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11-22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資源環境議題在經濟地理學過去60年的發展歷程中一度邊緣化。21世紀以來，環境經濟地理的發展旨在推動經濟地理學重新認識經濟環境關系，更好地應對全球環境變化與全球化相交織帶來的挑戰。文章追溯環境經濟地理出現的理論背景及其發展脈絡，研究發現：①盡管經濟
摘要：資源環境議題在經濟地理學過去60年的發展歷程中一度邊緣化。21世紀以來，環境經濟地理的發展旨在推動經濟地理學重新認識“經濟—環境”關系，更好地應對全球環境變化與全球化相交織帶來的挑戰。文章追溯環境經濟地理出現的理論背景及其發展脈絡，研究發現：①盡管經濟地理學過去60年將理論重心置于經濟活動的空間性使得資源環境議題在學科內邊緣化，但“經濟—環境”關系的理論發展則在與環境經濟學、政治生態學等學科交叉過程中有所推進。②環境經濟地理發展適逢經濟地理學多元轉向階段，早期理論探索表現出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空間分析取向、以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取向、以演化經濟學為基礎的制度演化取向，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議程與理論框架。③順應早期發展取向，當前環境經濟地理學理論發展表現為3條脈絡，即新經濟地理學、關系經濟地理學和演化經濟地理學脈絡，凸顯環境經濟地理推動現有理論向“經濟—環境”關系延伸的理論目標。④這3個脈絡有望推動未來環境經濟地理深度參與環境治理、綠色經濟和區域韌性研究，在理論發展同時支撐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需求。
關鍵詞：新經濟地理;全球生產網絡;路徑依賴;綠色創新;綠色轉型;可持續發展
盡管地理學整體堅持以探索人地關系為己任，但是全球經濟地理學過去60年的發展卻一度遠離資源環境議題。尤其是在20世紀下半葉，可持續發展議題如火如荼，資源環境在經濟地理研究中卻愈發邊緣化[1]。這也迫使越來越多的經濟地理學者開始思考：經濟地理學要不要研究環境?經濟地理學所研究的環境到底意味著什么[2]?
從外部環境變化的角度看，環境理所當然是經濟地理學需要關注的對象。關注環境所表征的地理空間(包括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也是經濟地理學區別于經濟學的根本原因之一。過去20年，全球環境變化與全球化的相互作用愈發密切。經濟活動強度提升對資源環境產生的影響顯著增加，而暴露在生態環境變化過程中的經濟系統也面臨更大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3-4]。更重要的是，應對環境挑戰而采取的各類干預措施顯著地重塑經濟社會關系。這一系列變革強化了經濟地理學研究環境的必要性。
從理論發展的角度看，經濟地理學在過去60年的發展過程中，研究重心偏向于經濟活動的空間性，而非“經濟—環境”關系[5]。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下，資源環境的稟賦條件、經濟活動對資源的二次分配、經濟活動環境效應的外部性、環境規制等逐步被納入分析框架中，構成對經濟活動空間分布和空間聯系的認識，包含了對經濟活動如何應對和適應資源環境約束的理解。但與此同時，部分經濟地理學者通過跨學科研究(與資源環境在經濟地理中的邊緣化有關)探討了“經濟—環境”關系，建立在政治經濟學理論方法之上，將經濟地理的制度與文化轉向和政治生態學(PoliticalEcology)相結合，關注資源環境問題的形成尺度、背后的利益相關主體及其權力關系[6]。由此可見，經濟地理與資源環境關系的理論發展并未因資源環境議題在學科中邊緣化而中斷，而是循著2條不同的脈絡發展，盡管這其中不完全是經濟地理學者的工作。
21世紀初，環境經濟地理正是在上述理論和現實背景下興起的，旨在原有的空間性基礎上延展對“經濟—環境”關系的認識。這一階段適逢經濟地理學進入多元化發展階段，在原有制度、文化轉向的基礎上，又先后出現了關系轉向和演化轉向[7]，為環境經濟地理的發展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8]。但是，環境經濟地理學與生態、環境、經濟、管理等相關學科存在復雜的理論與實證關聯。在環境、經濟和地理三個本就內涵豐富的詞匯的排列組合之下，作為“后來者”的環境經濟地理不得不面對相鄰學科的強勢牽引而面臨著空心化的風險。與其他學科相比，環境經濟地理的特點和優勢是什么?這是環境經濟地理發展需要直面的問題。
