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4-04-11所屬分類：工程師職稱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有沒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并取得話語指導權的經濟學體系是衡量一國軟實力的重要指標。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尤其是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方法是從“破”中聳立出來的，建立科學的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只能以完整的關于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的學說為指導
摘要：有沒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并取得話語指導權的經濟學體系是衡量一國軟實力的重要指標。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尤其是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方法是從“破”中聳立出來的，建立科學的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只能以完整的關于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的學說為指導。國外對此學說的理論研究已經取得了十大新進展，總體思路是“回到馬克思”與“發展馬克思”。同時此學說也引發了關于中國經濟學體系框架的若干新思考。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中國經濟學,經濟發展模式,財經雜志征稿投稿
長期以來，我們把《資本論》邏輯結構等同于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學說的全部內容。馬克思邏輯體系構筑方法“半截子化”是政治經濟學體系僵化和邊緣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極有必要用完整的關于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的學說來指導和建立科學的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其意義在于：這是一項“去標簽化”、“去空洞化”，凸現其指導思想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基礎工程;而有沒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并取得話語指導權的經濟學體系，這也是衡量一國軟實力的重要指標。財經雜志征稿投稿《金融經濟》雜志是由中國人民銀行長沙市支行主管湖、南省金融學會主辦的金融類期刊，《金融經濟》是中國第一家走向大眾、走向市場的通俗金融刊物，面向全國公開發行。本刊主、聯辦單位為中國金融會計學會、《金融時報》社、《金融經濟》雜志社、中國金融機具網。本刊在美國、英國、日本及國內主要省市設有聯絡辦事處。
一、馬克思的第三個重大發現：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尤其邏輯體系構筑方法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精髓是什么?它應該與該理論產生和加工的難度緊密相關。而在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所獲得的理論加工難題最大的成果，是基本確立狹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結構或范疇體系。所謂結構是經濟范疇的運動形式或各個經濟理論之間的內在聯系。它必須用從抽象到具體的復制理論結構的敘述方法，從總體上和諸范疇、諸理論內在聯系中，邏輯地又真實地再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貌、內部結構和運動規律。這就是著名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六冊結構及其《資本論》四卷結構。馬克思十分珍惜這一成果：“在象我這樣的著作中，細節上的缺點是難免的，但是結構，整個的內部聯系是德國科學的輝煌成就，這是單個的德國人完全可以承認的，因為這決不是他的功績，而是全民族的功績。”…恩格斯則把它上升到馬克思第三個重大發現和理論貢獻的高度。馬克思的“邏輯方法”、“辨證方法”即“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證法”，尤其是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方法或學說，被恩格斯視之為馬克思第三大發現和重大研究成果——“馬克思過去和現在都是唯一能夠擔當起這樣一件工作的人，這就是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含黑格爾在這方面的真正發現的內核剝出來，……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作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于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而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方法則是它們在經濟學領域的應用，也是“總體”方法論的具體化，或者說，這是“思想總體”再現“生產總體”和“具體總體”，主觀辯證法或“概念辯證法”能動地反映客觀辯證法，并從總的聯系和內在矛盾中闡述概念辯證法或主觀辯證法的運動的一門學問。
