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12-29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教育和健康作為人力資本的最重要部分，其互補關系引起了經濟學家的高度關注。本文使用中國老年人數據，研究了教育對健康的影響及其內在機制。結果發現教育顯著提高了中國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存活率，且教育帶來的健康投入效率的提高比預算約束的放松所起
摘要教育和健康作為人力資本的最重要部分，其互補關系引起了經濟學家的高度關注。本文使用中國老年人數據，研究了教育對健康的影響及其內在機制。結果發現教育顯著提高了中國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存活率，且教育帶來的健康投入效率的提高比預算約束的放松所起的作用更大，因此可以通過健康行為的干預來增進人們的健康。本文進一步證實了教育對健康影響的持久性和跨國普適性，同時也發現了教育對中國老年人健康的影響渠道的一些有趣特點。
關鍵詞教育，健康，渠道分析
一、引 言
長期以來，作為人力資本的兩個最重要組成部分(Becker，1964;Gross-man，1972)，教育和健康之間的互補性關系引起了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關注。顯然，如果教育能夠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那么受教育者不僅能夠通過知識資本的積累而獲益，而且可以通過健康資本的改善而大大增加人力資本的價值，因此研究教育對健康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對人們健康水平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一定的渠道發揮作用，這意味著，如果教育對健康的影響渠道是已知的，那么通過對影響渠道的針對性干預，可以改善人們的健康狀況。為此，學者們圍繞上述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已有文獻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人的受教育水平是否影響其健康水平?如果能，那么其內在機制是什么?
現有絕大多數文獻都發現，教育與健康水平之間存在一種正相關關系。正如RichardsandBarry(1998)所估計的，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1990年美國一名25歲大學畢業生較一名高中畢業生至少多活八年。而GrossmanandKaestner(1997)和Grossman(2000)的研究進一步顯示，無論是采用死亡率、殘障率、軀體功能等客觀健康指標還是采用自評健康、認知功能等主觀健康指標，無論研究對象是微觀個體還是整體人群，這一關系都被穩健地證明是成立的。同時，教育對健康的正向改善作用也為不同時期、不同國別的研究所證實。1比如KitagawaandHauser(1973)和Mearaetal.(2008)對美國人群的研究，Marmotetal.(1984)對英國人群的研究，Mustardetal.(1997)和KunstandMackenbach(1994)分別對加拿大和北歐樣本的研究，以及趙忠和侯振剛(2005)2、趙忠(2006)3、李珍珍和封進(2006)4等對中國人群的研究等，均發現教育對健康具有穩健的正向關系。1這種正相關性能否理解為“因果關系”，學界仍存在較大爭議。第一種觀點認為是一種因果關系(Grossman，1972，2004，2008)，第二種觀點認為是一種反向因果關系(Cawley，1998)，而第三種觀點則認為是由于同時影響健康和教育的遺漏變量的存在，使得兩者之間顯示出一種偽正相關關系(Fuchs，1982)。許多研究試圖利用外生沖擊造成的教育水平變動來識別教育對健康的因果作用，比較一致的表明教育對健康存在一種獨立的因果關系(如Adams，2002;Arendt，2005;Contietal.，2010)。然而，即便如此也并不能排除現實生活中其他兩種機制同時發揮作用的可能性。2趙忠、侯振剛，“我國城鎮居民的健康需求與Grossman模型———來自截面數據的證據”，《經濟研究》，2005年第10期，第79—90頁。3趙忠，“我國農村人口的健康狀況及影響因素”，《管理世界》，2006年第3期，第78—85頁。4李珍珍、封進，“教育對健康的影響———基于上海家庭調查數據的研究”，《中國勞動經濟學》，2006年第4期，第30—42頁。
然而，教育是如何增進人們健康的?現有文獻對這方面的研究還相對薄弱。已有的研究結論大致可歸入“預算約束放松說”和“效率提升說”兩種渠道假說。前者認為，教育程度高通常意味著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從而能擴大健康投入的預算約束集(Willis，1986;Moen，1999)。一方面，良好的經濟收入能為受教育者提供良好的營養物質條件;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可以支配更多的經濟資源進行專門的健康投資，如購買醫療保險和服務、保健器材及設施等，從而有利于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CutlerandLleras-Mun-ey，2010;Ettner，1996)。