訟法新建設管理條例制度應用

發布時間：2015-11-10所屬分類：法律論文瀏覽：1164次

摘 要： 有關當前我國訴訟法的新應用模式條例有哪些，應該如何來加強對這些條例的應用呢?同時有關現在訴訟法的新管理建設上有什么新發作用及影響呢?文章選自： 《法學研究》 ，《法學研究》刊載有關中國[法治建設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論文。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有關當前我國訴訟法的新應用模式條例有哪些，應該如何來加強對這些條例的應用呢?同時有關現在訴訟法的新管理建設上有什么新發作用及影響呢?文章選自：《法學研究》，《法學研究》刊載有關中國[法治建設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論文。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辦刊方針，堅持學術性、理論性的辦刊宗旨，堅持高水平的用稿標準，以展現我國法學理論最新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摘要：目前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界在理論和實踐的研究互動中,仍存在著頗為明顯的機會主義傾向。即,從表面上看,理論觀點似乎與改革實踐渾然一體,二者互相印證,但實際上,理論是貧乏的缺乏體系化的理論,而實踐則是削足適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實踐。這種理論與實踐表面上的相互印證掩蓋了深層次上二者的內在脫節,而在其背后的代價則是當事人基本權利保障的深度缺位與社會正義成本的不斷上漲。

　　關鍵詞：訴訟法,法學管理,政工師論文發表

　　在西方國家,除有大量超然的、持批判立場的學者外,也存在著多種服務于政府的政策制定的學者和智庫機構。如在美國肯尼迪政府時代,就職于諸多學術中心、從事各種學科研究的一大批學者們都開始將他們的思想轉化為政策建議,他們提出的現代化理論在相當長時間主宰了關于國際社會變遷的各種問題的學術研究。所以,如若僅就中國的訴訟法學者對于立法和政策制定的過度投入而未能作出更大理論貢獻這一表象提出質疑和批評,其實并不特別具有說服力。實際上,對此問題真正需要引起重視和反思的是,一方面,由于長期以來固化的對策研究范式,使學者們在從事學術研究時形成了對其頭腦中深植的這種立法—政策導向立場的集體無意識,無視在制度的建構中,還存在著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外的眾多行動者和參與者,他們各自都有其不同的、特定的立場,而法律制度作為一種經驗性行動系統,其所具有的社會有效性,取決于規則的“主體間的有效性”(哈貝馬斯語)。另一方面,在這種研究范式下,學者們傾向于直接將自己的立場等同于立法者或政策制定者的立場,不對自己與立法者、政策制定者之間所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前提作出界分和變量設定,甚至完全無視這種信息不對稱的存在,那么由此帶來的后果就只能是:所謂的學術研究,其有效價值極低。所以,盡管從事的是立法和對策研究,但民事訴訟法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卻越來越被實務界認為是“一紙空言”,這種知識生產方式所帶來的知識歸屬和知識含量都極其可疑。

　　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界的主流是規范法學研究,研究焦點集中在對法律規范的設計、解釋和分析上,而過于忽略對當下司法實踐和中國問題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論關注。學者們長期局限于規則制定、概念法學、宏大敘事和西方經驗,這使得從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人自身存在一種緊張關系,其研究往往陷入“空洞的說教”、純粹的理論抽象和演繹,缺少對于現實的關懷,并導致民事訴訟法學日益貧困化(參見張衛平:《無源之水———對中國民事訴訟法學貧困化的思考之一》,載徐昕主編:《司法》第3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這一問題,在有關借鑒外國民事程序制度、經驗以完善我國現行法律、制度的研究方面體現得尤為突出。長期以來,中國學者們基于各自不同的外語所長而產生的知識偏好,習慣性地用日本、德國或者美國化的思維來對中國的民事訴訟問題進行比較研究,最后往往得出只要在中國建構了類似于西方的法律制度體系就可以解決目前種種亂象癥結的觀點(而這樣的觀點在中國的法學理論以及許多公共法律話語中已經近乎成為一種潛意識)。但是,人們有理由質疑,為什么要以美國民事訴訟制度中的發現程序或者德國、法國作為參照來構造我國的民事審前程序?學者又是從何歸納出三審終審是民事審級制度建構的所謂“國際通例”,并以此作為論證改革我國兩審終審制的理論依據?這種比較和借鑒研究實際上并非真正的研究,而只是用西方的理論來評判中國的現實,把西方國家的制度潛在地當作校正中國民事司法制度的標準。特別是,由于關于社會的個人主義觀是西方知識體系的方法論基石,西方國家諸多民事程序理論和制度的前設都是將個人自治置于正義理論的中心,把這些制度及其理論預設視作當然,并用以佐證和說明中國民事司法制度的應有狀態,進而對中國的種種問題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斷,致使中國的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無力認識和解釋中國的現實問題。事實上,忽視正在發生的司法實踐,缺乏對于相關社會事實的呈現與研究,是造成中國民事訴訟法學者在知識體系上存在諸多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使得中國學者無從判別自己所面臨的問題,更遑論其所作選擇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了。在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作為一種認識的進步意味著對認識條件、認識對象的認知所取得的進步。