列寧贊成馬克思這樣一種說法，即作為“大寫的邏輯”的《資本論》是“把辯證方法應用于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次嘗試”。并且，他在“辯證方法”一語下加了兩條橫線以示重要。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尤其是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方法，即“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證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正是從“破”中聳立起來的。其中包括對黑格爾的唯心邏輯學體系的批判和揚棄;對黑格爾學派的有機整體論和德國“新個人主義”(施蒂納)有機整體論的批判和揚棄;對普魯東空想社會主義邏輯體系的“結構陷阱”的批判;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尤其對斯密、李嘉圖和穆勒體系的批評和揚棄。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義和教條主義兩種趨向，強調指出，不能“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也不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盡快地構建體系。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尤其邏輯體系構筑方法散見于馬克思的著述、信函和手稿之中。185—1858年《政治經濟學大綱》，尤其其《導論》篇及其篇末的“經濟學提綱”(8條)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結晶。其主要的規定性如下所述：
(1)結構的規定性和層次性。它包括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本身的結構，思想總體層次上的結構以及外在化的結構。
(2)經濟學范疇轉化或移植的三大規律。一是范疇轉化的動力來自范疇自身內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繼范疇;二是轉化路徑是范疇中介管道;三是具備“物質內容”和“社會形式”二重性的范疇，在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之間的移植規律。
(3)矛盾分析貫穿于邏輯運動的全過程。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學的“排斥‘矛盾’的邏輯”觀。
(4)經濟學范疇(邏輯起點)、中心范疇、中介范疇的選擇原則和方法。
(5)抽象法，“內在觀察法”，以及從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體的方法。
(6)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運動的辯證法：主體和客體、歷史和邏輯、客觀辯證法和主觀辯證法，以及具體總體和思想總體相一致的方法。
(7)生產關系兩分法及其派生化、中介性和滲透趨勢。其中包括“國家形式和意識形態同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關系”、“國際關系在這里的影響”和“生產關系作為法的關系怎樣進入了不平衡的發展”等。
學術界一些學者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解讀僅僅局限于傳統的盧森貝模式，即歸結為科學抽象方法、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三大方法，而忽視在《大綱》《導言》篇經濟學提綱(8條)所揭示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尤其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方法，其中包括經濟學提綱(8條)所提出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證法，生產關系兩分法和中介范疇理論等等。而西方學者雖然對《大綱》及其《導言》做了很高的正面評價，例如，美國學者麥克萊倫認為，《大綱》這部手稿為《資本論》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框架，因為“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的幾乎所有要素都在《經濟學手稿》中得到了闡述。然而，既然這些要素在《資本論》中得到了更為詳細的論述，那么對那些并沒有再次展開的內容而言，《經濟學手稿》對巨大著作的各個部分的完整性更感興趣”;但是，他們大都對“經濟學提綱”(8條)關注不夠。湯姆·洛克曼和加拿大學者馬塞羅·默斯托雖然注意到這一點，但是沒有領會到其要領和精髓。前者認為“《導言》結束語是一系列短小而重要的關于藝術和文化的說明”;后者認為這是“馬克思對他計劃在他的著作中要闡述的八個論點所做的簡短的和片斷性的論述”，“其焦點是物質生產和藝術發展之間的‘不平衡關系…，而把其中涉及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法思想”亦即“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證法”以 及關于生產關系兩分方法等原創性思想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而已。
