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技術驅動的鄉村治理

發布時間：2022-03-07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 要]數字技術已成為鄉村治理的重要力量，推動鄉村治理的結構和過程的演進。在壓縮時空與構建社會的分析框架中，可以發現數字時代鄉村治理呈現出新的趨向，數字技術通過整合鄉村內外資源，改造鄉村，創造以數字平臺和群為代表的烏托邦式的鄉村;同時，它還被村干部用

　　[摘 要]數字技術已成為鄉村治理的重要力量，推動鄉村治理的結構和過程的演進。在壓縮時空與構建社會的分析框架中，可以發現數字時代鄉村治理呈現出新的趨向，數字技術通過整合鄉村內外資源，改造鄉村，創造以數字平臺和群為代表的烏托邦式的鄉村;同時，它還被村干部用于鞏固權力，被村民用于消費、尋求安全與認同，表達和再生產鄉村社會機制。數字時代的鄉村治理，最重要的不是數字技術，而是數字技術驅動的權力關系、社會機制和公私領域的演變，應該高度警惕數字官僚主義，推動數字技術與社會機制的協同增效，再造鄉村共同體。

　　[關鍵詞]數字技術;鄉村治理;改造社會;技術表達制度;時空壓縮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善于運用互聯網開展工作，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發揮科技在社會治理中的支撐作用。近年來，數字技術被廣泛應用于城市治理、政府改革等領域，并向農業生產、農民生活、鄉村治理等領域延伸。村情通、民情通等數字平臺在鄉村悄然而起，成為鄉村治理的重要手段。以5G 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正在成為驅動鄉村治理的一種重要力量。那么，數字技術驅動鄉村治理的機制是什么?數字時代鄉村治理往何處去?

　　既有研究有兩種主流觀點：一是技術決定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技術能夠改造社會，并成為我國社會治理領域改革和政策實踐的主導邏輯[1]，這種觀點的內在假設是社會和人都是被動的，技術推動文明坐標系的持續變動[2]11，推動鄉村治理走向現代化。[3]二是技術的社會構建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技術表達和鞏固制度，因為技術及其后果是社會的和政治的過程，科技是符號交流和文化再生產的形式[4]11，經濟就是技術的表達，并隨著技術的進步而進化[5]214;作為國家治理的工具，數字和信息處理及其利用的過程決定了治理效果[6]，實踐中數字往往懸浮而不是真正進入基層社會治理過程和村莊社會生活之中[7]。

　　技術決定論與技術的社會構建論都認同技術與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實際上，技術并不是常量，而是變量，并運行于特定的社會環境和組織環境中，不同技術在相同環境中往往產生不同的結果，同樣的技術在不同的環境中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8]9從靜態的視角看，技術的確能夠改造社會，從技術不斷演進的過程看，它不僅改造制度，技術還通過規定和規范人們的行為，界定人們的身份，服務于社會主流價值觀，來表達制度，促進社會機制的再生產。與蒸汽機、電力等技術相同，數字技術也具有壓縮時空的特征;不同于蒸汽機、電力等技術，數字技術還具有構建社會的功能。近年來，數字技術不斷延伸到鄉村各個領域，已經并正在對鄉村社會治理結構和過程產生深刻影響。為此，在時空壓縮與構建社會的框架中，本文分析了技術驅動鄉村治理的機制，即技術改造鄉村，表達和再生產鄉村社會機制，以及數字時代鄉村治理的趨向。

　　二、時空壓縮與社會構建：分析框架

　　任何治理行為都是具體的，并存在于特定的時空情境中。治理是社會和政治的過程，并推動社會的演進和社會關系的再生產。技術驅動的鄉村治理也不例外。理解技術驅動的鄉村治理的起點是轉型發展和鄉村社會的情境，以及在此情境中技術與政府和社會的目標、價值和意義的關系。近百年來，與工業化和城市化相比，鄉村確實是衰退了，人口和產業的空心化，是鄉村衰退的突出表現。技術被視為驅動發展的直接推動力量，技術驅動的治理首要目標是推動產業發展。同時，技術還有社會功能和社會意義，它是社會關系的構成部分，并推動著社會關系的再生產。任何時代的治理都離不開技術，與農業時代、工業時代相比，數字技術驅動的鄉村治理有著顯著的特征，即時空壓縮。

