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9-25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已演變為全球大流行疾病，疫情發生帶來的不確定性不僅對公眾的生命健康產生了威脅，而且令公眾的負面心理狀態焦慮情緒不斷加劇。居住環境是影響居民情緒的重要因素，根據人環境一致性理論，人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個人的認
摘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已演變為全球大流行疾病，疫情發生帶來的不確定性不僅對公眾的生命健康產生了威脅，而且令公眾的負面心理狀態——焦慮情緒不斷加劇。居住環境是影響居民情緒的重要因素，根據“人—環境一致性理論”，人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個人的認知受環境的影響。因此，以線上問卷調查的數據為基礎，采用焦慮自評量表測度城市居民的焦慮情緒，通過二元Logistic回歸方法，分析居住環境和人口學特征對焦慮情緒的影響。結果表明，在居住環境要素中，室內居住環境中的采光、通風和噪聲狀況，室外居住環境中的住區綠化狀況、疫情宣傳和管理狀況以及安全設施狀況對城市居民焦慮情緒有顯著影響;在個人特征要素中，年齡、收入和獨居狀態對城市居民焦慮情緒產生顯著影響。
關鍵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居住環境;焦慮情緒
0引言
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數據顯示(數據截至北京時間2021-08-17)，全球報告的累計病例數已超過2.06億，累計死亡人數近440萬。對廣大社會民眾而言，COVID-19不僅對生命健康產生巨大威脅，而且對心理和情緒健康造成嚴重沖擊[1-2]。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社會大眾的情緒狀態出現了波動，LI等[3]通過詞頻分析和心理指標預測，指出民眾的負面情緒如焦慮、抑郁和憤怒會普遍升高。其中焦慮是一種由外在的不特定危險刺激所引起的，并伴隨個體相應的生理和行為變化的緊張、不安、恐懼的情緒狀態[4]。焦慮對個體身心發展有潛在的、長遠的影響，長期處于高焦慮狀態會嚴重影響人的正常生活、學習和身心健康。
為防止疫情擴散，大部分居民居家隔離，此時人們的活動范圍局限于居住環境。居住環境(residentialenvironment)通常指圍繞居住和生活空間的各種環境的總和[5]。邱嬰芝等[6]提到，居住環境是影響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EVANS[7]指出，建筑環境的某些特征(如住房擁擠、室外噪音等)令居民暴露于環境中，使其產生心理壓力，從而影響其心理健康。
基于前人的研究，針對這一特殊時期，以線上問卷調查獲取的數據為基礎，用焦慮自評量表測量城市居民的焦慮情緒，通過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特殊時期影響城市居民焦慮情緒的因素。研究結果一方面證實了環境心理學中“人—環境一致性理論”;另一方面可為居民日后進行居所規劃提供參考，為特殊背景下緩解城市居民焦慮情緒提供科學依據。
1文獻回顧
在城市居住環境中，劉紹峰[8]根據人居環境的規模和級別將其劃分為近接居住環境(微觀居住環境)、社區環境(中觀居住環境)、城市環境(宏觀居住環境)、國家和區域環境、全球環境5個層次。其中，近接居住環境主要指以居民為核心的內外空間環境，即居民用以居住、娛樂等日�；顒拥膱鏊�，包括內部活動空間和周圍活動空間。疫情期間居家不外出的防疫措施[9]，使居民的活動范圍僅限于近接居住環境，本研究亦僅考慮該級別的居住環境。