第一，從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學說的本質特征來講，就是構建了生產力一一生產關系這一經濟學邏輯體系的核心結構，凸現“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證法”邏輯運動。由此而規定了中國經濟學體系的本質特征。
第二，區分了原生的生產關系和“非原生的生產關系”。前者是位于抽象層次上的第一級的原生的生產關系，而后者正是上升到具體層次的“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系”，亦即生產關系的表現形式、實現形式或發展形式。雖然，他沒有提出關于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概念和用語，但是，他綻露了馬克思關于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理論的思想萌芽。人們所熟知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實際上是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或發展形式。馬克思實際上是第一個以社會的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家。。
第三，生產關系派生理論或者生產關系兩分法，區分了原生態的生產關系和非原生態的生產關系。后者是橫亙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中介范疇理論。生產關系是不可能直接與生氣勃勃的現實生產力發生作用。我們不能犯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抽象過度的邏輯錯誤。它必須通過一系列中介范疇，例如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發展方式——經濟政策等，即“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系”，亦即生產關系的表現形式、實現形式或發展形式，才能與現實的生產力相結合，并且適應或回應現實生產力的性質和革命品性。生產關系——中介范疇——生產力理論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否則，我們可能要犯李嘉圖式的錯誤，變成只會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辯證法標簽的教條主義者。
因此，正確選擇推進生產力發展，誘致生產關系革命、變革或完善從而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平衡發展的突破口，這一點至關重要。如果說，實施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的突破口是已成為生產力發展桎梏的私有化經濟制度，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的突破口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那么，現階段的突破口是嚴重影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平衡發展的經濟發展方式。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應該強調指出：現階段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升級的突破口。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所要著重表述的問題。
另外一個爭論問題是關于政治經濟學“六冊計劃”結構、《資本論》“大寫的邏輯”，這兩大邏輯結構的相互關系和地位之爭論已逾百年，應該強調指出：
(1)“六冊計劃”，即馬克思從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6個方面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提供了建立科學體系的框架和方法，從整體上代表了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的最高成就;(2)完成“六冊計劃”首冊《資本》篇的《資本論》，是該體系的基礎或“精髓”部分，并形成一個始基性體系，但是并未完全改變其“小圓圈”(抽象層次上經濟學范疇的辨證運動)的邏輯定位;(3)尚未完成的“續篇”(“六冊計劃”第2—6冊)通過經濟學范疇上升到具體現象層次上的“大圓圈”辨證運動，再現以世界市場為最高具體的“總體”;(4)《資本論》和“續篇”，“小圓圈”與“大圓圈”構成了不可分割的邏輯體系整體，因此，馬克思期待后人“在已經打好的基礎上去探討”《資本論》“續篇”，最后完成“六冊計劃”邏輯體系。
二、國外關于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學說研究的十大新進展
