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4-07-07所屬分類：法律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論文摘要：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認定, 如何認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刑法規定根據已查獲的證據,不能認定非法持有較大數量毒品是為了進行走私、販賣、運輸或者窩藏毒品犯罪的,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引言 近年來,我國鐵路的快速發展已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形象簡稱為
論文摘要：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認定, 如何認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刑法規定根據已查獲的證據,不能認定非法持有較大數量毒品是為了進行走私、販賣、運輸或者窩藏毒品犯罪的,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引言
近年來,我國鐵路的快速發展已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形象簡稱為中國的高鐵時代,鐵路的快速發展和安全暢通關系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物資保障,關系到社會和諧與穩定。西安鐵路轄區內的隴海鐵路,是通向西北、西南連接歐亞大陸橋的重要交通樞紐,寶成鐵路是連接溝通中國西北、西南的第一條鐵路干線,成昆鐵路原為國防三線建設重點工程,亦是中國鐵路主要干線之一,它為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和人民群眾出行提供了保障,但是另一方面鐵路的便捷也為毒品犯罪提供了便利。
西安鐵路運輸法院管轄的西安鐵路地區2010年審結各類毒品犯罪案件66件74人,其中運輸毒品案件30案35人,非法持有毒品案件36案39人。其主要特點是:涉毒人員的文化程度偏低。74名涉毒人員中有7人為文盲,22人為小學文化程度,32人為初中文化程度,11人為高中文化程度,2人為大學文化程度;犯罪人員大多是無業人員和農民。74名涉毒人員中47人是無業人員,23人為農民;涉毒人員呈年輕化趨勢。74名涉毒人員中,80后有26人,占涉毒人員的35.14%,30歲以上40歲以下有22人,占涉毒人員的29.73%;從犯罪對象來看,大部分毒品為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伴有大麻、K粉(氯胺酮)、麻古、搖頭丸、三唑侖、嗎啡等應有盡有,并且數量有逐漸增大的趨勢。其中20克以上,50克以下29案,占涉毒案件總人數的43.94%,50克以上,100克以下的有13案,占涉毒案件的19.7%;100克以上的14案,占涉毒案件的21.21%;犯罪方式較為簡單,涉毒人員中大多將毒品簡單包裝在塑料袋、煙盒或者商品包裝袋內,伴有避孕套等特殊物品包裝,將毒品放在衣服的隱秘部位,如腋下、襠部、內衣里,隨身攜帶的背包、挎包里進行運輸,或者直接放于列車的被褥、枕頭下面,體內藏毒的方式僅有一例。涉毒犯罪案件在西安鐵路地區愈演愈烈,依法打擊涉毒犯罪的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針對上述嚴峻形勢,西安鐵路運輸法院根據刑事審判工作出現的新規律與新特點,于2010年5月先后派出兩個學習考察組,分赴廣州、福州、西昌、昆明四地進行學習考察,通過學習考察以及實地調研2010年西安院審理的涉毒案件,并根據審判實踐中呈現出的新特點、新情況提出以下具體分析、思考與建議。
一、 西安鐵路地區涉毒案件的特點
(一)毒品犯罪多為滇、川、陜、甘鐵路運輸途中或旅客出站時查獲的
在2010年審結的66件毒品犯罪案件中,多為乘坐K166次旅客列車、K1034次旅客列車、K6次旅客列車、K678次旅客列車的旅客和在寶雞火車站、西安火車站下車出站的旅客。所攜帶運輸毒品的部位多為衣兜、襠部、女性隱私處,有的上車后將毒品放在臥具等隱蔽處,查獲的毒犯多為乘警巡視中發現毒品犯罪嫌疑人神色緊張后被抓獲歸案,同案犯中多為揭發或者供述而歸案。
(二)毒品種類不斷翻新,呈現多樣化趨勢
新型毒品體積小、隱蔽性強、攜帶方便、易服食,更便于小量攜帶運輸與持有,給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帶來了困難,而較高科技含量的毒品犯罪對司法機關也提出更高的挑戰。原來人們所熟知的毒品主要有鴉片、海洛因,但近年來,在法院審理的各類毒品案件中又涉及到許多其他類型的毒品,如:大麻、冰毒(甲基苯丙胺)、K粉(氯胺酮)、麻古、搖頭丸、三唑侖、嗎啡等應有盡有,但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仍占據“半壁江山”以上。
