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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基于學界研究和智庫權威評價體系構建了社會智庫研究能力指標體系，通過無放回抽樣確定了 21 家樣本社會智庫，信度檢驗確定了指標體系的有效性。采用因子分析和逐步回歸測算了社會智庫研究能力及其影響因素，認為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社會智庫研究能力呈兩極分化
摘 要: 基于學界研究和智庫權威評價體系構建了社會智庫研究能力指標體系，通過無放回抽樣確定了 21 家樣本社會智庫，信度檢驗確定了指標體系的有效性。采用因子分析和逐步回歸測算了社會智庫研究能力及其影響因素，認為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社會智庫研究能力呈兩極分化狀態; 人才缺失是社會智庫研究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礙; 社會智庫內的政府官員對研究能力提升具有直接影響方面。在此基礎上，提出應以問題為導向、成立協作式研究團隊、完善人才結構、及開展“精細化”研究等，以此提升社會智庫研究能力。
關鍵詞: 社會智庫; 國家治理; 研究團隊和能力; 科學決策; 人才結構
一、問題提出
智庫作為一種穩定、獨立的政策研究與咨詢機構，既是政府決策咨詢的“外腦”，也是政府決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雖然智庫類型不同，但承擔的職能卻是一致性的，即為政府提供決策咨詢建議。智庫在發展過程中，盡管網絡傳播、輿論推送等有助于提升影響力，但其核心競爭力還是研究能力，終極價值就是依賴智庫專家的意見和思想，運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廣泛的政策問題，為成果產出、成果傳播形成支撐，并最終拓展到對政策的影響力[1]。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對黨和政府的科學決策能力、國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對智庫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期盼。”[2]新時代，一個國家提升智庫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就在于提升其研究能力。社會智庫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能提供契合政府決策咨詢需求的高質量研究成果。筆者認為，從社會智庫的發展實踐看，近年來，雖然我國社會智庫駛入了發展的“快車道”，數量和影響力不斷提升，但在研究能力方面仍存在明顯的問題。一是專業研究人才匱乏，人員流動性大，缺乏穩定的科研團隊; 二是“人才體系的構建和培養上存在不足，一些影響力大的社會智庫或依賴于核心人物的影響力和支撐力，或借助于單向的‘旋轉門’吸納政府官員和學者做兼職，缺乏可持續性，基礎研究能力較弱”[3]; 三是人才專業化程度低。我國大多數社會智庫受經費和體制的影響，除骨干研究人員外，難以集聚專業化人才和優秀的年輕研究人員。朱旭峰指出，“中國對年輕研究人才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哪里? 首先是高校，其次是國有的研究院所，在高�；蚩蒲性核芯咳藛T有穩定福利和發展預期。”[4]與科研院所、官方智庫、高校智庫相比，社會智庫往往難以為研究人員提供這些保障; 部分有條件的社會智庫可能通過高薪來吸引人才，但由于缺乏系統的培養和晉升機制，導致這類人員的流動性較大; 一些社會智庫選擇自我培養人才，但短期內往往難以見效[5]。一方面， “部分社會智庫通過在高校、社科院以及政策研究室吸納兼職人員，但由于職稱和待遇問題，使得這類兼職人員往往無法在精力與時間上充分保障社會智庫的研究需要，從而影響研究團隊的專業性。”[6]另一方面，政府因決策咨詢慣性的影響，在決策咨詢過程中，對官方或高校智庫已形成了一定的依賴和選擇偏好，無形中也擠壓了社會智庫的生存空間和發展資源[7]。同時，社會智庫的“體制外”身份也導致其各項研究資源較難獲取，從而弱化了對專業研究人員的吸引力。此外，由于難以集聚優秀的研究人員，并形成穩定的研究團隊，從而導致了大多數社會智庫很難產出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因此，社會智庫如何在當前社會環境下，集聚研究人才，形成結構合理的研究團隊，提升研究能力，保障出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已成為其進一步發展中亟需解決的問題。本研究通過構建指標體系，選擇研究樣本，依據調研數據，借助實證方法以此測度并探究社會智庫的研究能力及影響因素，提出推動社會智庫研究能力提升的相關對策。