(1)世界性學術思潮的一種新動向是“尋找馬克思”、“回到馬克思”，尤以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領域，以及美、英、法和日本頗為盛行，其特點是強調對馬克思經典文本的完整解讀，崇尚文本的原創性。歐洲多國學者和專門機構正在合作編輯出版馬克思全集國際版。日本搞《資本論》研究的學者已逾千人。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阿默斯Amherst分校開設高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專題研究課程，就主張通過閱讀《資本論》原著著重探索馬克思經濟學體系。
(2)關于“六冊計劃”與《資本論》兩大邏輯結構的地位和關系之爭。這是在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學說史上爭論已逾百年的問題，即兩者孰重孰輕以及“互補論”與《資本論》“取代論”之爭。加拿大學者M，A，Lebowitz(《(資本論)研究對象的局限性》，2003年)指出：作為六冊計劃第1冊的《資本論》是以資本和人格化資本為主體和發展主線來闡述資本的本質和衰亡的歷史總趨勢，但由于沒有完成其續篇尤其第3冊的《雇傭勞動》篇，因此導致關于工人作為主體的發展主線的缺位。
(3)西方出現了一股重新估價黑格爾對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思潮。對于黑格爾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的研究有兩種思路。并出現了探討馬克思黑格爾關系的幾個新學派。“唯物主義借用”學派強調黑格爾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認為黑格爾關于勞動自我創造力的探討提供了隱含的唯物主義基礎;該學派還強調矛盾概念，認為黑格爾相信矛盾只有通過絕對觀念中的思想才能得到解決，而馬克思則正確地認識到只有通過現實的歷史斗爭才能克服矛盾。以克里斯托弗·阿瑟(Christopher Arthur)和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為代表的“新辯證法”學派“直接訴諸黑格爾”，力圖表明黑格爾《邏輯學》及其黑格爾主義范疇及推理形式與馬克思《資本論》的相似之處，因為黑格爾的范疇盡管是抽象的，但這些范疇可以在實踐中通過價值和商品形式找到直接的對應者。
(4)恩格斯對《資本論》出版和寫作的新貢獻。1994年負責《資本論》第三卷(MEGA2第1I部分第12卷)馬克思主要手稿編輯的福爾格拉夫(Vollgraf)等人公開了一個驚人的事實：根據該書的《附屬材料》卷所收錄的揭示恩格斯編輯原稿與馬克思原始手稿之間異同的三個附錄，恩格斯并沒有踐行他尊重原作的編輯原則。對馬克思原始手稿的刪減和增補，定式和術語以及序列變更等超過5000多處，而且這還不包括標點符號、筆誤等技術性的失誤以及恩格斯對馬克思原始手稿的概括部分。有些變更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動”，實際上涉及到對《資本論》內容的理解。例如，恩格斯創造了在第二卷中具有體系性意義的“流通資本”概念;他還將馬克思的生產資本概念改為產業資本等等。這不僅毫不影響恩格斯的偉大，也無損于馬克思主義的名譽。并且，這將使其成為當今研究馬克思經濟學及其邏輯體系的一個重要方向和生長點。
(5)美國學者斯蒂格利茨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備市場假設基礎上，首創“第三條道路經濟學”即轉軌(型)經濟學，為社會主義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理論體系、體制設計和政策選擇提出有啟發性的思路。 (6)20世紀后期，隨著新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的誕生出現了一批研究復雜系統或體系的方法。這種思維方式總的導向是把系統與環境、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之間的關系內生化，著重研究系統的無序性、不確定性、多樣性和非線性特征。淵源于近代牛頓物理學和黑格爾邏輯學體系(也是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學說的一個來源)的現代演繹體系和思維方式受到挑戰。
(7)俄羅斯學者自由學派的一個新動向是提出“晚年馬克思放棄論”。其理由是馬克思在從1873年起，完全中止對《資本論》和六冊結構的研究，并且直到生命的結束即整整11年都沒有再重返這項工作，而編輯出版《資本論》2—3卷則由恩格斯又花費11年直到生命的終結才完成的(列·格列布涅夫，2005年)。
(8)羅莎·羅森堡的總體性方法論。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對羅莎，盧森堡持批判態度，但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新左派例如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盧卡奇、英國后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拉克勞、莫菲等從她的思想中吸收不少理論營養。盧卡奇的代表作《歷史與階級意識》所闡述的總體性方法和階級意識就是以羅森堡著述為藍本的。盧卡奇有一個明確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是總體性方法。他指出，“不是經濟動機在歷史解釋中的首要地位，而是總體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有決定性的區別。總體范疇，整體對各個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統治地位，是馬克思取自黑格爾并獨創性地改造成為一門全新科學的基礎的方法的本質。”。因此，羅莎，盧森堡在《資本積累論》等著作中所運用的總體性方法，以及她在同機會主義的經濟宿命論和倫理反對派進行論戰時，所闡釋的總體的歷史考察與機械的局部的歷史考察、辯證的歷史考察與機械的歷史考察之問的本質區別，“同樣意味著向原來的、未被歪曲的馬
