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7-10-12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抵制日貨大家應該都不陌生，這是20世紀前期非常盛行的運動，是中日兩國之間的很長時間的運動，對于這段時間的研究并不多。在抵制日貨行動對國家經濟影響背景下，并不能反映前后延續長達三十余年的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的整體面貌。以20世紀初至30年代中期日
抵制日貨大家應該都不陌生，這是20世紀前期非常盛行的運動，是中日兩國之間的很長時間的運動，對于這段時間的研究并不多。在抵制日貨行動對國家經濟影響背景下，并不能反映前后延續長達三十余年的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的整體面貌。以20世紀初至30年代中期日本對華貿易為例，以日本對華貿易特別是對華輸出為例，探討抵制日貨行動經濟效力的真實寫照。研究表明，抵制日貨行動的經濟效力在短期與長期上呈現出“一大一小”的現象，以及在不同商品上存在“或有或無”的特點。
關鍵詞：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日本對華貿易
自1908年的“二辰丸案”引發中國首次抵制日貨運動以來，其作為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一個重要手段頻頻登上歷史舞臺，成為探討20世紀前期中日關系史的一個重要切入點。目前，國內針對抵制日貨運動的研究已有若干，這些現有研究在運動的過程、規模、意義等方面已多有論述，但對運動取得的經濟效果，即對日所及經濟打擊效力未有過多觸及。即使有，也多以“成效巨大”、“打擊沉重”等籠統的辭藻概而論之，或缺乏詳實數據之支撐，或僅以短期經濟數據之變動及單次運動之經濟效力為考察對象。
同時，針對抵制日貨運動發揮的經濟效力，日本亦存在完全相悖的另一種聲音。這種聲音認為抵制日貨運動對日“影響有限”，甚或完全否定運動的經濟效力。概觀日本出現的此類貶低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的聲音便可發現其亦以短期或單次運動為研究對象。那么，要想把握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的真實狀況便應超越短期及單次運動，在20世紀前期中國9次抵制日貨運動①綿延之三十余年跨度內再次予以審視。
文章是在《日本外國貿易年表》、日本商業會議所及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報告等有關抵制日貨運動對日經濟打擊數據的基礎上，以日本對華貿易為例對20世紀前期發生的歷次抵制日貨運動的經濟效力實像予以嘗試性考察。作為一種經濟屬性強烈的社會運動，其效力不僅反映在貿易數據的變化之上，且與當時國際金銀價格的變動、中日物價指數的差異不無關系。因此，對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的評價絕非易事，但通過考察日本對華貿易額這一客觀數據的變動，至少能從一個側面對其經濟效力帶來某種新的認識。
一、圍繞抵制日貨運動經濟
效力評價的“一高一低”
觀察有關20世紀前期中國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的論述，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即針對運動經濟效力的評價呈現兩種完全不同的聲音。一種聲音對抵制日貨運動的經濟效力給予很高評價，而另一種聲音則極力貶低甚或否定其經濟效力。其中，對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予以肯定的“高度評價”更多地出現在中國研究者的論述中，而貶低甚或否定的聲音則頻頻出現在當時日本有關抵制日貨運動的調查報告及之后相關的研究中。