二、社會智庫研究能力指標構建與樣本選取
( 一) 社會智庫研究能力指標選取
社會智庫研究能力是指在其研究團隊中研究人員能及時發現或研判當前政府決策咨詢中的熱點和難點，運用已有的知識或技能分析問題的本質、提出科學、客觀、針對性的決策咨詢方案。一方面，社會智庫結構合理的研究團隊是保障其開展研究的基礎; 另一方面，研究人員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保障社會智庫產出高質量咨詢方案的關鍵。
在智庫研究能力方面，學界主要以智庫的學術影響力或專業影響力作為標準。徐曉虎認為，在地方智庫運行機制研究中，應將學術論文發表、專著數量、承接課題數量作為衡量智庫專業能力的重要指標[8]。李凌針對中國智庫影響力的評價標準指出，“智庫人員在國內外核心期刊發表和轉載的論文數量、智庫人員應邀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的數量及層次、出版學術專著、會議論文集和連續型研究報告作為智庫學術影響力的重要評判指標。”[9]陳升在分析智庫影響力時，將發表論文的數量和總被引量作為智庫學術研究能力的重要指標[10]�？死�( Clark) 認為，“智庫的出版物、博客發表或者智庫產出的其他產品是影響智庫研究能力的直接體現。”[11]朱旭峰通過實證分析指出，“智庫內部主要負責人曾經的行政級別對各項資源的獲取具有重要影響，民間智庫由于沒有行政背景，只能依靠智庫內部的官員或名人去獲取研究資源。”[12]研究人員是智庫的基礎，而人員結構與內部分工的不合理則會影響到智庫作用的發揮[13]。李剛在建立智庫全要素指標評價體系時也指出，“智庫內部評價應包括智庫人才、產出、項目、財務、研究咨詢、傳播溝通等內容。其中人才是智庫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智庫產出包括研究報告、論文和著作等。”[14]王桂俠在科技智庫影響力的研究中指出，“領軍人才聚集是科技智庫產生影響力的關鍵因素，同時也是產出高質量研究成果的重要保障。”[15]錢再見在探討新型智庫影響力時認為，為提升研究成果對決策的影響力，必須重視高水平領軍人才培養，可以引進專業領域拔尖人才、緊缺人才和后備人才來提升智庫研究能力[16]。柏必成在分析智庫的影響力時指出，“思想產品的質量越高，智庫的影響力就越強，而產出高質量思想產品的關鍵在于實現不同專業研究人員之間的合理搭配，著力進行研究團隊建設。”[17]還有學者認為，“中國新型智庫的的特色核心能力包括基礎方面和關鍵方面的‘5 + 5’個維度的核心能力，其中 5 個維度就包括了思想型人才和高水平研究。”[18]
在智庫指標體系方面，詹姆斯·麥甘( James·McGann) 在《全球智庫評價》中，將智庫的評價維度分為資源指標、應用指標、成果指標和影響指標，在成果指標中，將書籍、期刊文章、政策簡報出版和發表的情況作為衡量智庫研究能力的重要指標[19]。2016 年 1 月，上海社科院智庫研究中心發布《2015 年中國智庫報告》，從決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學術影響力、國際影響力以及智庫能力維度構建了中國智庫影響力評價指標體系，以發表論文、出版專著以及承接項目作為學術影響力的重要指標。中國智庫索引( CTTI) 的 MRPA 測評指標①，將智庫評價分為了 M( 治理結構) 、R( 智庫資源) 、P( 智庫成果) 、 A( 智庫活動) 等 4 個一級指標。其中，智庫資源下設科研人員、智庫成果下設內參、智庫主辦或承辦的期刊、發表論文、出版的圖書、研究報告、報刊文章等[20]。零點國際發展研究院與中國網聯合發布的《2014 中國智庫影響力報告》，采用專業影響力、政府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作為智庫影響力指標。其中，專業影響力指標下設置了專業人員數量、發表的論文數量、出版專著數量、公開發行刊物數量。政府影響力下設，獲得領導批示的數量、政府委托項目數量[21]。 ① 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布中心聯合課題組在設定智庫指標評價體系時，確定了 4 個一級指標和 19 個二級指標，一級指標分別是 M( 治理結構) 、R( 智庫資源) 、P( 智庫成果) 、A( 智庫活動) ，命名為智庫 MRPA 測評指標。
本研究在學界已有文獻和智庫指標體系的基礎上，以指標數據的可得性、可量化以及代表性為依據，選取論文發表量、研究人員數量、研究報告數量、出版專著數量、合作單位數量、智庫內政府官員和知名人士數量等，以此作為衡量社會智庫研究能力的主要指標( 詳見表 1) 。
三、社會智庫研究能力測度
( 一) 社會智庫研究能力指標數據的描述性統計