對此，本文選擇將環境經濟地理置于經濟地理學理論發展的整體脈絡之中，追溯過去60年經濟地理理論發展標志性成果，定位“環境”在其中的作用體現，以理解環境經濟地理興起的理論背景和當前理論發展的內在邏輯，從而理解環境經濟地理的發展路徑選擇(圖1)。希望通過系統的理論梳理，有助于揭示環境經濟地理的特色及其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展現出環境經濟地理研究的必要性、發展潛力和可能貢獻。
1環境經濟地理的理論背景追溯與早期探索
1.1理論背景追溯
過去60年的經濟地理理論發展經歷了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區域科學和新經濟地理學，建立在政治經濟學基礎之上的制度、文化和關系轉向，以及借鑒演化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的演化轉向。經濟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呈多元化趨勢。但是，經濟地理學自古典區位論以來，側重于探索經濟活動空間性而非“經濟—環境”關系的傾向并沒有改變[5]。無論是1960年代以來興起的區域研究，或是1980年代以來的新產業區、產業集聚研究，甚至21世紀以來全球化背景下的研究，皆無一例外地反映出空間性在經濟地理研究中的核心地位[9]。
相關期刊推薦：《經濟地理》創刊于1981年，系中國地理學會、湖南省經濟地理所聯合主辦的專業學術性刊物。以服務于廣大地理科研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地理教學為辦刊宗旨。重點反映經濟地理學研究的前沿理論、區域經濟開發以及與國民經濟相關的工業、農業、交通、旅游、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最新科研成果和研究動態。主要欄目有：理論探討、區域經濟與產業發展、城市與交通、土地與農業、交通地理、旅游研究、西部大開發、問題討論、新書交流與介紹等。
對空間性的側重使得經濟地理理論較少主動考察“經濟—環境”關系，資源環境本身更多作為影響經濟活動選址的區位因素[10]。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發展，放松了第一自然(資源環境的自然分布狀態)對經濟活動空間布局的限制[11]，強調了通過地理集中實現自我強化的積極作用。這也進一步弱化了資源環境要素在經濟地理理論中的份量。由于制造業和服務業對資源環境基礎的依存程度低于農業和采掘業，在全球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呈現出更為顯著的地理集中與空間動態過程，吸引了經濟地理學的研究重心從傳統的資源型行業布局轉向了制造業、服務業的空間集聚與聯系。相應地，資源環境逐漸成為基礎但并非關鍵性的外生因素，研究重心逐漸地向著新經濟地理因素(如人力資本、基礎設施、技術、制度等)轉移[12]。
另一方面，雖然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發展并未選擇“經濟—環境”關系的路徑，但是部分經濟地理學者參與了地理學中聚焦“社會—環境”關系的分支領域——政治生態學(PoliticalEcology)，偏向于應用政治經濟學方法的環境研究。政治生態學挑戰無政治內涵的環境研究，認為環境容量、生態稀缺性和現代化等研究邏輯存在缺陷，忽略了資源環境問題的出現本身不只在于資源環境的自然狀態，更在于決定資源環境分配的社會關系。政治生態學強調，資源環境變化是社會關系的產物，環境成本和收益在不同行動者之間的分配不均衡，將導致社會和經濟的不均衡，進而改變不同行動者之間的權力關系[13]。對此，政治生態學研究側重于揭示環境問題的根源，識別環境問題的獲益者和受損者，評估各類政策干預的影響和成效。當前，政治生態學已進一步發展成為相對獨立的交叉領域，包含了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經濟地理學者亦有所參與，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如Swyngedouw將經濟地理學的“文化轉向”與政治生態學框架相結合，揭示了水資源循環如何嵌入在不同尺度下的權力關系中，展現了國家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如何同時表現為一個政治經濟過程和政治生態過程[14-15]。
