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7-09所屬分類：法律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新特點。其中，在司法領域，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新特點。其中，在司法領域，人民群眾對法治生活的美好向往也對司法實踐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誠如張軍檢察長所言，“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有更高水平、更豐富內涵的需求，不僅希望案件得到依法辦理，更希望迅速案結事了;不僅希望權益得到維護，更希望司法公正更好更快實現;不僅希望正義不缺席，更希望正義不遲到。”因此，在新時代背景下，檢察工作必須從簡單地依法辦案，進而關注當事人的感受、關注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并以此為導向推動檢察案件質效的高質量內涵式發展。
進入新時代，我國刑事司法制度面臨著深刻的時代轉型。以刑事犯罪為例，與1979年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初創時期相比，犯罪基本態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具體而言，自2013年以來，我國刑事案件的基本樣態呈現一種全新的發展趨勢：即重罪案件占比持續下降(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基本徘徊在10%左右);量刑較輕的犯罪案件占比極大(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占80%左右)，消耗了大量司法資源。例如，2017年、2018年定罪判決(含免于刑事處罰判決)的相關數據表明，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緩刑、拘役、管制、單處附加刑及免于刑事處罰的案件占到了60%左右。而且，在犯罪類型上，2019年上半年全國法院審判執行數據表明，危險駕駛罪已經成為我國刑事案件中占比最大的常見犯罪類型。
上述數據表明，隨著我國犯罪圈的逐步擴大、法定犯的案件數量迅速攀升，刑事司法制度處理的犯罪、犯罪人已經發生了實質性變化：一方面，就犯罪類型而言，當前刑事司法制度處理的犯罪往往不再是與社會道德情感密切相關的社會危害行為，而更多呈現社會控制、社會管理的色彩。而且，就社會危害程度而言，當前的刑事案件主要是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微犯罪案件。定罪判決生效后，犯罪人很快就會刑滿釋放，刑罰的懲戒功能相對減弱。另一方面，隨著犯罪類型的變化，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刑事司法制度處理的犯罪人已經不再是具有社會惡性或反社會人格的“犯罪分子”。與傳統的惡性犯罪相比，此類犯罪行為人的行為盡管觸犯刑法而構成犯罪，但就其人身危險性而言，卻不具有明顯的反社會人格，不存在實質意義上的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同時，就刑罰而言，在此類刑事案件中，由于判處的是短期自由刑，很難期待刑事制裁本身可以發揮教育改造犯罪的刑罰功能。因此，在新時代條件下，我們必須接受以下基本事實：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刑事司法制度面對的犯罪已經不再是十年前司法實踐所面對的“重大惡性犯罪”，犯罪行為人也已經不再是傳統刑法學意義上具有人身危險性的“犯罪分子”。
立足我國當前犯罪態勢及刑事案件的總體特征，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二元化的刑事司法改革方案：一方面，為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要求“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另一方面，為推進嚴格司法，要求“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據此，2018年初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就“深化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提出了以下具體要求：“完善刑事案件分流機制，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構建中國特色輕罪訴訟制度體系，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2018年7月中央政法委召開“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進一步明確，“要以刑事訴訟法修改為契機，認真總結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經驗，完善速裁程序、簡易程序，推動輕重分離、快慢分道，構建起中國特色輕罪訴訟制度體系，讓正義更快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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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此，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國刑事檢察制度也應當立足當前刑事案件的時代特征，以構建中國特色輕罪訴訟制度體系、推進刑事審判程序多層次化發展為導向，及時適應輕罪治理的時代要求，更好發揮刑事追訴的積極功能。