由于本文所選樣本在知名度方面不同，為探索各樣本社會智庫的研究能力，將依據所掌握的指標，借助指標數據對各樣本社會智庫進行描述性統計，呈現各樣本的指標數據分布特征( 詳見表 3) 。
表 3 顯示，( 1) 出版專著指標的均值為 40. 05，極小值為 0。這說明，各樣本社會智庫在研究能力方面差異較大，峰度為 16. 076，同時也表明指標內的極端值較多。( 2) 研究報告均值為 208. 19，最大值為 812，最小值僅為 13。一方面，這表明，各樣本社會智庫在研究能力方面差距較大; 另一方面，則表明大多數社會智庫尚不具備對事件的預測和研判能力。( 3) 論文發表的均值為 339. 57 篇次，最大值為 2 000 篇次，最小值僅為 2 篇。數據表明，雖然有諸多因素的影響，但各樣本社會智庫的研究能力差 距較大。此外，該指標的峰度為 4. 137，也表明了數據內部的極端值較多。如中國( 海南) 改革發展研究院論文發表為 2 000 余篇，而綜合開發研究院( 中國 . 深圳) 為1 000 余篇，部分樣本社會智庫僅幾十篇。( 4) 研究人員的均值為 34. 38，最大值為 91 人，最小值僅為 4 人。這也顯示，我國社會智庫研究能力的兩極分化態勢明顯�？梢�，由于我國大多數社會智庫內部缺乏研究權威，只能采取聘用的方式網羅一批專家，以松散的形式參與社會智庫研究活動或作為特邀嘉賓在智庫年會上發言[22]。這固然有助于提高社會智庫影響力，但并不利于社會智庫的可持續發展。( 5) 政府官員方面，均值為 12. 14，偏度為 1. 271。這說明，政府官員低于均值的社會智庫占大多數。同時，本文數據搜集顯示，知名度高的社會智庫，在任或退休政府官員的數量相對較多。( 6) 合作單位的均值為 20. 76，偏度為 1. 790。最大值為 83，最小值為 0。這表明，大多數樣本社會智庫的合作單位數量低于均值，且在吸引合作對象方面的能力存在較大差距。( 7) 知名人士最大值為 73，最小值為 4，均值為 24. 67。這顯示，由于大多數社會智庫知名度或資金等方面的原因，難以吸引知名學者的加入，從而也影響了研究能力的提升。
本文社會智庫研究能力各指標數據的描述統計顯示，研究人員與研究成果在極大值和極小值方面均存在有差異; 數據搜集也顯示，無論社會智庫是否知名度高或低，其在研究人員需求方面都面臨不足，尤其是對高層次研究人員的需求。
( 二) 社會智庫研究能力的因子分析
本文將借助社會科學統計分析軟件( SPSS22. 0) 對社會智庫研究能力進行測算。由于各指標數據單位不同，為避免研究過程中受數據量綱的影響，選擇了 Z 標準化方法①[23]，將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通過因子分析對社會智庫研究能力進行探索。因子分析的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檢驗顯示②[24]，KMO 值為 0. 665，大于 0. 5，適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 檢驗值 sig < 0. 001，表明變量中存在公因子。本文采取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值大于 1 進行因子提取( 詳見表 4) 。
1. 解釋的總方差
表 4 顯示，在特征值大于 1 的標準下，提取了 2 個公共因子，第一個公因子的特征值為 3. 882，可解釋原有總方差的 55. 450% ，第二公因子特征值為 1. 169，可解釋原有總方差的 16. 693% ; 兩公因子共解釋了原指標總方差的 72. 144% ，表明提取的公共因子較好地保留了原始信息。
2. 旋轉成分矩陣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具有 Kaiser 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法③，通過三次迭代后收斂，得出分析結果。其中，研究報告、論文發表、政府官員、出版專著，研究人員和知名人士等在第一公因子上具有較高載荷，反映了社會智庫的人力資源和成果累積的能力; 合作單位在第二公因子上具有較高載荷，反映了社會智庫的協同合作能力( 詳見表 5) 。
3. 因子得分與分析
表 5 顯示，人力資源和成果累積能力，協同合作能力是影響社會智庫研究能力的重要因子。 SPSS22. 0 統計分析軟件經過計算，得出各個公因子得分，FAC1 和 FAC2。在綜合得分計算方面，本文采用方差貢獻率作為權重，兩個旋轉后公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分別是 53. 715% 和 18. 429% ，計算結果詳見表 6 的綜合得分。
