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6-06-21所屬分類：法律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發達國家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教師教育政策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本文是一篇 國際政治論文 范文，主要論述了二戰后澳大利亞教師教育政策的變革。 摘要：二戰后，澳大利亞教師教育政策在不同的政治經濟背景下體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發達國家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教師教育政策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本文是一篇國際政治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二戰后澳大利亞教師教育政策的變革。
摘要：二戰后，澳大利亞教師教育政策在不同的政治經濟背景下體現出不同的特點，聯邦和州政府對教師教育機構、模式和內容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同時，澳大利亞的教師教育實踐，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課程還是模式，雇傭制度還是認證機制，職前教師教育還是職后教師培訓，都面臨眾多的問題和挑戰，這是執政黨在制定新的教師教育政策時必須關注的問題。
關鍵詞：澳大利亞,教師教育政策,職前教師教育,職后教師培訓,教師注冊制度,教師專業發展
作者簡介：張燕(1975―)，女，博士，衢州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比較職業教育。
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教師資格可以通過多種途徑獲得，如短期、密集型的教育學士學位課程學習，教育學碩士學歷的部分時間制或轉換課程，學徒制的教師培訓計劃(80%的學校本位培訓，20%在高等教育機構學習)，以及由地方教育當局為沒有獲得大學文憑的學校全職教師提供的教師資格培訓計劃等。相對于教育基本知識、批判性思維能力、教學反饋能力而言，教育主管部門對未來新教師能力的界定以及國家教師培訓課程更加強調教師的課堂管理能力、評價方法的掌握及了解國家課程的內容。其相對側重于教師培訓而非教師教育的特點，使教師教育體現出涉及面較窄、更早職業化的傾向。
教師素質是影響教育質量的重要因素，教師教育始終是每一個國家在任何社會發展階段關注的重點之一。澳大利亞教師教育政策的轉變與其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以及對教師職業的理解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對澳大利亞教師教育的發展及其政治經濟背景進行廣泛的調查和研究吸引了包括澳大利亞學者在內的國際上許多學者的興趣。
一、從職業培訓轉向專業教育：1945―1983年
二戰后初期、20世紀前期建立的職業培訓政策對澳大利亞的影響依然明顯。除了為高中講授學術類課程的教師提供一年的大學研究生教育文憑課程外，教師培訓幾乎都是在澳大利亞聯邦體制內，由各州教育部主辦的師范學院進行的，聯邦政府并不參與。教師教育課程一般持續1～2年，內容主要集中在教學方法、學科知識、教學實習，以及教育心理學、一些通識類知識的學習。教學被看作是一項技能，輔之以恰當的技術。戰后的生育高峰、大量移民的涌入、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的對中等教育需求的增加，以及勞動力短缺與教師地位較低等因素導致對教師的需求不斷增加，而新教師的數量卻很少。因此，相對于對教師教育進行的改革，更值得人們關注的是建立維護教師利益的專業團體，以吸引更多的人從事教師這一職業。
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期間，眾多因素導致了教師教育向更加專業化的方向發展。其中，教師工會極力主張將教師的地位提高到更加專業化的水平上，同時也使公眾和政府認識到完整充分的教師教育的必要性。在這一時期，聯邦政府對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干預的日益加強是導致這一轉變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作為戰后重建計劃的一部分，勞動黨政府(1941―1949)為退伍軍人提供了科學和工程方面的培訓以及大學課程學習。1946年，勞動黨政府在堪培拉建立了第一所聯邦資助的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通過修訂憲法，勞動黨政府為聯邦政府通過直接資助或其他方式干預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據，而在這之前，憲法規定教育權屬于各州政府。而聯邦政府在戰爭期間是唯一能夠征收收入稅的權利機構，從而為其未來加強對各個層次教育的干預奠定了基礎。同時根據憲法，聯邦政府要給各州政府專項撥款。