(三)涉毒犯罪案件中以運輸毒品和非法持有毒品為主
在2010年審結的66案74人毒品犯罪案件中,其中運輸毒品案件有30案35人,非法持有毒品案件有36案39人,兩項總計占全年受理刑事案件的51.16%。絕大部分涉毒人員自稱是吸毒人員,個別毒犯系初犯而供述自己不吸毒,而司法機關目前掌握的毒品犯罪中的吸毒標準僅是被告人的尿檢,為涉毒人員規避法律較重處罰提供了可乘之機。
(四)特殊人員實施毒品犯罪情況日益突出
在2010年審結的66案毒品犯罪案件中,特殊人員犯罪現象漸顯突出約占毒品犯罪案件的43%左右。這里所指特殊人員,包括少數民族和無業人員、孕婦、未成年人和少女等。導致特殊人員參與毒品犯罪問題日益突出的根本原因,在于這部分人具有“易拉攏、難打擊”等特點。“易拉攏”是社會閑散人員沒有正常職業,生活無著落,居住在經濟落后、生活貧苦,缺油、缺糧、缺鹽的農民打工者居多,他們容易受經濟利益驅使,在幕后“販毒、運毒能快速致富”和“公安機關處理不了”的煽動下,部分貧困地區缺乏生活技能、受教育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識淡薄的特殊人員淪為了運毒工具。“難打擊”是因為現實司法實踐中對于特殊人員實施毒品犯罪的處罰,既存在法律“盲區”,又存在現實“瓶頸”。
(五)毒犯有較強的反偵查意識和反偵查能力
在2010年審結的66案毒品犯罪案件中,被查獲的絕大多數涉毒人員存在作案手法老練,反偵查意識和反偵查能力較強的特點。如作案時,往往將攜帶毒品放在襠部,個別涉毒人員將毒品放在自己的隱私處,隨后乘坐火車進行運輸,被告人一旦到案后,常常采取如下手段對抗司法機關的審查:一是故意設置語言障礙,不講漢語。這些人以少數民族人員居多,他們并非一概不懂漢語,但都裝聾作啞,對抗審查。因“語言不通”,司法機關難以突破案情,也難以延伸破案,法官開庭審案時,問到關鍵細節,被告人就裝糊涂一問三不知,有的甚至大包大攬。二是供述所有的毒品犯罪行為都是供自己吸食或者是幫助他人代為購買、運輸,因為自己吸食或幫他人購買法律規定處罰輕。三是對犯罪事實不作如實供述,支吾其詞,回避主要關鍵的事實和情節。
二、毒品犯罪案件審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困惑
(一)被告人口供不實的問題
在毒品犯罪案件當中,被告人如實供述,對于查清整個毒品犯罪的來龍去脈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但在很多情況下,被告人往往抵賴狡猾、避重就輕,從2010年審結的66案74人毒品犯罪案件看,普遍存在口供不實、口供不全的情況,被告人能夠如實供述毒品來源、去向、犯罪前后經過的極少。究其原因,一是受過毒販的教唆,或被抓之前犯罪嫌疑人相互有過交流,錯誤認為坦白交待,必處極刑無疑,故抵死不供;二是有的案件系同鄉、家族拉幫結伙實施犯罪,受民族習俗、鄉規民約、家族血緣關系的影響和限制,被告人互相包庇、有意不供;三是在絕大部分的共同犯罪案件當中,同案被告人不能如實交代,而是從各自目的、各自利益出發各執一詞,不僅互相之間的交代不一致,各人的供述前后也不一致,真偽難辨,使整個案件事實模糊不清,公檢法辦案人員只能基于在案的證據認定出大概的犯罪事實,籠統認定;四是有的案件被告人在偵查階段拒不交代,到了一審被判處刑罰后才幡然醒悟,供述毒品犯罪中的指使者、操縱者、真正的毒品擁有者,但此時抓捕和收集證據的條件已經喪失,使有些案件陷入兩難和尷尬地位。
(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難以查清
從2010年審結的66件毒品犯罪案件中分析,被告人到案后一般都交代是受人指使或欺騙為他人攜帶或運輸毒品。但其口供是否可信,往往沒有其他更多的證據所證實,使法官難以判明,在查獲的共同犯罪案件中,由于普遍存在被告人口供不實的問題,一案中各被告人的交待往往各執一詞,互相推諉、不能吻合,在互相如何認識、誰邀約誰、犯意的提起、行程安排、毒品、毒資的來源、去向、各人與毒品之間的關系等問題上均不明朗,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沒有明確的顯現,造成無法查清案件事實,法官只能依據現有證據艱難地進行分析和認定。部分案件中,雖然通過對有關跡象、線索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背后有人指揮,但因運毒者、接毒者多為臨時雇傭或一般“馬仔”,并非販毒集團的固定成員,只負責犯罪的某個環節或某項具體任務,對犯罪團伙的內幕并不掌握,且多系單人成行,與組織者單線聯系,行動詭秘,即使其供認或指認了也是單一或一對一的口供,證據單薄。有的案件中雖然同時查獲了攜帶毒品的犯罪嫌疑人,但同伙人拒不供述自己參與實施了毒品犯罪,給查清案件事實,準確打擊毒品犯罪設置了障礙。實踐證明毒品犯罪分子也在研究有關法律,也在研究司法機關對毒品犯罪懲罰的路徑與方法,并且都心存僥幸,盡可能利用法律的漏洞逃避打擊。
(三)審理階段補證困難
