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8-06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實現四翻番是省委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全面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僅就4個指標增長的數據概念而言，四翻番的年均增速要求并不高(見表1)。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未來幾年，無論是發展環境、發展階段還是發展動力，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各種因素交錯在一起相互影響
實現“四翻番”是省委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全面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僅就4個指標增長的數據概念而言，“四翻番”的年均增速要求并不高(見表1)。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未來幾年，無論是發展環境、發展階段還是發展動力，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各種因素交錯在一起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實現“四翻番”對我省今后一個時期發展的質量、轉型的速度、效益的提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難度不可低估。唯有通過“倒逼”，加快產業結構、城鄉結構、人口結構、收入分配結構、要素結構的調整，打好省委省政府一系列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創新發展的“組合拳”，才能確保“四翻番”目標的順利完成。
一、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全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促進產業轉型升級，著力形成高附加值、高勞動生產率、高工資支付水平的產業結構，是實現“四翻番”的根本途徑。
產業層次低是困擾浙江發展的“瓶頸”，突出表現在：
一是產業附加值低。工業增加值率反映工業生產的附加值和質量效益，2011年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率為19.3%左右，低于全國平均(22.3%)3個百分點，也低于同期山東(21.4%)、廣東(22.8%)、江蘇(23.2%)的水平(見表2)，而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工業增加值率均在45%左右。無疑，提升產業附加值將是GDP實現翻番的重要抓手。
二是勞動生產率低。我省勞動生產率低是與產業結構、技術裝備、市場營銷模式等密切相關的。2011年我省全社會勞動生產率(GDP/就業人數)為87964元/人，僅為上海的50.6%、江蘇的85.2%，不足美國和日本的15%、韓國和臺灣的1/3。尤其是工業更低，2011年規模以上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為14.8萬元/人(見表3)，僅為全國的70%左右、江蘇的65%、山東的60%、上海的55%，僅為美國、日本的20%和25%。預計到2020年要實現GDP翻番，按就業人數4000萬人計算，則全社會勞動生產率需達到14萬元/人(2010年價格)左右。
三是工資支付水平低。工資性收入是城鄉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我省低勞動生產率、低產業附加值的產業結構只能維持較低的工資水平。2012年全社會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約為40087元，其中制造業平均工資僅為36854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與美國(44500美元)、日本(41000美元)、韓國(22000美元)差距甚遠。2011年我省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占比分別為65.7%和52.6%，從走勢看，兩個占比呈“一降一升”趨勢，綜合分析，若2020年城鄉居民工資性收入占比分別按60%、56%計算，要在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收入翻番，則全社會在崗職工平均工資需達到90000元(2010年價格)。因此，提高工資性收入是城鄉居民收入翻番的關鍵。
圍繞“四翻番”的目標，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著力點，一是加快推進“騰籠換鳥”，逐步淘汰一批產業附加值低、勞動生產率低、工資支付水平低的產業，謀劃和布局一批重大產業項目，加快發展高端裝備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擇優發展石化、鋼鐵等基礎性工業，打好以治水為突破口的轉型升級攻堅戰，爭取到2020年形成全社會勞動生產率達到14萬元/人、工資支付水平達到9萬元的產業結構。二是全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努力實現“八倍增、兩提高”，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三是著力打好一批“組合拳”，全面推行“機器換人”，抓個轉企、企上規、規改股、股上市，推進減員增效、減能增效、減耗增效、減污增效，加快傳統產業改造提升，爭取實現工業增加值率每年提升0.3%—0.5%的目標。四是加快推進企業的組織形式、商務模式、營銷模式創新，鼓勵中小企業推進產業聯盟、技術聯盟，扶持總部型企業發展，著力培育名牌、名企、名家。
