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8-11-13所屬分類：法律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商務印書館是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出版機構。民國初期，商務印書館適應時代潮流，及時調整出版策略，依據學制課程及教學計劃要求，出版了一系列形式多樣、質量優良的學校教科書，在民國中小學教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學制的革新為視角，通過對辛亥革
摘要：商務印書館是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出版機構。民國初期，商務印書館適應時代潮流，及時調整出版策略，依據學制課程及教學計劃要求，出版了一系列形式多樣、質量優良的學校教科書，在民國中小學教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學制的革新為視角，通過對辛亥革命以后至五四運動期間商務印書館教科書編輯活動進行分析，不僅有助于深化近代中國教學論史的認識，而且對現階段教科書的實驗與改革也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民國初期,商務印書館,教科書,“1922年新學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取得勝利，各省紛紛宣布光復獨立。次年1月1日，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成立南京臨時政府。1月9日，任命蔡元培為第一任教育局長，并依據共和體制的社會性質及工商業振興對人才的需求，對教育體制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從此，掀開了近代教育的嶄新一頁。
教育改革的勢頭持續到后繼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的1922年學制頒布，并達到高潮，雖然經歷了1914—1916年兩年多時間的封建復古主義教育思潮的扭曲，但始終未偏離教育現代化路徑的航向，只是在教育的模式或制度上由日本轉向美國，發生了系列變動。
其中的教育政策及制度有關規程條文提出了教科書的門類及體例編排等方面的要求。創辦于清末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作為近代一家新型出版機構，積極投身于教科書編輯出版的事業中，對近代教科書的進程起了模范帶頭作用，為近代教科書的進步與教育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因此，研究商務印書館在民國初期代表性教科書的編輯活動，更助于加深認識民國教科書史的內容，并由此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小學教育的嬗變歷程。
一、《共和國教科書》教科書作為課程計劃具體科目的文體形式，是實現教學目標、完成教學任務的基本工具。為了達到目標、任務的要求，必須依托于教育宗旨與相應的制度規程，才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1912年2月，近代著名教育家、民國教育體制奠基者蔡元培主張將清末學部1906年頒布以“忠君”“尊孔”為特征的教育宗旨修改為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感五項[1]。南京臨時政府為適應政治體制的轉變，對清末教育進行了一系列的變革，9月公布中小學學制章程，11月公布中小學教學文件。
以小學為例，《小學校令》依據教育與心理的相關原理提出培養目標：小學教育應注重兒童的身心發展特點及規律，從兒童認知能力出發，培養良好的行為習慣，提高公民道德素質，旨在教授生活所必需之知識技能�！缎W校教則及課程表》又將其具體化為：凡與國民道德相關事項，無論何種科目,均應注意指示。知識技能，宜擇生活上所必需者教授之，務令反復熟習,應用自如。凡所教授,必適合兒童身心發達之程度等[2]。