證據是“訴訟之王”,由于鐵路交通運輸毒品案件的特殊性,決定了其證據范圍局限性很大。因此,盡早、盡可能發掘和獲取在第一時間內可能獲取證明力較強的原始證據,對于毒品案件的認定和審理意義重大。有些案件到達審理階段時,承辦法官常常感到還有這樣那樣的證據需要補強,有極少數案件當中,偵查人員證據意識不夠強,或因警力不足疲于應對,存在收集證據不全或取證程序不嚴等問題。如有的案件當中,訊問筆錄記錄得過于簡單、訊問次數過少,偵辦人員缺乏訊問技巧,在被告人承認犯罪有了初步交代時沒有“乘勝追擊”,從關鍵角度細問重點環節,給審判實體和程序的認定帶來了困難。
三、對毒品犯罪案件審理的對策思考與建議
在審判實踐中,如何依照我國《刑法》、《刑訴法》的規定,準確把握《大連毒品會議紀要》精神,始終堅持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持無罪推定原則,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我們通過學習考察和調研并參考了最高院高貴君庭長主編的《毒品犯罪審判理論與實務》一書及相關資料,結合西安院2010年審結毒品犯罪案件的特點和問題的分析,就此類案件的偵查、起訴和審理提出如下思考與建議:
(一)關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定罪與定性
1、針對毒品犯罪案件被告人反偵查能力強、口供不實的特點,在認證環節應當把正確運用證據與案件實際情況結合起來,把從嚴打擊與維護合法權利結合起來,切實貫徹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偵查、起訴和審理中要嚴格規范相關法定程序,切實保障被告人享有的合法權利。認真看待被告人的合理辯解,必要時應當予以調查核實。實踐中,被告人往往以“不知道是毒品”為由進行辯解,而司法機關又不能僅憑口供或者庭審中的供述來定罪,而應當依據被告人實施毒品犯罪的過程、行為方式、毒品被查獲時的情形、有關證人證言、鑒定結論、物證書證等證據,結合被告人的年齡、閱歷、智力、文化程度、有無毒品犯罪前科等情況,來綜合進行分析判斷,得出被告人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結論。在使用“推定明知”方法定案時,應嚴格依照兩高一部《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和《大連毒品會議紀要》的有關規定進行,對于證據有嚴重缺失的案件,應當慎之又慎,堅決貫徹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切實執行“疑罪從無”的原則。
2、針對案件審理階段補證困難的特點,在審理過程中,應詳實地對證據存在的問題進行記載和必要的分析匯報,并進行必要的補強并及時與公安、檢察等辦案機關聯絡共商,為案件的定罪、定性以至量刑提供充足的證據材料,嚴格甄別缺失證據對案件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在綜合判斷得出唯一合理結論的基礎上,依法判處。做到不枉不縱,對客觀存在的證據不足問題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辦事。
3、針對毒品犯罪案件被告人在訴訟中有少數民族語言障礙的特點。在審理中,應特別注重證據認證中的把握,不能把在公安偵查中的證據瑕疵帶到審判過程中,對于被告人的“沉默不語”或者“無法聽懂”的辯解應有充分工作準備,從細節入手,聘請專業的翻譯人員參與法庭翻譯,既要充分保障被告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又要防止被告人在訴訟中鉆了漏洞。
(二)關于對案件的定罪量刑
從2010年審結的66件毒品犯罪案件中得出,絕大部分毒品犯罪嫌疑人都以賺取少額的報酬而鋌而走險,還有一部分涉毒人員自稱是自己吸食,在對此類案件的被告人進行量刑時,量刑過輕就違背“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滿足不了嚴厲打擊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犯罪分子目的的要求,也達不到一般預防效果,客觀上是縱容涉毒人員通過毒品犯罪追求暴利的貪欲。量刑過重,既動搖了刑法的道義基礎,也加劇了社會矛盾,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所以提出如下思考:
1、針對此類案件有大量特定人員參與的特點,對查獲為他人單純運輸的,量刑時一般要輕于典型的運輸毒品涉毒人員;對于懷孕或者哺乳期婦女系從犯、馬仔的,從寬的幅度一般也要大;對于初次犯罪、被誘騙犯罪以及主觀惡性較小的涉毒特殊人群,要在法定處罰幅度內從輕、減輕處罰;對于吸食毒品和不吸毒品的同案人共同異地購買毒品而乘坐鐵路交通工具被查獲的,要區別不同情況分別做出處理,其中毒品海洛因50克以上的,無論是吸毒或者是不吸毒都應當按照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其攜帶毒品不足50克的,要認真審查被告人購買攜帶毒品的主觀故意,有證據證明確系為自己吸食的,按照非法持有毒品定罪處罰,有證據證明被告人根本沒有經濟實力,又無正當職業購買攜帶毒品自稱是供自己吸食,而實際上是以販養吸者,要按照運輸毒品或者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對少數主觀惡性較深的涉毒者,多次參與毒品交易屢教不改的、影響極壞的特殊人員,要依法進行嚴厲打擊,真正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2、對于共同犯罪案件的審理,應根據《刑法》的規定,并結合《大連毒品會議紀要》精神,準確區分案件中的主、從犯關系,對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檢舉揭發他人犯罪事實,認罪態度較好的,即便不能構成自首和立功,在量刑時也要酌情考慮,從寬處罰,充分體現“坦白從寬”、“寬嚴相濟”和“罪刑法定”的刑事政策,認真落實量刑規范化。
3、《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具體什么是情節嚴重,目前法律并未做出解釋,陜西省高院亦沒有做出具體規定和解釋,但上海法院量刑指南第二十一條做出了具體規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情節嚴重:(1)非法持有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三十五克以上不滿五十克或者其他數量相當的毒品;(2)國家工作人員非法持有毒品的;(3)其他情節嚴重行為的。”在審判實踐中要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參照其他法院制定的35克為情節嚴重標準掌握。
4、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認定, 如何認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刑法規定根據已查獲的證據,不能認定非法持有較大數量毒品是為了進行走私、販賣、運輸或者窩藏毒品犯罪的,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如果有證據證明非法持有毒品是為了進行走私、販賣、運輸或者窩藏毒品犯罪的,則應定走私、販賣、運輸或者窩藏毒品罪�！洞筮B毒品會議紀要》規定:非法持有毒品達到刑法第348條規定的構成犯罪的數量標準,沒有證據證明實施了走私、販賣、運輸、制造等犯罪行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紀要解釋的要點在于:一、如果有證據證明非法持有毒品者已經實施了走私、販賣、運輸、制造等犯罪行為的,應按相應的罪名定罪;二、如果沒有證據證明實施了其他犯罪行為,即僅有非法持有毒品的行為,此時應分析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如果有證據證明非法持有毒品的主觀目的是為了進行走私、販賣、運輸、窩藏等毒品犯罪,則按相應的罪名定罪,如果沒有或者不能查證有其他毒品犯罪目的,則應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量刑。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法律規定的兜底罪名,具體應掌握好以下三種情況:
(1)如果行為人非法持有毒品的目的是為了本人或幫助他人走私、販賣、制造、運輸毒品的,應認定為構成走私、販賣、制造、運輸毒品罪,而不能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
(2)如果行為人非法持有毒品的目的是為他人轉移、藏匿毒品的,應認定為構成轉移、窩藏毒品罪,而不能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
(3)如果行為人非法持有毒品的目的是供自己吸食的,由于刑法不認為吸毒行為是犯罪,因此,一般少量的可不定罪處罰。但查獲毒品數量大的,根據《大連毒品會議紀要》的精神,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論處;如果行為人是吸毒人員,所攜帶、運輸的毒品在50克以上,則應按照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如果攜帶、運輸的毒品在50克以下,要區分不同情況,在其他罪名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按照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量刑。
通過外出調研學習考察,結合調研2010年審結的毒品案件實踐,我們認為正確理解和適用《大連毒品會議紀要》精神,需要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吸毒者運輸的毒品僅用于供其本人吸食,而不向外界社會擴散的,方可以認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如果有證據證明查獲的毒品并不僅僅是供其本人吸食,而向社會擴散的,應當認定運輸毒品罪;