二、加快城鄉結構調整：深入推進新型城市化，充分挖掘內需潛力，引導城鄉人口合理流動，提升城鄉一體化水平，是實現“四翻番”的最大動力。
城市化擁有巨大的內需潛力，農民轉為市民的過程意味著內需的擴大和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據測算，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至少可新增投資需求10萬元以上、消費需求2萬元。根據《浙江省城鎮體系規劃(2011—2020)》，2020年城市化水平將達72%、常住人口將達5800萬人，預計將新增715萬城鎮人口，由此可新增7150億元投資需求和1430億元消費需求。根據2006—2011年三大需求平均貢獻率(消費48.2%、投資46.4%)測算，僅城市化就可增加GDP4000億元，對GDP翻番貢獻率達18%左右。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城鄉人口結構變動對城鄉居民收入翻番將提出更高要求。目前我省城鄉居民收入反映的是4450戶城鎮居民、4700戶農村家庭樣本數的收入平均水平，似乎并不受城鄉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而我們要追求的是城鄉居民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收入增加。從實際情況看，隨著農業轉移人口規模不斷擴大，其對城鄉居民收入的影響日益凸顯。對于城鎮而言，短期內農業轉移人口的收入水平難以跟上城鎮平均水平;對農村而言，轉化為城鎮居民的農業轉移人口往往是農村居民中的高收入群體，這批人群的轉移會在短期內降低農村居民的總收入水平。因此，如何在提高原有城鎮人口收入水平的基礎上，對沖農村人口進城后的收入差距，彌補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下降，是實現“四翻番”需要破解的重大現實問題。
不考慮城市化因素，靜態分析我省城鄉居民收入翻番要求，2013—2020年年均需增長7%和7.5%�？紤]城市化因素，即考慮我省還有400萬左右農村人口要轉化為城鎮人口的對沖影響，城鄉居民收入要實現翻番，則年均增速需達到7.9%，遠高于靜態分析時的增速要求。
因此，挖掘城市化巨大潛力，破解農村人口轉移帶來的收入對沖問題，是實現“四翻番”的關鍵。一是要深入實施新型城市化戰略，優先抓好中心城市，提升設區市中心城市綜合實力，加快培育小城市和中心鎮，促進城鄉一體化。二是要著力破解“城市病”，全面實施“三改一拆”、城市治堵、“四邊三化”等專項行動，提升城鄉生活品質。三是要突出產城融合，把城市化與工業化、信息化有機結合起來，推動產業集聚區高質量發展。四是要有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建立一支穩定的、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五是以城市化為依托，增強投資的有效性，促進消費升級，努力實現投資與消費的有機結合，持續釋放內需潛力。
三、加快人口結構調整：通過治小、治散、治污推動低端產業的整合和轉移，加快推進“機器換人”，控制外來人口無序過快流入，是實現“四翻番”的重要手段。
外來常住人口的急劇增加，是近年來我省人均GDP從各省區第一位下降到第三位的重要原因，因此控制常住人口規模是實現“四翻番”的重要因素。“六普”顯示，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的省外流入人口為1182萬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1.7%，與2000年相比，增加了813萬人，相當于廣東、上海、江蘇、山東外來人口增加數的1.26、1.39、1.67和7.52倍，特別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5.6%。低層次產業對低成本勞動力的需求、基本公共服務相對做得好、對外來人口管控比較寬松，導致了這10多年我省外來人口急劇增加。
假設未來8年我省常住人口繼續保持現有年均增長70萬人左右的規模，要實現人均GDP翻番，GDP需年均增長8.6%以上。而綜合考慮國內外發展環境、我省所處階段，預期未來經濟增長將圍繞著增長中樞8%上下波動，顯然現有外來人口增加的趨勢和規模，足以影響“四翻番”目標的實現。反過來測算，假設我省未來經濟增長按8%推算，要實現人均GDP翻番，則到2020年常住人口規模要控制在5800萬人以內，年均增長需控制在40萬人左右。如要提前一年實現，則常住人口需控制在5378萬人，比2012年減少近100萬人，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控制外來人口無序流入，留住一批、提高一批、引進一批、轉移一批，是我省實現“四翻番”的重要前提。一是要加快實施“機器換人”，提高技術裝備水平，從總量上減少對一般勞動力數量的依賴。二是要抬高企業準入和崗位準入“兩個門檻”，加快推動低端產業的整合和低端勞動力的轉移，鼓勵和引導來浙務工人員“帶業回鄉”、“返鄉創業”，嘗試開展“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證管人”，引導部分外來人口回流。三是要以高層次創新人才、創業人才、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為重點，加大高端領軍人才的引進和培養，釋放人力資本的“紅利”。
四、加快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提高一線勞動者收入，提高財產性收入，提高創業性收入，努力實現“兩個同步”，是實現“四翻番”的關鍵所在。