基于該理論基礎，不難看出環境經濟地理的興起有其必然性。當全球環境變化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強，人類社會應對資源環境問題所采取的干預措施越來越多，制度所創造出的資源環境稀缺性勢必增加，資源環境對于經濟活動空間性的影響有所回升，低能耗、低排放等要求使得制造業與服務業同樣面臨著新的環境依賴。對此，即便經濟地理學仍側重于空間性研究，亦無法回避資源環境的影響[9]。值得注意的是，這方面的理論發展已與資源環境經濟學出現較大重疊。另一方面，經濟地理學者在政治生態學領域的諸多實踐同樣為環境經濟地理學直接探討“經濟—環境”關系做了理論鋪墊。此外，經濟地理學在經歷區域科學階段之后，建立在政治經濟基礎上的理論有著長足發展，更是為環境經濟地理開展“經濟—環境”關系研究創造了條件。據此，不難理解為何環境經濟地理學興起伊始，學者們的研究議程討論普遍建立在政治經濟學基礎上，強調“環境”概念的社會建構，關注環境問題背后的社會關系[16]。
1.2早期理論探索
2000年以來，環境經濟地理逐漸被提出作為經濟地理學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方向，試圖在經濟地理學理論中重新建立對“經濟—環境”關系的認識，尤其是在經濟地理學較為擅長的經濟全球化、區域發展、創新、制度、企業等研究領域建立表征“經濟—環境”關系的新理論[17]。以此為目標，環境經濟地理學者們有著不同的理論選擇。
首先，沿襲對經濟活動空間性的研究傳統，部分學者提出將資源環境引入空間分析框架的發展思路。立足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借助空間分析開展環境價值評估，結合其分布狀況和可達性開展“成本—收益”分析，并進一步結合其外部性開展空間效應分析[18-19]。建立在空間分析基礎上的研究，將經濟活動的區位視為環境問題的成因，同時也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方式。研究成果具有比較強的應用性，能夠為各類地區的環境規劃與管理提供直接支撐。但是，該發展思路中所強調的“環境價值評估”與環境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密切聯系，空間分析技術本身又源于地理信息科學的進展，經濟地理的理論進展反而體現較少。這就引申出一個問題：遵循此思路的研究是否有必要單獨冠以“環境經濟地理”之名?換言之，環境經濟地理若選擇上述發展思路，可能凸顯其后發劣勢，如何體現其優勢與特色將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問題。
其次，多數學者提出建立在政治經濟分析基礎上的發展思路。順應經濟地理學的制度、文化轉向，對“環境”進行社會建構，通過政治經濟分析揭示隱含在環境問題之內的社會關系，并據此提出了一系列理論分析框架。其中，存在2種不同的理論發展思路：一種是將現有的理論分析框架與經濟地理理論框架相結合并取長補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生態現代化理論、規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20-21]。另一種則認為引入五花八門的理論框架可能導致環境經濟地理理論碎片化，應面向經濟活動“綠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現象和新問題，調整經濟地理現有概念與理論使其體現“經濟—環境”關系[9，16]。無論是何種理論發展思路，受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取向影響，二者都將環境治理作為了環境經濟地理的核心命題，關注不同層級、不同形式的環境治理如何調節“經濟—社會”關系，對不同利益相關者產生怎樣差異化卻又相互關聯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研究取向為后續建立在全球價值鏈和全球生產網絡理論基礎上的環境經濟地理研究埋下了伏筆。