二是被告人吸食的毒品種類與運輸毒品過程中查獲的毒品種類不一致的,應當推定查獲的毒品并不僅供被告人個人消費,同時也向社會外界擴散,應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
三是根據《大連毒品會議紀要》的規定,吸毒者在運輸毒品過程中被當場查獲的數量大,必須同時具備“明顯超出其個人正常吸食量,以 50克為界限和標準,且僅僅界定為供自己吸食。
5、吸毒人員的理解與適用問題:根據《大連毒品會議紀要》的規定,對于吸毒者在運輸毒品過程中被查獲毒品數量未超過《刑法》348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一般不定罪處罰,如果其被查獲的毒品數量超過《刑法》第348條規定的最低標準,應當區分不同情況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和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因此,正確認定和處理涉毒案件的當事人是否是吸毒人員,便成為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關鍵。實踐中以下三個問題需要注意:
(1)正確理解與適用吸毒者的界定標準,吸毒行為在我國法律規定中并不構成犯罪,但吸毒行為又和毒品犯罪有著高度的聯系,吸毒者主要指:吸食、注射毒品成癮的人員。公安部《關于吸食、注射毒品人員成癮標準界定的批復》規定,有證據證明其吸毒、且查獲時尿樣毒品檢測為陽性的認為是成癮,但有證據證明沒有繼續吸毒,且查獲時的尿樣毒品檢測為陰性,不認為是成癮。因而目前法院辦理的毒品犯罪案件“尿檢”成為是否是吸毒人員的關鍵證據,但是實踐中又有部分涉毒人員為實施運輸毒品犯罪,為逃避重罰,而在事先吸食少量毒品,查獲時其尿檢照樣呈陽性,能否認定其是吸毒人員,昆明鐵路運輸法院的領導介紹:“我們日常生活中飲雪碧后檢測也能呈陽性。2010年審結的74名毒品犯罪人員中有一個案件被告人供述自己不吸毒,但尿檢卻檢測出呈陽性,因而尿檢不是認定涉毒人員是否為吸毒人員的唯一證據,而應結合多方面證據參考才能認定。”
(2)正確理解與適用吸毒者的證據要求,審判實踐中認定被告人是否為吸毒者,應當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證據規則的要求,綜合分析判斷,做到證據確實充分。通常被告人歸案后總是供述自己系吸毒者,查獲的毒品系用于自己吸食,且有其他尿檢證據證明供述真實性的,一般即可認定被告人為吸毒者。對于運輸毒品過程中被查獲的涉毒人員,司法機關在辦理毒品案件過程中應當及時收集涉毒人員是否為吸毒者的證明材料。在查獲涉毒人員的第一次詢問時,應當問清涉毒人員是否吸毒成癮、吸何種毒品、日常吸食毒品量及所攜帶毒品的用途等情況,并及時根據涉毒人員供述的吸毒情況和被查獲毒品的種類對涉毒人員進行相應類別人體毒品成分檢測(包括尿樣檢測、血液檢測、毒品成癮鑒定等)。同時還應當收集以下證據材料:一是證明涉毒人員既往吸毒情況的證據材料,主要是公安機關對吸毒人員的登記表、強制戒毒決定書、解除強制戒毒證明書等;二是涉毒人員因吸毒被勞教的證明材料;三是相關戒毒機構為涉毒人員進行戒毒治療的證明材料;四是證明涉毒人員是否吸毒的其他證據材料,如監管場所對涉毒人員的體檢報告,公安人員、監管場所監管人員以及同監室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證明材料,同案犯的供述,相關知情人村委會、居委會、鄰居、親戚朋友等關于涉毒人員是否吸毒的證明材料;五是審查涉毒人員隨身是否攜帶吸毒工具等。
(3)根據《大連毒品會議紀要》精神,結合調研學習考察和審判實踐得出結論,“毒品犯罪案件中涉毒人員的尿檢是審理毒品犯罪界定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主要證據,但不是唯一證據”,還應當結合其他證據進行綜合判斷運用,才能做到準確定性。
四、司法實踐中的幾點具體建議
調研中我們得知廣州、昆明兩個鐵路運輸法院對所有攜帶毒品進站上車的涉毒人員,無論是在進站時查獲還是上車以后被查獲的,一律按照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上述鐵路運輸法院及其公安、檢察部門均處于毒品犯罪的最前沿,他們查獲的毒品犯罪案件以進站上車時被抓獲的居多,偵查、起訴、審判工作中也不考慮被告人是否吸毒,更不考慮涉毒人員尿檢是否呈陽性,只要是持有火車票攜帶毒品進站上車,其行為就構成運輸毒品罪。他們主要依據是廣東、云南高院相關司法解釋。公、檢、法三機關在辦理此類案件中爭議不大。
