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區塊鏈技術的供應鏈智能治理機制

發布時間：2020-04-26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當今，依托IT技術的區塊鏈和物聯網驅動產品與社會接入一個龐大的智能網絡。為解決新環境中供應鏈治理的機會主義風險和信任問題，可借鑒去中心且去信任的區塊鏈互聯網治理機制體系(含智能合約機制、共識機制、獎勵機制、安全透明機制、共享機制、協作

　　摘 要：當今，依托IT技術的區塊鏈和物聯網驅動產品與社會接入一個龐大的智能網絡。為解決新環境中供應鏈治理的機會主義風險和信任問題，可借鑒去中心且去信任的區塊鏈互聯網治理機制體系(含智能合約機制、共識機制、獎勵機制、安全透明機制、共享機制、協作機制、自治機制和分層結構機制)，發展供應鏈智能治理機制。因供應鏈治理和區塊鏈都有集成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趨勢，并且供應鏈治理研究有交易成本、資源主義和社會關系多視角集成趨勢，智慧型社會急需發展以行為觀為主、制度觀和結構觀為輔的供應鏈智能治理。基于區塊鏈的供應鏈智能治理框架體系追求多種匹配(如治理相關因素與治理結構的匹配)的適度化以及匹配適度化的智能實現，最終以良好匹配達成良好績效�；�于區塊鏈的供應鏈智能治理機制，關鍵在于以耦合匹配有效銜接主觀治理層和不涉人因因素的客觀運作層，并分層次、分視角地研究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協調以及可持續規模/ 結構、效率和公平之間兩兩或三方矛盾的協調。立足區塊鏈治理機制體系的(事前)契約協調、治理結構與績效評價、匹配機制與耦合機理、(事后)協調機制的研究，有機銜接供應鏈治理多種智能機制。

　　關鍵詞：供應鏈治理;區塊鏈;智能治理;治理機制;耦合;匹配

　　一、引言

　　在21世紀供應鏈競爭時代，供應鏈失敗率高的原因既源于利益獨立的企業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又源于決策者有限理性導致的不完全契約，這可能引發參與者機會主義行為，即信任問題 [ 1 ] 。鑒于治理機制存在著緩解機會主義風險的可行性和效能 [ 2 ] ，供應鏈治理(Supply Chain Governance， SCG)研究逐漸興起，以期更好解決事后“敲竹杠” 與相應再談判和利益分配問題 [ 1 ] 。隨著互聯網信息傳輸的加速和共享理念的普及，供應鏈治理問題既因信息不對稱消減而有所緩解，又因技術雙刃劍所致新的機會主義風險和信任問題而有所加劇，如電商相關刷單和假貨產業鏈問題。

　　為促進信息互聯網向價值互聯網進化，伴隨基于點對點(Peer-to-Peer，P2P)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亦區塊鏈1.0)的快速發展，支撐其后的區塊鏈技術憑借機器制造信任的機制和可自動執行的智能合約等特性，得到了全球各類組織的高度關注與積極探索，形成在貨幣領域外(如金融、數字版權、物聯網、供應鏈管理、公共管理領域)的廣闊應用(亦區塊鏈2.0/3.0)[ 3-5 ] 。區塊鏈的去中心化和去信任(Trustless)的技術特點，為互聯網環境中供應鏈治理塑造了全新環境，尤其是物聯網中智能合約的智能設備/代理者為原有關注人/組織之間信任的供應鏈治理開辟了一個與人無涉的智能運作新層次，并映射出供應鏈智能治理研究新課題。基于博弈多智能體關注行業標準聯盟運作的企業標準聯盟治理研究 [ 6 ] ，為供應鏈智能治理的研究提供了范例。區塊鏈首先在點對點的價值交換上發力，若擴展至社會即可形成新型的全自動智慧型契約社會 [ 7 ] 。鑒于現有供應鏈治理研究中制度觀和結構觀多強于行為觀 [ 8 ] ，應發展智慧型互聯網，并加強社會急需的以行為觀為主、制度觀和結構觀為輔的基于區塊鏈的供應鏈智能治理研究。

　　二、區塊鏈相關互聯網治理機制體系及其與供應鏈治理的集成

　　狹義的區塊鏈(Blockchain)是一種按照時間順序將數據區塊以鏈條的方式組合成特定數據結構，并以密碼學方式保證的不可篡改和不可偽造的去中心化共享總賬，能夠安全存儲簡單的、有先后關系的、可在系統內驗證的數據;廣義的區塊鏈技術則是利用加密鏈式區塊結構來驗證與存儲數據，利用分布式節點共識算法來生成和更新數據，利用自動化腳本代碼(智能合約)來編程和操作數據的一種全新的去中心化基礎架構與分布式計算范式 [ 9 ] 。在去中心化/去中介的結構下如何達成信任和共識是關鍵，而由中本聰首創的比特幣結合博弈論、分布式IT以及密碼技術并以工作量證明鏈(亦最長鏈)解決了“拜占庭將軍問題”(亦分布式數據的全局一致性/共識問題)和“雙重支付問題”(亦數字貨幣的雙花問題)，建立了一整套基于密碼學而去信任的互聯網治理機制體系 [ 10 ] 。表1 總結了斯萬、唐塔普斯科特、穆賈雅和納拉亞南的區塊鏈書籍中區塊鏈相關治理機制，[ 3-4，11-12 ] 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互聯網治理機制體系。