第一，立足審查起訴前承偵查、后啟審判的程序法地位，充分利用檢察機關的不起訴裁量權，完善刑事案件的程序分流機制，真正實現犯罪案件“輕重分離、快慢分道”。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以及追訴犯罪的諸多觀念、理論形成于二十世紀90年代。鑒于當時犯罪形勢嚴峻、重大惡性犯罪多發等時代特征，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及其法學理論基本上是以重罪追訴為考量而構建起來的。在新時代背景下，隨著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微犯罪案件占比高達80%，我們必須適應當前追訴犯罪的需要，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輕罪治理程序，并以輕罪治理為特色構建新型的刑事追訴理論。2018年《刑事訴訟法》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原則及其相關制度。因此，如何利用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的程序樞紐地位，根據刑事案件量刑輕重及其特點，持續推動我國刑事案件的程序分流，不僅事關刑事司法資源的有效配置，而且關系到我國輕罪訴訟制度的構建、關系到我國刑事審判體系的多層次化建設。
第二，以犯罪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導向，在輕罪領域逐步實現從懲治犯罪到治理犯罪的轉變，積極探索輕罪治理程序及其理論。如前所述，隨著輕微犯罪案件占比持續上升，在刑事追訴領域，應當根據輕微犯罪案件犯罪人的特點，積極探索符合輕罪治理規律和要求的刑事檢控理論，以指導中國特色輕罪訴訟制度體系的構建。在我國當前刑事司法實踐中，對于絕大多數輕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刑事訴訟活動只是其漫長人生經歷的一次意義重大但又相對短暫的“意外遭遇”。由于這些案件判刑較輕，在定罪判刑后，他們很快就會重新回歸社會、繼續原來的生活。但是，作為一段不愉快的人生經歷，他們所經歷的刑事訴訟活動卻會給他們留下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其間的遭遇和經歷，不僅會影響他們對警察、檢察官、法官、律師等法律職業群體的評價，甚至會決定著他們今后對待法律、對待法治的態度和信念。換句話說，在輕罪案件中，由于刑罰制裁在懲罰犯罪、改造犯罪方面的功能相當有限，刑事訴訟活動的教育感化功能也就變得日益重要。因此，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我們不能再簡單地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視為打擊懲罰的對象，而必須從教育改造的立場出發，為他們提供更優質的“檢察產品”，讓他們感受到法律的嚴肅性和公平性、感受到法治的力量和公正。因此，針對輕罪案件，我們不能延續此前“打擊犯罪”的傳統檢察觀念和理論，而應當以輕罪治理為導向，立足中國當前問題，積極探索輕罪治理的檢察理論和實踐。
第三，就重罪案件而言，堅持“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改革導向，積極探索適應庭審實質化的刑事追訴模式。在“輕重分離、快慢分道”的刑事追訴制度下，重罪案件以及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將適用傳統的普通程序進行追訴和審理。因此，在重罪領域，檢察機關應當以公正審判為導向，持續推動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敢于并善于在公開法庭上證明犯罪、揭露犯罪。必須承認，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輕罪治理是我國刑事檢察工作的時代主題。與此相適應，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數量可能并不會太多。但是，也正因為如此，在未來社會，重罪審判的法治示范意義及其社會影響反而會變得更加重要。因此，如何在公開法庭上通過證據依法揭露犯罪、懲罰犯罪，不僅僅關系到個案的成敗，而且關系到社會公眾對于刑事司法制度的信賴，進而影響著社會公眾對于刑事法治的認知。
苗生明 刑事檢察的職能配置、主導責任與處分權的雙重屬性
近年來，最高人民檢察院順應時代要求，以內設機構改革為突破口，提出了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四大檢察”全面協調充分發展的總體布局，通過推進“捕訴一體”辦案機制改革、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及公益訴訟檢察等一系列重塑性改革措施，實現了反貪轉隸后檢察機關新轉機，實現了“關上一扇窗，打開幾道門”，檢察職能建設得到進一步深化和加強。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刑事檢察已然發生著重大變化和轉型發展，因此有必要從檢察實踐的沃土中汲取營養，進行理論上的思考與歸納，提煉刑事檢察的職能特點及其內在要求，以指導刑事檢察實踐。
一、一體配置刑事訴訟與訴訟監督職能
為了保證訴訟活動依法公正進行，就必須確保國家權力的科學配置和運行。為此，我國刑事訴訟同時采取了“制約”和“監督”兩種控權模式。其中，制約權適用于偵查、起訴和審判三機關，而監督權則只能由檢察機關獨立行使，憲法和法律將這兩種職能一體配置于檢察機關。值得注意的是，無論理論還是實踐中往往把“制約”與“監督”混為一談，從而弱化了各自的功能價值。筆者認為，“制約”是指偵訴審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分工配合、履行各自訴訟職能的同時，既有在自身階段對刑事案件作出決斷和裁處的權力，又可以通過復議復核、捕與不捕、訴與不訴、判有罪與判無罪以及抗訴等方式對相鄰權力的行使予以法度內的限制與約束，表現為訴訟主體間的雙向制約關系。“監督”是指設置專門機關糾正其他權力主體的訴訟違法和不當行為，覆蓋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表現為監督者與被監督對象間的單向監督糾正關系。上述差異表明，在保障國家司法權力的規范運行方面，“監督”有著“制約”所不能替代的全面性，而“制約”也存在“監督”不能替代的親歷性。
