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4-09-24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自然主義(Le Naturalisme)是文學藝術創作中的一種傾向。作為創作方法，自然主義一方面排斥浪漫主義的想象、夸張、抒情等主觀因素，另一方面輕視現實主義對現實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絕對的客觀性，崇尚單純地描摹自然，著重對現實生活的表面現象作記
摘要：自然主義(Le Naturalisme)是文學藝術創作中的一種傾向。作為創作方法，自然主義一方面排斥浪漫主義的想象、夸張、抒情等主觀因素，另一方面輕視現實主義對現實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絕對的客觀性，崇尚單純地描摹自然，著重對現實生活的表面現象作記錄式的寫照，并企圖以自然規律特別是生物學規律解釋人和人類社會。在文學藝術上，以“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去摹仿”作為出發點的自然主義創作傾向，是同現實主義創作傾向一樣源遠流長的。但作為一個比較自覺的、具有現代含義的文藝流派，自然主義則是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在法國興起，然后波及歐洲一些國家，并影響到文化和藝術的許多部門。
一、傳統認識論的消解與科學社會學的解構
隨著科學史發掘的逐漸深入，人們發現傳統認識論過于注重邏輯和理性，從靜態的和個體的角度建構知識，完全排除社會、歷史和心理因素，忽視知識的產生與證實過程中社會目標和社會規范對它的影響，邏輯實證主義逐漸走向衰落。默頓描述的科學活動因未涉社會，被冠以科學知識的“黑箱理論”之名。自奎因提出自然主義認識論，特別是在庫恩之后，對科學知識的解釋張力引起了傳統科學認識論的斷裂、默頓科學社會學體系的解構危機以及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
二、自然主義認識論的提出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
1969年，奎因在《自然主義認識論》中為擺脫認識論困境作了一個有益的嘗試，明確而系統地闡述了通過將認識論自然化來拯救經驗主義認識論的思想。他指出:“認識論將繼續存在，盡管是在新的背景下并且是以一種清晰的形象出現的。認識論，或與它類似的東西，屬于心理學的一章，因而也是自然科學的一章。”[3]83他試圖從客觀事實中尋找認識論原因，并體現出高度的開放性:“自然主義認識論包含于自然科學之中，而自然科學又包含在自然化認識論之中。”[3]83為撼動科學社會學的哲學基石提供了認識論基礎。庫恩等人發起的科學哲學革命，使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的分析成為可能。隨著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的發表及其歷史主義的建立，人們開始重新審視科學知識的發展過程。庫恩提出一個嶄新、動態、非線性、非累積式的科學發展模式，將科學的發展描述為一個進化與革命、積累與飛躍的連續交替變化的過程。在庫恩看來，不同的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因為評判知識的標準不同，范式也就不同。[4]既然如此，默頓的規范在認識論意義上就難以繼續成立。庫恩的歷史主義被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吸收，相對主義的成分又被激進地解讀，愛丁堡學派代表人物巴恩斯、布魯爾主張的強綱領將科學的社會學研究引入認知層面，象征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他們關注歷史、社會及具體的心理過程等因素在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獨特甚至決定性作用，以自然主義及純粹描述為特征，與科學社會學規范化和規定性的特征形成鮮明的對比。
三、自然主義認識論的社會轉向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發展