從我省發展趨勢和基礎看，GDP和人均GDP是“追兵漸近、標兵漸遠”，但城鄉居民收入分別連續12年和28年居全國各省區之首。因此在實現“四翻番”過程中，保持城鄉居民收入在全國領先位置應是我省的主攻方向，這是最終體現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重要標尺，是群眾觀點的最終體現，也是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工作底線。
回顧2000—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僅4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3年快于同期GDP增速。同時，還必須看到，上一個十年我省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年均9.7%和7.9%的增速，是在同期GDP年均增長12.4%的基礎上實現的。今后一個時期我省將進入中速增長階段，潛在經濟增長率可能保持在8%左右，如果保持收入分配結構不變，按照上一個十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低于GDP2.7個和4.5個百分點計算，則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僅能達到5.3%和3.5%，實現城鄉居民收入翻番難度很大。
因此，按照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與GDP同步的要求，必須在提升產業層次、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加快收入分配制度調整。當前，我省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突出表現為：一是居民收入增長遠滯后于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的增長。2011年與2000年相比，全省地方財政收入增長8.95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10.65倍，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僅分別增長2.72倍和2.42倍。二是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偏低。2011年全省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為40.8%，低于全國平均水平4.2個百分點，列全國各省市區第25位，比2000年降低8.6個百分點，低于歐美和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10—15個百分點。三是財產性收入比重偏低。2012年浙江城鎮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為1465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4.24%。農村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不含土地征用補償收入)546元，占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為3.75%。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甚遠，有著巨大的增長空間。
據測算，勞動者報酬與城鄉居民收入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47和1.05，2020年城鄉居民收入按55000元和24000元計算，全省勞動報酬需達到2.4萬億元左右(2010年價格)，即2020年城鄉居民收入要實現翻番，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需達到43.6%，2012—2020年需年均提高0.3個百分點。
因此，實現城鄉居民收入翻番，一要提高一線勞動者收入。通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在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穩步增長的內生機制，力爭到2020年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達到43.6%。二要努力縮小不同行業、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進一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通過改革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三要提高財產性收入。積極拓展城鄉居民投資渠道，完善資本市場，鼓勵金融創新，不斷為城鄉居民提供收益穩定、風險較小的投資品種，推進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探索農居房產權改革，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四要增加創業性收入。鼓勵自主創業，特別是創辦科技型和創新型企業，加快推進“電商換市”，努力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來浙落戶創業，培育更多的“草根老板”。
五、加快要素結構調整：以騰籠換鳥、空間換地、水環境治理、節能減排為突破口，提升傳統資源產出率，有效集聚創新資源，是實現“四翻番”的重要保障。