1949―1966年，聯合政府執政，開始向中學教育提供專門撥款。然而，該政府更加關注大學，并建立了澳大利亞大學委員會(Australia University Commis-
sion，AUC)，以向政府報告大學的資金、員工、課程等其他各種情況，負責制定關于大學的國家政策，監督管理大學的發展，向學生提供獎學金，向各州大學提供資助等。同時，政府還建立了一個以促進高等教育多樣化發展為目的的委員會。因此，1964―1965年期間，澳大利亞建立起了雙元高等教育制度，即教育學院(College of Education，CAEs)提供應用型的知識和技能，而大學繼續保留其傳統的學科型教育內容。
1972年勞動黨政府上臺后，將師范學院歸入教育學院，從1974年開始，聯邦政府完全取代州政府為澳大利亞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提供財政投入，并且基于公平原則，取消了學生的學費。其結果是這些教育機構擺脫了州政府及其教師教育部門的控制，取得了更大程度的自主性，但同時聯邦政府政策對其的干預力度也在進一步加大。1972―1975年，勞動黨政府在教育領域堅持民主和參與的原則，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入進一步加大和制度化，并且通過建立聯邦學校委員會(Commonwealth Schools Commission)和制定弱勢群體學校計劃(Disadvantaged Schools Project)對相關的教育問題進行監管，而這一直以來都是州政府的職責。20世紀70年代中期，澳大利亞已經處于戰后經濟繁榮的邊緣，加上國際石油危機的影響，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不斷加劇的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使聯合政府(1975―1983)意外獲得了競選的勝利，繼而開始推行更加保守的經濟、社會福利和教育政策。1979年的《威廉姆斯報告》(Williams Report)從教育、培訓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這一視角對這一變化做出了生動的解釋，而對教師教育進行全國范圍的調查(The National Inquiry into Teacher Education，NITE)則是這一報告中的一部分。 無論政治和經濟環境發生怎樣的變化，NITE始終繼續并加大對專門的教師教育的關注。他們廣泛咨詢并起草了各州教師教育的報告，尤其是昆士蘭州和維多利亞州，并且委托一些研究者進行相關的調查研究工作�？梢哉J為，NITE代表了國家支持包括職前教師教育和職后教師專業發展在內的專門教師教育的最高水準，如它是最大規模的調查委員會，教師和教育專家在該委員會具有主導地位，以及調查范圍的廣泛性和調查時間的持續性等。
NITE以及20世紀70年代國家頒布的政策對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教師教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教師教育從相對狹窄、行業本位轉向更加廣泛、專業，從教育證書發展為教育文憑和學位。正規的職前教師教育擴充為最少三年，中學教師的培養為四年。一些專門領域的教育得到了很快的發展，如早期教育、指導和咨詢、特殊教育、體育以及數學和科學教育等。所有實訓教師的繼續教育都得到了重視。鼓勵教師獲得更高的學位，并指出需要進行更多、更高質量的教育研究，包括教師教育的研究。聯邦和州政府為此必須提供充足的資金。所有的這些建議對于當時的經濟狀況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因此，掌握更多資源以及具有更大影響力的聯邦高等教育委員會(Commonwealth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CTEC)拒絕了NITE的所有建議并不令人意外。盡管如此，NITE重視質量，關注每個教師作為一個專業人士所具有的教育需求的建議還是對教師教育課程開發產生了重要影響。《威廉姆斯報告》中提出的應對經濟低迷、財政削減、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年輕人失業問題的對策是對20世紀80年代末期社會發展的一個準確預言，盡管之后的勞動黨政府通過關注社會公平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些問題。
二、從專業教育轉向能力開發者的培養：1983―1996年