相關研究發現，居住環境中的一些因素對居民的不良心理表現，如焦慮、抑郁等產生影響。HOISINGTON等[10]指出，不充足的采光或不開闊的窗戶視野分別導致抑郁癥發生的概率增加60%和40%;EVANS[7]的研究表明，居住環境中的居住條件、室內噪聲和光線等直接影響居民的心理健康，還通過改變人的心理社會過程進一步間接影響其心理健康，如較高的居住密度通過干擾社會支持關系的發展，間接影響心理健康;FIRDAUS[11]通過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房屋過度擁擠、房屋結構問題以及室內噪聲污染等與居民抑郁或沮喪的心理狀況顯著相關;GUITE等[12]的研究結果表明，住房或社區的擁擠度、來自鄰居的噪聲以及綠色空間與居民的心理健康狀況顯著相關;李春江等[13]通過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居住區環境和噪聲污染水平均與居民心理健康顯著相關;盧丹梅[14]指出，居住區的景觀綠化環境是居住環境直接、形象的外在表現，其對居民健康的影響既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WHEELER等[15]研究發現，綠地可達性較好的城市社區有助于居民的身心健康;FAN等[16]通過對美國社區進行調查，發現社區綠地對居民的心理健康產生正向影響，可降低居民的壓力;ZHANG等[17]研究了綠化、清潔、垃圾處理等居住環境因素與積極、消極情感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美麗干凈的居住環境可增強居民的自豪感和對居住區的認同感，從而進一步影響人們的積極心態和情緒;OCHODO等[18]的研究顯示，對可用綠色空間不滿意的人，其恐慌癥的發生率提高了4.262倍，同時指出，住宅單元密度等是影響居民心理健康的外部居住環境要素。
此外，個人特征要素也對居民心理健康造成影響。FIRDAUS[11]的研究結果表明，性別與心理健康之間存在較強相關性，且獨居的人更易產生抑郁傾向。FRIJTERS等[19]認為，心理健康與性別、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生理健康狀況、就業和婚姻狀況存在顯著相關性。PACIONE[20]認為，個人特征中的年齡、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均會影響心理健康。靳永愛等[21]發現，居住方式對老人心理健康有重要影響，其中獨居老年人抑郁傾向得分最高。李詩琪[22]發現，獨居狀態與抑郁的發生密切相關，獨居者相對于與父母、配偶等一同居住的人，其更有可能患抑郁疾病。
環境心理學中的“人—環境一致性理論”考慮了人與環境之間的彼此適宜或者缺乏一致性的狀態，當個人與環境之間的感知相適應時，也就是環境的組成部分可以滿足個人的需求時，有利于個人的身心健康，當感知不相適應時，則會產生心理和身體上的緊張，損害健康[21-22]。根據“人—環境一致性理論”，這種一致性在疫情期間發生紊亂，此時需從個體自身或者在環境方面做出改變，以調整和改善心理狀態，避免產生焦慮情緒。
已有研究大多關注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居住環境，側重于研究居住環境對居民心理健康狀態的影響，針對居住環境對城市居民某一特定情緒的影響研究較少，且未見針對疫情防控這樣特殊情況下的研究。本研究針對這一特殊情況，專門探究居住環境對城市居民焦慮情緒的影響，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2研究方法與數據獲取
2.1研究方法
邏輯回歸模型是一種重要的分類模型，由于其算法簡單、效率較高且容易推廣被廣泛應用�，F有文獻傾向于用Logistic回歸方法分析不同環境因素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13，24]。本文采用Logistic回歸方法分析影響居民焦慮情緒的因素。以某一事件發生的概率p為因變量，以影響p的因素為自變量，建立回歸模型，分析某事件發生的概率與自變量之間的關系[25]。假設居民焦慮情緒與居民的居住環境以及居民個體特征中的某些因素有關，則模型可描述為
In[p/(1-p)]=B0+B1X1+B2X2+…+BnXn，其中，n為自變量個數，p為居民有焦慮情緒的概率，1-p為無焦慮情緒的概率，X1，X2，…，Xn為解釋變量，B0，B1，B2，…，Bn為參數。
2.2數據獲取
焦慮作為一種心境，主要通過參與者的自我報告(即量表法或問卷法)評定，常用的工具有王征宇等[26]編制的焦慮自評量表(SAS)，該量表能較好地反映焦慮傾向的主觀感受，具有效度高、方法簡便、易于分析等優點，且評分不受年齡、性別、經濟狀況等因素影響，被廣泛認可[27]。量表共包含20個題項，采用4級評分，主要評定項目所定義的癥狀出現的頻度，具體為：“1”表示沒有或很少時間有;“2”表示有時有;“3”表示大部分時間有;“4”表示絕大部分或全部時間都有。其中l5項用負性詞陳述，其余5項用正性詞陳述，用正反向計分。SAS的主要統計指標為總分，各項目得分相加即為初始分，初始分乘以1.25后取整得到標準分。定義SAS標準分總分≥50為有焦慮癥狀，<50為無焦慮癥狀[28]。焦慮情緒為因變量，使用該量表測度城市居民的焦慮情緒，根據得分分為有焦慮情緒和無焦慮情緒兩類，因此可作為二分類因變量，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