　　(一)時空壓縮

　　對于時空壓縮，哈維認為它是信息化和全球化過程的產物，是生產和生活的時空結構的形態之一[9]284，也有學者認為時空壓縮還是人們對生產生活結構變化的一種體驗，同時，技術對人們生存狀態和存在意義產生深刻影響。[10]在工業時代，馬克思指出，通過時間消滅空間的背后，是資本增值的邏輯。鐵路和機車的發明及投入使用，不僅改變人們旅行的方式，改變經濟分配的方式，也改變了鄉村在國民經濟和國家中的主導地位，使它成為全球經濟和民族國家的一部分[11]，同時，資本通過鐵路等技術主導和支配鄉村社會關系的再生產，將鄉村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部分。

　　與工業時代相比，數字時代行動者行動的具體時空關系呈現出“去中介化”和“彈性時間”兩個顯著的特征。[12]一是去中介化。數字技術通過將生產和生活過程數據化，擺脫對地域和傳遞信息的組織依賴，實現生產活動、國家治理與個人直接遠程的精準溝通。通過去中介化，上級政府增強了控制下級和鄉村信息的能力，極大地壓縮了下級的自由裁量權。二是時間彈性化。在傳感器、數字化、算法與算力的支撐下，數字技術實現了對空間的全程可視化、自動追蹤與主動預測，實現了鄉村時間與官僚機構時間的同步;通過重組數據痕跡，將發生在不同時空的片段重組再現現場和情景。同時，數字驅動的治理打破了工作時間與生活時間的邊界，通過手機等移動終端可隨時參與和處置事件。

　　(二)構建社會

　　數字技術改造鄉村、構建社會，主要通過它發揮服務與監管兩種基本功能來實現。賦權與監管是技術具有的兩種一般屬性，由技術賦權推動的發展與進步是技術的一個面向，由侵入性不透明性帶來的監管是技術的另一面向。[13]作為發展的驅動力量，技術增強人類的能力和智慧。技術賦權是多向的普遍的，企業、政府與民眾都可以運用技術賦予的能量，利用技術實現各自的目標，推動生產力發展、社會進步和個人發展。

　　對任何社會而言，秩序的維護離不開監管與約束。技術是實現監管職能的重要手段。除了具有賦權的特征，技術還具有侵入性和不透明的特征，使之具有復雜的監管面向，技術的監管功能也是多向的。政府可以運用數字技術監管自然災害，也可以監管和重構鄉村物理的和社會的空間;然而，這種監管不是政府對村民和鄉村空間的單向監管，而是雙向的互動過程，民眾不只是秩序的服從者，他們同樣運用技術約束和監督村干部及政府官員，重構空間與秩序。[14]毫無疑問，在諸如應對自然災害、維護社會治安等領域，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目標是一致的，而在諸如違章建筑等問題上，二者目標的不一致往往帶來碰撞與沖突。

　　服務與監管功能的發揮并不完全由技術決定，而受到多種制度和機制的約束。拒絕或使用一項技術以及技術如何被使用，往往不是技術的原因，而是制度的選擇。[15]其中，治理理念、行政規劃、管理服務流程及標準等政府機制，競爭的市場機制以及民眾的策略性行動與互惠的社會機制等共同構建技術的內容、使用方式及其效果。技術的服務與監管功能的發揮不是預設的，而是社會構建的。這就意味著相同的技術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可能會帶來完全不同的結果。在鄉村治理中，數字技術壓縮空間、再造空間與秩序，而不是消滅空間，技術能夠壓縮基層官僚的自由裁量權，但是無法取代基層官僚和鄉村的地方性知識。制度引發技術在不同社會產生不同社會后果的中介效應。

　　三、時空壓縮：精準服務與重塑鄉村秩序

　　具有征服和控制特征的技術是征服自然的利器，也是服務民眾改造鄉村秩序的有效手段。在改造鄉村過程中，政府通過自身的數字化推動鄉村的數字化，通過數字平臺整合村莊內外力量，智能精準精細克服鄉村治理中的具體問題，創造了空間形態的烏托邦，并迅速占領和填補這個權力空間。

　　(一)科技服務民眾改變鄉村的理念

　　啟蒙運動以來，與道德相比，科學與技術被作為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的主要驅動力，科技治國成為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政策。與工業時代不同，在數字時代，國家運用數字技術改變鄉村突出表現為兩種理念：以人民為中心，運用科技服務民眾;秉承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引導民眾志愿使用技術，將數字技術、社會機制轉化為執行行政任務、改造鄉村的手段。