　　法律和法律體系的基礎都在于社會實踐,在面臨民事訴訟法學研究轉型的今天,我們有必要回過頭來重建研究的起點,即確立面向民事訴訟社會事實的研究方向,構建關于中國民事司法實踐和中國問題的知識體系。這種社會事實,不是法條主義所研究的次級事實(second-order facts),而是次級事實背后的初級事實,即由各種地方性情勢以及司法人員和其他與這些復雜的法律規則相關的人士(包括一般老百姓)的實際行為所構成的那些事實(參見Dennis Lloyd:《法律的理念》,張茂柏譯,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99頁)。其中的主體不能被化約為抽象的“當事人”,而應是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形成的不同利益分層和具體的社會群體;其中的問題,也不應被簡單地概括為“立法問題”、“體制問題”,而是以最繁復、最細微的形式呈現出的各種權力關系和結構,以及人們對這些民事訴訟社會事實的認識和解釋,由此才使得那些旨在適用于它們的程序規范和訴訟架構具有意義和目的。或許這樣的研究在最初可能會顯得瑣碎或微不足道,但中國正處于轉型時期,社會制度與結構的變遷猶如世界上最大的一個人類實踐活動的試驗場,并且已經對于一些規范性理論形成挑戰。為此,我們必須以探尋具體社會事實的方式去建構有關中國民事司法的知識結構和知識體系,否則無法使宏大的歷史、制度變遷本身得到明晰的理解。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界經過三十多年的研究和積累,成果已經覆蓋了很多問題領域,但其間也充斥著大量簡單重復性的知識轉述。要改變這一狀況,除了反思目前的研究范式和思維定勢,明確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知識轉型的方向以外,還必須要確立那些能夠使學術研究得以自我批評和重建的基準,否則,我們不可能建立起科學的、體系化的民事訴訟法學研究。

　　在當今大量的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那就是學術傳統的缺席。在研究中,學者們往往滿足于把各種觀念隨意嫁接起來,或者對各種術語作簡單的比較,而不是在特定的理論、學說傳統的語境下展開分析、論證。如很多中國學者在討論程序法治問題時,往往不加分辨地將各種不同的理論學說引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包括美國憲政的建國之父們的觀點、法國法學家的觀點以及德國法學家的觀點,等等。這種做法是把各種前人提出的學術理論肢解為單個的成分,然后根據研究者自己的特定目的將其拼裝成著作、論文等研究成果。這種肢解,除了只能破壞所援用理論本身的完整性外,不能獲得任何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因為人們不能指望從成分本身獲得問題的答案。只有在學術傳統或理論脈絡中開展研究,理論的組成成分才能在特定的研究中獲致思考的意義和價值。然而當下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領域所呈現出的狀況是,我們不僅不關注學術研究傳統或理論脈絡前設,甚至還沒有學術研究必須在學術傳統或理論脈絡中展開的意識。

　　為此,作為一個基礎性的前提條件,我們必須在研究中明確學術傳統的在場,并由此展開嚴肅的學術批評。在確立學術研究自我批評和重建的手段上,毫無疑問,通過實踐對理論予以檢驗和批判當然是題中應有之義在這方面,如何既貼近現實,使我們的學術具有鮮活的生命力,亦出離現實,讓我們的學術保持持久的批評力,應是今后中國民事訴訟法學者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為此,必須加強理論的系統性,注重研究方法的完整性,惟有如此,學者才能真正成為獨立的和準超然的社會觀察者與知識生產者,為我們的制度發展與社會進步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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