1983年，勞動黨再次執政。為改革聯邦官僚體制，建立更加高效和緊密的政治體制，勞動黨政府制定了大量的社會民主改革計劃。在勞動黨執政的大部分時間內，地方政府也為制定全國性的教育政策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國內和國際經濟低迷以及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失敗，使所有的改革缺乏充足的經濟基礎，為持續的經濟增長而進行的結構改革成為勞動黨充分實施其社會民主改革計劃的前提之一。因此，勞動黨不僅與澳大利亞行業協會委員會(Australian Council of Trade Unions，ACTU)保持協調關系，而且通過一些組織，如經濟規劃和咨詢委員會(Economic Planning and Advisory Committee，EPAC)，與商業界和工業界保持利益的一致。ACTU和商業界也對勞動黨的教育政策產生很大的影響。同時，聯邦勞動黨政府還通過一些組織或機構將各州充分納入其政治體制中，以使其制定的計劃更加合理化，這些機構包括：特別首相會議(Special Premiers’Conferences，SPCs)，澳大利亞政府委員會(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
ments，COAG)，澳大利亞教育委員會(Australian Edu-
cation Council)以及澳大利亞課程委員會(Curriculum Corporation of Australia)等。這一特點被稱為合作聯邦制(Corporate Federalism)。
與勞動黨經濟與行業改革計劃同時進行的是教育改革。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執政黨希望澳大利亞成為一個“聰明的、有能力的”國家，而不再是從前那個“幸運的國家”。這意味著教育將成為這場微觀經濟改革的中心，意味著希望通過教育來滿足行業需求，為后福特主義經濟培養掌握多種技能的工人。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義務后教育呈現出教育與培訓合并的趨勢，許多報告都強調需要培養所有學生的與工作相關的通用能力和專門能力。這種對能力培養的重視擴展到了包括教師教育在內的專業教育。同時，教育本身作為一個產業，也需要進行重組和改革，以實現最大的效率和效果。
就聯邦政府而言，他們認為所有這些改革只能在國家層面才能得以實施，因為國家掌握經濟命脈，可以吸引州政府、工會、商業和工業界共同參與，合作進行教育改革，提供更加合理的教育服務。
這些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從1983～1987年，教育改革主要是作為勞動黨社會民主改革而不是經濟改革的一部分。這一時期所關注的問題與20世紀70年代前半期較相似，即公平和社會正義問題。這一特點也體現在聯邦政府所頒布的大量的政策和計劃中，同樣也體現在大學本位的教師教育計劃的改革與修訂上。政府于1984年和1987年分別制定了“參與與公平計劃”(Participation and Equity Program，PEP)和“澳大利亞學校女孩教育的國家政策”(National Policy for 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Australian Schools)。其中，PEP非常關注學生從學校到就業的轉換，并且成為許多教師教育課程的重要依據和標準。教育質量檢查委員會(Quality of Education Review Committee，QERC)的報告保留了勞動黨對一些需要公平對待的特殊人群的承諾，對質量、針對性、結果和能力、實踐的重視是在困難時期即將到來時從管理體制和經濟體制上解決教育問題，進行教育改革的先驅，同時也預示了政府對教師教育政策干預力度的不斷加強。教育調查委員會指出：盡管聯邦政府對所有的教師教育課程給予了資助，但其在規范職前教師教育課程方面僅僅發揮了非常小的作用。從教育質量調查委員會的視角來看，職前教師教育完全可以得到進一步完善，聯邦高等教育委員會(CTEC)應該立刻在這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然而，在即將到來的5～10年內，教育發展的重點也許仍將在在職教師教育和培訓上。
1986年，聯邦學校委員會(Commonwealth Schools Commission)提交了名為《國家利益》(In the National Interest)的報告。在“參與與公平計劃”(Participation and Equity Program，PEP)的基礎上制定勞動黨學校發展計劃。民主和社會公平依然是關注點，但同時還把焦點轉向了其他方面，如澳大利亞經濟發展的質量、技能型社會的建立、人力資源的開發和組織、通識性技能的培養、幫助年輕人做好就業準備等等。這一轉變到1987年得以實現。那一年，聯邦政府為有效解決澳大利亞面臨的國內和國際經濟問題，對聯邦政府各部門進行了重組，其意圖是使社會政策附屬于經濟政策。在教育方面，則是成立一個非常龐大的機構：就業、教育與培訓部(Department of Employment，Educa- tion and Training，DEET)，并出臺了大量的關于教育和教師教育的文件和報告。新部門成立的意義以及試圖通過教育實現經濟復蘇的意圖非常明顯。同時，與之前相比，專業的教育者已經不在聯邦教育管理機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增加的一般的管理者和經濟學家。
1987年，澳大利亞行業協會委員會和行業發展協會聯合代表團訪問西歐后提出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報告：《重構的澳大利亞》(Australia Recons-