種種規程條文的頒布，為教科書的編寫提出了規范準則，注入了新思想，同時也為教科書市場提供了一個寬松的環境，教科書編寫出版機構激情高漲、并駕齊驅、奮勇爭先。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政策規章要求轉化成為商務印書館在民國初期教科書編輯理念及實施參照。1912年，參與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工作的近代教育家蔣維喬在《教育雜志》刊文，高度重視教育對于立國的重大意義，認為教科書又是影響辦學成效、教育質量的重要部分。
在清末向民初教育改制之時，他與同仁適應“時勢之需要”，又利用十余年來“編輯上之經驗及教授上之心得”，編寫《共和國新教科書》，并非僅滿足于名目翻新，表面應付，而是立足于“實際上之革新”“以求適合于政體”。文中還提到了編輯新教科書的要點：總體上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以其“養成共和國民之人格”;編寫各科鄰近教材應謀求相聯絡，“以期獲教授上之統一”;并要求各科均按照學生程度編輯，以求“循序漸進，無躐等”;教科書形式則要求圖文并茂，“引起學生興趣而啟發其審美之觀念”。
并同時對女子教科書也做了設想，“以便男女同校之用”[3]。1912年秋，由高夢旦、莊俞等編輯《共和國新教科書》及其相關的學科“教授法”問世，這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第一套適合民主共和政體的教科書。教科書種類分為初小、高小、中學、女子師范及半日制學校用書五類共計50余種。其中，適用于初等小學11種，適用于高等小學6種，初等、高等小學教員用書16種;適用于中學23種，中學教員用書9種[4]。
其種類、層次均據民初學制中小學課程計劃的規定，主要包括如下科目教科書(以下省略“共和國教科書”字詞，以免冗雜)：壽孝天編《新算術》(筆算)(高等小學校用)、傅運森編《新歷史》(高等小學校用)、莊俞編《新地理》(高等小學校用)、樊炳清等編《新理科》(高等小學校用)、駱師曾編《新珠算》、胡君復編《新唱歌》、汪絡年編《新圖畫》(毛筆)、李維純編《新圖畫》(鉛筆)、沈維楨編《新縫紉》、趙傅壁編《新手工》、傅運森編《西洋史》(中學校用)、鄺富灼編《中學英文法》、黃元吉編《器畫解說》(中學校用)、駱師曾編《代數學》(中學校用)、王季烈編《化學》(中學校用)、謝觀編《外國地理》和《本國地理》(中學校用)、黃元吉編《平面三角大要》(中學校用)、杜亞泉編《礦物學》(中學校用)、陶寶霖編《法制概要》(中學校用)、許國英編《國文讀本評注》(中學校使用)、樊炳清編《修身要義》(中學校用)。莊俞等編、高鳳謙等校訂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共8冊)出版后的受歡迎程度超過其他教科書，是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教科書之一。
與商務印書館1904年版《最新國文教科書》對比發現，前者第一冊第一課是“天、地、日、月”，而后者第一冊第一課是“人、手、足、刀、尺”。課文內容的不同反映出進入民國政體形勢下社會崇尚以人為本、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思想觀念不斷傳播，并受到認同;人們更關注教育與生產、經濟之間的聯系，科學技術對生活的影響。其間所透露的清新之風，是對共和國新國民思想的深刻洗禮。
《共和國教科書》選材大多源于兒童的生活經驗，關注他們身邊發生的事物或生活必需之資源及用具;從兒童的主體出發，依照其身心發展階段特點，加強生活知識技能的傳授及訓練。例如，第二冊以識字為主，用一些通俗易懂且生活氣息濃厚的簡單句子引導兒童認識與生活有關的字，并配以相應圖片，便于學生理解，啟發他們獲得生活道理。
第二冊第一課：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先生講授及設問，學生聽講并討論，先讀字音，后解字義;再組織講讀并使學生領會教材的知識內容[5]。教科書中選擇一些有教育意義的小故事對兒童進行有關愛國、責任、誠信、恭敬等方面的教導。例如，第四冊第一課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中華，我國之國名也。……我為中華之人，豈可不愛我國哉。”同時，也在道德品行上對兒童進行教育，例如，第四冊第七課《路遇先生》：“余兒行路中，遇先生。鞠躬行禮，……先生有問，兒敬答之。先生去，然后行，人皆稱為知禮。”