　　區塊鏈技術為供應鏈治理奠定了新的基礎和方向。高效、可靠的全球信息傳輸系統必然要求與之匹配的高效、可靠的價值傳輸系統，這是區塊鏈興盛之根本 [ 3-5 ] 。貨幣作為流動性過濾掉或忽略掉了價值的使用特征(即認知上具體的、空間上本地的、時間上當下的、進而必定分布式的特征);區塊鏈1.0抓住了貨幣流動性之分布式特征，雖然早期會用作一般等價物的記賬簿，但是最終必然需要發展出一種情境化使用的估值功能 [ 13 ] 。實際上區塊鏈1.0至3.0的發展過程就是不斷在實現點對點交換價值的基礎上更多融合使用特點及其使用價值的考量，如可編程腳本技術支持的智能合約在相關系統的后期運行中，可根據使用情況來自動調整利益分配，而協作機制時常采用按使用量(次)計費法。當前，針對立足產業供應鏈(包括各方商流、物流和信息流的運營集成)的供應鏈金融，區塊鏈基于其技術優勢改進了互聯網供應鏈金融中的支付清算、數字票據等金融活動以及權益證明、物流運作證明等產業活動 [ 14-17 ] ，從而實現對業務情境化的融合 [ 15，18 ] 。這種區塊鏈與供應鏈治理在網絡上借助信息系統集成實現的集成還有數字供應鏈 [ 19 ] 、供應鏈動態多中心協同認證 [ 20 ] 和以智能合約程序研發促進多方的商務合作 [ 21 ] 。該集成繼續借助物聯網深化集成智能，如結合物聯網技術形成“數字智能資產”以實現靈活的供應鏈治理 [ 9 ] ，并且區塊鏈與物聯網的集成和共享經濟結合越來越緊密 [ 22 ] ，而點對點的共享經濟(如Uber和 Airbnb)正是側重集成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 [ 23-24 ] 。總之，區塊鏈為供應鏈治理奠定了新的互聯網基礎，為集成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提供了新的發展方向。

　　雖然區塊鏈為供應鏈治理奠定了新網絡基礎和集成方向，但相關集成研究急待深入，其原因有兩方面。在區塊鏈方面，現有研究過于推崇互聯網技術而輕視其他科學，如過于推崇區塊鏈算法信任 [ 25 ] 是否合適，尤其在區塊鏈存在51%攻擊隱患 [ 9 ] 情況下僅立足此種算法信任存在巨大風險。在供應鏈治理研究方面，雖然綜述已指明集成交易屬性、主體屬性、結構屬性和環境屬性分析的體系以及融合交易成本、資源主義和社會關系三大學派的發展路徑 [ 1 ] ，但是當前集成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分析還不深入，缺乏更好應對情境化的供應鏈治理尤其是智能治理研究。鑒于區塊鏈和物聯網憑去中心、去信任、易共享且含智能的治理機制體系為供應鏈治理提供了全新互聯網環境、組織形式和治理工具，本文圍繞供應鏈治理(尤其是與信息技術相關的治理)研究現狀的剖析，分析基于區塊鏈技術的供應鏈智能治理，并為發展全自動智慧型契約社會探索可行路徑。

　　三、與信息技術相關的供應鏈治理研究現狀

　　基于區塊鏈技術的供應鏈治理研究需要借鑒供應鏈治理研究尤其是與信息技術相關的供應鏈治理研究。本文參照李維安從交易成本、資源主義和社會關系三大學派對供應鏈治理研究綜述的路徑 [ 1 ] ，簡要分析如下。