tructed)，該報告認為教育能夠為國家經濟重構提供人力資源。接著，澳大利亞政府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政策文本：《澳大利亞需要的技能》(Skills for Australia，1987)、《正在變化的勞動力隊伍》(A Changing Workforce，1988)、《加強澳大利亞的學校》(Strengthening Australia’s Schools)、《1987年高等教育綠皮書》以及《1988年高等教育白皮書》等。綠皮書和白皮書重構了澳大利亞的高等教育，使其從原來的雙元體制轉變為統一的國家體制，將教育學院(CAEs)并入大學并進一步合并，以達到高效和經濟的目的。在勞動黨新政策的影響下，大學不僅要利用聯邦政府的資助向弱勢群體提供公平的教育，同時還要對行業和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政府對經濟的關注必然對改革和完善教師教育產生重要影響�！�1988年高等教育白皮書》指出：政府意識到了高質量的教學對學校發展以及未來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關鍵作用，高等教育應該將教師培訓作為其最重要的職責。教師教育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認可，當時關于教師教育未來的和正在進行的改革包括從強調理論轉向強調實踐，從基礎學科(如社會學、歷史、教育哲學等)轉向更廣泛的學科內容。實際的教學能力和技能超越了形式上的資格認證成為從事教師行業的前提。從事教師教育的教育者以及教師教育開始承擔更加重大的責任。在既定的時間內強化教師教育，職前教師培養不超過3～4年，同時將在職教師教育提高到比職前教師教育更重要的位置，并且脫離大學的教育學院，以陸續培訓的方式進行。
簡單地說，這一時期澳大利亞教師教育的改變是以經濟政策的改變，即由凱恩斯主義福利型政策轉向后凱恩斯主義競爭性政策為背景的。澳大利亞新政策的特點是新統合主義(Neo-Corporatist)。新統合主義仍將社會公平作為社會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的目標之一，但給予經濟重組和為實現一個更加高效的政府而進行的相關改革非常重要的地位。勞動黨的義務后教育政策加劇了實現社會公平與追求高效和生產率之間的矛盾。
20世紀80年代，澳大利亞對教師的認知從一個“專門的教育者”轉向“能力的訓練者”，其教師教育政策也從“專業教育”轉向“能力訓練”。這一轉變使各州政府、澳大利亞行業協會委員會(Australia Council of Trade Unions，ACTU)以及企業界將教育以及教師教育作為澳大利亞微觀經濟改革、人力資源開發、經濟重組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教育設定的這一目標導致了教育政策結構的改變，使教育對于整個經濟發展肩負更加重要的使命。但是，對于能力訓練者而言，到底要培養哪些能力還不是十分明確，教師教育中理論與實踐的分離，以及從重視理論轉向重視實踐在事實上不利于建立教師的專業地位，教師教育的目的似乎更傾向于培養教育界的工程師，而不是專業教師。相對于政府、雇主和教師工會，大學的教育學院在決定教師教育和發展的內容、方式、結果等方面被逐漸邊緣化。
因此，盡管聯邦政府非常努力地通過眾多途徑試圖實現改革目標，但由于各種原因，這一時期提出的許多為建立更加高效的教師教育制度的改革措施并沒有得以成功實施。原因之一是澳大利亞的聯邦制以及各州擁有教育權的現實使澳大利亞制定一個全國性的教師教育制度面臨很大的困難，尤其在那些差異較大的州，實行全國認可的教學資格以及全國教師注冊制度存在較大的難度。同樣，實行職前教師教育內容和結構的合理化、標準化也面臨較大的壓力。其他原因還包括公平和社會公正原則的影響、教育各利益群體的反對等。
但是，已有的改革已經使澳大利亞人逐漸認識到，教師教育的改革是必需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它反映了聯邦勞動黨政府的新統合主義、后凱恩斯主義政策，同時也體現了后現代社會對效率和知識商品化的重視。為促進教師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澳大利亞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教師教育模式，該模式要超越簡單的二元論，即專業教育或者能力訓練，而是要培養受過教育的、有能力的專業人士。為達到這一目的，教師教育培養的能力范圍應該得到進一步擴展，并且應該在各種決策機構和高等教育機構內對這一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
三、教師教育改革的推進及挑戰：1996年至今
1996年，澳大利亞聯合政黨上臺，結束了勞動黨長達13年的執政。1983年以來，勞動黨一直采取的是統合主義的改革策略，而在1996年的競選中，聯合政黨堅持的是以私立化、放松管制、強調選擇以及用戶支付為特點的市場導向原則。盡管教師教育并不明確地包涵在聯合政黨大量的承諾中，但所有這些承諾給人的一個明確的印象，就是大學教育學院以及整個教育體制的重構即將開始。