第三，部分學者基于制度演化視角提出了環境經濟地理的理論發展思路。其核心觀點認為，無論是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還是政治經濟學基礎之上的“經濟—環境”關系更偏向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致力于尋求二者的均衡狀態[22]。制度演化視角則強調創新驅動下的系統性變革，包含了技術、市場、制度、組織等一系列因素的更替，使得經濟與環境在協同演化過程中存在正和博弈的條件。與此同時，經濟地理學借鑒演化經濟學理論，以廣義達爾文主義、復雜系統和路徑依賴三個理論為基礎，興起了演化經濟地理學，為環境經濟地理學的演化取向進一步創造了條件，研究者利用二者相同的英文縮寫(EEG)提出了從EEG1和EEG2到EEG2的理論框架[23]。演化視角下的環境經濟地理以廣義的創新為出發點，關注技術經濟范式如何朝著綠色的方向演化，并在其中體現了地理尺度與空間差異。這一研究取向在后續建立了環境經濟地理與創新研究、轉型研究的聯系。
2環境經濟地理的理論演進方向
盡管環境經濟地理發展前期有著不少理論探索，環境經濟地理的發展并未呈現出迅猛增長的態勢。2010年以來，明確以環境經濟地理命名的研究數量保持平穩。與其他同樣關心“經濟—環境”關系的領域相比，研究數量仍少。但是，如果從經濟地理學者所參與的環境研究來思考“環境經濟地理”的理論發展，仍然可以觀察到上述3個理論取向所產生的不同影響。
2.1新經濟地理脈絡
空間分析的研究取向成為經濟地理學者參與資源環境議題的主要選擇之一，貢獻了大量的理論實證研究，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3種思路：
�、侪h境規制與經濟區位�，F有研究比較普遍的思路是在具體的地理空間中重新審視環境經濟學的經典理論假說，如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污染避難所假說、波特假說等，探討外資利用、對外貿易、產業轉移等經濟活動對于遷入地和遷出地資源環境的差異化影響[24-25]，揭示環境規制在決定經濟活動區位過程中所發揮的復雜作用[26-28]，從地理差異的角度理解經典理論假說實證結果差異[29-30]。與環境經濟學研究不同的是，經濟地理學對經典理論假說的研究并不局限于驗證特定因素的影響是否如同預期，而是更關注特定區位條件下各類影響因素綜合作用下的凈效應[31-32]。這一研究思路也解釋了經典理論假說為何在不同地區的實證中存在大量的“例外”。
②經濟集聚的資源環境效應。應用空間統計分析方法探討經濟活動空間集聚所產生的資源環境效應，包含2個研究重點：一是經濟活動空間集聚對本地環境產生的影響。其中，一方面集聚經濟有望提升效率從而產生積極影響[33];另一方面規模擴張勢必增加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帶來更大的資源環境壓力[34-35]。二是經濟集聚對周邊地域環境的影響。類似地，經濟集聚對于周邊地區具有經濟正外部性、環境負外部性[36]。上述研究的關鍵理論問題皆在于：伴隨著經濟集聚的發展，正負效應的拉鋸將如何發生變化[37-38]。
�、圪Y源環境約束下的經濟集聚。應用并擴展新經濟地理學模型(NEG)，建立資源環境對經濟集聚的影響機制，主要包含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將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的超載、環境污染所產生的負外部性納入NEG模型中，構成制約經濟活動持續集聚的離心力，作為對擁堵效應和擠出效應的測量[39];另一方面，通過拓展核心—邊緣模型，建立經濟集聚與跨界污染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考察污染、技術等在區域之間的相互轉移是否將改變經濟活動空間集聚的基本格局[40-41]。
2.2關系經濟地理脈絡