　　(一)單一視角的供應鏈治理研究

　　與最初的治理研究以交易成本理論為基礎并以雙方的“交易”作為分析單元 [ 2 ] 略有不同，交易成本視角的供應鏈治理研究大多擴展至三方以上并包含更多運作環節(尤其是信息及其技術相關運作環節)的使用特點/使用價值分析。如供應鏈上游中的兩種治理機制(即供應商的資質認證和基于抵押品/專用資產的激勵設計)對制造商在與下游客戶關系中適應不確定性這一治理程序的影響 [ 26 ] ;三類因素(即交易復雜程度、對交易編碼的能力和供應端供應能力)對五種全球價值鏈治理結構(即層級型、被俘型、關系型、模塊型和市場型)的影響 [ 27 ] ;兩類質量標簽(即私有商標和原產地/地理標志保護)及其質量增強機制(即聲譽自增強和公共第三方認證)與供應鏈治理結構的一致性/匹配性 [ 28 ] ;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中生產及投資成本(即固定投資、可變生產成本和規模經濟)和交易成本節約對超市生鮮采購模式的影響 [ 29 ] ;結合逆向物流特征編碼的供應鏈治理結構的演化 [ 30 ] 。這些研究的核心觀點可總結為：集成供應鏈運作的交易雖各有特點，但匹配不同供應鏈治理結構，即聚焦供應鏈運作方法、供應鏈交易特征及供應鏈結構三者間的匹配，實質是集成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供應鏈治理研究。

　　社會關系視角的供應鏈治理研究主要關注供應鏈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社會關系及其網絡結構對供應鏈治理的影響以及相應復雜系統/復雜網絡的動態演化。如不同事后風險等級下三種關系保障措施(即雙邊特定資產投資、目標一致性和人際間信任)對保護跨組織績效和持續合作的功效 [ 31 ] ;三種企業關系導向(即長期導向、資產專用性和交互程序)對致力于供應鏈協調的信息流集成/信息共享的影響 [ 32 ] ;契約與議價能力對信任的影響和四種信任(即計算型、能力型、誠實型和可預見型)對信息共享/協調所致供應鏈協調的影響 [ 33 ] ;從行為心理學的平衡理論和結構洞理論出發研究買家— 供應商—供應商三方之間關系 [ 34 ] ;不確定環境中非正式治理機制(包括增加信任的關系質量治理)和正式治理機制在供應鏈網絡形成初期和后期的互動 [ 35 ] ;利益相關者效用視角的全球供應鏈自愿治理機制研究(涉及行為規范和社會標準)，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供應商及后續多級分包商階段中傳統自愿治理機制的逐漸崩坍等的研究 [ 36 ] 。

　　資源主義視角供應鏈治理研究實為管理視角(另含能力視角、運作視角、戰略視角等)供應鏈治理研究的一部分，側重分析供應鏈信息技術及相關運作方式/方法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如多層網絡(物流層—信息層—財務層)視角中供應鏈各環節企業以及整體網絡均衡的動態演化研究 [ 37 ] ;供應鏈中企業管理控制系統與供應鏈治理結構的互動 [ 38 ] ;影響電子化合作工具的供應鏈三大因素(即信任、產品復雜度及產品規模與交易頻率)[ 39 ] ;三驅動因素、供應鏈治理結構以及協調機制(含信息與IT設施的資源共享結構、決策風格、控制等級和風險/獎勵共享機制等)的互動 [ 40 ] ;供應鏈價值集成之基礎框架及流程對有效供應鏈關系和供應鏈績效的影響 [ 41 ] ;內部成本管理、信息系統集成和吸收能力對供應鏈組織間成本管理的影響 [ 42 ] ;依據生命周期評價的供應鏈治理工具 [ 43 ] ;支持農業供應鏈治理的平衡供應鏈透明信息之細節與規模的折中方案/方法 [ 44 ] 。

　　(二)集成視角的供應鏈治理研究

　　鑒于供應鏈治理問題的復雜性，供應鏈治理研究更多采用集成視角。第一，在集成交易成本和社會關系視角方面，有網絡治理適用的交易條件和力求協調與保護交易的社會機制研究 [ 45 ] ;邊界交易者之親密度和中介變量“契約治理/關系治理” 對企業間服務績效的影響研究 [ 46 ] ;不同類型信息技術投資與交易類或關系類供應鏈治理的關系 [ 47 ] 。第二，在集成社會關系和管理運作視角方面，有從結構化理論(從矛盾的動態平衡著手聚焦結構及形成結構進程的迭代互動)出發，研究企業間網絡的效益與網絡進程的互動匹配 [ 48 ] ;整體網絡之網絡結構、網絡治理、網絡演化和網絡結果的互動 [ 49 ] ;全球供應鏈軟、硬屬性兩層網絡(關注信息流、物流和財務流的硬屬性企業網絡和關注態度、行為等個人互動的軟屬性個人及社會關系網絡)間的互動匹配研究 [ 50 ] ;可持續發展供應鏈治理在不同演化階段不同類型政府介入對治理的影響研究 [ 51 ] 。第三，在集成交易成本和管理運作視角方面，有集成了交易成本理論和學習/行動相關組織理論，以便考察供應商使用供應鏈管理信息系統對供應鏈關系的成效研究 [ 52 ] 。