舉例而言，趙親(1959)援引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的報道指出：“1915年1月至4月之輸出較上年同期減二千萬圓，此固不外抵制日貨之影響”，又說：“此僅僅為一至四月的數字，事實上四月以后抵制日貨仍在進行，所以此數字是不完全的”，同時還援引雷麥(C.F.Remer)(1933年)的統計“1915年日本對華輸出比1914年下降了12.5%”，從而認為“抵制期間給予日本侵略者以最嚴重打擊”[1];再有，周石峰(2006年)就1931年抵制日貨運動的經濟效力，以“自1931年至1934年的4年之內，日貨因受抵制而進口減少的價值，約在國幣4億元以上5億元以下”為據，對抵制日貨運動的經濟效力給予很高評價[2]。諸如此類針對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的“高度評價”尚存甚多，不一而足。
另一方面，在日本有關抵制日貨運動的調查與研究中亦不乏極力貶低其經濟效力的聲音。如東京商業會議所在《抵制日貨對日本對華貿易所及影響》(『日貨排斥の対支貿易上に及ぼせる影響』)這一調查報告中就認為“時值日貨優勢而歐美制品輸入困難之今日，抵制日貨絕無徹底持續之可能，其對我帝國對華貿易之影響不謂甚大”。再如，當時日本三菱商事常務加藤恭平在《實業日本》(『實業の日本』)上以“經濟絕交不足為懼”為題刊文就1932年之抵制日貨運動聲稱：“此事件(上海事變)一經解決，抵制日貨行為即可絕滅，日華通商親善較之從前必加深無疑”。
此外，《東洋經濟新報》以“抵制日貨與對華貿易”(「日貨排斥と対支貿易」)為題，指出：“抵制日貨于我對華貿易固無益處，然基于過往之例，其害輕微”，又說：“(前六次)排日運動每發生之際，我貿易雖遭一時之阻害，然我國蒙受之打擊甚少，且事件過后我之對華輸出反現增長，故影響甚微”�？傊�，這種極力貶低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的評價之聲在日本的有關調查與研究中屢見不鮮。
那么該如何看待圍繞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果評價的“一高一低”現象呢?在中方的研究中之所以會出現對運動經濟效力的“高度評價”，不外乎兩個原因。其一是由于處于那個時代的中國積貧積弱，面對日本對華侵略的步步緊逼，中國不僅在圍繞“對華二十一條要求”的談判、“巴黎和會”上的交涉中均蒙羞告敗，并且面對日本“出兵山東”等野蠻軍事侵略亦毫無反制之力。面對國家外交乏力的現實狀況，作為發起于民間的非暴力性質的反抗行為，抵制日貨運動被視為“弱國反抗強敵的不二法門”[3]76，且在有意無意中被賦予了神圣的使命，其效力自然就被拔高了。
其二是由于這類“高度評價”多以短期或單次運動為考察對象，其中所用數據多是運動發生年份與前一年的比較，或運動發生年份內若干月份之間的比較。同時，觀察前述日方有關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的貶低性評價事例亦可發現，其關注對象同樣是短期性的、單次性的。也就是說，無論肯定性的“高度評價”或否定性的“貶低評價”，在看待抵制日貨運動的經濟效力時均缺乏一種宏觀的、長期的視角。單就某一短期時段內或某一單次運動的經濟效力而言，前述“一高一低”兩種評價皆不謂錯，但如果把歷次抵制日貨運動的經年數據統括起來分析，應該能夠得到不一樣的結論。文中結合日本在20世紀初至30年代中期對華貿易的整體變化，對縈繞于這一時期中日關系始終的抵制日貨運動的經濟效力予以更進一步的考察。在此之前，有必要對這一時期日本對華貿易發展的整體路徑予以梳理。
二、日本對華貿易發展的兩大轉折
在以日本對華貿易為例分析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的特點之前，有必要對20世紀前期日本對華貿易特別是對華輸出的演變過程進行一個概括性梳理。整體而言，在這一時期的日本對華貿易演進過程中出現了兩個重要的迅速增長轉折點，即日俄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換言之，日本以這兩次戰爭為契機迅速擴大了對華貿易尤其是對華商品輸出。因此，只有把抵制日貨運動納入上述日本對華貿易的整體演變過程中，方可獲得對其經濟效力更為科學的、合理的解釋。