(一)改革背景
澳大利亞是聯邦制國家，州政府掌管教育權，同樣也負責教師教育。盡管在澳大利亞沒有一個法理基礎上的全國教師教育體制，但事實上各州對教師教育計劃的大致要求是類似的。大多數州有多樣化的教師教育機構，教師教育計劃在各州之間的差距甚至通常沒有一個州內教師教育計劃之間的差距大。澳大利亞所有的教師教育都由大學承擔，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所有的大學都已是統一的國家教育體制中的一部分，由聯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向大學撥款，教師員工的工資以全國學校工資標準為基礎。因此，從事實的角度來看，澳大利亞擁有國家教師教育體制。相比較之下，英格蘭和威爾士比澳大利亞具有更加多元化的教師教育，所不同的是，英國聯邦政府對教師教育具有權威的領導和干預權，而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只是影響其教師教育。 同時，聯合政黨在教育部門繼續推行私有化，建立新的學校政策，為新建的私立學校提供資助，在減少對公立學校資助的同時增加對私立學校的資助。盡管沒有跡象表明政府要促進教師教育私有化，但是一些教育學院正在考慮是否要將教師教育的一部分課程外包。當然，課程外包是否可以認為是私有化的表現，也是人們討論的一個問題。
3.學校本位教師教育
1992―1993年，工黨執政期間就曾提出要將教師教育的職責從大學轉移到學校，實施學校本位的教師教育。正如英國60%的職前教師教育的課程是在學校完成的，師范生大部分時間是在學校經驗豐富的教師指導下實習的，學校成為教師教育中傳遞教學技能的主要場所。1996年聯合政黨上臺后，并沒有將這一做法完全照搬到澳大利亞，但是從1990年開始，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學校和大學的教育學院就開始相互合作進行職前和在職的教師教育。不過，這一合作計劃僅僅涉及部分學生以及主修課程以外的課程，或者這種以學校本位為特點的教學計劃只是所有師范生課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盡管澳大利亞許多全國性的教師教育組織強烈支持這種大學與學校合作的教師教育模式，認為這是提高職前教師教育和繼續教師教育質量的重要途徑，但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并沒有要求統一實施這種模式。
4.政府對教師教育課程的影響
1996年競選過程中，聯合政黨并沒有表明要對教師教育的結構、過程、內容進行統一的監管。但隨著20世紀90年代關鍵能力運動的進一步推廣，大學的教育學院開始考慮是否需要采用能力本位的方法實施教師教育計劃。1997年制定全國職前教師教育計劃標準和大綱的組織對這一想法給予了支持。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澳大利亞各州教育部長開始公開聲明教師教育計劃必須包含一些課程，如土著文化研究、多文化教育、針對特殊需求孩子的教育等等。各州教育部也開始更多地要求大學教育學院畢業的師范生必須掌握相關知識或技能，如課堂管理模式等，否則就不能就業。
但是，總的來說，澳大利亞教育學院雖然被附加一些外來的職責，但它們還是擁有高度的學術自由的。國家對教師教育的控制力度并不大，還沒有一個非常權威的全國性的組織設定教師教育機構的標準，并對其進行評估和審核。
(三)問題與挑戰
除了上述澳大利亞教師教育政策變革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之外，澳大利亞教師教育還面臨一些實際的問題與挑戰。
1.師資短缺，教師專業化受到威脅
20世紀90年代早期，澳大利亞教師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態。一些教育學院不得不縮小招生規模，由于就業率不高，學生對本科教師教育課程的需求也逐漸減少。一些州通過為教師提供額外的培訓課程以延緩其就業需求，或者積極鼓勵教師到英國、新加坡以及新西蘭等國家任教。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澳大利亞開始出現教師短缺的現象。與20世紀70年代相似，澳大利亞開始大量引進海外教師，或者要求教育學院開設短期的教師培訓課程以在短時期內培養更多的教師，或者允許教育機構雇傭沒有任何教育教學資質的人擔任教師。長此以往，之前幾十年促進教師教育專業化的努力將付諸東流。
2.教師教育與學校體制改革未能同步
大多數澳大利亞教師教育計劃是培養幼兒園教師、小學教師和中學教師，這一特點顯然無法滿足澳大利亞學校體制改革的需求。隨著勞動力市場對勞動力能力要求的改變以及大學課程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脫節，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傾向于選擇另一種形式，即非學術性的高中教育計劃。這一需求使澳大利亞不得不改革其原有的教育體制，建立過渡性質的學校，增加職業導向的義務后教育計劃。顯然，目前大學教育學院還沒有將重心放在過渡學�；蛄x務后職業學校教師的培養上。
3.兩年制教師教育課程的實施有待完善