　　近期出現了集成三個或更多視角(如可持續發展視角)的供應鏈治理研究，如強調企業網絡之多視角間的平衡(如差異化與集成的平衡)以及相關協調機制與網絡形式(包括社會網絡、官僚網絡和產權網絡)的匹配研究 [ 53 ] ;集成了交易成本視角、關系視角、管理運作視角供應網絡治理五大驅動因素的研究 [ 54 ] ;集成戰略管理中的波特價值鏈分析、新經濟社會學之嵌入型網絡社會關系分析、行動者—網絡分析以及交易成本視角全球商品鏈/ 全球價值鏈分析的全球生產網絡治理研究 [ 55 ] ;組織間/組織內橫向關系(以知識/信息共享及合作與競爭共存等為特征)的最小治理包(涉及經濟、制度、社會和技術四類結構)，該最小治理結構還留點空間給應對新情況的策略以便平衡穩定性和彈性 [ 56 ] ;環境不確定情況下契約治理(含市場契約和生產契約)和關系治理(涉合作規范和信任)集成的供應鏈治理及其對供應鏈績效的影響 [ 57 ] ;集成多視角和環境分析，并依據供應鏈密度和焦點組織中心度兩類網絡結構影響因素之高低組合的四類可持續發展供應鏈治理模型(即交易型、默認型、獨裁型和參與型)的研究 [ 58 ] ;三種三方結構(即橋角色、邊緣角色或全聯通)和三種管理機制(即集成三種視角的協調機制、信任機制和市場機制)對合作績效的影響 [ 59 ] ;面向可持續發展的閉環供應鏈中社會層/治理層、供應鏈和個人行動者三層之間的互動 [ 60 ] ;供應網絡治理“情境—介入(治理工具)—機制—產出”的邏輯集成框架強調正式治理工具(含契約、標準、進程和正式結構)和非正式治理工具(含規范、價值、社會結構和信息共享)對情境的適用問題和對產出(涉及創造力、生存力、控制、協調、績效和合法性)的不同側重效果 [ 61 ] ;集成了目標、利益體、六種供應鏈治理結構、四種可持續發展供應鏈治理模型、七種因素(即利益相關者相關因素)和兩類機制(即效率機制和合法性機制)的可持續治理框架 [ 62 ] ;不同供應鏈成熟階段最小治理結構(涉及經濟、制度、社會、技術結構)的演化 [ 63 ] 。

　　雖然供應鏈治理多采用集成視角，但如何有效集成還未達成共識，目前更多從集成相關供應鏈績效角度展開研究，其基本理念是治理相關因素之間越匹配，供應鏈績效就越好。如電子商務能力(分別側重于需求方、供應方或協作)經由生產信息集成(供應商集成或客戶集成)對供應鏈運作績效(涉及成本、質量、彈性和交貨)的影響 [ 64 ] ;基于以匹配為核心的結構權變理論和依賴于族群分類的構型理論考察供應鏈集成(含客戶集成、供應商集成和內部集成)對供應鏈績效(包括運作績效和商業績效)的影響，并考察供應鏈模式(依據集成執行力度和平衡性劃分的兩類非平衡模式和三類平衡模式)對績效的影響 [ 65 ] ;供應鏈集成促進因素(涉及協調、交流、結構、定量和相互依賴)和障礙因素(即單向性、不一致和內化)對供應鏈績效(涉及服務有效性和成本效率)的影響 [ 66 ] ;組織間治理機制(關系專用資產、信任等社會關系增強器、輸出控制和行為控制)對組織學習進而對供應鏈績效(含有效性和效率)的影響 [ 67 ] ;供應鏈協調一致/匹配(包括工作效率的股東一致和業務效益的客戶一致)對供應鏈商業績效的顯著影響 [ 68 ] ;信息技術如何實現契約治理與關系治理的平衡研究，該平衡既指以技術靈活性彌補契約治理的不完備，并且以技術規范性彌補關系治理的過度靈活，又包括契約與關系兩種治理模式在信息技術作用下實現互補和替代的動態演化過程 [ 69 ] 。

　　縱觀上述研究，供應鏈治理研究雖比較全面，但集成多種視角的匹配/協調一致研究仍有待深化，尤其是要研究多種對立/矛盾因素共存的情況。如多種匹配與供應鏈績效和與供應鏈之整體均衡或整體優化的銜接均有待發展，均衡結構如何協同系統整體價值結構演化的動態分析亦有待深化。區塊鏈憑借技術上去中心/去中介、去信任且易共享的全新互聯網運作環境和一整套治理機制，既為互聯網環境下的供應鏈治理研究提供了全新機遇，亦帶來更多的挑戰，如個人和組織信任、效用無關的物聯網層次的智能自治與注重信任、效用的社會層次供應鏈治理的銜接難題，又如為避免區塊鏈51%攻擊而與社會關系視角乃至集成供應鏈治理研究的銜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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