(一)日俄戰爭與日本對華貿易的增長
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自明治維新開始起步，雖然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勝利為其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一大契機，但由于當時日本尚未積累起能夠向海外輸出的資本，因此即便日本在《馬關條約》中先于歐美列強獲得了在長江等的內河航行權以及資本輸出權利，卻因為資本積累尚不充分而無法行使這一權利。而歐美列強卻利用最惠國條款的規定得漁翁之利，先于日本向中國輸出資本。
直到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戰爭的勝利，其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地位才得到實質性的強化。日本不但取得了南滿鐵路及其附屬設施、煤礦的經營權，還獲得了旅順大連的租借權，同時又設立了殖民性質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06年設立，資本金2億日元)，開始向東北地區大量輸出資本。
自此，日本的對華貿易尤其是對華輸出才有了較大規模的增長。由表1所示數據可知，日俄戰爭結束后的第2年即1906年日本的對華輸出額達到11 777.9萬日元，與日俄戰爭前即1903年的6 499.4萬日元相比增長了81.2%。到了一戰前即1913年，日本對華輸出額更是猛增至15 466.0萬日元，相較1903年增長了138%，如再追溯至甲午戰前即1893年(對華輸出額為771.4萬日元)，20年間增長了15倍之巨[4]9。至此，中國市場之于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之重要性便不言自明了。
(二)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日本對華貿易的增長
20世紀前期日本對華貿易的另一個重要快速增長轉折點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恰如日本元老井上馨所言，一戰成為日本“大正新時代之天佑”，歐美各國由亞洲市場的暫時性退出為日本提供了天賜良機，再加上對歐洲的武器出口，促使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取得了飛躍性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即1913年，日本尚有1億2 400萬日元的外債，但僅在1914至1919年的短短6年時間內，日本不僅償還了戰前的所有債務，還出現了約26億日元的結余。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棉布產量增長了約16倍，鋼鐵產量增長了8倍，黃金儲備增加了近6倍。特別是重化學工業取得了飛躍性發展，規模擴大了近五倍，不僅告別了一戰前完全依賴于海外進口的被動局面，而且還滿足了協約國的需求[4]22。
在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強力推動下，日本緊緊抓住英法等國由亞洲市場暫時退出的機會，以迅猛之勢擴大其在華經濟權益。如數據所示，日本的對華輸出額大致從1916年起出現迅猛增長，一戰結束后即1919年日本的對華輸出額猛增至44 704.9萬日元，是戰前1913年的近三倍之多。這一趨勢雖然在20年代初期出現了短暫性的下降，但降幅有限，對華輸出額的高位運行一直持續了近15年直至1930年。如表2所示，1930年日本在各國對華輸出額中所占比重以26%居于首位。
經過了上述兩個階段的發展，日本在華經濟利益得到空前強化，同時日本的商品輸出對中國市場的依存度也變得越來越高。如日本對華輸出額占其對外輸出總額的比重由一戰前即1913年的20.9%猛增至戰后即1919年的38.2%[3]212。也正因如此，抵制日貨運動給日本帶來的經濟沖擊亦時刻牽動著日本朝野的神經。