其他如《愛弟》《親恩》《誠實》《勿貪多》等屬于教育兒童如何做人、怎樣養成良好習慣的課文。另外，教科書也選擇了大量體現民主與科學、自由與平等新思想的文章，包括國家政治、地理、物理等知識，打破了傳統私塾教育只讀《四書》《五經》的局限。例如，宣傳共和思想的有《自由》《平等》《共和國》《選舉權》等;宣傳法律的篇目有《法律》《行政》《司法》等;介紹新事物的篇目有《汽機》《汽船》《電話》等。如《平等》課文：“共和國無君主、無貴族，人民不分階級。……此之謂真平等。
職業之種類不一，生人性質各殊。茍非通功易事，則社會無由成立。”[6]從教材內容來看，選編了大量蘊含著新觀念、新科學、新事物的文章編入。編寫者緊扣民國新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培養具有自由平等精神的新國民，同時輔之以軍民國教育及實利主義教育，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以實現富國強兵、提升國家經濟實力的美好愿景。樊炳清編的《共和國教科書新理科》結合兒童的認知特點，采用混合編寫的方法，將各科知識有機地融入兒童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之中。
第一冊以“田野”開篇，介紹兒童身邊熟悉的環境地形，接著講水稻、小麥、棉花、大豆、玉米、蜻蜓、螳螂等課文，選取的事例通俗易懂，語言簡潔淺顯，使兒童開闊眼界，對身邊的事物有基本的科學認識，了解生活中的自然知識，融入自然之中，在兒童熟悉的事物中簡單系統地傳播科學知識，同時在兒童中普及科學的自然觀，培養兒童的科學興趣和思維習慣�！豆埠蛧炭茣滦奚怼酚砂恪⑸蝾U、高鳳謙等編，初等小學8冊，高等小學6冊，共14冊，相對應的配套用書教授法14冊�！豆埠蛧炭茣滦奚怼氛n文語言文字流暢、自然活潑，邏輯層次合理恰當。
編排體例從兒童認知特點出發，充分選用插圖，力求圖文并茂，引起兒童學習興趣，圖畫占據核心比重，文字所占比重少。初等小學堂教科書將道德格言與知識內容穿插交織、有序設計，這是教科書中第一次出現“格言”的編輯方式。簡短精湛的格言便于學生記憶，朗朗上口，易于學生掌握學習道德倫理的知識和原則，并有效經過內化鞏固，在實踐中貫徹，這是一種謀求知行統一、學用結合的編寫理念。如第十三課《博愛》課文后格言是“德莫高于博愛人”，十三課的課文為：“鹿相呼以食，魚相濡以沫，愛其類也。凡生物俱愛其類，故人亦愛其類。
父、母、兄、弟、夫、婦，推及戚、族朋友，其相愛情，俱出于自然。至于眾人，較疏遠矣。然既為人類，則休戚利害，不容漠視也。我既保暖，當念及人之饑寒。我既安樂，當念及人及困厄。既念之，必有以救助之。時存此心，時行此事，是之謂博愛。”初等小學第五冊第三課《惜時》課后有“時者金也”，第七冊第四課《立志》課后有“有志者事竟成”、第八冊第十課《教育》課后有“國家基礎，在少年教育”等[7]。由此可見，格言是作為一種道德規范或思想觀點的濃縮與提煉，而課文教材則是材料，觀點與材料相統一，觀點點明主題，材料為觀點提供強有力的論證。
道德格言的采用更有利于達到對兒童德育培養的教學效果，這也是當代學科教學的教育性原理的生動案例，其中所蘊含的發揮人物形象、生動故事的垂范引領作用，促進學生德智交織、知情并重，并由道德認識走向道德實踐的深刻思想，也是現代德育所提倡的方法�？梢哉f，該套教科書編寫經驗為現階段學科教學理論及實踐提供了有益的啟示�！豆埠蛧炭茣返慕虒W指導書——《教授法》，與前者互成配對、協調呼應構成體系，發揮出有效教學的功能。教育部對此的審定批詞是：“條例清晰，教者按順序發明，自合教授，次序亦頗適用”(一冊批)。
“是書續第一冊編纂，體例一仍前冊，其中所載教科書本文，所改之字，均較前為精。教授注意要項及應用各項，所列均能扼要，應詳應略斟酌適宜，便小學校教授之用”(二至八冊批)[8]。清末前的同類用書多稱為“教授書”，而此時教育界偏于方法實驗，教師引導下學生自主學習、思考的風氣已經形成，故多用“教授法”一詞。這種名詞變化也推及到了教學用書的編寫之中。如秦同培編《共和國教科書新修身教授法》(初等小學校)、劉大坤編《共和國教科書新農業教授法》(高等小學校)、壽孝天編《共和國教科書新算術教授法》(筆算)等均是如此，可視為教學理念變化的鮮明例證。
《共和國新教科書》的發行量很高，10年之間共銷售七八千萬冊之多，深受教育界的歡迎，被稱為當時文體教材之“巨擘”。取得如此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該套教科書在編輯形式和內容上較之從前都有很大的改進。體例及形式上力求循序漸進、淺顯活潑，創新課文編排方式，考慮兒童心理與教材之間的相互聯絡;內容及思想方面則以民初的教育宗旨為指導，摒棄清末學校教科書中忠君、尊孔的封建觀念，加進近代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和科學的相關資源素材。同時，教科書編寫者運用此期歐美已經蓬勃興起的現代教學新理念，如從學生的主體地位出發，注重學生的感性認識、生活經驗，激發學生的興趣與內在需求等，這種順應世界教育潮流的舉措充分體現社會變遷對人才質量和教學改革的強烈訴求。