澳大利亞大多數的教育學院實施的是四年制的教育學士學位課程以及在已經取得專業學位的基礎上進行的一年制的教育文憑課程。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一些專業機構和學者指出，專業學習加上一年的教育課程學習對于教師職業是不夠的，主張將教師教育課程延長至兩年。一種做法就是將原來的“3+1”模式擴充為“3+2”模式，但問題是聯合政黨已經決定以課程學習方式攻讀碩士學位的學生必須繳納全額學費，學制的延長必將增加學生的負擔，從而影響學生攻讀教育文憑的積極性。另一種做法是將四年制的教育學士學位課程轉變為“2+2”模式，即兩年的專業學習加上兩年的教育課程學習，希望這種方式能夠更好地滿足學生的需求。
大學到底應采取何種方式實現兩年制的教師教育課程計劃，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各州教育部門和私立學校采取的雇傭制度。當然，雇傭制度也會受到教師供需狀況和國家教師注冊制度實施狀況的影響。
四、結語
二戰以后，澳大利亞教師教育政策的變革充分體現了其與政治、經濟之間的密切關系，不同的政治主張必然產生不同的教育政策和導向，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必然對教育有不同的需求。而作為影響教育質量重要因素的教師教育在澳大利亞不同執政黨執政時期都受到了重視，而重視的程度或重視的方式則各有不同，在教育管理制度以及教育改革導向上的不同選擇必然會在教師教育上體現出不同的特點。
由于不同執政黨所秉持的執政理念不同，澳大利亞教師教育政策的連續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澳大利亞的教師教育改革與實踐正在或仍將面臨數量與質量并重的挑戰，教師培養類型也需要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另外，聯邦制的政治和文化體制，使澳大利亞缺乏強有力的教師教育外部評價和認定機制，專業的教師教育組織在政策制定上的話語權還不夠。從事教師教育的工作者參與改革、研究的熱情和自身專業發展的需求有待提高。總之，教師教育的發展依賴于教師教育內部和外部改革，需要宏觀政策、中觀體制和微觀教學三個層面改革的同步進行和有效聯接，這一點適用于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任何一個國家。
注釋：
�、侔拇罄麃喗虒W委員會(Australia Teaching Council)于1994年在工黨政府的資助下成立，1996年被聯合政黨政府宣布解散。該委員會是公立和私立學校教師的專業團體，在許多政策制定方面具有優先話語權，如開發國家教師教育課程大綱、確立教師準入的全國標準、建立全國教師注冊制度等。該委員會的職能與聯合政黨強調分權和放松管理的傾向不一致。導致該委員會解散的原因還有很多，如盡管每年的會費只有30澳元，但仍然只有少于5%的教師成為其會員;試圖建立全國教師注冊制度使該委員會與各州之間產生矛盾;一些州拒絕加入委員會或參加相關會議等等。 �、�“國家教學質量計劃”(National Project on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NPQTL)是1991年制定的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州政府、教師雇傭機構以及教師協會一個聯合組織，其目的是提高澳大利亞的國際經濟競爭力。它主張改革學校教育，提高教師和學生的技能水平，從而提高學習效率。它建立了澳大利亞學校網，到1996年底，360所澳大利亞學校加入了該網絡。另外，它建立了全國性的教學能力標準，這一標準被澳大利亞教學委員會采納，作為教師準入標準，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全國性的教師注冊制度框架，以促進全國教師資格和標準的認定以及教師的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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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論文發表期刊推薦《政治與法律》特點是：面向實際，不發空論；注重理論、不就事論事；力求觀點新顏，言之成理，為學科建設和法制建設服務。她是政法界的學術論壇，政治理論研究的向導，政法實務工作的助手。1994年，《政治與法律》被評為首屆“中國中文法律核心期刊”；還被收入《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2004年再次被北京大學圖書館評定為“中國中文法律類核心期刊”，載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1998年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庫》來源期刊（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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