1克思主義的復歸”，就是使“馬克思主義再生”。
(9)J.Piaget和G.Garcia的“新范式”熱。西方主流派學者一般都否定馬克思構筑學說而采用庫恩和拉卡托斯的“范式”理論。而“新范式”提倡者把物理學、數學、心理學和認識論引入邏輯領域和思維領域，創造心理學邏輯學體系、邏輯認識論和運算邏輯，并提出關于“知識和邏輯的建構主義”理論，以及“在有東方思想特點的辯證思維方式和在西方占主導地位的邏輯演繹形式主義之間的鴻溝上架橋的任務”(GarEia語)。
(10)國內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方法多元化趨向。如出現以演化經濟學范式、過渡經濟學范式、新制度經濟學范式、發展經濟學范式為代表的“范式”熱，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一些學者還提出馬克思主義范式危機論;有的主張引進反映“資源配置全過程”的西方經濟學范式;有的學者以《資本論》結構框架+范式的“拼盤”模式來構筑中國政治經濟學體系等，亦即體系多元化、方法多元化與指導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應關注前一種傾向掩蓋之下的后一種傾向。
因此，總體思路是“回到馬克思”。完整地全面地把握關于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的學說。其次是“發展馬克思”。該學說自身隨著新情況、新條件尤其新科學技術的突破，必然賦予其新的理論思維形式和內容;同時又要借鑒和吸收國外相關理論尤其是范式理論和復雜系統方法論的優秀成果。
三、中國經濟學邏輯體系框架的若干新設想
被恩格斯視之為馬克思第三大發現和研究成果的“邏輯方法”、“辨證方法”尤其是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方法或學說，引發了關于中國經濟學體系框架的若干新思考：
1.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體系的方法論的基礎。只能是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學說。而不是西方的“范式”理論
應該強調指出：國內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方法呈現多元化趨向。鑒于用范式理論構筑理論體系在學術界蔚然成風，因此，尤應提倡從屬型“3E補論”，換而言之，借鑒范式理論的合理成分，把范式理論納入并從屬于馬克思邏輯體系構筑學說及其方法論體系。
同時，馬克思邏輯體系構筑方法還應該借鑒20世紀后期產生的新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的營養成分。這種思維方式總的導向是把系統與環境、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之間的關系內生化，著重研究系統的無序性、不確定性、多樣性和非線性特征。淵源于近代牛頓物理學和黑格爾邏輯學體系(這也是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學說的一個來源)的現代演繹體系和思維方式，因而受到強有力的挑戰。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學說自身隨著新情況、新條件尤其新科學技術的突破，必然賦予其新的理論思維形式和內容;同時又要借鑒和吸收國外相關理論尤其是范式理論和復雜系統方法論的優秀成果。
2.發展是中國經濟學的核心主題和重要特征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經濟學就是植根于中國水土的發展經濟學。斯密的《國富論》雖然貌似古典經濟學大百科全書，實際上凸現發展為主題、主線和軸心的發展經濟學體系。怎樣建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體系，怎樣區分發展與增長尤其怎樣區分科學發展和非科學發展，值得研究。
我們在改革開放30年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發展代價。如何走出諸如“增長中的貧困”、“增長中的煩惱”或者“不帶來好運”一類可持續發展的困境或瓶頸：諸如沒有創造就業機會的經濟增長(jobless)，無情的即成果不能為社會共同分享的增長(mthless)，無聲的即沒有發言權、沒有推進民主政治發展的增長(voiceless)，無根的即沒有文化根基的增長(rootless)，無望的即以資源浪費、環境破壞為代價的沒有前途的增長(futureless)，低頭的即過度依賴外需和外資的依附型增長(Independenceless)，以及失控的即鼓吹市場神話和公共品市場化的增長(Controlless)。國際經濟組織和西方有識之士提出“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性增長”(smart growth)以及“有利于窮人的經濟增長”(Pro—poorGrowth)的理念及其制度安排，即能夠顯著減貧、窮人獲益而同時能夠改善社會機會不均等從而使增長成果為社會共同分享。
這就為新的科學發展觀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思想材料。科學發展必須解決“什么叫發展，怎樣發展，為誰發展、依靠誰發展、由誰來享受發展成果”等一系列問題，從而實現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這種科學發展就是一種創新型發展、公平與和諧型發展、綠色型發展和非依附型發展。
3.中國經濟學體系的特征是轉軌型經濟學。