表 6 呈現了各樣本社會智庫研究能力的總得分，綜合得分也表明社會智庫研究能力差距較大，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分化狀態; 得分大于零的僅有 8 家社會智庫，得分最高值為中國( 海南) 改革發展研究院的 1. 62 分，最低分為 - 0. 53 分。本文需要明確的是，得分為負值的社會智庫主要是數據標準化的結果，但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社會智庫間研究能力存在較大差距。在指標數據的信度檢驗方面，Cronbach’s alpha 系數為 0. 836，表明指標體系可有效反映社會智庫的研究能力。從一定程度上講，得分較高的社會智庫內部通常擁有眾多知名研究專家、專家的學科背景較為合理，研究能力也較強，而且研究成果的政府采納率自然較高，如中國( 海南) 改革發展研究院內部集聚了眾多知名專家，包括轉軌經濟專家、亞洲問題專家和農村改革專家等; 同樣，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和綜合開發研究院也集聚了眾多改革與實踐方面的知名學者; 而排名靠后的社會智庫往往不具備集聚行業知名專家的能力，研究團隊也缺乏穩定性。
四、社會智庫研究能力的影響因素
( 一) 社會智庫研究能力各指標數據的相關性檢驗
為探究社會智庫研究能力的影響因素，本部分將對各指標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相關系數矩陣見表 7。
本文從表 7 可知: ( 1) 研究報告與社會智庫內部的出版專著、知名人士、研究人員、政府官員、論文發表間存在正相關( 與出版專著、研究人員、政府官員、論文發表的相關系數 r = 0. 613，0. 585， 0. 772，0. 851，P < 0. 01，與知名人士相關系數 r = 0. 516，P < 0. 05) 。這主要在于，研究報告一定程度上更能代表社會智庫的研究能力，知名人士多屬權威學者或教授，其在論文發表和研究報告撰寫方面能力更強，而政府官員可借助自身熟悉政府決策咨詢的優勢為報告撰寫提供相關信息與經驗。論文和專著等一定程度上與智庫內研究報告存有較大關聯，有時甚至是報告的延伸，研究人員則是報告的主要撰寫者。( 2) 出版專著與研究人員、政府官員以及論文發表存在正相關，( 與研究人員相關系數 r = 0. 437，P < 0. 05，與政府官員和論文發表的相關系數r = 0. 622和 0. 741，P < 0. 01) 。這主要源于專著的撰寫即需要研究人員作為主力撰寫，也需要政府官員的信息支持。此外，有些專著甚至是論文的合集等。( 3) 知名人士除與研究報告正相關外，與政府官員和論文發表存在正相關( 與政府官員和論文發表的相關系數r = 0. 622和 0. 554。P < 0. 01) ，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官員的存在對智庫人才的集聚具有顯著影響，知名人士的存在也有助于提升智庫論文發表的數量。 ( 4) 研究人員除與研究報告呈正相關外，與智庫出版專著、政府官員、論文發表等存在明顯的正相關( 相關系數 r = 0. 437，0. 459 和 0. 501，P < 0. 05) 。( 5) 政府官員與出版專著、知名人士、論文發表、研究報告以及研究人員間呈正相關( 專著、知名人士、研究報告和論文發表的相關系數 r = 0. 565，0. 622，0. 772 和 0. 649，P < 0. 01。與研究人員的相關系數r = 0. 459，P < 0. 05) 。這表明，在任或退休政府官員的存在可對智庫集聚研究人員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6) 合作單位與研究報告、研究人員數量、出版專著間均不存在正相關性( P > 0. 05) 。這表明，我國社會智庫當前在互動合作方面的能力還相對較弱。
五、結論與啟示
( 一) 研究結論
本文以社會智庫研究能力的指標數據為基礎，指標數據的信度檢驗顯示，信度系數為 0. 836，表明了指標體系的有效性。利用因子分析測算了社會智庫研究能力，研究表明，社會智庫研究能力間存在明顯的差距，研究能力較強的社會智庫內部大多擁有較多政府官員和知名人士; 逐步回歸在探索社會智庫研究能力的影響因素時也顯示，政府官員和論文發表對社會智庫研究能力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鑒此，本研究得出三個方面的結論。
1. 社會智庫研究能力呈現明顯的兩極分化狀態