三、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的實像
抵制日貨運動作為日本對華政治與經濟侵略，甚至軍事侵略行徑引發的社會現象，同時作為積貧積弱之國民發起的反抗運動，對其經濟效力的探討角度絕非單一而是多角度的。但若考慮到抵制日貨運動中如影隨形的商品抵制這一強烈的經濟屬性，那么首先從日本對華貿易及不同商品對華輸出數據著手分析是十分合理與必要的。筆者使用《日本外國貿易年表》、日本商業會議所及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報告等有關抵制日貨運動對日經濟打擊的數據，分別從“短期效力與長期效力”及“經濟效力的商品差異”兩個層面對20世紀前期中國屢屢發生的抵制日貨運動的經濟效力實像予以探討。
(一)短期效力與長期效力的“一大一小”
如前所述，由于目前圍繞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的“一高一低”兩種評價聲音均基于短期或單次運動視角，故未能反映出從20世紀初持續至30年代中期的此一運動經濟效力的整體面貌。因此，為了掌握縈繞于該時期中日關系始終的這一重要現象的實像，有必要從日本對華貿易的整體進程中予以考察。鑒于前述抵制日貨運動商品抵制這一顯著的經濟屬性，其經濟效力或對日經濟打擊程度首先便體現在日本對華貿易數據的變化之上。
顯示的是1900年至1937年間日本對華輸出額的變化趨勢。觀察此趨勢圖可知，在20世紀初至30年代中期即抵制日貨運動延續之30余年內，日本的對華輸出額整體變動趨勢下存在五處明顯的“U字形變動”。此五處“U字形變動”恰恰與歷次抵制日貨運動前后持續之區間相一致。即分別為1907年-1910年、1914年-1915年、1919年-1925年、1925年-1928年、1931年-1934年5個時段。
上述1900年-1937年間日本對華輸出額趨勢圖中出現的5處“U字形變動”曲線均與抵制日貨運動發生年份重合的現象絕非巧合，僅此便可直觀判斷出抵制日貨運動與日本對華貿易受挫存在著直接性關聯。然而僅從這種直觀性關聯的簡單表象來判斷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的大或小難免有主觀之嫌，因此仍需以客觀數據為據逐一分析。結合表1與圖1，可發現在日本對華輸出額的變化趨勢中存在一個較為明顯的規律，即隨著抵制日貨運動的發生，日本的對華輸出額出現大幅下降，而運動一旦平息則立刻出現反彈，且有時是報復性反彈。具體而言，首次抵制日貨運動發生之1908年的日本對華輸出相較前一年下降29.3%，但到了1910年對華輸出額相較1908年則反增48.8%。
再如1915年前后的對華輸出額的下降率與增加率分別為13.4%與36.6%;1923年前后的兩個數據為18.4%與28.0%;1927年前后的兩個數據為20.8%與11.7%。最后，在“九一八事變”前后發生的規模及持續時間均(1930年-1934年)達空前水平的抵制日貨運動中，雖然位于谷底的1933年的日本對華輸出額相較1929年減少了68.8%之多，但到了1935年仍然出現了37.4%的反彈。如此看來，對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的評判絕非只言片語即可獲知結論。也即是說，單就抵制日貨運動發生當年日本對華輸出額的大幅下降狀況而言，可以判定抵制日貨運動的經濟效力是巨大的，否則就無法解釋1933年日本的對華輸出額較之1929年出現68.8%劇烈下跌的原因了。但同時又不得不承認這種經濟效力又是短暫性的，因為隨著運動的結束，日本對華輸出額出現了更大幅度的增長。
以上筆者就抵制日貨運動發生年份日本對華輸出額出現大幅減少的狀況予以了詳細考察，但從數據中還可發現同樣是在抵制日貨運動發生年份中，1909年、1919年、1925年、1928年的日本對華輸出額卻出現了增長的情況。在分析此一日本對華輸出額不降反增的情況時，必須承認這幾個年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1909年的抵制日貨運動是由日本強行“改筑安奉鐵路”問題而引發的，此次運動自1909年8月爆發至同年12月即告結束，在歷次運動中持續時間為最短，所及地域范圍也僅限于中國東北地區。因此，此次抵制日貨運動對日所致經濟打擊力度亦較為有限。