后者則認為教育能影響人們對健康的認知和相關健康行為，從而能夠提升健康的“生產效率”(productiveefficiency)和“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iency)。一方面，教育可以提高“健康”這種產品的生產效率，即同樣的健康要素投入高教育者能獲得更多的健康產出(Gross-man，1972)。比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更透徹地理解治療方案，更好地配合治療，療效也相應提高(GoldmanandSmith，2002)。另一方面，教育可以提高健康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即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更好地優化其健康投入組合(RosenzweigandSchultz，1989;GrossmanandKaestner，1997)。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備更高的認知能力和適應能力、健康知識更加豐富，傾向于選擇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為(Kenkel，1991;CutlerandLleras-Mun-ey，2010)，如較少吸煙、酗酒、吸毒等行為(Mokdadetal.，2004;deWalque，2003;Sander，1999)，飲食更加健康，并更積極地鍛煉身體(Sheaetal.，1991)，較少參與高風險活動如飆車等。以上文獻均圍繞教育對健康的某一種或幾種影響渠道進行了有益探索，但遺憾的是，(部分是由于數據限制)以往文獻并未對影響渠道進行全面考察，因而無法在同一個研究框架下比較各種渠道的相對重要性，從而難以為“健康干預”(healthintervention)提供充分指導。
為此，本文使用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ChineseLongitudinalHealthyLongevitySurvey，CLHLS)的最新數據，對教育和健康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全面考察。目的在于考察：教育能否增進健康?其內在機制是什么，以及中國情況有何特殊性?
本文的意義在于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本文全面考察了教育對健康影響的渠道，對“預算約束放松說”和“效率提升說”兩種假說加以驗證，并對各種渠道的相對重要性進行了比較，從而能夠為健康干預政策提供實證依據。其次，現有研究對老年群體關注較少(Adams，2002;FreedmanandMartin，1999)，本文對老年人群體的考察有助于檢驗教育對健康影響的持久性;同時在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關注教育對健康的作用對于實現健康老齡、提高老年人福利和生命質量具有重要意義。最后，現有研究的對象主要是OECD等發達國家人群(Grossman，2004)，而我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階段、生活方式、飲食習慣和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異，因此使用中國數據探討教育和健康的關系及其影響機制具有重要的國際比較價值(張純元，2001)5。5張純元，“高齡老人受教育程度與健康長壽關系研究”，《南方人口》，2001年第3期，第1—5頁。
相關期刊推薦：《經濟學家雜志》創刊于1989年，是由中國經濟學界一批著名專家學者共同倡議創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所屬的西南財經大學承辦的大型經濟理論刊物。主要發表經濟學界新近的理論研究成果，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理論的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及其機制的研究;我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大課題的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特點、新趨勢研究;世界經濟發展問題研究以及反映我國經濟領域中的新情況、新問題的調查報告和當代國外各派經濟理論的介紹和評價等等。
文章其余章節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紹本文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三部分介紹數據和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第四部分考察教育對健康的影響;第五部分分析和比較教育對健康的各種影響渠道;最后是簡要的結論。
三、數據和描述性統計