二、《新法教科書》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白話文運動，改文言文為語體文，言文統一，文以記實，平易實用。這場運動影響到教育領域產生的直接成果是教科書體裁文字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改中小學的“國文”科為“國語”科，并廢除小學堂“讀經”科，規定中小學校教科書統一采用白話文編輯。由此，學校教科書進入了現代里程碑式新階段——白話文教科書時代。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商務印書館出版《新法教科書》，采用白話文編寫。其中包括初級小學6種，高級小學14種，教師用書25種[9]�！缎路ń炭茣啡坎捎眯率綐它c符號，除配套的教授書之外，還編有自習參考書供師生使用，目的在于引導學生進行有效的拓展與自主性學習，是極有教學方法論韻味的。代表性的教科書(以下教科書名省略“新法”一詞)是：劉憲等編、范祥善等校《修身教科書》(國民學校學生用)，駱師曾編、壽校天�！端阈g教科書》(國民學校學生用)，樊平章等編、楊嘉椿等�！端阈g教科書》(高等小學學生用)，季錫祖等編、莊俞等�！秶Z教科書》(高等小學學生用)，莊適等編《國語教科書》(國民學校學生用)，吳研因編、莊俞等�！稓v史教科書》(高等小學生用)，凌昌煥編《理科教授書》(高等小學教員用)等。
季錫祖等編、莊俞等�！缎路▏Z教科書》(高等小學學生用)共6冊，其創新之處不僅在于知識內容的編寫，尤其在于體例的設計。在每課課文后增加了思考題一項，所設置的題目緊緊圍繞課文內容展開，每課問題數一般是三四個，問題形式多樣、新穎活潑、豐富多彩，如繪畫題、鑒賞題、討論題等。在《自泰安游曲阜記》(第六冊第四課)，課后思考題有：試將課內所述各地名，繪簡圖以明之;《三十年前好用工》(第六冊第二十五課)，有思考題為“試任擇詩一首，編為故事”。課文問題設置一定程度上謀求挖掘學生的潛能，調動學生的知識儲備，盡量利用以往所學的內容，為新單元知識或觀念的掌握提供幫助。同時注重文化知識的應用性拓展。
如《家用》(第一冊第十課)說明家庭收入支出的理財方法，課后有這樣一道題：“有每年收入五百元之家，試為立一預算表”[6]103，該題不僅檢驗學生學習本課的效果而且還將數學知識融入其中，說明教科書的編纂注重學科之間的聯系與滲透，課程內容綜合化，遵循一定的綜合課程思想教育，以發揮分科課程結合溝通的優化效能。
《新法國語教科書》的編寫者把目光投向世界，編入了世界其他國家革命的文章。例如，國民學校用的該套教科書第八冊第三十五課《歐洲大戰》，就歐洲國家的革命戰爭做出了詳細的介紹，旨在讓學生了解中國歷史與世界形勢的關系，使學生認識到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性后果，而接踵而至的社會革命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并且涉及了對于新型世界觀念的介紹，第三十八課《國民外交》“：世界開通，外國人和本國人交接的地方，一天多似一天，本國人和外國人，要做國際的國民，因為本國人和外國人，平日間能夠互相聯絡，彼此就有了感情;等到有國際交涉的時候，人家就肯來幫助，交涉也不容易失敗，所以外國交涉的能力，可以穩固本國的地位;可以維持世界的和平”[10]。
這種和平共處的外交觀念強調了人類的相互依存、共同發展，體現了國民教育應該關注國際發展趨勢、維護世界和平的現代趨勢。由此可以看出，商務印書館編寫出版的教科書內容廣博豐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旨在培養國民的現代觀念和國際意識。《新法教科書》編有配套的《教授書》，旨在為教師的教學實踐及學生的學習活動提供理論方法。
這套教授書從學生的主體地位出發，主張教師進行啟發性教學，與學生共同協作完成教學工作，其中又蘊含著某些探究及討論的新教育理念。如《新法理科教授書》每講一課，都從目的開始，依次按準備、指示、談話、演述、在此基礎上提出質疑的方法選用，在依據結論或答案來進行探究、循序漸進教學的同時，點燃學生的求知欲望，為學生提供一個展示自己的機會。如第一冊第一課《衣食》，“目的”是：“述衣食的功用和種類”;“準備”：“棉紗、布、蠶絲、綢、米、麥、菜、豆、魚、肉”;“指示、談話、演述”則主要是建議教師從哪方面入手講課。