本文因子分析對社會智庫研究能力的測算顯示，總得分大于零的社會智庫僅有 8 家，得分最高值為中國( 海南) 改革發展研究院的 1. 62 分，最低分為 - 0. 53 分; 得分大于零的社會智庫分別是中國( 海南) 改革發展研究院、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金融 40 人論壇、“零點”、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等。其中，排列前幾名的社會智庫均擁有眾多在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員和專業研究人員，負責人曾經任職的行政級別均較高。因而，廣泛的人脈關系也對其資源的獲取提供了便利。同時，由于智庫內部資源的豐富也對高層次研究人員形成了吸引，從而保障其擁有高水平的研究能力。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和中國金融 40 人論壇更是集聚了國內頂尖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研究能力也是大多數社會智庫難以比擬的。同時，得分較低的社會智庫，一方面，在于這類社會智庫內部政府官員和專業研究人員數量較少，研究團隊的穩定性較差; 另一方面，則因受資金或知名度的影響，往往難以集聚行業內的知名專家，研究團隊的學科背景也相對單一，從而影響其研究能力的提升。
2. 人才缺失已成社會智庫研究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礙
本文研究樣本的描述性統計顯示，大多數社會智庫的人才結構不合理，除一些知名度較高的社會智庫研究人員在 30 人以上，其他社會智庫研究人員在 10 ～ 20 人之間�！�2015 年中國智庫年度發展報告》指出，有一定影響力的社會智庫寥寥無幾，有些還是“一人智庫”[22]，人才的缺失也限制了社會智庫的成果產出�！�2009—2010 全國軟科學研究機構統計調查報告》顯示，2009—2010 年，我國來自民辦非企業法人及企業法人的軟科學研究課題為 768 個，僅占總數 35 724 個的 2. 1% ，在成果產出方面，與官方智庫或高校智庫相差甚遠。社會智庫雖強調吸納知名人士加盟，但知名人士多是兼職加盟，難以發揮專職研究作用。另外，“當前社會智庫之間的形態較為分散，致力于研究出有‘品牌性’的資政成果，而忽視智庫間的合作交流。特別是官方智庫與社會智庫之間，更缺乏人才的交流與合作。”[3] “除了體制內人員兼職或退休后參與社會智庫工作，以及部分社會智庫領軍人物以人大、政協的平臺參政議政外，體制內在職人員和社會智庫的一般人員缺乏雙向流轉機制。”[25]
3. 政府官員對社會智庫研究能力提升具有直接影響
本文回歸分析表明，僅有論文發表和政府官員與研究報告的回歸效果顯著，標準化回歸系數為 0. 604 和 0. 380。論文發表對因變量研究報告的影響主要在于兩者類型相似，很多時候社會智庫的研究報告可通過論文發表來呈現。政府官員對社會智庫研究能力的影響并非是直接參與具體的研究項目，而是在智庫內承擔主要職責，依賴自身的行政資源或人際關系為社會智庫信息的獲取、資金的籌集以及知名專家和研究人員的吸納提供支持。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以及綜合開發研究院等均集聚了大量在任或退休政府官員，并在智庫發展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智庫專家王輝耀認為，“影響力較大的社會智庫都會有一定的核心人物在起主導作用，但多數社會智庫由于難以為人才提供體制內的各種保障資源，往往難以吸引高級人才，人員流動性也較大，因此，政府需要定期派出政府官員去社會智庫任職、指導工作。”[26]相關性檢驗也顯示，政府官員與研究報告間呈明顯的正相關( 相關系數 r = 0. 772) 。
( 二) 研究啟示
本文研究能力的因子測算表明，社會智庫研究能力當前存在明顯的分化狀態，由于治理主體間互動合作不足，人才缺失已成為社會智庫的主要障礙; 相關性檢驗也顯示，政府官員對社會智庫研究人員的集聚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逐步回歸表明，在任或退休政府官員對社會智庫研究能力具有重要影響; 合作單位與其他變量間相關性均不顯著，表明當前社會智庫間的合作程度相對較低，尚未達到研究人員間的相互交流。本文在資料搜集中也發現，部分社會智庫雖擁有較多的合作單位，但在研究過程中依然處于“單打獨斗”狀態，研究課題也多是智庫內部研究人員完成。鑒此，我國社會智庫研究能力的提升，尚需利用相關政策的支持，繼續深化與外部多元主體的合作，2017 年5 月，《關于社會智庫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要探索推動社會智庫與其他智庫以及黨政機關之間的人才有序流動。社會智庫可與多元主體成立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協作式研究團隊，借助外部支持，強化資源、信息以及人才方面的共建共享，補充自身的學科和人才短板，完善自身研究團隊，提升研究能力。——論文作者：鐘曼麗1，2 ，楊寶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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