影響因素的來源基于兩方面，一是對文獻的整理和分析，二是增加一些適合特殊時期的要素，得到最終的影響因素。文獻整理分析發現，對居住環境的建成環境研究較多。因此，在影響城市居民焦慮情緒的居住環境要素中，將室內采光狀況、噪聲狀況、住區衛生環境狀況、建筑物密度以及住區綠化狀況5個自變量納入影響因素。另外，雖然有研究認為室內的通風效果對居民的心理健康無顯著影響[12，29]，但是在疫情防控期間，對大多數居民來說多通風是一項很重要的舉措，人們對室內通風狀況的重視度有所提升，故增加室內通風狀況這一變量。此外，研究發現，居民的個人特征是影響居民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故增加個人特征這一要素，主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月收入水平以及獨居狀態6個自變量�？紤]疫情防控期間，居民對物業的依賴程度增加，對小區疫情防控措施高度關注，對安全設施的要求較高，故在居住環境要素中增加了物業服務狀況、疫情宣傳和管理狀況以及安全設施狀況(家庭、電梯間的消毒設施等)3個自變量，這樣與居住環境要素相關的共有9個自變量。居住環境是服務于人的，最終需根據人的主觀感受判定其優劣[30]，故根據有關居住環境的定義以及居民的主觀感受位置，將居住環境分為室內居住環境(包括通風、采光、噪聲狀況3項)和室外居住環境(其余6項)，并用李克特5分量表的得分表示居民對居住環境要素的主觀感受，采用5級記分，從“非常不滿意”計1分到“非常滿意”計5分。
疫情期間，居家防疫成為常態，線下調查雖受限，但互聯網時代打破了物理空間的局限，線上調查成為獲取數據的重要渠道。故本研究通過“問卷星”平臺，設計并發放結構化自填式電子問卷。問卷內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居民的個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別、年齡、收入狀況等6個自變量;第二部分重點關注居民對居住環境的主觀感受，包括室內居住環境和室外居住環境，共9個自變量;第三部分用焦慮自評量表測度城市居民的焦慮情緒，根據得分高低做判斷。
為保證調研結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通過預調研檢驗問卷設計的有效性，以便針對性地調整和修改題項。經篩選獲得有效預調研問卷100份，分析顯示，居住環境影響因素的信度系數值為0.868，大于0.8，說明研究數據信度較高，使用KMO和Bartlett檢驗進行效度驗證，KMO值為0.850，大于0.8，研究數據的效度較好，可在此基礎上繼續研究。
正式調研共發放問卷290份，其中收到有效問卷250份，有效率達86.21%。SAS的統計結果顯示，被調查的居民中有焦慮情緒的有94人，占總樣本的37.6%，無焦慮情緒的有156人，占總樣本的62.4%。為初步了解居民及其居住環境的基本情況，先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居住環境評價的平均得分情況看，居民對室內環境的評價得分為3.659，高于室外環境的平均得分3.551。在室內環境中，居民對室內噪聲狀況評價最低，得分為3.248，說明疫情期間，人們的活動范圍受到限制，對噪聲的敏感性有所上升，且家庭噪聲也成為噪聲的重要來源。在室外環境中，居民對住區的物業服務狀況評價相對較低，得分為3.348，說明疫情期間居民對物業服務的要求更高。
個人基本特征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所獲數據中男性為120人，有焦慮情緒的人數占男性樣本的43.33%，女性為130人，有焦慮情緒的人數占女性樣本的32.31%，男性較易產生焦慮情緒;樣本年齡基本集中在18~24歲及25~34歲，隨著年齡的增長，有焦慮情緒的樣本比例增加;文化水平在本科及以上的人數占比較多，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居民較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居民有焦慮情緒的比例較高;樣本中學生較多，為107人，有焦慮情緒的占比相對較低;月收入水平在2000元以下及2000~5000元的人數較多，收入較高的居民較收入較低的居民有焦慮情緒的比例大;在居住方式方面，獨居人群中有焦慮情緒的比例為51.52%，非獨居人群這一比例為32.61%，說明獨居者更易產生焦慮情緒。