即便如此，仍需認識到日本在1909年的對華輸出額相較1907年的8 561.9萬日元仍存一定差距。1919年日本對華輸出額出現的大幅增長則更多是由于一戰后歐洲各國產業尚未恢復元氣，給了日本商品可乘之機所致�！独铑D調查團報告附屬書》曾就一戰期間日貨對華輸出出現迅猛增長的局面指出：“(其原因)在于歐洲諸國陷入世界大戰自顧不暇，無法供給中國抵制之日貨的替代品”。1925年的抵制日貨運動雖然起初是由上海日本紡織工廠發生勞動爭議而引發，但自5月30日發生了英國警察鎮壓示威群眾的“五卅慘案”之后，中國民眾把抵制矛頭轉向了英國。
同時，由于日本紡織工廠的勞動爭議在8月即得以妥善解決，因此日本商品不僅躲過一劫，甚至有日方資料認為“對華貿易借抵制英國商品之機出現了好轉”[5]。事實上，1925年日本的對華輸出額相較1924年出現了34.5%的增長。最后，1928年日本對華輸出額出現的增長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上一年北伐戰爭導致的進口銳減情況的反彈所致，二是因為1929年中國開始實施“改正稅率”，各路商人趕在稅率提高之前加大了商品交易規模。
以上就日本對華輸出額在歷次抵制日貨運動發生年份前后的變動特點予以了考察，應該說這種變動是圍繞運動發生前后的短期性變動，并未發映出自20世紀初至30年代中期抵制日貨運動持續期間內日本對華貿易的整體趨勢。從圖1可以看到在1931年之前，雖然在歷次抵制日貨運動發生前后的日本對華輸出額出現了波動現象，但從整體趨勢而言呈現出的是逐漸上升的態勢。如前文所述，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對華貿易在此期間經歷了兩個非常關鍵的增長契機，即日俄戰爭與一戰。
因此，在一個日本海外擴張，特別是對華經濟侵略步伐空前加緊的時代之下，中國社會以時斷時續的抵制行為自然難以招架或阻擋日本商品的大量涌入。因此，從日本對華輸出整體性增長的長期趨勢而言，抵制日貨運動的經濟效力難稱大反謂小。即使是1931年至1934年間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一次抵制日貨運動，雖對日本對華貿易給予了空前的打擊，但從表1及圖1也可看到日本對華輸出在運動剛告結束不久便出現了大幅度的反彈，1937年的對華輸出額較之1933年增長了65.6%。
從以上針對日本對華輸出在抵制日貨運動發生前后的變化特點，以及在20世紀初至30年代中期的整體發展趨勢，把抵制日貨運動的經濟效力的特點總結為“短期效果大”與“長期效果小”。雖然如同雷麥(1933年)所言：“日本的整體經濟狀況、金銀價格的變動等對其對外輸出的影響亦不可忽視”[6]，但通過考察日本對華貿易在抵制日貨運動發生的三十余年內的變動趨勢亦可探知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之一斑。
(二)不同商品上經濟效力的“或有或無”
如前所述，抵制日貨運動的經濟效力雖然在短期內體現的十分明顯，但在較長時段內卻難以稱得上很大，或可說其經濟效力由于抵制日貨運動結束后日本對華輸出的大幅反彈而遭至否定。但是，在以下不同商品上體現出的抵制日貨運動的經濟效力則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日本的對華貿易在經歷日俄戰爭與一戰兩個重要節點后均出現了飛躍性的增長。日本對華輸出的商品從火柴、香煙等小件商品到棉紗、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再到煤炭、鐵等資源品，可謂品種繁多，數不勝數。抵制日貨運動取得的經濟效果體現在各類商品對華輸出額上的變化自然亦有很大不同。進入20世紀后，堪稱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前后歷經9次之多，每次運動涉及之日貨種類亦繁多瑣碎，因此從不同商品角度探討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時很難對9次運動實現全覆蓋。因此，在此僅選取其中若干次予以考察。