　　運用科技服務民眾，有助于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鄉村，政府根據數字技術雙向賦權的特征，把數字技術作為服務民眾的重要力量。我國各地紛紛建立諸如“村情通”“村民e點通”“民情e點通”“e線服務，法律惠民”“互聯網惠農服務”等便民信息服務平臺，多渠道、全天候響應民眾的訴求，將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距離縮短到指尖的距離甚至 “零距離”。政府服務理念得益于數字技術近乎零的邊際成本[16]，以及智能化系統化匹配，通過數字化提升服務的精度和準度，成為落實以人民為中心，促進惠民便民、提升群眾生活品質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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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技術還是落實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手段。改造自然及社會是政府和人類不懈追求的目標[17]。安全生產、地質災害和流行性疾病的預防與治理依然是政府和鄉村社會面臨的重要問題，數字技術成為政府和人類實現這一目標的利器。將鄉村直接納入國家的視野是近代以來國家努力實現的目標，數字技術為實現國家這一目標提供了有效手段。當然，這些目標的實現僅僅依靠技術是不夠的，還需要數字技術獲得社會機制的支持，即因勢利導運用社會機制，引導民眾按著國家和行政意圖志愿使用數字技術，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重塑鄉村秩序。

　　(二)以政府數字化推動鄉村數字化

　　為實現服務民眾，改變鄉村社會的治理目標，政府將數字技術運用到政府的改革和建設中，建設數字基礎設施，壓縮時空，推動政府治理體制從碎片化治理向平臺治理轉變，并將平臺治理向鄉村社會延伸，引領鄉村經濟社會的數字化可視化。

　　1.建立數字技術的基礎設施。信息通訊技術的進步不斷推動數字技術設施的更新換代。2G 時代，數字基礎設施以政府門戶網、互聯網論壇、政府部門的業務系統和數據庫、微博為代表;4G 時代，各類數字智能傳感器、微信群、微信公眾號、釘釘群、APP、公共信息服務平臺成為數字基礎設施的突出代表;5G 時代，大數據、云服務、人工智能、物聯網、邊緣算法等正在成為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這些基礎設施構成數字時代的時空壓縮機，將政府和鄉村統統納入進來。

　　2.政府數字化轉型與數字平臺治理。利用這些數字基礎設施，政府不斷自我革命。近年來，數字技術驅動下的政府治理正在推動政府從部門中心主義的治理向數字治理轉變。在數字治理中，部門不僅要把業務平臺納入到數字平臺，部門的職能和人員也成為平臺的一部分，并且按著系統集成、業務協同、線上線下融合的模式運轉，部門的潛在自由裁量被大大壓縮。政府治理正在從碎片化的部門治理向整體性的數字治理轉變。

　　3.把鄉村納入數字平臺。數字基礎設施不僅是政府治理的工具，也是鄉村治理的工具。政府不斷將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平臺向鄉村延伸，將鄉村納入平臺，使之逐漸清晰化可視化[6]。微信群、釘釘群、數字信息平臺成為發布政策、傳遞政令、交流工作意見與民意訴求的通道，將偏遠的鄉村與政府、國家連接起來，鄉村逐漸變得透明和可視化。同時，在鄉村，微信群成為村莊治理的新工具。村民之家(這個群包括所有的村干部和絕大多數村民)、黨員在線群、巾幗在線(村里的婦女群)、平安志愿者群、局務監督群、村民代表群等等，表達了村莊的治理結構，將村莊的治理結構幾乎映射到了數字平臺上。

　　(三)智能精準精細的服務

　　政府運用數字技術改變鄉村的方式是智能精準精細的服務。提供這種服務需要借助數字基礎設施，重組鄉村內外的資源。其中，鄉村被劃分成更細密的網格，縣鄉兩級政府的絕大多數干部下沉到村莊，數字平臺成為整合村莊內外力量、解決鄉村治理中遇到的具體問題的手段。

　　1.人員下沉與技術跟進。近年來，各層級政府力量都在逐級下沉，有些縣級政府甚至規定將80%的執法力量下沉到鄉鎮(街道)，縣鄉兩級政府下派干部擔任駐村第一書記、駐村指導員，幫助村莊解決問題。與人員下沉相對應，數字技術同步跟進。數據是數字治理的原材料，數據質量是數字治理的關鍵。為收集到高質量的數據，實時精準掌握村莊的環境污染、違章搭建、矛盾糾紛等信息，在網格化治理基礎上，地方政府招募專職網格員，給他們配備專用的手機和信息系統，負責網格內信息的上報。

　　2.數字技術平臺整合鄉村內外的服務力量。我國基層并不缺乏力量，缺乏的是如何將不同類型的力量與村莊內的不同問題匹配起來。實現問題與治理主體的精準匹配是數字平臺的優勢。比如浙江省在每個村都建立了普法微信群，這個群里除了普通村民，還有兼任村法律顧問的律師、黨員、志愿者、村治保主任、鎮司法所、村社委員會、各組組長、黨員、各級人大代表、黨員代表、駐村民警、保安、物業、企業主、個體工商戶等等。這個微信群突破地域限制，將村莊內外的各類普法、化解社會糾紛的力量有機整合，實現了線上與線下的有效融合。