中國30年改革實踐所提供的經驗材料和邏輯構件在目前只能構建中國轉軌型經濟學體系。該體系應保持一定的彈性，以免讓不成熟的體系來束縛實踐活動。但這并不能成為“體系緩搞”論的一個理由。許多學者主張先對具體問題進行實證研究和理論歸納，對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過程中不斷涌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分析、解釋和總結，通過點的突破然后再帶動理論體系的變革，所以構建體系要緩以時日。我是持反對意見的，理由有三：一是理論體系既不是絕對真理更不是“絕對精神”，只能逐漸逼近相對真理;二是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已經提供構建轉軌型政治經濟學體系的研究材料和邏輯構件;三是不要忽視理論思維的 前瞻性和自己獨特的運動規律。
現階段中國經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因其鮮明的階段性或過程特性、開拓性、不成熟性、雙重過渡性和改革開放的漸進性，因而是一種特殊的經濟形態。而作為其理論反映的經濟學體系，無疑打印上“摸著石頭過河”試錯和實驗的烙印，只能是一種轉軌型政治經濟學體系而不是成熟型或典型的中國經濟學體系。基于其鮮明的階段性或轉軌過程性質，正確化解路徑依賴和制度變遷的矛盾、均衡性與非均衡性的矛盾，演進進程的駕馭、路徑的選擇和政策的動態設計，以及如何確定和把握歷史轉折點或者拐點，是轉軌型經濟學必須作好的一篇大文章。
鑒于其研究對象的非成成熟性，其邏輯體系和研究方法應該允許呈現“斯密現象”，即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并存的二重性(但是以敘述方法為主)，內在觀察方法與外在觀察方法并存的二重性(但是以內在觀察方法為主)。其次，研究對象的定位要突破狹窄化趨向。要回歸馬克思和恩格斯，其研究對象應該囊括“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而生產關系不僅是位于抽象層次上的第一級的原生的生產關系，而且包括上升到具體層次的生產關系的表現形式、實現形式或發展形式。
此外，研究與實踐經驗緊密相連的經濟體制具體運行模式——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準則即模式問題是“經濟學的基本任務”(布魯斯語)——是具有彈性的轉軌型經濟學體系的一項重要內容。應該總結這方面的新鮮經驗并適時上升到理論層面。例如，珠三角“探索科學發展模式試驗區和深化改革先行區”模式、上海“浦東開發區模式”、武漢和長株潭“兩型社會模式”、“蘇南模式及其縣域現代化的太倉模式”、畢節“開發扶貧與生態建設實驗區”模式、“溫洲模式”、“華西村模式”等，不一而足。
4.中國經濟學范疇的定位和結構布局是重中之重
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方法或學說理論遺產之一是：確定始點范疇、主線以及作為主線落腳點的基本范疇十分重要。
(1)體系框架可按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社會生產總過程的程序，或者按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個環節的順序，來搭建邏輯體系的腳手架。有一種意見認為運用抽象分析法之要義就是假定前提符合實際、論證過程合乎邏輯，通過對經濟理論進行綜合集成，確立了子理論體系框架和若干基本原理。還有同志開創了現代政治經濟學“五過程體系”，而每章內部均按照“范疇一般與范疇特殊分析法”來闡述。
(2)應該從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點上確定中心范疇和研究主線。例如，前蘇聯經濟學者關于邏輯主線的諸多意見有“生產資料公有制”、“勞動者聯合會與其成員之間的關系”、“整個社會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或“國家與物質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同志式合作互助關系”、“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有計劃結合”、“直接社會勞動”、“勞動的社會形式”(鮑里索夫)、“集體勞動”等。
(3)創新性范疇的推出，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特別要重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創新性范疇。不主張把“公本”或“社本”作為新體系的中心范疇。
(4)商品范疇是轉軌型政治經濟學新體系無范疇或邏輯起點。它對于理順邏輯順序、邏輯層次，打開邏輯通道和擴大邏輯空間有重大意義。新體系看來不能用“自主聯合勞動”、經濟人或“新經濟人”假設作為邏輯演繹的起點范疇。
(5)四大“中介”范疇是邏輯演繹和體系構建的“樞紐點”。“中介”范疇就是邏輯中項，也是范疇上升或轉化的條件和過渡環節。要注重研究經濟體制、運行機制、產權和股份制這四大“中介”范疇。
5.我們要在國際化與本土化的交互作用中催生轉軌型中國經濟學體系
大膽借鑒“范式”理論和復雜系統研究方法論的優秀成果，注重研究薩繆爾森“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新綜合”體系和斯蒂格利茨經濟學體系等諸如此類的積極成果，尤應加強對西方轉軌經濟學、制度經濟學、過渡經濟學、演化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激進經濟學的研究。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