“探究”內容是：“布為什么有粗細?綢為什么有厚薄?米怎樣可以煮飯?麥怎樣可以做面?菜豆為什么叫素菜?魚肉為什么叫做葷菜?”留下大量問題，供教師教學啟發學生所用，當然也包括了基礎答案。最后的“質疑”更有新意，如“衣服可以保護身體有什么證據?”[11]其他相對應學科的《教授書》也表現出分科教學個性化特點，但仍有共同性的表征，主要包括：教學活動中選用或要求的教學組織方式形式多樣，生動有趣;學科知識內容指導強調邏輯性與系統性;教學練習、作業及實習的設計拓展資源，使師生產生獨特的教學體驗。
三、《新學制教科書》五四運動期間，中國現代教育改革浪潮狂飆
突擊的里程碑式事件當屬1922年“新學制”(《壬戌學制》)的制定及頒行，這是中國近現代教育由日本模式轉向美國模式的分水嶺。該學制從當時社會的現實狀況出發，貼合教育自身的規律性，注重兒童身心發展與年齡階段特點，體現了從兒童主體地位出發、與兒童實際生活聯系、因材施教、循序漸進的教學基本原理，其思想內容更是蘊含著民主與科學、自由與平等的價值觀念。
與此同時，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組織了專業化的教育研究與實驗團隊組織，編制中小學課程計劃，于1923年頒布《中小學課程綱要》，成為配合“新學制”實施的重要教學文件，其制度及設施與以往有極大不同。這是19世紀下半葉以德國為代表西歐工業化國家的近代教育到20世紀初以美國為代表西方產業資本經濟走向的現代教育歷史轉換及更替的真實寫照。部分規定內容舉例如下：國語“言文一致”，使學生有自由發表思想的能力;修身改為公民、衛生;公民，強調道德教育中的自我修養;體操改為體育，增加生理衛生的內容;初等小學(國民學校)增設社會、自然課程;社會課程包括衛生、公民、歷史、地理學科知識，自然課程包括自然和園藝內容;取消男女在課程設置及要求上的差別[2]171。
新課程編制的實施與學制的頒布，促進了教科書內容的革新，影響了中小學教科書的設計及編寫。在這種形勢下，商務印書館又開始了對教科書編纂的調整與新探索。1922—1924年，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新學制教科書》，包括初小、高小、初中、高中不同科目、階段及體現綜合課程理念的教學用書。其中，初級小學用9種，高級小學用10種，初級中學用8種，高級中學用20余種。商務印書館資深編輯、近代教育家莊俞評價稱：《新學制教科書》“宗旨方法，無不從新，科目種類，無不全備”，是商務印書館“第二套最完善最進步之本”[9]65。
《新學制教科書》主要有(為使行文簡潔，教科書中“新學制”一詞略去)：丁曉先等編、朱經農等�！渡鐣炭茣�(小學校初級用);李澤彰編、王由廬校訂《公民教科書》(小學校高級用);莊適等編、朱經農等�！秶Z教科書》(小學校初級用);計志中編，朱經農、王云五�！蹲魑慕炭茣�(小學校初級用);駱師曾編、王五云等�！端阈g教科書》(小學校初級用);范祥善編、任鴻等�！冻ＷR教科書》(小學校初級用);陳鐸編、王云五等�！兜乩斫炭茣�(小學校高級用);李澤彰等編《商業教科書》(小學校高級用);顧頡剛等編、胡適等�！秶Z教科書》(小學校高級用);陳衡哲編《西洋史》(高級中學用);蕭友梅編《樂理教科書》(初級中學用)等。
其中，有影響的是《國語教科書》(小學校初級用)。該套教科書的特色在于選入了很多戲劇，包括歌劇、短劇等，如《仙人之歌》(第七冊第四十三課)，有詳細的布景和劇情介紹，這樣的編寫體例激發了兒童的學習興趣，讓兒童輕松地了解這一高雅的藝術形式，一定程度上培養了兒童的美感。國語中融入美感教育，體現了國語與藝術課程之間的融合趨勢逐漸加強。為了培養兒童語言表達能力，專門編入較多數量的語言類篇目，如游戲動作、演講語等，特色鮮明。如《好寶寶》第一冊第四十二課：“六個好寶寶，三個打頭飛，三個跟著叫，前面不多，后面不少，撲撲撲撲學飛鳥，七個好朋友，一個打頭跑，六個跟著走，少的在前，多的在后，汪汪汪汪學小狗。”
同時，也十分注意與兒童實際狀況相適應，八冊內容大多數與兒童日常生活有關，能引起兒童的學習興趣。其中，還有教給日常生活知識的小故事，如《刷牙齒》(第二冊第二十課)：“我左手拿著水杯，我右手拿著牙刷。我彎著身體，我把牙刷放在嘴里。我動手刷牙齒，我把牙刷拿出來。我喝一口水，我把水漱口。我把頭低下去，我把水吐出來。”編寫者在照顧兒童的接受水平，努力提高兒童語言表達能力的同時，注重教科書之間的銜接�！缎聦W制國語教科書》第二冊，計50課，每兩課之間課文記述的對象或事件常常在同一主題基礎之上有所提高。如有關螞蟻的課文：第十一課《螞蟻搬家》，第十二課《螞蟻漂在水里》。