3研究結果
3.1信效度檢驗
對問卷進行了信度和效度檢驗，居住環境影響因素的信度系數為0.875，大于0.8，說明研究數據信度較高。本次問卷調查中焦慮自評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937，通過檢驗，表明本次對城市居民焦慮情緒的調查數據可信。使用KMO和Bartlett檢驗進行效度驗證，KMO值為0.866，大于0.8，研究數據效度較好。
3.2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
用SPSS26.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多因素分析，其中年齡、月收入為連續變量，為突出統計特征，便于回歸分析，將以上變量處理為分類變量，變量賦值說明及描述統計如表2所示。
為避免變量之間出現的共線性問題影響回歸模型的正確估計，需對其進行共線性檢驗。通常情況下，當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大于10或條件指標大于30時，說明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現象[31]。用SPSS26.0軟件對各模型的解釋變量進行共線性診斷，結果如表3所示，方差膨脹因子(VIF)最大值為1.895，條件指標最大值為28.950，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在此基礎上，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模型系數的Omnibus檢驗P=0.000<0.05，即回歸模型總體有意義，霍斯默-萊梅肖檢驗P=0.758>0.05，即模型擬合結果較好�；貧w系數的絕對值大小表示各影響因素對居民焦慮情緒的影響程度，正負號表示影響方向，OR值表示相對參照組居民焦慮情緒發生的概率。
相關期刊推薦：《浙江大學學報.理學版》JournalofZhejiangUniversity(SciencesEdition)(雙月刊)曾用刊名：杭州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創刊于1956年，是自然科學類學術期刊。主要刊載數學與計算機科學、物理學、電子科學、化學與環境科學、生命科學、地球科學與城市規劃、心理學等為主的具有較高學術水平和理論水平的理學類研究論文、研究簡報等。
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表明，個人特征與居民存在焦慮情緒有關，年齡、月收入、是否獨居對居民的焦慮情緒有顯著影響，本次分析并未發現居民性別、受教育程度以及職業對居民存在焦慮情緒的顯著影響，可能原因是在本次調查中，學生群體占比較大，且高學歷人數較多。研究發現年齡越大，越易產生焦慮情緒，相較于18~24歲的青年群體，其他群體存在焦慮情緒的可能性增加了1.837倍，這與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的結果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中年群體在疫情期間工作和生活受到的影響更大，易產生不利的心理健康狀況。居民收入水平對焦慮情緒的影響，驗證了前人的結論，即收入會影響人們的心理健康[21-22]。但與前人的研究結果即收入越高的居民自評心理健康狀況越好[13，32]不一致。查詢文獻發現，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與“棘輪效應”有關。“棘輪效應”由經濟學家杜森貝里在其相對收入假說中提出[33]，指的是某種經濟變量只能往一個方向變動，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例如，消費具有棘輪效應，人們的消費習慣和消費水平一旦形成，往往具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調整，難以向下調整。