在以不同商品為切入點探討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之時，如同日本的資料指出的那樣，“其影響依商品種類相異而絕非同一。生活必需品受其影響輕微，奢侈品受其影響則甚重。同時，呈壟斷態勢之日本商品所受影響微不足道，而對于國貨及外國制品成競爭關系之日本商品，由于代用品之入手輕而易舉，故其所受影響不容小覷。再者，處于需求與交易旺盛期之商品相較淡季商品蒙受損失沉重，庫存過剩商品相較庫存少量商品所受影響巨大”。在此，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與當時中國民族產業形成激烈競爭關系的日本棉紗與棉布在抵制日貨運動中受到了尤為突出的影響。
進入20世紀后，棉紗與棉布成為日本對外輸出的重要商品，菊池(1966年)曾指出：“(日本)以輸出大宗商品之生絲獲取的資金儲備購買鋼鐵、機械等重工業制品，一方面不斷強化軍事裝備與基干產業，一方面輸入棉花培養紡織工業之又一大支柱產業——棉紡織業，最終達到稱霸中國棉絲及棉布市場的目的”[3]78。為此，日本自日俄戰爭后開始迅速加大對中國尤其是東北地區的棉紗與棉布的輸出。
日本棉紗的對華輸出始于1890年，雖然當時日本棉紗的機械生產能力尚且僅能滿足國內消費的46.6%，但由于這一年日本首次經歷的經濟恐慌造成大量棉紗滯銷，于是日本便借機開始向中國市場大量傾銷棉紗。此后，日本在接連取得了甲午、日俄兩場戰爭的勝利后逐步擴大了其棉紗在華市場的地位。到了一戰前夕，日本終于一改此前印度棉紗獨霸中國市場的局面，其棉紗在中國東北與華北地區占據了相當之地位(見表3、表4數據)。此外，在一戰期間，日印兩國棉紗的對華輸出量在各自棉紗輸出總量中所占比重均達到80～90%之重，中國成為左右日印兩國棉紗輸出的最為重要的市場，兩國因此在爭奪中國市場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但是，由于印度棉紡織業始終未能擺脫殖民地工業的屬性，故其產業發展不僅未能得到貿易上的保護，反而經常受到來自英國棉紡織業界的牽制。
與印度所處的被動局面相比，日本的棉紡織業則要幸運的多。日本的棉紡織業不僅在地利上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并且還得到了政府的強力保護，同時利用完備的金融及運輸條件迅速占領了中國市場。另一方面，1890年之后日美兩國在棉布的對華輸出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爭奪。到了1906年日本組建“棉布輸出組合”之后，日本在厚棉布領域已然對美國形成了壓倒性優勢。在此之前，美國棉布在中國的進口棉布市場上占據80%～90%的份額，而日本僅占據區區1%～5%，而在此之后日本棉布的中國市場占有量猛增至40%～70%，美國的占有量則銳減至50%～20%[4]19。此后，日本又抓住一戰這一天賜良機，實現了棉布對華輸出的飛躍性增長，如表4數據所示，1919年其棉布對華輸出量飆升至8 358萬兩，達到1913年4.5倍之巨。
在進入20世紀后尤其是一戰之后，中國實現了以紡織業為首的民族產業的快速發展。如表6數據所示，1914年-1921年由民間投資設立的棉紗廠數量由21家激增至519家，棉紗錠數由1914年的50.3萬錠增至1921年的123.9萬錠。棉布織機也從1914年的2 566臺增長了愈兩倍至6 675臺�？傊�，棉紡織業在一戰后發展成為中國民族產業的支柱之一。
從以上有關日本對華經濟侵略之加劇與中國民族產業發展之迅速態勢可知二者在經濟領域的競爭與沖突是無可避免的。進而，在抵制日貨運動展開之際，對中國民族產業構成嚴重威脅的日本棉紗與棉布受到的沖擊自然也為最大。如表7、8、9、10所示，在1908、1915、1923、1931年4次抵制日貨運動展開期間，1908年日本棉紗的對華輸出額較之1907年減少了875萬日元(34.7%)，棉布對華輸出額減少了50萬日元(11.3%)。同樣，相較1914年，1915年日本棉紗對華輸出減少額超過900萬日元(14.0%)。再如，1923年日本的棉紗與1922年相比銳減1 500萬日元(39.0%)，棉布與絲綢分別減少近900萬日元(15.8%)與逾300萬日元(24.4%)。