　　3.實時精細精準服務。微信群和數字平臺成為村莊治理的重要補充力量，實現了線上線下服務的“全天候”“零距離”。諸如專業性的法律服務群，為居民提供法律咨詢、法律講座、矛盾調處、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務，協助村社換屆、修訂完善村規民約、合同協議，開展村務“法律體檢”、環境治理、惠企便民服務等。而諸如“村情通”等綜合性服務平臺，提供村務公開、黨務公開、財務公開、精準幫扶等服務，比如，每年村莊的涉農補貼有幾十項，這些補貼村民都可以在數字平臺上自助申報，極大地提高了補貼的使用效率。

　　(四)創造并占領一個希望的空間

　　在《希望的空間》一書中，大衛·哈維設計了一個與自然更加平等地工作和生活的世界，一個真正的個人烏托邦[18]。在數字技術驅動的鄉村治理中，數字技術改造制度，創造并占領這個希望的鄉村空間，重塑秩序。

　　數字技術有助于創造一個充滿希望的空間。以群等基礎設施為代表的數字平臺是個充滿希望的空間，這個空間由技術創造，是一種空間形態的烏托邦。這個空間蘊含著巨大的能力和機遇，為鄉村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在這個空間中，國家退居幕后，在參數、腳本、算法的協助下，各類力量結成虛擬的社群，并與各類問題實現了精準的匹配，將鄉村呈現在畫面中。

　　數字技術也可以占領空間，填補權力真空。這個希望的空間并不是空空如也的，各類力量均在爭奪占領這個空間。[19]這個空間是可分的，村干部主動搭建村民之家微信群，占領這個空間，并把這個空間作為發布信息、解決村民糾紛、促進村民交流的重要陣地和資源平臺。村干部認為如果不主動占領這個空間，這個權力真空就可能被普通村民甚至上訪者等勢力占領。當然，建立微信群，創造這樣的社群空間非常容易，因此，完全支配和填補這個希望的空間似乎非常困難。

　　四、利用和約束技術：鄉村社會機制的表達與再生產

　　技術及其發揮作用的過程是個社會的和政治的過程。在政府試圖運用數字技術改造鄉村的過程中，處于國家與村莊節點的村干部，并不是被動的，而是積極運用數字技術，將數據轉化為權力;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冷漠，讓政府的良好意愿落空，他們異乎尋常地熱衷于私人事務，使之淪為互聯網平臺的消費者;表達地盤意識的群，逐漸成為村莊運行的基礎設施，村民在群中尋求安全與認同，促進了鄉村社會機制的再生產。

　　(一)技術表達社會機制

　　從技術的社會構建論看，技術及其結果并不是技術決定的，而是由社會機制構建。在鄉村，數字技術能否被使用、如何使用以及產生什么結果，受到鄉村權力結構和社會機制的約束。政府自上而下地運用數字技術改造鄉村社會不可或缺的條件是技術表達社會機制，并從社會機制中獲得支持。

　　1.技術表達社會機制。與技術表達政府機制類似，技術也表達社會機制。農村社會是熟人社會，基于血緣和地緣關系形成了具有內在道德約束的互惠機制，這是鄉村社會機制的核心。數字技術從外部進入到鄉村，首先通過增加熟人之間的溝通，表達和鞏固鄉村熟人社會的道德倫理與互惠機制。不管是村干部還是普通村民，這是他們運用數字技術的前提。當然，與政府自上而下的理性視角不同，村民和村干部對數字技術的認知是復雜的，但是，他們都將數字技術用于完成符合他們身份和角色的工作及任務。對普通村民而言，智能手機是他們利用數字技術的最主要的方式，村民將數字技術作為消費的方式，以及延伸個人和家庭社會關系網絡的手段，而不是作為村莊治理的手段。對村干部而言，使用數字技術治理鄉村，一方面是落實政府的工作部署，應對政府考核，將群眾路線走深走實，線上線下融合;另一方面，村干部擔心一切都透明了，他們的自由裁量權就被壓縮了，工作更不容易開展了。

　　2.鄉村社會機制構建技術及其結果。在鄉村，智能手機、微信群、公眾號等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數字技術向所有的用戶賦權，數字技術產生的結果并不只是由一種力量決定，而由使用技術的多種力量互動共同決定。其中，村干部、村里的年輕人、在外工作的村民、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官員、律師、鄉賢等，雖然處于不同的時空中，但是，數字技術將他們連接起來，并在群、數字平臺上展開對話，共同構建、決定著數字技術的使用規則和結果。——論文作者：張丙宣1，任 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