(一)數據來源與變量設定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ChineseLongi-tudinalHealthyLongevitySurvey，CLHLS)。該調查由北京大學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和Duke大學老齡發展研究中心聯合主持，由國家疾控中心組織實施。調查始于1998年，此后在2000年、2002年、2005年和2008年進行了四次跟蹤調查。1998年的基線調查在全國22個省隨機抽取了631個縣/縣級市/市轄區，調查區域總人口為9.85億，覆蓋了全國85.3%的人口。問卷調查涵蓋了受訪者的人口社會學特征、家庭背景、經濟狀況、健康狀況、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信息。
在分析教育對健康的影響及其影響渠道時，本文使用了CLHLS調查2008年最新數據。本輪調查在全國23個省進行分層隨機抽樣，訪問了60歲以上110歲以下(不含110歲)8的16821名老年人，其中受過至少1年教育的老年人共6277名，占總樣本的37.4%。在全部老年人樣本中，平均受教育年限為2.04年;而受教育老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44年。8本文把樣本限制在110歲以下，主要考慮到年齡過高的老年人在年齡申報、回顧性事件等問題的回答上可能存在較大測量誤差。同時本文也嘗試使用不同年齡區間的樣本進行分析，但未發現結果有明顯差別。9值得注意的是，表3COX回歸所報告的觀測值數目與1998年的受訪老人數目有出入，因為COX分析在處理隨時間改變的變量時需要把一個觀測值拆分(Split)為多個觀測值。比如，“有配偶”這個變量，為了反映老年人婚姻狀態的變化，對于一個存活到2008年的老年人，需要在2000年、2002年、2005年三個觀測試點拆分為多達4個觀測值。10在心理學、精神病學或健康經濟學的研究中，在測得簡易精神狀態量表(MMSE)得分后，往往需要確定閥值以便對研究對象進行篩選。原則上來說，該閥值的確定應隨著目標人群的年齡結構、受教育水平等特征分布做相應調整(Crumetal.，1993)。然而，目前關于中國老年人群的MMSE分布的研究還比較有限，對中國老年人閥值的確定，學界尚未達成共識(Cuietal.，2011;Xuetal.，2003;Katzmanetal.，1988)。因此我們選取了國際老年學研究中經常使用的閥值24分。事實上，即便將MMSE視為連續性變量，下文的結果依然穩健。限于篇幅，此處沒有報告，感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取。
在分析教育對老年人死亡率的影響時，本文使用了1998—2008年的跟蹤調查數據，分析對象為1998年的受訪老人。在1998年9093名受訪老人9中共有4831名老人存活到2000年，2643名存活到2002年，1051名存活到2005年，截至2008年調查時點仍有358名老人存活。
本文關注的被解釋變量為衡量老年人健康狀況的指標，包括軀體健康和認知功能兩個方面，分別由器具性生活自理能力(InstrumentalActivitiesofDailyLiving，IADL)和認知能力量表(Mini-MentalStateExamination，MMSE)來衡量。IADL主要測量老年人在外出活動及日常生活中借助于器械進行活動的能力。該指標是參照國際通行的IADL功能指數(Lawton，1971)并結合中國社會文化習慣而設計。共包含八項活動，即做飯、洗衣、外出串門、購物、走遠路、提重物、下蹲、乘公交車。如果老人在這八個方面均能自理，則視作“IADL完好”(IADL=0);若至少一項活動需借助他人幫助才能完成，則視為“IADL受損”(IADL=1)。MMSE量表包含24個問題，涵蓋了老人的定向能力，反應能力，注意力及計算能力，記憶力，語言、理解及自我協調能力五方面的認知功能。該指標在國際通用的簡易精神狀態量表基礎上(Folsteinetal.，1975;DebandBraganza，1999)構建，并根據中國文化傳統對量表進行適當修改。MMSE分值為0—30分。本文把MMSE得分超過24分10定義為“認知功能好”(Folsteinetal.，1975;ZengandVaupel，2002)，賦值為1;得分為0—23分，定義為“認知功能受損”，賦值為0。
本文的主要解釋變量為受訪老人是否受過教育：如果老年人受過至少1年的教育則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
本文重點關注的渠道變量有兩類：(1)健康行為變量，包括吸煙、酗酒、飲食均衡、鍛煉、休閑活動指數等;(2)社會經濟變量，包括老人的職業、是否經濟獨立、是否有醫療保險、家庭開支能否做主、生病時能否得到及時救治等。需要解釋的兩個渠道變量是“休閑活動指數”和“飲食均衡”。休閑活動指數(leisureactivityindex)的構造共包括個人戶外活動、種花養鳥、讀書看報或上網、打牌或麻將、看電視聽廣播、參加有組織的社會娛樂活動、外出旅游7項活動。如果經常參加其中的某一項活動，則得分增加1分，滿分為7分。“飲食均衡”變量的構造參考了中國營養學會(2007)11的平衡膳食寶塔。如果受訪老年人每天或經常食用蔬菜或水果，以及魚、肉、蛋、豆，則認為該老人飲食比較均衡，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其他控制變量的定義和測量淺顯易明，限于篇幅未做一一說明。——論文作者：程令國張曄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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