相關期刊推薦：《政策瞭望》(月刊)2003年創刊，是由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浙江省委政策室主管的一本緊貼黨的中心工作，關注浙江法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中的熱點、難點問題，宣傳介召浙江各級各部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先進典型和成功經驗的綜合性刊物。
改革開放以來，我省通過要素的粗放投入推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若繼續保持這一模式，2020年實現“四翻番”，相應的資源要素保障也須翻番，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資源要素環境都將無法支撐。
一是能源供需矛盾突出。2000—2012年我省能源消費量年均增長8.8%，到2012年我省能源消費總量1.81億噸標煤，單位GDP能耗0.55噸/萬元，在全國各省區處于先進水平。根據預測我省“十二五”能源需求仍將保持5.7%左右的年均增速，到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有可能達到2.89億噸標煤，而國家下達給我省的能源消費總量年均增長只有3.3%，與國家下達的能耗總量、萬元GDP能耗“雙控”要求相比，我省能源結構必須在未來幾年有較大的調整。
二是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國家下達給我省的基本農田保護任務達2500萬畝，耕地紅線到2020年為2836萬畝，根據《浙江省土地利用總體規劃(2006—2020年)》測算，全省建設用地的增量不能超過288萬畝(規劃指標)。耕地后備資源開發整理難度越來越大，未來建設用地的供需矛盾將更加尖銳。2012年全省單位建設用地GDP為19.6萬元/畝，根據“畝產倍增”計劃，即使將建設用地增量全部用足，到2020年單位建設用地GDP也需達到32萬元/畝，才能滿足“四翻番”的要求，土地粗放低效利用現狀亟待改變。
三是融資供需矛盾突出。到2012年末全省本外幣貸款余額為5.95萬億元，貸款余額與GDP的比值為1.72，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3倍，分別為江蘇的1.71倍、廣東的1.46倍、山東的2倍。2000—2012年我省貸款余額/GDP比值增長近1倍，無論從絕對值還是增速上，都明顯高于國內絕大部分地區。一方面，反映單位貸款帶來的產出是明顯偏低的;另一方面，也反映浙商跨省投資活躍，導致資金大量流出。尤其在近年來出現不良貸款率不斷攀升的局面，反映出我省的金融生態已經遇到較為嚴峻的挑戰。假設我省貸款余額與GDP比值保持在1.72的水平，2020年GDP要實現翻番，信貸規模預計要達到13萬億元左右，2013—2020年年均增長10%以上，這顯然也是不可能的。近期央行采用“盤活資金存量”應對“錢荒”，向市場傳遞了強化對銀行業流動性風險管理的信號，靠傳統信貸規模不斷擴張支撐經濟增長的模式顯然將難以為繼。
四是水資源供需矛盾突出。我省人均水資源量為1760立方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12年我省總用水量為223.2億立方米。根據國家下達的用水總量控制目標，到2015年我省用水總量控制在229.49億立方米，2020年為244.4億立方米，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到2015年要比2010年下降27%。據水資源壓力預測結果，“十二五”末我省水資源供需缺口達到32.7億立方米。水資源問題將成為我省可持續發展的一大難題。
因此，實現“四翻番”必須加快資源要素配置結構調整，提升資源產出率、推進節能減排、發展創新型經濟，加快生態文明建設。一是要提升資源產出率。要大力推行“空間換地”，提高現有用地容積率，盤活存量用地。強化“以畝產論英雄”導向，節約集約利用新增用地。二是要強化節能減排“硬約束”。要以水資源管理“三控”、能源“雙控”目標為抓手，把擴大有效投資與“騰籠換鳥”、淘汰落后產能有機結合起來，探索建立環保標準、調整城鎮土地使用稅、實行差別電價水價等新機制，倒逼企業技改和產業升級。三是要促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積極開展與能源富集省區的能源合作，進一步優化能源供給結構。引導消費者購買節能環保低碳產品，促進消費方式向綠色低碳轉變。四是要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深化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麗水市農村金融改革，爭取在地方金融制度創新、民營銀行發展、信用體系建設等方面取得突破，引導金融業加大對實體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支持力度，切實維護我省良好的金融生態。
當前，我省已經進入唯有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城鄉結構、人口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和要素結構有新突破才能促進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要充分考慮到多種因素疊加可能對實現“四翻番”帶來的挑戰，既要充滿信心，更要未雨綢繆，使“四翻番”建立在產業結構、城鄉結構、人口結構、收入分配結構、要素結構調整和優化的基礎上，著力打好轉型升級的“組合拳”，才能真正打造浙江經濟的升級版。——論文作者：謝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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