有關狐貍的課文：第四課《狐貍想吃肉》，第五課《狐貍怕狗》，第六課《狐貍吃石子》，第二十八課《狐貍跌在水里》。編者十分注意內容的交替和連貫性。課文內容不僅能激發兒童的好奇心與學習興趣，而且更能體現學習心理特點，方便兒童學習[6]138-139。創辦于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是以出版學校教科書起家的，也是中國近代出版教科書最多的一家民營出版機構，在出版界長期執牛耳地位。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適應新時代教育改革需要，及時調整出版策略，出版了一系列適合民主共和政體的教科書，在教科書市場中，與中華書局平分秋色。為順應時代潮流，商務印書館編寫出版了種類齊全、質量精良的中小學教科書。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發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學校系統令》等系列教育條文規程，商務印書館組織編輯了《訂正·女子教科書》《共和國新教科書》《實用主義教科書》《商業學校用書》，初步滿足了各種學校教育教學的需要。這些教科書的內容及體例體現民初特色，強調“五育并舉，和諧發展”的教育宗旨，以提高國民素質為主;運用學科教學中科學性與教育性統一的基本原理，發揮人物形象與榜樣的力量，引領教育意義，促使學生德智交織并重，彼此互動，從而獲得合力發展。
五四運動后，白話文成為教科書編輯采用的話語文本，商務印書館出版《新法教科書》，該套教科書注重學科之間的聯系與融合，頗有現代綜合課程教學的風格;并編入國際外交類文章，關注國際形勢;選用多種教學組織形式，教學練習、作業及實業的設計，豐富活潑，給師生帶來了獨特的教學體驗。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在1922年頒布《壬戌學制》，這一階段商務印書館編輯《新學制教科書》，從兒童的主體地位出發，符合兒童的身心發展階段及特點;教科書內容強調教育與學生實際生活及個體經驗的聯系，蘊含民主與科學的思想觀念，運用鞏固性的教學原則，達到教學鞏固中深化學生理解及提高認知加工能力的效果，體現出教科書編寫的科學性。
教科書的發展代表著一個國家教育的發展與思想文化的進步，對國家文明進程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民國初期，商務印書館秉承著精益求精、與時俱進的出版理念，出版的教科書質量優良、內容豐富，富含專業性與科學性。在編寫過程中，注重學生的心理發展和認知規律，考慮到學生的實際需求與社會生活生產的需要，創新教學組織形式與教學方法，為民國教科書史增添了厚重而鮮活的資源。
商務印書館所取得的業績對其他出版機構教科書活動發揮引領和表率的功能，值得深刻銘記與認真思考。商務印書館是近代中國教科書出版界的一面旗幟，推進了中國教科書的近代化進程，其中所積累的許多經驗與做法至今對我們仍有深刻的借鑒意義。通過對商務印書館民初教科書編輯活動的探討，相信將有裨于我國現階段中小學教學改革與教科書事業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蔡元培.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J].教育雜志，1912(11)：25-27.
[2]劉英杰.中國教育大事典(1840—1949)[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60.
[3]蔣維喬.編輯共和國小學教科書緣起[J].教育雜志，1912(1)：14-15.
[4]商務印書館志略[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30.
[5]莊俞，沈頤.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第二冊[M].上海：商務印書館，1912：2.
[6]閆蘋，張雯.民國時期小學語文教科書評價[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9：17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