最后，相較1930年，1931年日本棉紗對華輸出額銳減1 266萬日元(84.1%)，棉織品亦有逾一半的跌幅。當然，不僅限于棉紗與棉布，其他眾多商品的對華輸出額也在抵制日貨運動期間也出現了大幅度的減少，如1908年日本香煙較之上一年銳減了超過一半，藥品、肥皂、襪子等日用品的對華輸出額均有不同程度的減少。再如，與1914年相比，1915年日本砂糖的對華輸出減少額亦達300萬日元(25.5%)之巨，同時寒天、洋傘、玩具、火柴等均呈現大幅減少的態勢。又如，1923年的水泥、輪胎的對華輸出額較之上一年度均減少近一半幅度。而在1931年，除了極少數商品外，絕大部分商品較之1930年均有大幅度的減少，其中，紙張的對華輸出額銳減1 755.4萬日元，降幅達到驚人的96.3%。
另一方面，除了上述抵制日貨運動展開期間出現的對華輸出額銳減的商品之外，也有部分日本商品表現出不降反增的態勢。如1908年的海產品、砂糖及火柴分別有61.4萬日元(16.0%)、88.5萬日元(57.7%)、48.6萬日元(11.8%)的增長。1915年的樟腦、煤炭分別有43.0萬日元(52.1%)、139.2萬日元(18.7%)的增長。1923年的精糖、鐵制品、水產品、煤炭亦分別有110.0萬日元(14.9%)、74.7萬日元(41.7%)、99.9萬日元(51.3%)、157.8萬日元(52.1%)的增長。再如，即使在歷次抵制日貨運動中規模居于首位的1931年，雖然絕大部分日本商品的對華輸出額都出現了急劇減少，但鐵與機械的對華輸出額卻仍然分別表現出了56.8萬日元(35.8%)、144.3萬日元(27.3%)的增長。
綜上所述，抵制日貨運動的經濟效力在日本對華輸出的不同商品上體現出“或有或無”的特點。即日本對華輸出的部分商品，特別是作為大宗商品的棉紗與棉布遭受到沉重打擊的同時，也存在對華輸出額不降反增的商品。當然，誠如雷麥(1933年)所言，日本的對華商品輸出同時也受到國際金銀價格變動等因素的影響，但僅就抵制日貨運動激蕩進行之期間內而言，日本商品所受打擊不可謂不大。
結 語
20世紀初至30年代中期是中日關系中大事件頻起的一段歷史。正因如此，學界對諸如日本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巴黎和會”及“華盛頓會議”等歷史大事件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卻忽視了對抵制日貨運動這一縈繞中日三十余年并不謂小的問題的研究。抵制日貨運動作為一種具備政治與外交屬性社會運動的同時，其經濟屬性亦不容忽視。有鑒于目前針對抵制日貨運動規模及影響等的研究本身即為數不多的狀況，其中涉及運動經濟效力的探討更是為數寥寥。如前所述，在這些圍繞運動經濟效力的為數寥寥的研究中，常見“一高一低”兩種相悖的評價聲音。這種以短期或單次運動為考察對象的“一高一低”的評價自然難以反映前后延續長達三十余年的抵制日貨運動經濟效力的真實面貌。
文章嘗試在20世紀初至30年代中期，即抵制日貨運動持續的三十余年整個時間跨度內，以日本對華貿易的整體進程為參照，對運動在日本對華貿易尤其是對華輸出方面的經濟效力進行了探究。結果表明，在短期內即抵制日貨運動發生期間內的經濟效力是巨大的，但長期即抵制日貨運動延續的整個時代跨度內的經濟效力是較小的。同時，抵制日貨運動在日本對華輸出的不同商品上體現出的經濟效果亦存在差異。
此外，由于抵制日貨運動屬性的多樣性，對其研究也應該是多方面、復合型的。單就其經濟效力而言，也不應僅限于文章所及之日本對華貿易范疇，從日本航運業、金融業等方面亦多有可探討之余地。把這些方面的研究作為今后之課題予以深入考察�？傊�，抵制日貨運動作為20世紀前期縈繞中日兩國關系的重要現象，對其研究不僅可獲得審視中日經濟、政治、外交關系的新視點，也能夠為研究21世紀新時代背景下多次發生的抵制日貨運動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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