法律將訴訟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一體配置于檢察機關，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憲法定位，確保國家法制統一正確實施。其雙重職能的行使，應當把握以下三點：其一，以檢察審查統籌指控犯罪與訴訟監督。2018年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20條規定了人民檢察院的各項具體職權，同時規定對刑事案件進行審查并作出是否逮捕、是否起訴等司法決定，體現了審查前置的明確要求，這說明新時代檢察權呈現以檢察審查為核心內容的樣態，這是所有檢察職權的“最大公約數”。在刑事檢察內部，有必要確立檢察審查的統一性原則，即檢察審查作為一種前置性、統籌性的基本權能，貫通審查逮捕、審查起訴、訴訟監督等各環節、各方面，各種檢察職權都需要依賴于檢察審查而實現其職能職責�！�1〕要認識到，檢察審查既是刑事檢察各項職能的實現方式和途徑，又具有實質的職權屬性，因為與檢察審查相伴而生的是審查基礎上的捕與不捕、訴與不訴、如何起訴、是否抗訴以及如何施以監督等方面的決斷與裁處。其二，指控證明犯罪是審查發現訴訟監督線索的重要方式。刑事訴訟涉及證據采信、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價值判斷等專業技能，與人大監督、監察監督和社會監督等相比，檢察人員通過指控和證明犯罪，對訴訟中發生的問題有直接的了解，比起其他監督主體，能夠對刑事訴訟進行更具針對性的監督。如檢察官在審查起訴階段通過訊問犯罪嫌疑人、審查同步錄音錄像，能夠發現偵查活動中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等違法情形;通過出庭支持公訴，能夠發現法院在審判過程中是否存在剝奪被害人訴訟權利等違法情形。其三，訴訟監督是依法履行指控證明犯罪職能的重要保障。如果檢察機關沒有發現偵查、審判違法或錯誤，或者發現后仍不能及時監督和糾正，勢必無法全面、準確、公正地履行指控犯罪職能。近年來中央司法機關監督糾正的一系列冤錯案件表明，如果檢察環節沒有發現、糾正針對犯罪嫌疑人的違法取證情形，反而將上述證據作為指控犯罪的核心證據，使案件“帶病”進入下一個訴訟階段，即使達到了表面上的“捕、訴、判”一致，仍然會影響批捕、起訴決定的公正性。
二、擔負和履行刑事訴訟中的主導責任
刑事檢察前連偵查后接審判的職能特點及其有效行使，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刑事案件的基本走向，法律要求其應當擔負起并履行好在刑事訴訟中的主導責任。在刑事檢察承擔的多項職責任務中，最具實質性和標志性的就是逮捕和公訴職能，檢察機關有權對公安機關等單位移送的案件進行全面審查，涉及事實認定、證據采信、犯罪嫌疑人是否構成犯罪、偵查認定的罪名是否正確、有無遺漏罪行和其他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人、是否應當決定逮捕、是否符合起訴條件等實體內容。經過審查，對認為構成犯罪并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起訴至法院，在過濾偵查的同時也確定了刑事審判的范圍;將不符合起訴條件或無起訴必要的案件，通過不起訴截留在審判程序之外。
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除了自身負責的審查起訴之外，還是依法介入其他訴訟階段的唯一主體。近期在討論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問題時，有論者提出法院應當提前介入起訴的主張，這從根本上背離了審判中立、不告不理的基本的訴訟原理。〔2〕偵查機關亦不能主動“向后”介入起訴和審判，但是基于同屬“大控方”的職能屬性，經檢察機關商請可以開展補充偵查或者協同偵查工作，以及偵查人員基于法院通知出庭作證。檢察機關介入其他訴訟階段的方式包括：一是通過批準逮捕、批準延長羈押期限、適時介入等介入偵查階段。刑事立案后，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后的特定期限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對于案情復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等案件，還可以經人民檢察院批準予以延長，人民檢察院可以同時提出繼續偵查引導取證的意見。此外，經公安機關商請或者人民檢察院認為確有必要時，可以派員適時介入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偵查活動。在此過程中，檢察機關不僅對案件性質、收集證據、適用法律等進行審查，還可以對于偵查活動進行同步監督。二是通過出庭支持公訴介入審判階段，承擔指控和證明犯罪的主導責任。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不只是提起公訴，還要派員出席法庭，承擔指控和證明犯罪的主導責任，而不是把這一責任交給法官，以確保司法審判的中立和公正。同時，通過參與法庭審理的全過程，檢察機關對審判程序的運行以及法院依職權調查核實證據、變更強制措施等有著直觀的了解，為監督庭審活動和法院裁判提供了便利。三是通過訴訟監督實現刑事訴訟全覆蓋。檢察機關的訴訟監督是對刑事訴訟活動的全程、全方位監督，從立案監督、偵查監督、審判監督到執行監督，涉及刑事訴訟的各個環節。例如，對于公安機關管轄的案件，立案本屬于公安機關專有的權力，但檢察機關依法享有立案監督權，認為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應立案而立案的，有權進行相應的監督。再如，自訴案件雖然由被害人、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控告，請求對被告人進行審判并予以制裁，同樣屬于訴訟監督的對象。檢察機關認為法院對于自訴案件的審判活動和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時候，有權進行相應的監督。可見，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位居“中間階段”，能夠向訴訟前端和訴訟后端“雙向”延伸，具有天然的訴訟地位便利，這也是檢察機關應當履行主導責任的重要原因。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