政治經濟取向所關注的環境治理議題，伴隨著全球價值鏈和全球生產網絡理論的發展，成為當前環境經濟地理研究的主要方向。其中，全球生產網絡等理論借助價值創造(valuecreation)、嵌入性(embeddedness)和權力(power)刻畫了三組相互關聯的政治經濟過程。當前，直接使用“環境經濟地理(EnvironmentalEconomicGeography)”的研究也幾乎都集中于該方向上。就資源環境而言，該研究取向下的當前理論發展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
①建立企業間關系與環境績效的聯系。在一個相互依存的生產網絡中，企業的環境戰略和環境績效并不完全取決于自身。具體地，在一個地方產業集群之中，地理鄰近性為企業提升環境績效創造了良好條件。一方面，園區通過企業之間的生產關聯發展循環經濟，促進產業共生，實現環境績效的整體提升[42];另一方面，企業之間的模仿與學習有助于促進環境創新，實現環境績效的提升[43]。在一個跨國公司的組織架構中，總部區位對于公司整體的環境績效有直接影響�？偛课挥诃h境基礎較好的地區，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的活動也傾向于秉持更高的環境標準，認為環境投資終有回報，從而表現出更好的環境績效[44]。在一個全球價值鏈中，龍頭企業的主導地位具備設置環境標準的能力，進而可能憑借這種能力在維持自身環境績效和經濟績效的同時擠壓供應商的利潤空間[45]，但供應商亦可通過環境升級提升在價值鏈中的地位[46]。對此，龍頭企業并不一定是占據市場份額最大的企業。具備創新管理能力、能夠鑒定資源環境質量、制定行業標準的中介者將發揮更強影響[47]。
�、诮r值鏈治理與環境治理的聯系。價值鏈治理與環境治理在理論邏輯上存在根本性的區別。Havice和Campling指出，價值鏈治理通過調整企業之間的權力關系、優化資源配置效率，在提升生產能力的同時也擴大了資源消耗與環境影響[48]。這將迫使國家和組織通過環境治理對其進行干預。從另一個方向看，環境治理無形之中創造了資源的稀缺性、增加了環境成本，企業勢必需要通過價值鏈治理保障資源穩定供給，進行相應的組織結構和地理空間調整，以保證資源要素仍流向獲益最大的部門和地區。這一過程中勢必將涉及價值鏈治理模式的轉變[49-50]。對此，在考察各類環境規制作用時，不僅需要觀察政府和各類組織機構如何使用治理工具對環境績效進行控制，也需要觀察這些干預措施如何調整企業間的權力關系影響價值鏈的環境升級。價值鏈治理和環境治理的互動共同決定了各類環境規制的成效[51]。
�、劢①Y源環境和經濟活動組織與空間配置的聯系。全球價值鏈(GVC)和全球生產網絡(GPN)理論較少關注資源環境的自然狀態及其在生態環境系統和經濟社會系統之間的轉換過程。全球價值鏈與資源環境之間存在局部聯系和全局聯系[52]。局部聯系主要考慮特定區域的資源利用(特別是不可移動資源)和生態環境影響。全局聯系則以價值鏈為單位，考察組織配置所產生的整體環境績效，以及資源沿著價值鏈流動所產生差異化影響。全球生產網絡則進一步強調了資源物質性和領土性，一方面體現出由于資源固有屬性差異而產生的稀缺性;另一方面也通過引入資源分布及其受控情況體現了國家的作用[53]。與環境經濟地理的結合，GVC和GPN理論開始朝著自然狀態下的資源環境延展，尤為典型的是一系列資源行業的組織與空間配置研究，為認識資源行業如何響應并適應環境沖擊與環境規制提供了理論框架[49]。通過一系列實證研究，展現出了GPN組織模式所隱含的生態經濟矛盾。環境變化將暴露并放大這些矛盾，迫使GPN組織模式被動改變[54]。但另一方面，應對資源供需關系和環境變化，為了保障資源穩定供給、優化資源利用效率，生產網絡仍可以通過吸納更多的經濟主體、采用更靈活的互動方式，主動推進GPN組織模式的改變，以更好地適應資源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49，55]。
2.3演化經濟地理脈絡
制度演化的研究取向伴隨著演化經濟地理的發展，為環境經濟地理參與創新研究與轉型研究創造條件。演化經濟地理學強調，新技術的發明與應用、新產品的研發、新興業態的出現并不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外生因素，而是與經濟發展過程相互關聯的內生過程[56]。這些新變化是經濟發展過程不斷積累的結果，與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相適應。建立在廣義達爾文主義、復雜系統和路徑依賴理論的基礎上，“經濟—環境”關系并不是朝著平衡狀態發展，而是通過持續的交互保持其發展的能力，具有自組織、非線性等特征[57-58]。其中，建立在路徑依賴理論基礎上的路徑創造研究，利用節能環保相關技術與行業的特性開展了一系列實證工作，試圖揭示區域如何在現有基礎上發展新技術和新行業。無形之中也為環境經濟地理參與綠色創新、綠色轉型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持。具體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