自笛卡爾提出“追求知識的絕對確定性的理想”以來，認識論者一直在尋求知識確定性的基礎，竭力為科學知識的合理性辯護。如同其他認識論一樣，科學知識社會學依舊致力于回答“科學知識何以可能”的問題，但不再追問“主體怎樣才能獲得客觀真理”。因為在他們看來，并不存在所謂的客觀真理，知識是一種信念，是被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正確的信念。[5]186確立科學的知識本質，不能只依靠對孤立個體的行為、信念等進行哲學或心理學的分析，社會性才是知識的本質特征。他們從經驗心理學、人工智能、認知科學等多個角度在自然科學內部說明認識的合理性問題，力圖使社會認識論自然化。而自然主義在此之前完全根據內在、個體的心理過程解釋認知現象的方式，忽視了認識主體的社會、文化等重要因素，在發展過程中也遭到很多批評，甚至被認為不再能用以解決當代認識論問題�？茖W知識社會學借助相對主義認識論張揚了一種具有集體約定主義特征的、社會化的自然主義認識論，也使得自然主義從個人認識論轉向社會認識論，沿著新的線索重構認識論。不可否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社會化認識論“即使以一種弱的形式，確實向我們打開了一個認識論探尋的新維度”，[6]曾在科學哲學研究中蔚然盛行。但與傳統科學認識論依靠科學理論與自然秩序相一致的標準獲得科學的規范性不同，科學知識社會學通過削弱自然界的齊一性和科學的體制性維護其社會認識論。對具有濃重相對主義色彩的社會化認識論來說，“并不存在與環境無關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規范”，“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組特定的關于自然的信念可以被認作是合理的或唯一的真理”。[5]187這種消解了科學的規范性的自然主義，遭到了堅決維護科學理性、反對相對主義的哲學家和科學家的激烈反對。后來的事實也證明，將科學知識看作社會建構的產物對科學知識的社會研究本來是極有價值的，但如果試圖以社會因素的外在建構替代科學邏輯的因果演繹、解釋科學知識的合理性和客觀性，則終將面臨重構。
四、自然主義認識論與后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實踐轉向
擺脫上述困境的重要途徑是從科學理論走向科學實踐。隨著自然主義認識論向實踐維度轉向的深入，對科學實踐的關注開始了對傳統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改造，并作為一種新的理論形態逐漸成為研究焦點。這主要體現在拉圖爾、皮克林與勞斯等人的理論上。他們對科學知識進行的實踐與文化的考察，也被稱為后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以拉圖爾為首的實驗室研究者試圖將科學知識置于社會學視野，將科學的認識過程納入具體的社會語境，得出科學認識是在社會運行中展開和完成的結論。“行動者網絡理論”又試圖解決先前科學知識社會學中蘊涵的相對主義認識論與社會實在論間的矛盾，把對稱性原則運用于對自然和社會因素的分析，主張自然和社會是在同一個科學實踐過程中相互建構出來的。受拉圖爾影響，皮克林隨后提出“實踐沖撞”理論，進一步解構了自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另一代表人物勞斯采取一種自然主義的哲學方向，把廣泛的社會實踐作為背景，將科學實踐解構到更寬泛的文化實踐中認識科學，強調實踐的參與性和介入性，“只有在共同的實踐領域中以所做之事作為共同參照，才能為各種評價和標準提供基礎”。[7]基于地方情境的多樣性與多變性，科學主體的潛質可以得到充分的發揮。實踐維度的成功轉向為科學哲學和科學的社會學研究尋找了一條可行的出路，也預示著科學認識論正朝向后現代科學實踐哲學的道路上發展。自然主義自提出之后，“由于對我們如何掌握關于世界的理論研究而放棄認識論的基礎主義綱領，奎因的建議仍被廣泛地誤解，它并未消除科學爭論的理性裁決的可能性，也不是本質上被捆綁在心理學中的行為主義學派”。[8]但我們發現，自從自然主義在認識論和科學哲學上與經驗主義傳統決裂，并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結合在一起之后，逐漸從靜態轉向動態發展研究，從注重認識結果轉向研究認識主體，從科學知識內部轉向科學知識之外的文化和社會因素研究，從理論研究轉向在地方情景與實踐過程的重新建構，自然主義認識論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發展緊密相連并相互促進，開拓了認識論研究的新視野。以客觀方法和合理途徑，對認識論進行自然化的處理，建構一種以實踐為基礎，社會學、人類學意義上的現代科學知識觀，并將其與科學的發展有機結合在一起，是推動后科學知識社會學及自然主義認識論不斷發展的重要策略。
SCISSCIAHCI
