距卻有所減小。而當從基準模型0.53減小到0.33時，同代間的收入差距從0.69縮小到0.46，但代際收人的持續性從0.47擴大到0.559。這是因為能力對數標準差的減小，意味著能力較高的個體數量的減少。能力較高的個體通常會獲得較多的教育投資，特別是非義務教育的投資，因此能力較高個體數量的減少意味著教育投資差距的減小，會使同代間的收人差距縮小。增加的代際持續性是因為貧困家庭的父母通常對能力高的孩子投資較多，能力較高個體數量的減少會減小貧困家庭對教育的投資，因而增加代際收人的持續性。擴大P和則會產生完全相反的作用。然而，無論和p如何變動，其對高中和大學入學率的影響卻不是很大。
其次，決定個體教育投資的另外兩個重要的參數是義務教育階段人力資本對教育支出彈性7以及大學畢業生相對于高中畢業生的工資收益這兩個參數說明了早期教育與高等教育對于收入的重要性，特別地，大學收益?的變化及其對于天生稟賦、義務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對于收人差距和代際流動性的影響，是不同國家間比較的核心問題。?我們在對這兩個參數進行敏感性分析時發現當y減小到0.188時，義務教育后子女所獲得人力資本和最終收人的代際相關性均有所減弱，且二者在同代內的標準差(收入差距)也有所減少。?這是因為y的減小使得同等數量早期教育投資的“邊際產出”減小，相較于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對于子女進行教育投資會減小的更多，從而使得對子女進行的早期教育投資更多的由能力因素決定。③而在另一方面，當減小到1.398時，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的人力資本和最終收人的代際相關性會略有提高，二者的代際內差別卻基本維持不變。與此同時，高中人學率會減小到27%，但大學入學的變化不大。這是因為大學收益的降低，使得送子女進人高中的預期收益降低，但大學人學率9(公)卻不受到這一變化的影響。④
五、政策實驗：如何合理設計公共教育支出
(一)增加義務教育投資的比重
通過前文的數值模擬我們發現，收入在代際內的不平等的擴大和代際間收入的“固化”很大程度上在義務教育階段便已完成，而由此引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果以縮小同代不平等和增加代際流動為目標，我們應如何合理地分配教育資源?特別地，在教育財政總量既定的情況下，教育公共總支出在義務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學教育階段的分配對于收人不平等和代際收入流動性的固化有什么影響?在前文模型的基礎上，本節我們試圖通過政策實驗從定量的角度給出一個回答。在圖3A中，我們維持稅率(T=3.03%)以及高中和大學公共支出在總支出中的比例不變，通過改變模型中高中和大學教育補貼系數6%4和6?，畫出了義務教育公共支出占教育公共總支出的比例同收人對數標準差和收入代際相關性之間的對應關系�？梢钥闯�，隨著義務教育公共支出教育總支出比例的增大，收入在代際內的對數標準差和在代際間的相關系數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在圖中，我們標注出了模型在校準參數下(對應義務教育公共支出占GDP比重比為0.019)產生的收人對數標準差和收人代際相關性水平。可以看出，在教育支出公共經費總量不變的前提下，通過進一步增大義務教育公共支出在教育總支出中的比重，會顯著提高收入的代際流動性并降低其在代際內的不平等程度。
(二)擴大大學人學機會
前文已述，除了個體接受義務教育后所獲得的人力資本;之外，個體進人大學機會還受到大學教育資源供給的影響。就我國而言，基于解決經濟和就業問題的考慮，從1999年開始普通高校本�？圃盒U大了招生人數，使得大學入學率大幅提升。⑥如果將模型中的參數&和視為高校擴招這一政策的代理變量，我們在此可以粗略討論高校擴招對于代際收人差距和收人代際傳遞性的影響。
具體來說，我們希望通過模型觀察不同水平從。和叫對代際不平等和代際收人傳遞的影響。由于仏的校準數值大體接近于1，在圖3B中，我們保持/^和其他參數不變，畫出了模型穩態時大學入學率、收人代際內對數標準差和代際間相關系數同&之間的關系。有趣的是，盡管大學入學率會隨著M。的增加而增加，但是代際內收入的對數標準差和代際間收入的相關性卻隨著M。呈現出先增加后減小的“倒U型”關系。這是因為，在M。較小時，個體進入大學，實現高收益的概率主要取決于義務教育后積累的人力資本水平4。盡管早期教育投資不足會使得低收人家庭子女在義務教育后積累的人力資本水平不足，但隨著&的逐漸增大，高中畢業能夠進入大學的概率已經趨近于1，這使得就讀高中進入大學學習越來越成為一個確定性事件并大大提高了就讀高中的預期收益，這使得大學教育對減緩收人差距和增大代際流動性起到積極作用。在圖中，我們畫出了模型校準參數下(M。=0.288)對應的代際內收人的對數標準差和代際間收人相關性(A點與B點)。由于在估計模型參數時我們選取的是高等教育擴招之前的教育財政數據，A點與B點可看作是高校擴招之前收人的代際內差距=0.69)和代際間相關性(&=0.47)。而根據教育部最新的數據顯示，在高校擴招后，2012年我國的高中人學率和大學人學率已經達到了87%。在圖3B中，與這一入學率相對應的M。值為0.61，而C、D兩點則代表了與這一叫值對應的代際內收人差距((rn=0.73)和代際間的收人相關性=0.5)。盡管高校擴招最終結果還有待觀察，但從上述結果來看，高校擴招對于代際收人的不平等與代際間收人的相關性影響不大。——論文作者：楊娟賴德勝邱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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