①經濟關聯與區域多樣化。區域多樣化是演化經濟地理學的研究重心之一，聚焦于區域如何在現有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行業。其中，經濟關聯性被視為驅動區域多樣化的重要因素，即新的行業與現有的發展基礎應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59]。這種關聯性起作用的原因一方面與資源轉換的難易程度有關;另一方面與知識溢出的認知鄰近有關[60]。就前者而言，經濟關聯使得區域現有的資金、技術、勞動力等要素更容易流入新行業支撐其發展。與之相對，新技術也更容易引入區域現有行業之中并與之進行重組而推動創新。就后者而言，適度的認知鄰近性為學習和交流創造條件并提供足夠的知識增量，同樣有助于創新。據此，經濟關聯性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區域現有的發展基礎與所要發展新行業之間的適配程度，體現出區域發展特定新行業的能力[61]。這就為分析綠色技術創新和綠色行業發展這類具有特定指向的區域多樣化提供了理論支撐[62]。整體上，經濟關聯對于區域綠色創新具有積極作用[62-63]，能夠將創新錨定于關聯基礎較強的區域，同時也使其他地區打開區位機會窗口的難度增大[64]。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非相關多樣化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對于更具突破性的綠色技術而言往往不表現出對關聯性的需求。循著技術生命周期看，綠色技術初創階段，不相關多樣化的作用至關重要。當技術逐步成熟后，相關多樣化的作用則趨于顯著[65]。
②路徑創造與綠色轉型。如何通過綠色路徑創造推動區域可持續發展是近年來演化經濟地理研究的熱點之一[66]。實際上，在早期的路徑創造研究中，能源和環保行業因其知識密集、資本密集、政策驅動相復合的特征，已是各類路徑創造研究所偏好選擇的對象，用于觀察新興產業如何在不同層級的制度背景之下[67-68]、在區域內外經濟主體和要素資源的共同作用之下[69-72]，實現從無到有的發展。近年來，研究者開始反思路徑創造研究中的新興經濟活動(廣義上的創新)過于一般化，缺乏對其成效進行思考。新興行業是否就一定帶動區域發展，新興行業的積極作用是否大于其所替代的行業[73-74]?對此，路徑創造研究不再僅僅以能源環保產業為例，在理論發展過程中開始更主動地考察技術和行業本身的特征對于路徑創造的影響[75]，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是朝著可持續發展的綠色路徑創造[66，76]，為環境經濟地理的演化取向提供了更為具體、可實證的理論框架。
對比新經濟地理、關系經濟地理和演化經濟地理的發展取向，三者將環境經濟地理導向了不同的研究主題，新經濟地理取向更關注“區位—環境”關系，且側重于揭示應對環境變化的經濟布局調整;關系經濟地理取向則更多集中于“價值鏈/生產網絡—環境”關系，重視面向環境治理的經濟活動組織與空間配置;演化經濟地理取向則致力于揭示“轉型—環境”關系，致力于揭示綠色創新、綠色轉型的條件和路徑。這3個理論發展取向反映出一個現實：調查和測量環境問題并非學科所長，但揭示經濟活動的空間邏輯是經濟地理學的核心任務。因此，盡管環境經濟地理旨在揭示“經濟—環境”關系，但是環境經濟地理的理論發展未必需要將重心置于評估經濟活動的資源環境效應(與環境經濟學、環境科學高度重合)，而應更側重于揭示經濟活動如何通過調整組織結構和空間布局響應并適應資源環境變化，涵蓋地方集聚、區域協同、國土治理、全球聯系等不同地理尺度與過程。——論文作者：賀燦飛1，毛熙彥※2，彭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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