在審判實踐中我們發現毒品犯罪人員利用鐵路交通便利條件從事毒品犯罪,鐵路公檢法擔負著依法打擊的重任,同時也需要社會各界的齊抓共管,尤其是要有由司法解釋權的上級法院做出司法解釋和具體規定。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或省高級人民法院會同有關部門盡快出臺相關司法解釋,建立和完善毒品犯罪的相關實施細則,準確界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和其他相關罪名的區別,制定有關鐵路交通運輸毒品犯罪的相關執行標準,細化非法持有毒品的量化標準,界定吸毒人員的證據認定標準,以填補現行法律體系中所存在的司法漏洞,使偵查、起訴、審判部門的執法工作有法可依。
2、針對辦案過程中,在取證、認證、法律適用、量刑等方面存在的意見分歧,建議公、檢、法三家定期與不定期地召開聯席會議,對案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共同商討與交流,在共同學習、提高認識、互通信息、求同存異、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每年形成一個三家聯席工作會議紀要,以指導、規范刑偵、起訴和審判工作。
3、針對少數民族婦女及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不斷上升趨于嚴重的態勢,建議可與省民族委員會聯系共商,建立長效聯動工作機制,從解決民族問題、翻譯人員的來源、翻譯水平問題、綜合治理毒品犯罪問題等多角度地進行研究探討。從而在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尋求預防和懲罰此類犯罪的最佳方法,以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4、如何在審判實踐中準確理解和把握《大連毒品會議紀要》的精神實質。為了進一步加強毒品犯罪案件的偵查起訴審判工作,依法懲治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23日至24日在遼寧省大連市召開了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最高人民法院張軍副院長出席座談會并講話,他指出,座談會在2000年南寧市召開的“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及其會議紀要、2004年佛山市召開的“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和2007年南京市召開的全國部分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精神的基礎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死刑案件核準權后毒品犯罪法律適用方面出現的新情況,適應審理毒品案件尤其是毒品死刑案件的需要,在前三次會議紀要的基礎上對相關內容進行了系統整理和歸納完善,同時認真總結了近年來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的經驗,研究分析了審理毒品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對人民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尤其是毒品死刑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有關問題取得了共識,因而產生了《大連毒品會議紀要》。該紀要雖有所創新,但在對毒品犯罪的定性方面究其實質和前幾次會議紀要沒有本質沖突,即非法持有毒品僅是一個兜底性罪名,不能任意作擴大理解與適用,最高院的多位領導和有關司法專家對此均有專門的論述,我們應當在審判實踐中認真學習,堅決貫徹執行。
五、結語
近年來,西安鐵路地區涉毒案件雖有較大升幅,但鐵路公、檢、法三部門在路局黨委和上級公檢法的領導下,堅持“三個至上”工作指導思想,堅持“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充分發揮司法機關職能作用,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三項重點工作,認真開展審判工作“五進”和“征詢旁聽公民對裁判意見建議活動”,特別是2010年6.26國際禁毒日期間,公檢法三機關相互配合依法嚴懲了一大批毒品犯罪分子,為凈化社會環境,保護公民身心健康,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由于國際國內各方面因素的不良影響,我國的禁毒形勢仍然十分嚴峻,西安鐵路地區毒品犯罪活動仍然處于高發期,公檢法三部門依法打擊各類毒品犯罪的形勢十分嚴峻,我們一定要從民族興衰和國家安危的高度出發,深刻認識懲治毒品犯罪的緊迫性和極端重要性,認真貫徹執行刑法、刑事訴訟法和有關毒品犯罪方面的司法解釋,堅持“預防為主,懲罰為輔,切實落實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嚴厲打擊嚴重的毒品犯罪,為社會穩定與和諧做出新的貢獻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