疫情期間，因工作受影響，高收入群體收入受影響的程度大于中低收入群體，且其不會因收入的降低而立即降低自己的消費水平和改變已形成的消費習慣，所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種心理落差令高收入群體更易出現心理壓力和焦慮情緒。獨居狀態顯著影響焦慮情緒，獨居者更易出現焦慮情緒，這與已有研究結果一致[21-22]。原因可能是疫情期間，為了確保順利開展疫情防控工作，社區采取嚴格的隔離措施，獨居者長時間處于封閉、隔離的狀態，與親人、朋友和社會的聯系減少，得到的社會支持相對較少。光瑞卿等[31]指出，情感支持是社會支持的一種類型，包括傾訴、交談、咨詢、建議、關心、寬慰等精神上的慰藉;社會支持可以降低人際疏離感，從而有效降低焦慮程度[1]。非獨居者從家人或者朋友處獲得的情感支持較多，能夠較好地緩解心理壓力，改善精神狀態，相對不易產生焦慮情緒。
在室內居住環境方面，研究發現，室內通風、采光、噪聲狀況3個因素均對居民的焦慮情緒有顯著影響，主觀評價較高的居民較評價較低的居民有焦慮情緒的可能性低，從其回歸系數絕對值看，采光狀況對居民的影響程度最大，其次是噪聲狀況和通風狀況。通風狀況對城市居民的焦慮情緒有顯著影響，而在非疫情期間進行的相關研究并未顯示通風狀況對居民的心理健康有顯著影響[12，29]。出現該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在居家防疫背景下，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多通風，且有研究提到，在人員聚集的室內新冠病毒易發生直接傳播，這與室內自然通風和機械通風的方式及效果密切相關[34]，通風可以稀釋帶有病毒的氣溶膠，降低傳播風險，故在疫情期間，通風狀況對居民心理健康的影響被放大了，主觀感受滿意的居民不易產生焦慮情緒。研究還發現，對噪聲狀況、采光狀況較不滿意的居民出現焦慮情緒的可能性高，這與非疫情期間的研究結果一致。例如，有研究認為，噪聲會讓人產生煩惱，令人產生焦慮、厭煩等不愉快的情緒和情感，對居住在高密度單元樓中的居民來說，來自鄰居的噪聲煩惱會導致其心理健康狀況不佳的概率增加2.3倍[35];HOISINGTON等[10]的研究指出，采光狀況不佳不僅會損害居住者的視覺健康，還會對其生理及心理產生不良影響。良好的照明直接或間接地與積極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狀況相關，具有自然景觀的高質量照明也與減輕壓力、減少焦慮和改善情緒顯著相關。
在室外居住環境方面，只有住區綠化狀況、疫情宣傳和管理狀況、安全設施狀況3個因素對居民的焦慮情緒產生顯著影響，從其回歸系數絕對值看，住區安全設施狀況對居民的焦慮情緒影響最大。對住區綠化評價滿意的居民不容易產生焦慮情緒，這與非疫情期間的研究結果一致[14-18]。另外，疫情期間人們都處于居家隔離的狀態，但HAZER等[36]的研究指出，通過窗戶欣賞綠地與身處綠地均有助于降低人們的心理壓力水平，有利于緩解焦慮情緒。與非疫情期間的研究結果不同的是，本研究并沒有發現住區的衛生環境狀況對居民焦慮情緒有顯著影響，其原因可能是，疫情期間城市住區在衛生管理等方面做的工作比較到位，同時國家發布的有力舉措也讓小區管理人員更加注重衛生等方面的管理，因此不會對人們的心理健康狀態造成太大影響。本研究也沒有發現建筑物密度對居民焦慮情緒的影響，原因可能有：一是我國與國外的建筑設施情況有所差異;二是疫情期間，自覺居家不外出是重要的疫情防控措施[9]，人們的活動范圍受到限制，建筑物密度對人們心理的影響降低。此外，研究發現，特殊時期增加的物業服務狀況、疫情宣傳和管理狀況以及住區安全設施狀況對居民焦慮情緒的影響存在差異。物業服務狀況對居民的焦慮情緒不產生影響;疫情宣傳和管理狀況對居民的焦慮情緒有顯著影響，對其評價越高的居民，越不易產生焦慮情緒;但發現對于住區安全設施狀況評價高的人，反而越易產生焦慮情緒，這可能是因為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住區消毒設施的配備遠較平時嚴密，給居民造成壓迫感和緊張感，令其過度緊張，產生過重的心理壓力，增加焦慮情緒發生的概率。——論文作者：趙麗寧1，2，李君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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